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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朝鲜王朝自建国伊始就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宗系问题成为代表性的政治阴影。十六世纪，朝鲜与明朝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长达70余年的“宗系辩诬”，深刻影响了朝鲜政治进程和两国宗藩关系，这是由朝鲜儒学发展和王权构造所致。十六世纪既是性理学昌盛的时代，士林派逐渐主导朝廷，也是朝鲜王权式微的时代，王权危机逐步加深。“宗系辩诬”为士林、王权、皇权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互动提供了契机：士林派主导了道德话语权，赢得了党派利益；王权塑造了自身正统，缓解了现实困境；皇权加强了内外权威，巩固了宗藩关系。三者共同参与开创了一个辩诬传统，通过改变历史上的不光彩记忆，解决现实中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 十六世纪；宗系辩诬；性理学；王权；《大明会典》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4-0018-14
靠兵变和政变而推翻高丽王朝的朝鲜王朝，自建立后就承负着无法抹除的合法性危机，这是朝鲜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幽灵和阴影，所以朝鲜时代常借天命观、事大观、华夷观等巩固政权合法性。尤其是在以信奉朱子学的儒生为基石的王权体制中，朝鲜的合法性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朝鲜对朱子学的贯彻越彻底，道德合法性危机的阴影就越浓郁，其对王朝起点的叙事也就越敏感；另一方面，朝鲜王权越是承平日久，其对王朝的控制力量就越是鞭长莫及，现实合法性论证的需求也就越迫切。
所谓“宗系问题”，是指朝鲜太祖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建国问题，这涉及朝鲜建国前的两个疑点：一是李成桂是否高丽权臣李仁任之子，二是李成桂是否弑杀高丽四位国王而建国。“宗系辩诬”起源于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与明朝的紧张关系之中，朝鲜从针对《皇明祖训》申辩到围绕《大明会典》辩诬，再到明朝最终颁赐刊正，共持续近二百年时间。但《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的记载影响深远，直接影响到明清私著对朝鲜宗系及建国之事的记载。所以《大明会典》的刊正颁赐并非宗系辩诬的结束，从晚明到晚清，朝鲜仍然在为宗系辩诬之事奔忙。可以说，“宗系辩诬”乃朝鲜王朝一个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①
自20世纪上半叶始，国际学界对朝鲜的“宗系辩诬”事件就有所瞩目。管见所及，美、中、韩三国皆有学者著鞭在先：美国学者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在1937年就发文针对李成桂建国的“宗系之辨”和光海君被废的“仁祖反正”这两大政治事件的辩诬活动做了简要梳理；中国学者王崇武随后于1944、1947年研读朝鲜史料之时亦关注了宗系辩诬和“仁祖反正”辩诬；韩国学者黄元九、李成珪在1982、1993年分别梳理了朝鲜的大部分因书籍而引发的辩诬，皆涉及“宗系辩诬”。L. Carrington Goodrich， “Korean Interference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LXVIII，1937， pp.2734.（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季刊》1937年第68期。）王崇武：《〈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4号；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2本，第1—25页；黄元九：《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记事之辨正》，《东方学志》1982年第30期；李成珪：《明清史书的朝鲜“曲笔”与朝鲜辨诬》，《五松李公范教授停年纪念东洋史论丛》，首尔：知识产业社，1993年。另外，一些韩日学者在各自的高丽朝鲜史研究中常提到“宗系辩诬”问题，但多视其为中韩关系史的插曲，如李铉淙、今西龙、末松保和等。李铉淙：《对明关系》，《朝鲜：两班官僚国家的成立》，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年，第336—338页；今西著，今西春秋编：《高麗及李朝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4年，第127頁；末松保和：《高丽朝史と朝鲜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240—248頁。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尤其是东亚学界对“宗系辩诬”的研究日渐增多而深入。中国学者孙卫国、闫晓静、杨艳秋、高艳林、王玉蝶等，孙卫国：《〈明纪辑略〉之东传朝鲜及其引发之事件》，台湾《书目季刊》 1997年第30卷第1期；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3—51页；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 2008年第4期；闫晓静：《朝鲜对明宗系辩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春，2009年；杨艳秋：《朝鲜王朝仁祖反正辨诬与明史编纂》，《史丛》2009年第69期；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 期；高艳林：《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王玉蝶：《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韩国学者权仁溶、朴成柱、金暻绿、具都暎、郑厚秀等，权仁溶：《明中期朝鲜的宗系辩诬与对明外交——以权橃《朝天录》中心，《明清史研究》2005年第24辑；朴成柱：《朝鲜前期朝明关系中的宗系问题》，《庆州史学》 2003年第22期；金暻绿：《朝鲜初期宗系辨诬的展开样相与对明关系》，《国史馆论丛》 2006年第108辑；金暻绿：《朝鲜后期对中国辨诬研究》，《国史馆论丛》 2007年第58辑；具都暎：《中宗代对明外交的推移与政治的意图》，《朝鲜时代史学报》2010年第54辑；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郑厚秀：《从李尚迪的眼泪看1863辨诬解决过程》，《东方古典研究》 2013第2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日本学者桑野荣治、新加坡学者许齐雄等，桑野荣治：《朝鲜中宗时代宗系辩诬的再燃》，《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8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5号；桑野荣治：《朝鲜中宗二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东洋史研究》67—3，2008年；桑野荣治：《关于朝鲜中宗三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9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6号；许齐雄：《事大至诚——从16世纪末“昭雪國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7—345页。或描述“宗系辩诬”的前后原委，或关注不同阶段的辩诬个案，或观察辩诬过程中的两国关系，或比较“宗系辩诬”和“仁祖反正”辩诬的异同，皆在研究空间上有所推进。但是，限于研究视野和史料范围，以上大多数研究仍然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在研究叙事上注重描述和梳理而非解释和反思，且若干研究在史料解读上亦有失检之处；在研究视角上关注两国宗藩关系而非本国政治进程，缺少对权力结构和内部动力的讨论；在研究意识上强调中国文化对“宗系辩诬”的影响，忽视朝鲜儒学的深刻影响；在研究内容上较多注意当时朝鲜朝野文人的态度，较少涉及当时明朝文人的观感。 五、光国志庆：“宗系辩诬”的政治安排和辩诬传统的开创
万历十七年（1589年，宣祖二十二年）对宣祖来说，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年份。喜的是，此年十一月，圣节使尹根寿赍《大明会典》全书及神宗敕谕回国，宣祖迎于弘化门外，在明政殿受贺，大赦国内，受徽号，加封赏赐黄廷彧、俞泓、尹根寿等前后对宗系辩诬有功之人，《朝鲜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条。几代朝鲜国王念兹在兹的“宗系辩诬”终于胜利结束。忧的是，由于东西两党势若水火的争斗，东人党成员郑汝立在此年发动叛乱，震荡朝野，他曾提出“天下公物说”，反对君主集权。这两件事预示着自李珥去世后失势的西人党迎来了政治反击的时刻，尹根寿的兄长，西人党首领尹斗寿，抓住时机除掉郑汝立，连坐攻击了其他不少东人党成员，使东人党元气大伤，西人党掌控了朝廷大权。
对宣祖来说，“宗系辩诬”终获昭雪，郑氏之乱也被平定，两个事件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庄严的王权正统，接下来就必须通过盛大的典礼对两个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和宣扬，以彰显王权不容置疑的威信。于是次年，宣祖举行光国、平难大礼，颁布光国、平难勋臣券，祭告、会盟如仪，百官陈贺，赐宴阙庭。后来，宣祖还命臣下专门制成一本《光国志庆录》。本次庆贺大典，为“宗系辩诬”封光国功臣十九人，为平定郑乱封平难功臣二十二人，其中光国功臣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此名单中，东西两党成员基本平分秋色，这是宣祖鉴于郑汝立之乱的教训，努力平衡东西两党势力、调和两党矛盾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郑汝立之乱和西人党迎回《大明会典》及敕谕，东人党势力已经受到严重挫败，只能暂时蛰伏，待机决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国功臣十九人中，有个特别人物——洪纯彦，他是唯一一个以译官身份被封的功臣。他在朝鲜王朝“宗系辩诬”中代表了非常重要的译官群体，他的父亲洪谦、弟弟洪秀彦也都是杰出的译官，三父子为朝鲜中期的朝明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洪纯彦，被称呼“东方首译”，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徵》，林集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1册，首尔：尚书院，2008年。按，此书并非洪纯彦所写，乃后人所撰洪纯彦的传奇故事。他曾七次迎接明朝使臣到朝，九次陪同朝鲜使臣赴明，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汉语流利，文采出众，熟悉明朝各部门的情况，人脉广泛，手法灵活，是朝鲜使团与明朝部门进行交涉的真正执行者，他在壬辰倭乱的请兵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光国志庆的典礼上，群臣百官纷纷赞扬宣祖乃忠孝之王，使百年屈辱一旦昭雪，礼仪朝鲜摆脱了禽兽夷狄的嫌疑。但在无以复加的吹捧颂扬声中，有两种不安分的潜流暗自涌动，一是宣祖仍然为王权而担忧的焦灼内心，二是某些曾经的辩诬使臣为此次封功鸣冤叫屈的不满情绪。比如，曾于万历十五年担任陈谢使的裴三益就没有被封功臣，裴三益的儿子两次上疏鸣冤为乃父叫屈，裴龙吉：《琴易堂先生文集》卷2《伸冤疏》，《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62册，第40—41页。鱼叔权也曾在宗系辩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弟子闵仁伯也为乃师未被封赏而鸣不平。闵仁伯：《苔泉集》卷2《师友录》，《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59册，第20页。朝鲜不得已，只好又进行了一次追封，但仍有鸣不平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宗系辩诬直接为大臣带来一定的政治利益和党争资本，使人人都欲置喙分羹。
十六世纪朝鲜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为后世在处理辩诬的问题上创造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頁。按，霍布斯鲍姆用“发明”一词具有特定的情境和含义，但笔者认为这段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鲜为庆祝“宗系辩诬”的成功而创造出的辩诬传统。《大明会典》“宗系辩诬”在各个方面开创了这个传统，如精心撰写辩诬奏文，派遣重臣赴京辩诬，采取各种手段打通关节，获取皇帝圣旨敕谕，辩诬成功后举行庆贺大典，包括大赦国内、封赏功臣、妓乐兽舞、国王受封徽号、告祭宗庙、赐宴群臣等。朝鲜因《大明会典》“宗系辩诬”开创的这些仪式传统不仅影响了朝鲜自身的一些礼仪程序，金瑛珠（音译）：《朝鲜中期宗庙乐章史的考察》，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光州，2010年。还直接影响了此后朝鲜进行的各种辩诬活动。如朝鲜因丁应泰、徐光启弹劾而进行的辩诬，光海君时期的野史辩诬，清代的“仁祖反正”辩诬，乾隆、道光、同治年间的辩诬等，此后的各种辩诬基本直接复制了《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确立的辩诬传统。在后世许多时候，当受到中原王朝的指责弹劾或出现一些有害王权和声誉的记载时，朝鲜就会向礼部提及《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的典范意义，并在辩诬成功后直接采用十六世纪形成的辩诬礼仪。孙卫国先生在探讨朝鲜围绕清修《明史》进行的辩诬时，指出朝鲜基于辩诬传统、正统问题和自我认同三方面的原因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进行辩诬。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而实际上，这个“辩诬传统”，主要是朝鲜在十六世纪围绕《大明会典》进行的“宗系辩诬”所开创的。
结语
明朝与朝鲜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是在十六世纪这一特殊世纪展开的。与十七世纪连绵的烽火岁月、十八世纪漫长的安定岁月相比，十六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令人焦虑的转折岁月，正酝酿着一种新兴势力，逐步挑战着传统势力，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反超，还表现在思想上的更新发展。在欧洲，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辟和全球殖民地的扩大，世俗权力已逐渐超越旧有的教会势力，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思想的鼎盛。在明朝，十六世纪正值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位典型“荒政”皇帝统治时期，社会危机逐年加深，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不断，女真部落正蛰伏东北趋向统一，随之而来的是阳明心学的出现和市井文化的繁荣。在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结束了战国大名混战局面，使社会进入安土桃山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征服大陆意识的抬头。在朝鲜，十六世纪既是士林派崛起最终形成强大党争势力的时期，又是王权逐步弱化渐被党争掣肘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性理学的空前发展与朱子学的日益坚挺。可以说，十六世纪是一个大变动即将到来的潜伏期，新兴与传统、东洋与西洋、中心与边缘等各种力量冲击着东亚海陆，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开始产生动摇，朝贡贸易已难以适应新的世界变局，尤其是明末边缘新力量和“边境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十七世纪的东亚结构，关于明末“边境社会”的兴起意义，参看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此时，多种类型、多重身份中的商贸群体也在冲击着东亚世界传统的贸易秩序和道德秩序。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因此，东亚正在经历一种巨大的转变，在笔者看来，可称之为“十六世纪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十六世纪的东亚波诡云谲，潜流暗涌，为明清之际一系列东亚热战积蓄了能量，为十七世纪大清帝国的“洪业”与中华帝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也为明清易代后东亚文化共同体与“华夷秩序”的解体酝酿了情绪。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 2006年第5期；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疑问，归纳言之，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十六世纪朝鲜的儒学观念和政治结构如何影响了朝鲜君臣如此重视“宗系辩诬”？或者进一步说，明朝皇权、朝鲜士林、朝鲜王权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齐旋的风力，共同影响了“宗系辩诬”的进程？
应该认识到，作为前朝高丽的国教，佛教不仅是社会的普遍信仰和行为规范，还是亲元势力的思想支柱，所以自建立伊始，朝鲜就必须一方面大力反佛，旨在摧毁亲元势力，确立朱子学的思想统治和儒臣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全面儒化，以宗教化的儒学取代佛教为社会和人民提供具有同样功能的伦理规范。这就决定了朝鲜儒学一开始就比明朝儒学更为宗教化，在中央和地方上的礼俗化也较明朝更为彻底和深入。尤其是在十六世紀，朝鲜儒学在学术发展和政治洗礼的过程中最终发展为性理学，更加重视政治层面的忠孝伦理和“至治主义”，突出强调纯正的道德性和强烈的实践性，朱子学中的正统性和排他性越发明显。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朝鲜儒林中的不少名儒多在庙堂之上占据高位，但明清儒林中的名儒在政治实践上多是默默无闻。故而面对“宗系辩诬”事关忠孝继统和至治圣王的事件时，朝鲜儒林的反应甚至比国王更为激烈，儒林也借助诸多名儒重臣这些更充分的政治力量推动“宗系辩诬”的进展，不仅是儒学观念的推动，确立道德话语权，也是政治利益的驱使，培养政治力量。伴随着性理学在学术上的发展和在政治上的扩大，朝鲜士林派逐渐分化，学派与党派开始结合，“思想、学风常常靠着现实利益而伸张，思想常常乘着现实之翼而前行”，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论第19页。儒臣的分化和斗争深刻改变了朝鲜的政治结构。士林派的崛起和党争势力的分化，逐渐压制了王权，促使王权进一步萎缩式微，王权甚至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现实困境中的王权，与历史困境中的宗系记载相比，在合法性危机上，具有情境上的相似性，所以，“宗系辩诬”成为王权伸张自身利益诉求的手段。在“宗系辩诬”中，王权既可以在辩诬过程中主导和支配大臣，打压和平衡党争势力，获取明朝皇帝的认可，树立忠孝的仁君形象，还可在庆典仪式上进一步扩大形象宣传，消解反对势力，巩固胜利成果。即，王权借助辩诬，不仅为历史上的王权争取正统，还为现实中的王权争取正统。面对朝鲜纷纷扰扰的“宗系辩诬”，明朝是如何看待的？一方面，皇权多是积极顺应朝鲜请求，出于同样的用心，投桃报李，争取朝鲜王权对自身皇权的支持，不惜改变真实记载以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以“宗系辩诬”为契机，皇权与王权进行了合法性的互动，这在非常规即位的皇帝与国王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十五世纪的永乐帝和李芳远皆是兵变篡权，推动两国进入亲密期，永乐帝对“宗系辩诬”的修改诏令也成为十六世纪朝鲜“宗系辩诬”的常用证据。另一个是嘉靖帝和中宗亦非按照常规程序即位，两者之间也进行了合法性的互动，Seung B. Kye，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15， 2010， pp.4166.嘉靖帝的“大礼议”与朝鲜中宗的“宗系辩诬”，共同目标皆是维护父辈或祖辈的正统地位，两者之间相互支持，使两国关系又得到很大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宗系辩诬”为契机，明太祖与朝鲜太祖、明成祖与朝鲜太宗、明世宗与朝鲜中宗、明神宗与朝鲜宣祖，分别使两国关系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另一方面，在明朝不少官员文人看来，朝鲜的辩诬充满了一些矫情伪饰的成分，既暴露了朝鲜欲借助辩诬获得实际利益的目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儒学观念的某些差异。
不宁唯是，十六世纪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并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因为虽然《大明会典》刊正，但无法促使当时和后世无数文献一一尽改，而且，后来的朝鲜王权会面临比十六世纪更加复杂的政治形势，因王权利益而对“宗系辩诬”的政治需求更为旺盛。当王权饱受压抑，“宗系辩诬”可能就成为一种希望，激励着王权在与中原王朝的交涉中，再次获得中国的支持，借用天子威权和褒奖巩固王权正统的合法性与宗藩关系的稳定性。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史林》 2013年第6期。要言之，朝鲜王朝建国初期的合法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鲜“慕华事大”的生存方式，后世王权必须强调王权谱系的纯正性和明朝册封的正统性，方可稳固王权和政权根基，故“宗系辩诬”是由朝鲜王朝的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只要朝鲜王朝一天不脱离朝贡体系，便不会停止辩诬。朝鲜国初的合法性问题，只有遭遇了特殊的朝鲜王权、特殊的朝鲜儒学、特殊的宗藩关系以及特殊的十六世纪，才演化为声势浩大的“宗系辩诬”外交事件。
但无论如何，在十六世纪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中，皇权、王权、士林形成了一股齐旋的风力。虽然在齐旋上升和吹拂过程中，每种风力大小不同，且各怀心思，但其风源，皆源自东亚共同的朱子学观念，共同参与开创了辩诬传统。在这个辩诬传统中，三者都企图在参与这个辩诬传统的过程中，在十六世纪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令人焦虑不安的转折岁月中，确保自身的存在感和对方支持的稳定感，以便在新旧秩序交替的序曲中奏响有利于自身的政治旋律。而朝鲜王权在实践这个辩诬传统的关键要旨在于：建构历史记忆，重温光辉岁月，统一思想舆论，凝聚身份认同，完成合法论证，解决现实危机。
（责任编辑：冯雅）
[关键词] 十六世纪；宗系辩诬；性理学；王权；《大明会典》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4-0018-14
靠兵变和政变而推翻高丽王朝的朝鲜王朝，自建立后就承负着无法抹除的合法性危机，这是朝鲜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幽灵和阴影，所以朝鲜时代常借天命观、事大观、华夷观等巩固政权合法性。尤其是在以信奉朱子学的儒生为基石的王权体制中，朝鲜的合法性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朝鲜对朱子学的贯彻越彻底，道德合法性危机的阴影就越浓郁，其对王朝起点的叙事也就越敏感；另一方面，朝鲜王权越是承平日久，其对王朝的控制力量就越是鞭长莫及，现实合法性论证的需求也就越迫切。
所谓“宗系问题”，是指朝鲜太祖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建国问题，这涉及朝鲜建国前的两个疑点：一是李成桂是否高丽权臣李仁任之子，二是李成桂是否弑杀高丽四位国王而建国。“宗系辩诬”起源于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与明朝的紧张关系之中，朝鲜从针对《皇明祖训》申辩到围绕《大明会典》辩诬，再到明朝最终颁赐刊正，共持续近二百年时间。但《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的记载影响深远，直接影响到明清私著对朝鲜宗系及建国之事的记载。所以《大明会典》的刊正颁赐并非宗系辩诬的结束，从晚明到晚清，朝鲜仍然在为宗系辩诬之事奔忙。可以说，“宗系辩诬”乃朝鲜王朝一个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①
自20世纪上半叶始，国际学界对朝鲜的“宗系辩诬”事件就有所瞩目。管见所及，美、中、韩三国皆有学者著鞭在先：美国学者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在1937年就发文针对李成桂建国的“宗系之辨”和光海君被废的“仁祖反正”这两大政治事件的辩诬活动做了简要梳理；中国学者王崇武随后于1944、1947年研读朝鲜史料之时亦关注了宗系辩诬和“仁祖反正”辩诬；韩国学者黄元九、李成珪在1982、1993年分别梳理了朝鲜的大部分因书籍而引发的辩诬，皆涉及“宗系辩诬”。L. Carrington Goodrich， “Korean Interference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LXVIII，1937， pp.2734.（富路特：《朝鲜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干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季刊》1937年第68期。）王崇武：《〈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4号；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2本，第1—25页；黄元九：《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记事之辨正》，《东方学志》1982年第30期；李成珪：《明清史书的朝鲜“曲笔”与朝鲜辨诬》，《五松李公范教授停年纪念东洋史论丛》，首尔：知识产业社，1993年。另外，一些韩日学者在各自的高丽朝鲜史研究中常提到“宗系辩诬”问题，但多视其为中韩关系史的插曲，如李铉淙、今西龙、末松保和等。李铉淙：《对明关系》，《朝鲜：两班官僚国家的成立》，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年，第336—338页；今西著，今西春秋编：《高麗及李朝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4年，第127頁；末松保和：《高丽朝史と朝鲜朝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240—248頁。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尤其是东亚学界对“宗系辩诬”的研究日渐增多而深入。中国学者孙卫国、闫晓静、杨艳秋、高艳林、王玉蝶等，孙卫国：《〈明纪辑略〉之东传朝鲜及其引发之事件》，台湾《书目季刊》 1997年第30卷第1期；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3—51页；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 2008年第4期；闫晓静：《朝鲜对明宗系辩诬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春，2009年；杨艳秋：《朝鲜王朝仁祖反正辨诬与明史编纂》，《史丛》2009年第69期；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 期；高艳林：《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求是学刊》2011年第4期；王玉蝶：《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韩国学者权仁溶、朴成柱、金暻绿、具都暎、郑厚秀等，权仁溶：《明中期朝鲜的宗系辩诬与对明外交——以权橃《朝天录》中心，《明清史研究》2005年第24辑；朴成柱：《朝鲜前期朝明关系中的宗系问题》，《庆州史学》 2003年第22期；金暻绿：《朝鲜初期宗系辨诬的展开样相与对明关系》，《国史馆论丛》 2006年第108辑；金暻绿：《朝鲜后期对中国辨诬研究》，《国史馆论丛》 2007年第58辑；具都暎：《中宗代对明外交的推移与政治的意图》，《朝鲜时代史学报》2010年第54辑；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郑厚秀：《从李尚迪的眼泪看1863辨诬解决过程》，《东方古典研究》 2013第2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日本学者桑野荣治、新加坡学者许齐雄等，桑野荣治：《朝鲜中宗时代宗系辩诬的再燃》，《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8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5号；桑野荣治：《朝鲜中宗二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东洋史研究》67—3，2008年；桑野荣治：《关于朝鲜中宗三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2009年国际文化学科第26号；许齐雄：《事大至诚——从16世纪末“昭雪國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7—345页。或描述“宗系辩诬”的前后原委，或关注不同阶段的辩诬个案，或观察辩诬过程中的两国关系，或比较“宗系辩诬”和“仁祖反正”辩诬的异同，皆在研究空间上有所推进。但是，限于研究视野和史料范围，以上大多数研究仍然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在研究叙事上注重描述和梳理而非解释和反思，且若干研究在史料解读上亦有失检之处；在研究视角上关注两国宗藩关系而非本国政治进程，缺少对权力结构和内部动力的讨论；在研究意识上强调中国文化对“宗系辩诬”的影响，忽视朝鲜儒学的深刻影响；在研究内容上较多注意当时朝鲜朝野文人的态度，较少涉及当时明朝文人的观感。 五、光国志庆：“宗系辩诬”的政治安排和辩诬传统的开创
万历十七年（1589年，宣祖二十二年）对宣祖来说，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年份。喜的是，此年十一月，圣节使尹根寿赍《大明会典》全书及神宗敕谕回国，宣祖迎于弘化门外，在明政殿受贺，大赦国内，受徽号，加封赏赐黄廷彧、俞泓、尹根寿等前后对宗系辩诬有功之人，《朝鲜宣祖实录》卷23，宣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条。几代朝鲜国王念兹在兹的“宗系辩诬”终于胜利结束。忧的是，由于东西两党势若水火的争斗，东人党成员郑汝立在此年发动叛乱，震荡朝野，他曾提出“天下公物说”，反对君主集权。这两件事预示着自李珥去世后失势的西人党迎来了政治反击的时刻，尹根寿的兄长，西人党首领尹斗寿，抓住时机除掉郑汝立，连坐攻击了其他不少东人党成员，使东人党元气大伤，西人党掌控了朝廷大权。
对宣祖来说，“宗系辩诬”终获昭雪，郑氏之乱也被平定，两个事件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庄严的王权正统，接下来就必须通过盛大的典礼对两个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和宣扬，以彰显王权不容置疑的威信。于是次年，宣祖举行光国、平难大礼，颁布光国、平难勋臣券，祭告、会盟如仪，百官陈贺，赐宴阙庭。后来，宣祖还命臣下专门制成一本《光国志庆录》。本次庆贺大典，为“宗系辩诬”封光国功臣十九人，为平定郑乱封平难功臣二十二人，其中光国功臣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此名单中，东西两党成员基本平分秋色，这是宣祖鉴于郑汝立之乱的教训，努力平衡东西两党势力、调和两党矛盾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郑汝立之乱和西人党迎回《大明会典》及敕谕，东人党势力已经受到严重挫败，只能暂时蛰伏，待机决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国功臣十九人中，有个特别人物——洪纯彦，他是唯一一个以译官身份被封的功臣。他在朝鲜王朝“宗系辩诬”中代表了非常重要的译官群体，他的父亲洪谦、弟弟洪秀彦也都是杰出的译官，三父子为朝鲜中期的朝明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洪纯彦，被称呼“东方首译”，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徵》，林集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1册，首尔：尚书院，2008年。按，此书并非洪纯彦所写，乃后人所撰洪纯彦的传奇故事。他曾七次迎接明朝使臣到朝，九次陪同朝鲜使臣赴明，金英淑：《译官洪纯彦与朝明外交》，《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70辑；金暻绿：《宣祖代洪纯彦的外交活动与朝明关系》，《明清史研究》2014年第41期。汉语流利，文采出众，熟悉明朝各部门的情况，人脉广泛，手法灵活，是朝鲜使团与明朝部门进行交涉的真正执行者，他在壬辰倭乱的请兵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光国志庆的典礼上，群臣百官纷纷赞扬宣祖乃忠孝之王，使百年屈辱一旦昭雪，礼仪朝鲜摆脱了禽兽夷狄的嫌疑。但在无以复加的吹捧颂扬声中，有两种不安分的潜流暗自涌动，一是宣祖仍然为王权而担忧的焦灼内心，二是某些曾经的辩诬使臣为此次封功鸣冤叫屈的不满情绪。比如，曾于万历十五年担任陈谢使的裴三益就没有被封功臣，裴三益的儿子两次上疏鸣冤为乃父叫屈，裴龙吉：《琴易堂先生文集》卷2《伸冤疏》，《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62册，第40—41页。鱼叔权也曾在宗系辩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弟子闵仁伯也为乃师未被封赏而鸣不平。闵仁伯：《苔泉集》卷2《师友录》，《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59册，第20页。朝鲜不得已，只好又进行了一次追封，但仍有鸣不平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宗系辩诬直接为大臣带来一定的政治利益和党争资本，使人人都欲置喙分羹。
十六世纪朝鲜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为后世在处理辩诬的问题上创造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頁。按，霍布斯鲍姆用“发明”一词具有特定的情境和含义，但笔者认为这段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鲜为庆祝“宗系辩诬”的成功而创造出的辩诬传统。《大明会典》“宗系辩诬”在各个方面开创了这个传统，如精心撰写辩诬奏文，派遣重臣赴京辩诬，采取各种手段打通关节，获取皇帝圣旨敕谕，辩诬成功后举行庆贺大典，包括大赦国内、封赏功臣、妓乐兽舞、国王受封徽号、告祭宗庙、赐宴群臣等。朝鲜因《大明会典》“宗系辩诬”开创的这些仪式传统不仅影响了朝鲜自身的一些礼仪程序，金瑛珠（音译）：《朝鲜中期宗庙乐章史的考察》，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光州，2010年。还直接影响了此后朝鲜进行的各种辩诬活动。如朝鲜因丁应泰、徐光启弹劾而进行的辩诬，光海君时期的野史辩诬，清代的“仁祖反正”辩诬，乾隆、道光、同治年间的辩诬等，此后的各种辩诬基本直接复制了《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确立的辩诬传统。在后世许多时候，当受到中原王朝的指责弹劾或出现一些有害王权和声誉的记载时，朝鲜就会向礼部提及《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的典范意义，并在辩诬成功后直接采用十六世纪形成的辩诬礼仪。孙卫国先生在探讨朝鲜围绕清修《明史》进行的辩诬时，指出朝鲜基于辩诬传统、正统问题和自我认同三方面的原因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进行辩诬。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而实际上，这个“辩诬传统”，主要是朝鲜在十六世纪围绕《大明会典》进行的“宗系辩诬”所开创的。
结语
明朝与朝鲜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是在十六世纪这一特殊世纪展开的。与十七世纪连绵的烽火岁月、十八世纪漫长的安定岁月相比，十六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令人焦虑的转折岁月，正酝酿着一种新兴势力，逐步挑战着传统势力，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反超，还表现在思想上的更新发展。在欧洲，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辟和全球殖民地的扩大，世俗权力已逐渐超越旧有的教会势力，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思想的鼎盛。在明朝，十六世纪正值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位典型“荒政”皇帝统治时期，社会危机逐年加深，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不断，女真部落正蛰伏东北趋向统一，随之而来的是阳明心学的出现和市井文化的繁荣。在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结束了战国大名混战局面，使社会进入安土桃山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征服大陆意识的抬头。在朝鲜，十六世纪既是士林派崛起最终形成强大党争势力的时期，又是王权逐步弱化渐被党争掣肘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性理学的空前发展与朱子学的日益坚挺。可以说，十六世纪是一个大变动即将到来的潜伏期，新兴与传统、东洋与西洋、中心与边缘等各种力量冲击着东亚海陆，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开始产生动摇，朝贡贸易已难以适应新的世界变局，尤其是明末边缘新力量和“边境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十七世纪的东亚结构，关于明末“边境社会”的兴起意义，参看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此时，多种类型、多重身份中的商贸群体也在冲击着东亚世界传统的贸易秩序和道德秩序。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因此，东亚正在经历一种巨大的转变，在笔者看来，可称之为“十六世纪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十六世纪的东亚波诡云谲，潜流暗涌，为明清之际一系列东亚热战积蓄了能量，为十七世纪大清帝国的“洪业”与中华帝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也为明清易代后东亚文化共同体与“华夷秩序”的解体酝酿了情绪。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 2006年第5期；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疑问，归纳言之，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十六世纪朝鲜的儒学观念和政治结构如何影响了朝鲜君臣如此重视“宗系辩诬”？或者进一步说，明朝皇权、朝鲜士林、朝鲜王权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齐旋的风力，共同影响了“宗系辩诬”的进程？
应该认识到，作为前朝高丽的国教，佛教不仅是社会的普遍信仰和行为规范，还是亲元势力的思想支柱，所以自建立伊始，朝鲜就必须一方面大力反佛，旨在摧毁亲元势力，确立朱子学的思想统治和儒臣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全面儒化，以宗教化的儒学取代佛教为社会和人民提供具有同样功能的伦理规范。这就决定了朝鲜儒学一开始就比明朝儒学更为宗教化，在中央和地方上的礼俗化也较明朝更为彻底和深入。尤其是在十六世紀，朝鲜儒学在学术发展和政治洗礼的过程中最终发展为性理学，更加重视政治层面的忠孝伦理和“至治主义”，突出强调纯正的道德性和强烈的实践性，朱子学中的正统性和排他性越发明显。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朝鲜儒林中的不少名儒多在庙堂之上占据高位，但明清儒林中的名儒在政治实践上多是默默无闻。故而面对“宗系辩诬”事关忠孝继统和至治圣王的事件时，朝鲜儒林的反应甚至比国王更为激烈，儒林也借助诸多名儒重臣这些更充分的政治力量推动“宗系辩诬”的进展，不仅是儒学观念的推动，确立道德话语权，也是政治利益的驱使，培养政治力量。伴随着性理学在学术上的发展和在政治上的扩大，朝鲜士林派逐渐分化，学派与党派开始结合，“思想、学风常常靠着现实利益而伸张，思想常常乘着现实之翼而前行”，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论第19页。儒臣的分化和斗争深刻改变了朝鲜的政治结构。士林派的崛起和党争势力的分化，逐渐压制了王权，促使王权进一步萎缩式微，王权甚至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现实困境中的王权，与历史困境中的宗系记载相比，在合法性危机上，具有情境上的相似性，所以，“宗系辩诬”成为王权伸张自身利益诉求的手段。在“宗系辩诬”中，王权既可以在辩诬过程中主导和支配大臣，打压和平衡党争势力，获取明朝皇帝的认可，树立忠孝的仁君形象，还可在庆典仪式上进一步扩大形象宣传，消解反对势力，巩固胜利成果。即，王权借助辩诬，不仅为历史上的王权争取正统，还为现实中的王权争取正统。面对朝鲜纷纷扰扰的“宗系辩诬”，明朝是如何看待的？一方面，皇权多是积极顺应朝鲜请求，出于同样的用心，投桃报李，争取朝鲜王权对自身皇权的支持，不惜改变真实记载以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以“宗系辩诬”为契机，皇权与王权进行了合法性的互动，这在非常规即位的皇帝与国王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十五世纪的永乐帝和李芳远皆是兵变篡权，推动两国进入亲密期，永乐帝对“宗系辩诬”的修改诏令也成为十六世纪朝鲜“宗系辩诬”的常用证据。另一个是嘉靖帝和中宗亦非按照常规程序即位，两者之间也进行了合法性的互动，Seung B. Kye，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15， 2010， pp.4166.嘉靖帝的“大礼议”与朝鲜中宗的“宗系辩诬”，共同目标皆是维护父辈或祖辈的正统地位，两者之间相互支持，使两国关系又得到很大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宗系辩诬”为契机，明太祖与朝鲜太祖、明成祖与朝鲜太宗、明世宗与朝鲜中宗、明神宗与朝鲜宣祖，分别使两国关系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另一方面，在明朝不少官员文人看来，朝鲜的辩诬充满了一些矫情伪饰的成分，既暴露了朝鲜欲借助辩诬获得实际利益的目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儒学观念的某些差异。
不宁唯是，十六世纪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并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因为虽然《大明会典》刊正，但无法促使当时和后世无数文献一一尽改，而且，后来的朝鲜王权会面临比十六世纪更加复杂的政治形势，因王权利益而对“宗系辩诬”的政治需求更为旺盛。当王权饱受压抑，“宗系辩诬”可能就成为一种希望，激励着王权在与中原王朝的交涉中，再次获得中国的支持，借用天子威权和褒奖巩固王权正统的合法性与宗藩关系的稳定性。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史林》 2013年第6期。要言之，朝鲜王朝建国初期的合法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鲜“慕华事大”的生存方式，后世王权必须强调王权谱系的纯正性和明朝册封的正统性，方可稳固王权和政权根基，故“宗系辩诬”是由朝鲜王朝的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只要朝鲜王朝一天不脱离朝贡体系，便不会停止辩诬。朝鲜国初的合法性问题，只有遭遇了特殊的朝鲜王权、特殊的朝鲜儒学、特殊的宗藩关系以及特殊的十六世纪，才演化为声势浩大的“宗系辩诬”外交事件。
但无论如何，在十六世纪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辩诬”中，皇权、王权、士林形成了一股齐旋的风力。虽然在齐旋上升和吹拂过程中，每种风力大小不同，且各怀心思，但其风源，皆源自东亚共同的朱子学观念，共同参与开创了辩诬传统。在这个辩诬传统中，三者都企图在参与这个辩诬传统的过程中，在十六世纪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令人焦虑不安的转折岁月中，确保自身的存在感和对方支持的稳定感，以便在新旧秩序交替的序曲中奏响有利于自身的政治旋律。而朝鲜王权在实践这个辩诬传统的关键要旨在于：建构历史记忆，重温光辉岁月，统一思想舆论，凝聚身份认同，完成合法论证，解决现实危机。
（责任编辑：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