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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②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況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③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④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关键词交易成本认知；农户禀赋；农地流转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032-09doi：10.12062/cpre.20170305
伴随30多年的改革历程和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平均分配土地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取得显著政策效果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承包期预期不足、承包经营权不稳定、土地的细碎化、产权界限不清晰、农户抛荒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1-4]。为克服、减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诸多弊端，中国政府在各地开展一系列的农地流转创新尝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制定了“放松政府土地管制，发展土地市场和土地交易”的农地改革方向[3，5-6]。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制度关键，也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7-8]。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我国经历了从禁止到默许到鼓励的过程[9]。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宪法》明确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禁止流转；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户经集体同意将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但这种土地流转只能发生在集体内部，没有得到法律的允许。1988年宪法修订案和《土地管理法》从法律层面将农地流转合法化，同时允许农地有偿流转；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走向了法制化的轨道。随后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都明确提出促进农地流转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由于农地流转制度和政策上的限制，直至上世纪末，中国农地流转的发生率仍比较低，根据农业部有关数据显示，1996年只有不到1%的耕地参与流转，1999年上升到2.53%[3]。随着中央农地流转限制的放松、流转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农地流转率明显加快，2006年有4.57%的耕地参与了农地流转、2008年为8%、2010年为12%，近几年农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2014年农地流转率上升到30.4%。限制农地承包权的流转阻碍了农地的高效利用以及规模化经营，对减轻细碎化的作用甚小[10-11]。而中国的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影响的区域差异明显，在东部或粮食非主产区影响显著，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或粮食主产区却不显著[12]。冒佩华发现，截至2000年中国只有15%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叶剑平的调研数据显示，到2008年为止，16.5%的农户家庭租入过土地，15%的农户家庭转包或出让过土地[13]。而乐章[14]通过对10个省的1032份农民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农民的农地流动意愿整体上并不强烈，仅有38.1%的农户具有转出农地的意愿、19.8%的农户具有农地转入意愿。为什么没有发生农地的有效流转？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农地流转的低发生率、农户的低响应程度？农户农地流转的内在决策机理是什么？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权、农户资源禀赋和政策保障方面[15]。田传浩和贾生华[16]认为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诱因，钱文荣[17]则认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农户没有参与农地流转的主要原因。Dieninger和Feder[18]认为除土地规模和农户财富外，交易费用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地市场的意愿。伍振军等[8]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4种主要模式（M、M-、S+和S模式）中政府主体行为、农户、用地主体交易费用，发现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有效流转的有效途径。Deinger[19]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会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具有阻碍作用。侯建昀等[20]认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对农户转入农地的规模有重要影响。罗必良等[3]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外部环境和第三方组织三个维度的交易费用认知不利于农地流转，而关于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则有利于农户转出土地。在市场交易方式下，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有限，但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显著[21-22]。但从中国各地农地流转的实践结果来看，中国农地流转的发展情况堪忧。无论从政策、理论还是农户视角分析，农地流转在当前中国都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关天经济区农户的抽样调查，将农户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禀赋和交易成本认知两方面的潜变量纳入实证分析模型中，研究它们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1.1影响机理
1.1.1交易成本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认知决定个体的行为意愿，个体的认知程度越高，行为意愿也相应越高。农户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首先要甄别、筛选所收集到的信息以形成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个体之间存在认知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使得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了显著差异。农地流转可以看作是市场环境中的一项交易，科斯认为市场交易需要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即交易成本。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不明晰产权界限的存在，农户对交易成本认知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变量。农户农地流转交易成本认知主要是以农地流转过程中，交易主体为寻找流转对象、谈判和签订流转合同、监督和执行协议三个阶段为背景，并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1.1.2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根据已有文献，农户家庭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背景下，农户分得相对均衡质量的农地，但农地面积会因家庭人口的差异而不同。家庭分得农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数量会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的决策。同时，中国农村是一个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有限，而劳动力和农地资源的不匹配就需要农地流转市场来解决[16]。当农户预期与自身禀赋产生差异时，具有農地经营禀赋的农户倾向于转入农地，且转入面积较大，而具有较强非农就业禀赋的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3.1抽样方法
本文根据各个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情况，分层随机抽取10个乡镇，由于关天经济区（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和甘肃省天水市）大部分区域在关中境内，故本文按照7∶3的比例在关中和天水选择样本，调查样本分布如图1所示。所选取的乡镇在农地流转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调研地点的选取具有代表性。根据村庄的大小，每个行政村分层随机选取25—35个农户。本文所选取的行政村分别是：揉谷镇光明村、陵东村和陵湾村，大寨乡官村和黎张沟村，王桥镇柏章村，安吴镇刘德村和淡村，药惠乡麦张村、东升村和银王村，通远镇仁村，南寨镇朝阳村和新西村，中滩镇雷王村、张白村和四合村，汪川镇万家庄村以及永清镇苏屲村。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660份。在问卷录入、生成数据库后，课题组对数据进行了逻辑检查和区间检查，即检查各问题的选项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落入合理的数据区间内，同时对部分存在疑问的样本进行电话回访，经过整理，删除含有缺失值的问卷后，共获取622个有效样本。
3.2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样本农户整体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这反映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7岁，家庭人数普遍偏多，整体文化程度偏低。样本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比重为20%，表明在关天经济区农业并不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劳动力的均值为1，表明留在农村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较少。具体所用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本文在引入其它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探究了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外部环境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的相关系数较大，为避免较强的多重共线性，本文未同时引入），剖析了交易成本的各个维度以及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所有方程的逆Mill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需要用Heckman两阶段法处理选择性偏误。基于表2的结果，本文以下几个方面解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
4.1交易成本认知
方程（1）、（2）、（3）和（4）分别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认知4个维度分析了交易成本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方程（1）的回归结果显示，流转价格了解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正。这一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对流转价格了解程度越高，信息对称的程度相应就越高，在谈判过程中的摩擦越小，面临的价格不确定性小，在农地流转市场中更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相应的其流转率高于了解程度低的农户。相比之下，流转价格了解程度低的农户面临着较大的价格不确定性，其获取流转信息的难度系数较大，信息成本较高，对参与农地流转的响应低，即使参与了农地流转，其农地流转率也不高。方程（2）的回归结果显示，组织形式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农地流转率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农地不完整财产权的存在，相对于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来说，自发组织农地流转的农户在流转过程中农地的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可以由农户自行控制，不会受到村集体等攫取，自发组织农地流转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土地流转。
方程（3）的回归结果显示，合约期限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农地流转率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恰当的合约期限是激励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但农户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完全的财产权，随着合约期限的增加，合同的不稳定性增加，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契约形式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农地流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可能原因是签订合同对农户有较强的约束，一般情况下合同条款和内容都是由转入方事先单方面起草和印制好的，双方商定后转出方只需在合同上面签字，所以合同并不能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起到正向作用，转出方所处的不公平谈判地位导致其要支付较大的执行成本，相对于签订书面合同的农户，没有签订合同农户的农地流转率更高。方程（4）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交通便利情况与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农地流转率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情况下，交通条件越好，农地的价值越高，农户寻找到交易对象的机会也就越大，转出农地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但考虑到农地的特殊性，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担心农地流转后转入方耕种不当造成农地质量下降、收回农地产生纠纷等现象的产生，一般不会将价值高的农地流转出去；同时，出于风险的考虑，拥有较好农地的农户一般不愿参与流转，即使流转也只是选择短期流转给有亲缘、地缘关系的农户，获取保障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收益[26]。 综上，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取决于农户农地流转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农地流转率取决于农地流转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谈判成本和外部环境对流转率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1完全得证。
4.2农户禀赋
方程（5）的回归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分得农地面积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正，与假设H2相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农民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市场化的农户，所处的市场化环境、发展趋势及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配置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重要作用。根据农业部《新中国农业 60年统计资料》[27]和统计局的《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8]，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总量从1990年的8 673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5亿，到2011年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人数已经超过2.5亿人[29]。关天经济区一带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和重要的商品粮产区，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业比较收益持续下降，由此带来耕地撂荒、粗放经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等问题。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砖”双重制约，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失衡、成本提高、农业生产利润空间骤减等问题。鉴于这一现实背景，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将劳动力、土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释放出来，改变劳动力、土地、资本三者的比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业生产能力与农地流转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假設相符。农地流转率随着农户农业生产能力的降低而提高，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农户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兼业化程度呈反比，农业生产能力低的农户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这与市场逻辑相符合。对于农业生产能力低的农户来说，他们对农地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倾向于流转更多地土地。对于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来说，在非农领域就业存在劳动报酬不稳定性的特征，而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稳定的收入流，又可以弥补农户非农生产方面的风险，具有收入替代效应和保险效应，倾向于将农业收入看作家庭稳定的收入来源，使用新技术提高农业收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在非农领域的收入遭遇风险时，可以通过农业收入来平滑经济风险，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这部分农户的流转率相对较低。
综上，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和土地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与假设H1相悖；但农业生产能力越强，农地流转率越低，与假设H1相符。
4.3控制变量
在5个方程的控制变量中，仅有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关天经济区是西北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市场价值增长迅速，农地由资源演化成为资产，而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的能力强，对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了解深，资产意识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投资收益预期更高，不愿意参与农地流转。
4.4识别变量
从方程（1）-（5）可以看到，农户所处的区域变量（是否位于关中）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号为正，但对农户农地流转率影响不显著；在方程（1）-（4）中家庭承包地块数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均为正，但对农户农地流转率影响不显著，表明样本的选择偏误问题不可忽视，各识别变量较适用当前的计量模型。
5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关天经济区622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考虑了实地调查数据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实证分析了交易成本认知、农户禀赋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和农地流转率影响的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取决于交易成本中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以及农户禀赋特征中的劳动力和土地禀赋；农户农地流转率受到交易成本中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和农户禀赋中农业生产能力的影响。但由于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致使农地的生产效益和劳动力的收益下降，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影响了农户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决策。然而，在“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背景下，关天经济区农地流转价格对调节资源配置所起作用并不显著。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为：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防范由产权不明晰带来的交易风险；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形成市场、农户和政府三者相对透明的状态，方便各方利益主体搜集、传播及应用有效的市场信息，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息、谈判、执行等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分类引导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具有较好资源禀赋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促进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编辑：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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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nd transfer among farmers of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CAI JieXIA Xianl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Land transfer is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farm land scale management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622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in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household model of land transfer and uses Heckman’s twostage mode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ransaction cognition and household endowmen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transfer and the rate of 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transfer is not high in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Only 23% farmers take an active part in land transfer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land transfer is 11%.② The extent of land transfer， organization form of land transfer， contract period of land transfer and external transport facilitation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land transfer. But the rate of land transfer is only affected by the understanding of farmland price in transfer and the form of contract. ③Labor and land endowments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land transfer， while transfer rate declin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④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land transfer rate show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level. Compared with farmers in Tianshui， farmers in Guanzhong are more in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land transf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transfer and improve rate of farmland transfer， recommendations are necessary as follows： first，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of farmland transfer polic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farmers’ cognition， and enhancing farmers’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bility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policy； seco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peeding up the certification of land and enhancing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farmer property rights are important way； thir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signal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could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fourth， adopting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land use and farmer productivity and avoiding the adverse selection behavior of the farmer in land transfer market； finally， establishing effective l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releasing the inefficient labor and land， then we could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cogni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farmers’ endowment； land transfer
关键词交易成本认知；农户禀赋；农地流转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032-09doi：10.12062/cpre.20170305
伴随30多年的改革历程和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平均分配土地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取得显著政策效果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承包期预期不足、承包经营权不稳定、土地的细碎化、产权界限不清晰、农户抛荒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1-4]。为克服、减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诸多弊端，中国政府在各地开展一系列的农地流转创新尝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制定了“放松政府土地管制，发展土地市场和土地交易”的农地改革方向[3，5-6]。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制度关键，也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7-8]。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我国经历了从禁止到默许到鼓励的过程[9]。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宪法》明确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禁止流转；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户经集体同意将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但这种土地流转只能发生在集体内部，没有得到法律的允许。1988年宪法修订案和《土地管理法》从法律层面将农地流转合法化，同时允许农地有偿流转；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走向了法制化的轨道。随后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都明确提出促进农地流转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由于农地流转制度和政策上的限制，直至上世纪末，中国农地流转的发生率仍比较低，根据农业部有关数据显示，1996年只有不到1%的耕地参与流转，1999年上升到2.53%[3]。随着中央农地流转限制的放松、流转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农地流转率明显加快，2006年有4.57%的耕地参与了农地流转、2008年为8%、2010年为12%，近几年农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2014年农地流转率上升到30.4%。限制农地承包权的流转阻碍了农地的高效利用以及规模化经营，对减轻细碎化的作用甚小[10-11]。而中国的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影响的区域差异明显，在东部或粮食非主产区影响显著，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或粮食主产区却不显著[12]。冒佩华发现，截至2000年中国只有15%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叶剑平的调研数据显示，到2008年为止，16.5%的农户家庭租入过土地，15%的农户家庭转包或出让过土地[13]。而乐章[14]通过对10个省的1032份农民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农民的农地流动意愿整体上并不强烈，仅有38.1%的农户具有转出农地的意愿、19.8%的农户具有农地转入意愿。为什么没有发生农地的有效流转？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农地流转的低发生率、农户的低响应程度？农户农地流转的内在决策机理是什么？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权、农户资源禀赋和政策保障方面[15]。田传浩和贾生华[16]认为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诱因，钱文荣[17]则认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农户没有参与农地流转的主要原因。Dieninger和Feder[18]认为除土地规模和农户财富外，交易费用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地市场的意愿。伍振军等[8]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4种主要模式（M、M-、S+和S模式）中政府主体行为、农户、用地主体交易费用，发现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有效流转的有效途径。Deinger[19]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会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具有阻碍作用。侯建昀等[20]认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对农户转入农地的规模有重要影响。罗必良等[3]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外部环境和第三方组织三个维度的交易费用认知不利于农地流转，而关于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则有利于农户转出土地。在市场交易方式下，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有限，但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影响显著[21-22]。但从中国各地农地流转的实践结果来看，中国农地流转的发展情况堪忧。无论从政策、理论还是农户视角分析，农地流转在当前中国都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关天经济区农户的抽样调查，将农户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禀赋和交易成本认知两方面的潜变量纳入实证分析模型中，研究它们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1.1影响机理
1.1.1交易成本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认知决定个体的行为意愿，个体的认知程度越高，行为意愿也相应越高。农户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首先要甄别、筛选所收集到的信息以形成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个体之间存在认知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使得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了显著差异。农地流转可以看作是市场环境中的一项交易，科斯认为市场交易需要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即交易成本。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不明晰产权界限的存在，农户对交易成本认知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变量。农户农地流转交易成本认知主要是以农地流转过程中，交易主体为寻找流转对象、谈判和签订流转合同、监督和执行协议三个阶段为背景，并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1.1.2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根据已有文献，农户家庭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背景下，农户分得相对均衡质量的农地，但农地面积会因家庭人口的差异而不同。家庭分得农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数量会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的决策。同时，中国农村是一个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有限，而劳动力和农地资源的不匹配就需要农地流转市场来解决[16]。当农户预期与自身禀赋产生差异时，具有農地经营禀赋的农户倾向于转入农地，且转入面积较大，而具有较强非农就业禀赋的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3.1抽样方法
本文根据各个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情况，分层随机抽取10个乡镇，由于关天经济区（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和甘肃省天水市）大部分区域在关中境内，故本文按照7∶3的比例在关中和天水选择样本，调查样本分布如图1所示。所选取的乡镇在农地流转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调研地点的选取具有代表性。根据村庄的大小，每个行政村分层随机选取25—35个农户。本文所选取的行政村分别是：揉谷镇光明村、陵东村和陵湾村，大寨乡官村和黎张沟村，王桥镇柏章村，安吴镇刘德村和淡村，药惠乡麦张村、东升村和银王村，通远镇仁村，南寨镇朝阳村和新西村，中滩镇雷王村、张白村和四合村，汪川镇万家庄村以及永清镇苏屲村。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660份。在问卷录入、生成数据库后，课题组对数据进行了逻辑检查和区间检查，即检查各问题的选项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落入合理的数据区间内，同时对部分存在疑问的样本进行电话回访，经过整理，删除含有缺失值的问卷后，共获取622个有效样本。
3.2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样本农户整体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这反映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7岁，家庭人数普遍偏多，整体文化程度偏低。样本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比重为20%，表明在关天经济区农业并不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劳动力的均值为1，表明留在农村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较少。具体所用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本文在引入其它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探究了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外部环境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由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的相关系数较大，为避免较强的多重共线性，本文未同时引入），剖析了交易成本的各个维度以及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所有方程的逆Mill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需要用Heckman两阶段法处理选择性偏误。基于表2的结果，本文以下几个方面解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
4.1交易成本认知
方程（1）、（2）、（3）和（4）分别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认知4个维度分析了交易成本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方程（1）的回归结果显示，流转价格了解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正。这一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对流转价格了解程度越高，信息对称的程度相应就越高，在谈判过程中的摩擦越小，面临的价格不确定性小，在农地流转市场中更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相应的其流转率高于了解程度低的农户。相比之下，流转价格了解程度低的农户面临着较大的价格不确定性，其获取流转信息的难度系数较大，信息成本较高，对参与农地流转的响应低，即使参与了农地流转，其农地流转率也不高。方程（2）的回归结果显示，组织形式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农地流转率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农地不完整财产权的存在，相对于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来说，自发组织农地流转的农户在流转过程中农地的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可以由农户自行控制，不会受到村集体等攫取，自发组织农地流转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土地流转。
方程（3）的回归结果显示，合约期限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农地流转率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恰当的合约期限是激励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但农户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完全的财产权，随着合约期限的增加，合同的不稳定性增加，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契约形式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农地流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可能原因是签订合同对农户有较强的约束，一般情况下合同条款和内容都是由转入方事先单方面起草和印制好的，双方商定后转出方只需在合同上面签字，所以合同并不能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起到正向作用，转出方所处的不公平谈判地位导致其要支付较大的执行成本，相对于签订书面合同的农户，没有签订合同农户的农地流转率更高。方程（4）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交通便利情况与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农地流转率呈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情况下，交通条件越好，农地的价值越高，农户寻找到交易对象的机会也就越大，转出农地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但考虑到农地的特殊性，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担心农地流转后转入方耕种不当造成农地质量下降、收回农地产生纠纷等现象的产生，一般不会将价值高的农地流转出去；同时，出于风险的考虑，拥有较好农地的农户一般不愿参与流转，即使流转也只是选择短期流转给有亲缘、地缘关系的农户，获取保障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收益[26]。 综上，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取决于农户农地流转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农地流转率取决于农地流转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谈判成本和外部环境对流转率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1完全得证。
4.2农户禀赋
方程（5）的回归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分得农地面积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符号为正，与假设H2相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农民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市场化的农户，所处的市场化环境、发展趋势及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配置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重要作用。根据农业部《新中国农业 60年统计资料》[27]和统计局的《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8]，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总量从1990年的8 673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5亿，到2011年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人数已经超过2.5亿人[29]。关天经济区一带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和重要的商品粮产区，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业比较收益持续下降，由此带来耕地撂荒、粗放经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等问题。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砖”双重制约，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失衡、成本提高、农业生产利润空间骤减等问题。鉴于这一现实背景，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将劳动力、土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释放出来，改变劳动力、土地、资本三者的比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业生产能力与农地流转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与假設相符。农地流转率随着农户农业生产能力的降低而提高，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农户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兼业化程度呈反比，农业生产能力低的农户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这与市场逻辑相符合。对于农业生产能力低的农户来说，他们对农地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倾向于流转更多地土地。对于农业生产能力高的农户来说，在非农领域就业存在劳动报酬不稳定性的特征，而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稳定的收入流，又可以弥补农户非农生产方面的风险，具有收入替代效应和保险效应，倾向于将农业收入看作家庭稳定的收入来源，使用新技术提高农业收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在非农领域的收入遭遇风险时，可以通过农业收入来平滑经济风险，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这部分农户的流转率相对较低。
综上，农户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和土地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与假设H1相悖；但农业生产能力越强，农地流转率越低，与假设H1相符。
4.3控制变量
在5个方程的控制变量中，仅有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关天经济区是西北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市场价值增长迅速，农地由资源演化成为资产，而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的能力强，对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了解深，资产意识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投资收益预期更高，不愿意参与农地流转。
4.4识别变量
从方程（1）-（5）可以看到，农户所处的区域变量（是否位于关中）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号为正，但对农户农地流转率影响不显著；在方程（1）-（4）中家庭承包地块数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均为正，但对农户农地流转率影响不显著，表明样本的选择偏误问题不可忽视，各识别变量较适用当前的计量模型。
5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关天经济区622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考虑了实地调查数据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实证分析了交易成本认知、农户禀赋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和农地流转率影响的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取决于交易成本中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和外部环境以及农户禀赋特征中的劳动力和土地禀赋；农户农地流转率受到交易成本中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和农户禀赋中农业生产能力的影响。但由于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致使农地的生产效益和劳动力的收益下降，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影响了农户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决策。然而，在“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背景下，关天经济区农地流转价格对调节资源配置所起作用并不显著。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为：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防范由产权不明晰带来的交易风险；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形成市场、农户和政府三者相对透明的状态，方便各方利益主体搜集、传播及应用有效的市场信息，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息、谈判、执行等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分类引导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具有较好资源禀赋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促进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编辑：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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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nd transfer among farmers of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CAI JieXIA Xianl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Land transfer is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farm land scale management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622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in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household model of land transfer and uses Heckman’s twostage mode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ransaction cognition and household endowmen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transfer and the rate of 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transfer is not high in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Only 23% farmers take an active part in land transfer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land transfer is 11%.② The extent of land transfer， organization form of land transfer， contract period of land transfer and external transport facilitation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land transfer. But the rate of land transfer is only affected by the understanding of farmland price in transfer and the form of contract. ③Labor and land endowments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land transfer， while transfer rate declin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④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land transfer rate show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level. Compared with farmers in Tianshui， farmers in Guanzhong are more in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land transf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land transfer and improve rate of farmland transfer， recommendations are necessary as follows： first，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of farmland transfer polic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farmers’ cognition， and enhancing farmers’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bility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policy； seco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peeding up the certification of land and enhancing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farmer property rights are important way； thir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signal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could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fourth， adopting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land use and farmer productivity and avoiding the adverse selection behavior of the farmer in land transfer market； finally， establishing effective l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releasing the inefficient labor and land， then we could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cogni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farmers’ endowment； land trans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