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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人文积淀丰厚,历史文化悠久,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也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成了半殖民地化的港口。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正月初一,随着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清政府签立馆舍租赁协议,将领事馆选址江北岸后,三江口北岸逐渐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相继建造起来的各国领事馆、天主教堂、浙海关、巡捕房、邮政局、保险公司、洋行等,形成了别具特色和风貌的江北外滩。其中,浙海关旧址是宁波外滩近代建筑群中较早的精彩实例,是中国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2005年,浙海关旧址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变身为浙海关旧址博物馆。
浙海关的建立
浙海关旧址,位于江北区中马路542号。东邻甬江约20米,南与基督教江北堂相距约4米,再往南约200米有一幢砖砌二层洋房,为原浙海关高级帮办(主管人员助手)的住宅。现存的浙海关旧址是原浙海关税务司(又称浙海新关)办公、管理用房之一。建筑朝东偏南,三层加阁楼砖木混合结构,平面呈长方形,两面外廊布置形式,建筑面积为1067.8平方米。通面宽15.10米,通进深18.44米,地面至屋面高16.05米。其外墙以中国的青砖为主料,以西洋式的廊柱、门窗套和百叶窗等为装饰,兼具中国的传统人伦空间和西方的公共空间之特点,以新颖的独栋形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连片院落结构,是当时极具特色的先进建筑。
据史料记载,宁波在五代时已设有近代海关的萌芽形式——博易务。然其地址已不可考。到了宋时,由于市舶收入丰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十分重视,于是出现了近代海关的雏型——市舶司,明州(今宁波)市舶司与广州、泉州市舶司并称“三司”。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规定明州为与高丽、日本进行贸易的特定港口。明代则定为与日本通商的唯一港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当时称浙海钞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
过去的“市舶司”名称。关署设于今中山西路鼓楼东侧永丰库遗址公园内。又在江东包家道头(现鄞州区庆安会馆附近)濒甬江边设浙海大关(后改称浙海常关)以管船只、货物,征收关税。至“洪任辉事件”后,被乾隆皇帝下旨关闭。
洪任辉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和洪任辉前往宁波贸易。结果发现,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亦比广州方面少许多。自此,东印度公司增加了宁波的贸易量,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朝廷因此将浙海关关税提高一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不顾清政府关闭浙江对外贸易的规定,前往宁波,中途受阻后又直航天津,并通过行贿将一纸诉状告到朝廷,成为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他控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谁知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乾隆皇帝认为告御状的这个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了中国人帮其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这件事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洪任辉被拘押3年后驱逐回国,而那位帮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被斩首示众,
妄自尊大的乾隆甚至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可悲的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当年由800人组成的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帝卑躬屈膝三跪九叩都没有得到的东西,英國军队用坚船利炮都得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二十二日,根据英国领事赫德的建议,总理衙门批准在江北中路设海关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并委任英人华为士为首任税务司,浙海关(俗名“洋关”)由此建立,成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四大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之—。
洋太控制下的浙海关
浙海关设立后,原先清政府设立在江东包家道头的海关改为常关。浙海关主要负责征收进出港的洋式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的关税,常关主要负责征收进出港的本国木帆船及其所载货物的常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宁波城,驱逐浙海关监督、税务司,将设立才半年的浙海关改为“天宁关”。又在镇海设天平关,公布税则,减轻税率,严禁鸦片进口。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太平军在“洋枪队”及清军的联合攻击下退出宁波,天宁关结束,清军重人宁波后,浙海关恢复办公。外籍税务司禀承总税务司意旨,以领事为依靠,力图将新关建成独立王国。清政府认为浙海关监督是新关及常关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关税保管权,签发护照和三联单、子口税单以及形式上的关务费审批权。但由于中高级关员的任免权由总税务司掌握,关务往来文件全用英文书写,科甲出身的浙海关监督无法阅读,加上不平等条约的根本性质,浙海关监督的权力愈来愈少。如外货在缴纳较低的进口税和子口税以
后即可在国内通行无阻,不再征税,而土货在关税之外,在国内流通还要逢卡交纳厘金统捐,步步难行。这种征税政策,显然对国货不利,而有利于外货的倾销,扼杀了本国的民族工业、农业和手工业。
当时宁波的外货主要来自上海,到了宁波都不征税。在宁波缴纳进口税的有从南洋、香港直接运来的糖和经海防、香港来的云南大锡(俗称点铜)。锡是锡器皿和锡箔的原料,明明是国产品,仅仅因为经过香港,便按外货处理,这也是不合理税制的例证之一。出口货物主要有:三北的棉花,和丰厂的棉纱,如生厂的罐头笋,美球厂的针织品、草席、金丝帽、咸鱼、海味、药材、竹制品、水蜜桃等。来自上海的国货和外货有煤油、布匹、五金、颜料、纸张、香烟、食品、呢绒、药品等。沪甬间交通,依靠招商局、宁绍公司、三北公司和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另外有永川、新宝华、宁象、新宁海、镇北、姚北、慈北等轮船,来往海门、石浦、象山、定海、温州、金塘等地,这些和帆船都属于常关管辖征税的。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关税所人大部分抵作赔款和外债,直接解往上海汇丰银行,浙海关监督仅保管偿付赔款的外债后的余款——关余。191 1年爆发辛亥革命,11月宁波光复,税务司柯必达趁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夺取了浙海关包括“关余”在内的税款保管权,浙海关监督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税款收支权丧失殆尽,仅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和对常关的管辖权而存在,浙海关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在长期丧失主权的过程中,由洋人掌控的浙海关采取两套管理办法。第一在政治上,严禁华员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不准反洋,说海关是国际机关,是超政治的,号召关员忠于海关,而不忠于祖国。若有爱国思想及进步言论的人,被视为危险分子,或被排挤,或被调到边远地区。第二是经济待遇十分优厚,只要关员不反抗,不公开贪污或贪污而不出事故,就保证可以捧着“金饭碗”到退休。薪金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邮政、盐务机关人员高得多。如税务司的月薪银是800至1250两,还有各种津贴如交际费、公务费、汽车费及住宅、家具、炊事员、杂役等。帮办月薪银是120至480两,税务员是85至350两(每隔两年升级),外加房租津贴,金价补贴等。年老退休,少的可领养老金三四万元,多的可领十几万元。外国人的薪金还要更高,是按金镑折算的,外国税务司退休可领养老金20多万元,工作调动时坐轮船超等舱,发里程津贴、家具补贴等。他们住的是沿江花园洋房,吃的是大隐山水(当时宁波无自来水,居民饮用的都是雨水,外国人嫌其不卫生,因此用船从余姚大隐运来山水做饮料)和宝山点心(系当时专做面包等西点的商店,设在海关后面)。外出拜客乘绿呢大轿,有3名轿夫、2名跟班伺随。郊游打猎,猎装、猎枪,手携猎犬,口衔烟斗,见到中国苦力,开口便是“混蛋滚开”。华洋关员待遇差别很大,经华员力争后,才稍有改善。
浙海关混乱的内部管理
民国建立初期,各地军阀为保护自己的地盘与利益,不断发动内战,使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给一些海关人员进行投机倒把及贪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如什么时候实施新税率和税率的高低幅度,参加这项工作的高级关员是事先知道的,他们勾结外国巨商,在加税前抢运外货进口,加税后价涨卖出,就是万无一失的好生意。各关的外国税务司、帮办和外商都是至亲好友,在喝酒或打球的时候就把事情谈好,回来在报单上歪歪斜斜用红笔以英文批上“已完进口税”“免验”“情况不明,从宽处理”“初犯”等字,谁敢去问一声呢?有些外国关员离开海关之后就在中国做起生意来,如当时
上海的会德丰公司、茂泰公司,就是关员马登(英人)开的。还有一些外国税务司专门搜罗古玩,回国时照例无人检查,就把我国宝贵文物偷走,转手倒卖发了财。
在税务司面前可以说得上话的高级华员,如帮办之流也没闲着,他们串通里外,乘机作弊。海关法规头绪纷繁,有些还不成文法,仅凭惯例办事,因此可以曲解引伸。罚款的幅度很大,从漏税额一倍到几倍,凭感情上下其手,一声“犯关”自然有人会托亲朋好友来讲情。有关系的,走私漏税可以从轻发落,货物可以免验或先装后税,“派司”(完税凭证)不符可以顶替,从价计税的,估价可以从低,这样对方就感激图报,大送礼物,只要不收现金,就不算贪污了。遇到任免“外水”多的低级人员,如巡役之类,管人事的帮办就有好处可得。穿制服的海关外班人员,直接和报关行、船员、单帮打交道,贪污机会更多,而且私货一放,查不出什么证据。那时沪甬航线轮船的买办、茶房、水手、厨房、理货都带私货,形成一个走私集团。他们和浙海关的外班贪污集团勾搭在一起,按次送“保护费”,一般每月“包银”为8000元,照股均分,职位高的头目多占半股。
海关工作人员除了极少数作风正派以外,多数因工作轻松,袋里有钱,就以吃喝嫖赌来消磨时光,于是寧波城内的状元楼、堇江春等酒饭馆及交通旅馆,后市(宁波当时的“红灯区”)就成为“关老爷”们经常光顾之地。稍微洁身自好的关员则到郊外的东钱湖、天童、育王等作假日旅行,或省下钱来盖洋房。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籍关员,不仅利用职权包庇外商,欺压劳动人民,还深入调查我国各地经济、风俗,借打猎游历机会,对山川形势拍摄照片,画成地图。海关用船钞收入,在我国沿海地区从辽宁的安东到广东的北海、琼崖都建立了灯塔,在长江从宜宾到吴淞建立了航标,并拥有几十只的缉私船、运输船,由外人任工程师和船长、大二副,到处巡逻,测量水深,绘图拍照。这些国防要塞形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部、参谋部因此洞悉无遗,了如指掌。
另外,海关因业务关系,每季、年度均有贸易报告,每10年又有10年报告,内容项目包罗万象,如政局、经济、人口、贸易、工业、建设、卫生、交通、司法、邮电、航业、公用、文教、农业、矿产、土特产、治安、“内乱”、气象、银行汇兑、禁毒、物价等,资料靠平时收集积累,并用公函派员到各机关抄材料作调查。报告印出后,照例要送给各国驻华使领,其余材料外国人抄录寄出,无人知道,也无人过问。海务、港务方面也有定期报表,内容包括水文、水位、气象、航道、航标、礁石、险滩、流向等,也多关系国防。凡此种种,可以说把中国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机要,通过海关都提供给外国的军事机构作为情报了。
敌伪时期的浙海关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杭州沦陷后,自1938年、1939年两年中,为了战时经济需要,国民政府陆续公布限制货运办法多种:如对某些土产出口严加限制,资敌物品禁运出口,多数洋货禁运人口,敌货或由敌人控制厂家出口的货物,绝对禁止进口。但是,日本侵略者为打破中国政府的经济封锁,极力策动商贩走私,以攫取物资,宁波口走私情况极为
严重。自1939年以来,海关所获进出口私货远远打破历史上最高纪录。
在国民政府迭次严令浙海关检查禁运物货下,没收的大量违禁品使海关仓库竟到了无法容纳的地步。但事实上查到的禁运品只是冰山一角,在物货极度缺乏的浙东各地,私货依然充斥市场。当时贩卖私货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种是将日本货或其他违禁品改头换面,作为国货或其他可以进口的洋货,公开运输和出售。还有一部分匹头(指布匹)经改换包装变更标识,实为敌方控制的厂家出品,在事实上极难辨认真伪。而从上海寄来的邮包,大都将日本货改装成中国货,其中尤以匹头货的数量最大。另一种是将未税货物伪装成已税货物运送,由江海关“地方局”盖上“税付”戳印,即可放行,事实上却是漏税私货。也有以贿赂海关关员而取得国货合法证明的。 此外,还有武装走私。武装走私系由日本浪人(日本明治时期西南战争后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组织,得到日本侵华军方暗中支持,勾结沿海土豪和汉奸进行活动。1939年6月上旬,发现在黄岩县黄岩场以东的金清港附近一带海口,有走私集团偷运食粮、茶叶、桐油、板炭、樟冰、木材、香粉、废铁等,约价值300多万元,运往敌区;并由敌区运回大量仇货(敌方的商品和货物)、毒品(鸦片和吗啡)、枪械、弹药等等。
据当时浙海关二等帮办俞守成在沿海视察的《报告》中提道:舟山群岛的海盗,至少有枪2000—3000支,尚有重机关枪数10把。而民间所藏自卫枪械,亦不在此数以下。“如无私运,则此巨量武器从何而得?”可见浙东海上的武器走私早已非常猖獗。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后不久,在上海的总税务司岸本广吉(日本人)就派江海关日本籍副税务司加藤链一搭敌舰来宁波接收海关,成立“海关转口税宁波征收所”,并在镇海成立分所,这完全是殖民地性質的海关,关税收入转入日本正金银行,执行日伪政权颁布的税则。后来换了几个“所长”,大致为三村平八、田村勇等人,并配备一些日本关员及一些华籍关员。当时,日本的海陆军、大使馆、兴亚院都管海关,海关各项事务要征求各方面同意后才能实施,而汪伪政权的财政部关务署(伪署长张素民)并没有实权。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海口封锁,海关税收落空,汪伪政费无着,为了进一步压榨人民,把海关转口税推行到内港轮船、火车、帆船、汽车运输和肩挑负贩的物资上来,到处设卡拦路稽征,实际上就是厘金,税率为5%。那时上海、南京、汉口、镇江、无锡、苏州、蚌埠、杭州、安庆和宁波都设有转口税局、所和支所。
当时沪甬航线行驶的敌轮有鸣门丸、海通丸、万吉丸和大华,单帮最多。但赴沪手续非常麻烦,要照片、伪保甲证明、商店担保、种痘证、防疫证,及付运动费后才领得通行证。和海关贪污集团有联系的,按趟数送“方便费”,才能顺利通过各卡;没有联系的小贩旅客,抄出货物,不但被处罚,还遭日军毒打。伪关员对敌人百般献媚,请客、吃酒、送礼等,对同胞则声色俱厉,又是另一副面孔。那时以濠河、西门两处贪污所得较多,据说每人每月可拿几百元到千元。华员头目和伪总税务司署人事处长裘倬其有勾结,按时送礼,如不打招呼,就可能调去坐没有进项的“冷板凳”。外班的外班头子也要分红,才能长做肥缺。上行下效,层层剥削,同在一处工作共同分肥的,也是互相欺蒙,以多报少,各找各的财路。
抗战胜利后,浙海关的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和副税务司,全由中国人担任。然由于外贸停顿,宁波经济奄奄一息,税费收入远远不能抵消关务费支出。此外,各级关员勒索贪污,层层剥削,不仅使货物流通受到阻滞,还使物价、商业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种种因素,使浙海关处于衰落不振时期。1948年,浙海关划归江
海关管辖,更名为江海关宁波分关。
百年旧关获新生
1949年5月宁波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江海关宁波分关,从此,宁波海关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历史。1950年3月,江海关宁波分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宁波分关,同年12月又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支关。解放初期,宁波支关基本上沿用旧海关业务制度。不久,在海关总署与上海海关领导下,宁波支关对旧海关管理制度进行改造,并按照新颁布的海关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开展海关业务工作。当时宁波支关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海关的工作职能与任务,把监管工作提到重要地位,同时移交旧海关包揽的非海关业务,把港务移交交通部浙江省航务管理局宁波办事处,检查国内邮包业务移交宁波市邮政局,停止代征国内进口洋货浚浦捐,停编国内贸易统计。但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宁波地处东南前线,对外贸易难以开展,海关业务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海关总署决定撤销宁波支关。1951年12月,上海海关宁波支关正式宜布撤销。1978年9月23日,为适应宁波港对外开放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建立宁波海关。
浙海关旧址历经百年风雨及年久失修,外墙面风化严重,内部结构、房间布局等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建和破坏。为了保护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古建筑,2006年有关部门对残损的屋面、外墙面和损坏的构件进行了修整。2008年12月4日,浙海关旧址成为宁波市首家“海关专题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又对浙海关旧址博物馆进行了半年的改造提升。为了更加真实和全面地还原历史情境,此次改造通过档案查阅、网络传输、有价征集等途径,找到了一批历史照片。其中有18幅照片是首次在宁波面世,如清代作为土货打包茶叶出口、李鸿章拜见英国女王、上海海关报关厅、洋员住宅、浙海关附近码头搬运工、侵华日军宁波东门口岗哨、浙海关俱乐部弹球组等。
以宁波为关址的浙海关,自成立到1949年之前,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机关,又是反动派压榨人民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海关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海关。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100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初具现代海关职能的机构,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的历史见证之一。
浙海关的建立
浙海关旧址,位于江北区中马路542号。东邻甬江约20米,南与基督教江北堂相距约4米,再往南约200米有一幢砖砌二层洋房,为原浙海关高级帮办(主管人员助手)的住宅。现存的浙海关旧址是原浙海关税务司(又称浙海新关)办公、管理用房之一。建筑朝东偏南,三层加阁楼砖木混合结构,平面呈长方形,两面外廊布置形式,建筑面积为1067.8平方米。通面宽15.10米,通进深18.44米,地面至屋面高16.05米。其外墙以中国的青砖为主料,以西洋式的廊柱、门窗套和百叶窗等为装饰,兼具中国的传统人伦空间和西方的公共空间之特点,以新颖的独栋形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连片院落结构,是当时极具特色的先进建筑。
据史料记载,宁波在五代时已设有近代海关的萌芽形式——博易务。然其地址已不可考。到了宋时,由于市舶收入丰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十分重视,于是出现了近代海关的雏型——市舶司,明州(今宁波)市舶司与广州、泉州市舶司并称“三司”。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规定明州为与高丽、日本进行贸易的特定港口。明代则定为与日本通商的唯一港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当时称浙海钞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
过去的“市舶司”名称。关署设于今中山西路鼓楼东侧永丰库遗址公园内。又在江东包家道头(现鄞州区庆安会馆附近)濒甬江边设浙海大关(后改称浙海常关)以管船只、货物,征收关税。至“洪任辉事件”后,被乾隆皇帝下旨关闭。
洪任辉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和洪任辉前往宁波贸易。结果发现,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亦比广州方面少许多。自此,东印度公司增加了宁波的贸易量,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朝廷因此将浙海关关税提高一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不顾清政府关闭浙江对外贸易的规定,前往宁波,中途受阻后又直航天津,并通过行贿将一纸诉状告到朝廷,成为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他控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谁知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乾隆皇帝认为告御状的这个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了中国人帮其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这件事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洪任辉被拘押3年后驱逐回国,而那位帮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被斩首示众,
妄自尊大的乾隆甚至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可悲的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当年由800人组成的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帝卑躬屈膝三跪九叩都没有得到的东西,英國军队用坚船利炮都得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二十二日,根据英国领事赫德的建议,总理衙门批准在江北中路设海关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并委任英人华为士为首任税务司,浙海关(俗名“洋关”)由此建立,成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四大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之—。
洋太控制下的浙海关
浙海关设立后,原先清政府设立在江东包家道头的海关改为常关。浙海关主要负责征收进出港的洋式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的关税,常关主要负责征收进出港的本国木帆船及其所载货物的常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宁波城,驱逐浙海关监督、税务司,将设立才半年的浙海关改为“天宁关”。又在镇海设天平关,公布税则,减轻税率,严禁鸦片进口。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太平军在“洋枪队”及清军的联合攻击下退出宁波,天宁关结束,清军重人宁波后,浙海关恢复办公。外籍税务司禀承总税务司意旨,以领事为依靠,力图将新关建成独立王国。清政府认为浙海关监督是新关及常关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关税保管权,签发护照和三联单、子口税单以及形式上的关务费审批权。但由于中高级关员的任免权由总税务司掌握,关务往来文件全用英文书写,科甲出身的浙海关监督无法阅读,加上不平等条约的根本性质,浙海关监督的权力愈来愈少。如外货在缴纳较低的进口税和子口税以
后即可在国内通行无阻,不再征税,而土货在关税之外,在国内流通还要逢卡交纳厘金统捐,步步难行。这种征税政策,显然对国货不利,而有利于外货的倾销,扼杀了本国的民族工业、农业和手工业。
当时宁波的外货主要来自上海,到了宁波都不征税。在宁波缴纳进口税的有从南洋、香港直接运来的糖和经海防、香港来的云南大锡(俗称点铜)。锡是锡器皿和锡箔的原料,明明是国产品,仅仅因为经过香港,便按外货处理,这也是不合理税制的例证之一。出口货物主要有:三北的棉花,和丰厂的棉纱,如生厂的罐头笋,美球厂的针织品、草席、金丝帽、咸鱼、海味、药材、竹制品、水蜜桃等。来自上海的国货和外货有煤油、布匹、五金、颜料、纸张、香烟、食品、呢绒、药品等。沪甬间交通,依靠招商局、宁绍公司、三北公司和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另外有永川、新宝华、宁象、新宁海、镇北、姚北、慈北等轮船,来往海门、石浦、象山、定海、温州、金塘等地,这些和帆船都属于常关管辖征税的。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关税所人大部分抵作赔款和外债,直接解往上海汇丰银行,浙海关监督仅保管偿付赔款的外债后的余款——关余。191 1年爆发辛亥革命,11月宁波光复,税务司柯必达趁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夺取了浙海关包括“关余”在内的税款保管权,浙海关监督的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权、税款收支权丧失殆尽,仅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和对常关的管辖权而存在,浙海关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在长期丧失主权的过程中,由洋人掌控的浙海关采取两套管理办法。第一在政治上,严禁华员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不准反洋,说海关是国际机关,是超政治的,号召关员忠于海关,而不忠于祖国。若有爱国思想及进步言论的人,被视为危险分子,或被排挤,或被调到边远地区。第二是经济待遇十分优厚,只要关员不反抗,不公开贪污或贪污而不出事故,就保证可以捧着“金饭碗”到退休。薪金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邮政、盐务机关人员高得多。如税务司的月薪银是800至1250两,还有各种津贴如交际费、公务费、汽车费及住宅、家具、炊事员、杂役等。帮办月薪银是120至480两,税务员是85至350两(每隔两年升级),外加房租津贴,金价补贴等。年老退休,少的可领养老金三四万元,多的可领十几万元。外国人的薪金还要更高,是按金镑折算的,外国税务司退休可领养老金20多万元,工作调动时坐轮船超等舱,发里程津贴、家具补贴等。他们住的是沿江花园洋房,吃的是大隐山水(当时宁波无自来水,居民饮用的都是雨水,外国人嫌其不卫生,因此用船从余姚大隐运来山水做饮料)和宝山点心(系当时专做面包等西点的商店,设在海关后面)。外出拜客乘绿呢大轿,有3名轿夫、2名跟班伺随。郊游打猎,猎装、猎枪,手携猎犬,口衔烟斗,见到中国苦力,开口便是“混蛋滚开”。华洋关员待遇差别很大,经华员力争后,才稍有改善。
浙海关混乱的内部管理
民国建立初期,各地军阀为保护自己的地盘与利益,不断发动内战,使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给一些海关人员进行投机倒把及贪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如什么时候实施新税率和税率的高低幅度,参加这项工作的高级关员是事先知道的,他们勾结外国巨商,在加税前抢运外货进口,加税后价涨卖出,就是万无一失的好生意。各关的外国税务司、帮办和外商都是至亲好友,在喝酒或打球的时候就把事情谈好,回来在报单上歪歪斜斜用红笔以英文批上“已完进口税”“免验”“情况不明,从宽处理”“初犯”等字,谁敢去问一声呢?有些外国关员离开海关之后就在中国做起生意来,如当时
上海的会德丰公司、茂泰公司,就是关员马登(英人)开的。还有一些外国税务司专门搜罗古玩,回国时照例无人检查,就把我国宝贵文物偷走,转手倒卖发了财。
在税务司面前可以说得上话的高级华员,如帮办之流也没闲着,他们串通里外,乘机作弊。海关法规头绪纷繁,有些还不成文法,仅凭惯例办事,因此可以曲解引伸。罚款的幅度很大,从漏税额一倍到几倍,凭感情上下其手,一声“犯关”自然有人会托亲朋好友来讲情。有关系的,走私漏税可以从轻发落,货物可以免验或先装后税,“派司”(完税凭证)不符可以顶替,从价计税的,估价可以从低,这样对方就感激图报,大送礼物,只要不收现金,就不算贪污了。遇到任免“外水”多的低级人员,如巡役之类,管人事的帮办就有好处可得。穿制服的海关外班人员,直接和报关行、船员、单帮打交道,贪污机会更多,而且私货一放,查不出什么证据。那时沪甬航线轮船的买办、茶房、水手、厨房、理货都带私货,形成一个走私集团。他们和浙海关的外班贪污集团勾搭在一起,按次送“保护费”,一般每月“包银”为8000元,照股均分,职位高的头目多占半股。
海关工作人员除了极少数作风正派以外,多数因工作轻松,袋里有钱,就以吃喝嫖赌来消磨时光,于是寧波城内的状元楼、堇江春等酒饭馆及交通旅馆,后市(宁波当时的“红灯区”)就成为“关老爷”们经常光顾之地。稍微洁身自好的关员则到郊外的东钱湖、天童、育王等作假日旅行,或省下钱来盖洋房。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籍关员,不仅利用职权包庇外商,欺压劳动人民,还深入调查我国各地经济、风俗,借打猎游历机会,对山川形势拍摄照片,画成地图。海关用船钞收入,在我国沿海地区从辽宁的安东到广东的北海、琼崖都建立了灯塔,在长江从宜宾到吴淞建立了航标,并拥有几十只的缉私船、运输船,由外人任工程师和船长、大二副,到处巡逻,测量水深,绘图拍照。这些国防要塞形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部、参谋部因此洞悉无遗,了如指掌。
另外,海关因业务关系,每季、年度均有贸易报告,每10年又有10年报告,内容项目包罗万象,如政局、经济、人口、贸易、工业、建设、卫生、交通、司法、邮电、航业、公用、文教、农业、矿产、土特产、治安、“内乱”、气象、银行汇兑、禁毒、物价等,资料靠平时收集积累,并用公函派员到各机关抄材料作调查。报告印出后,照例要送给各国驻华使领,其余材料外国人抄录寄出,无人知道,也无人过问。海务、港务方面也有定期报表,内容包括水文、水位、气象、航道、航标、礁石、险滩、流向等,也多关系国防。凡此种种,可以说把中国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机要,通过海关都提供给外国的军事机构作为情报了。
敌伪时期的浙海关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杭州沦陷后,自1938年、1939年两年中,为了战时经济需要,国民政府陆续公布限制货运办法多种:如对某些土产出口严加限制,资敌物品禁运出口,多数洋货禁运人口,敌货或由敌人控制厂家出口的货物,绝对禁止进口。但是,日本侵略者为打破中国政府的经济封锁,极力策动商贩走私,以攫取物资,宁波口走私情况极为
严重。自1939年以来,海关所获进出口私货远远打破历史上最高纪录。
在国民政府迭次严令浙海关检查禁运物货下,没收的大量违禁品使海关仓库竟到了无法容纳的地步。但事实上查到的禁运品只是冰山一角,在物货极度缺乏的浙东各地,私货依然充斥市场。当时贩卖私货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种是将日本货或其他违禁品改头换面,作为国货或其他可以进口的洋货,公开运输和出售。还有一部分匹头(指布匹)经改换包装变更标识,实为敌方控制的厂家出品,在事实上极难辨认真伪。而从上海寄来的邮包,大都将日本货改装成中国货,其中尤以匹头货的数量最大。另一种是将未税货物伪装成已税货物运送,由江海关“地方局”盖上“税付”戳印,即可放行,事实上却是漏税私货。也有以贿赂海关关员而取得国货合法证明的。 此外,还有武装走私。武装走私系由日本浪人(日本明治时期西南战争后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组织,得到日本侵华军方暗中支持,勾结沿海土豪和汉奸进行活动。1939年6月上旬,发现在黄岩县黄岩场以东的金清港附近一带海口,有走私集团偷运食粮、茶叶、桐油、板炭、樟冰、木材、香粉、废铁等,约价值300多万元,运往敌区;并由敌区运回大量仇货(敌方的商品和货物)、毒品(鸦片和吗啡)、枪械、弹药等等。
据当时浙海关二等帮办俞守成在沿海视察的《报告》中提道:舟山群岛的海盗,至少有枪2000—3000支,尚有重机关枪数10把。而民间所藏自卫枪械,亦不在此数以下。“如无私运,则此巨量武器从何而得?”可见浙东海上的武器走私早已非常猖獗。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后不久,在上海的总税务司岸本广吉(日本人)就派江海关日本籍副税务司加藤链一搭敌舰来宁波接收海关,成立“海关转口税宁波征收所”,并在镇海成立分所,这完全是殖民地性質的海关,关税收入转入日本正金银行,执行日伪政权颁布的税则。后来换了几个“所长”,大致为三村平八、田村勇等人,并配备一些日本关员及一些华籍关员。当时,日本的海陆军、大使馆、兴亚院都管海关,海关各项事务要征求各方面同意后才能实施,而汪伪政权的财政部关务署(伪署长张素民)并没有实权。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海口封锁,海关税收落空,汪伪政费无着,为了进一步压榨人民,把海关转口税推行到内港轮船、火车、帆船、汽车运输和肩挑负贩的物资上来,到处设卡拦路稽征,实际上就是厘金,税率为5%。那时上海、南京、汉口、镇江、无锡、苏州、蚌埠、杭州、安庆和宁波都设有转口税局、所和支所。
当时沪甬航线行驶的敌轮有鸣门丸、海通丸、万吉丸和大华,单帮最多。但赴沪手续非常麻烦,要照片、伪保甲证明、商店担保、种痘证、防疫证,及付运动费后才领得通行证。和海关贪污集团有联系的,按趟数送“方便费”,才能顺利通过各卡;没有联系的小贩旅客,抄出货物,不但被处罚,还遭日军毒打。伪关员对敌人百般献媚,请客、吃酒、送礼等,对同胞则声色俱厉,又是另一副面孔。那时以濠河、西门两处贪污所得较多,据说每人每月可拿几百元到千元。华员头目和伪总税务司署人事处长裘倬其有勾结,按时送礼,如不打招呼,就可能调去坐没有进项的“冷板凳”。外班的外班头子也要分红,才能长做肥缺。上行下效,层层剥削,同在一处工作共同分肥的,也是互相欺蒙,以多报少,各找各的财路。
抗战胜利后,浙海关的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和副税务司,全由中国人担任。然由于外贸停顿,宁波经济奄奄一息,税费收入远远不能抵消关务费支出。此外,各级关员勒索贪污,层层剥削,不仅使货物流通受到阻滞,还使物价、商业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种种因素,使浙海关处于衰落不振时期。1948年,浙海关划归江
海关管辖,更名为江海关宁波分关。
百年旧关获新生
1949年5月宁波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江海关宁波分关,从此,宁波海关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历史。1950年3月,江海关宁波分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宁波分关,同年12月又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支关。解放初期,宁波支关基本上沿用旧海关业务制度。不久,在海关总署与上海海关领导下,宁波支关对旧海关管理制度进行改造,并按照新颁布的海关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开展海关业务工作。当时宁波支关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海关的工作职能与任务,把监管工作提到重要地位,同时移交旧海关包揽的非海关业务,把港务移交交通部浙江省航务管理局宁波办事处,检查国内邮包业务移交宁波市邮政局,停止代征国内进口洋货浚浦捐,停编国内贸易统计。但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宁波地处东南前线,对外贸易难以开展,海关业务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海关总署决定撤销宁波支关。1951年12月,上海海关宁波支关正式宜布撤销。1978年9月23日,为适应宁波港对外开放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建立宁波海关。
浙海关旧址历经百年风雨及年久失修,外墙面风化严重,内部结构、房间布局等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建和破坏。为了保护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古建筑,2006年有关部门对残损的屋面、外墙面和损坏的构件进行了修整。2008年12月4日,浙海关旧址成为宁波市首家“海关专题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又对浙海关旧址博物馆进行了半年的改造提升。为了更加真实和全面地还原历史情境,此次改造通过档案查阅、网络传输、有价征集等途径,找到了一批历史照片。其中有18幅照片是首次在宁波面世,如清代作为土货打包茶叶出口、李鸿章拜见英国女王、上海海关报关厅、洋员住宅、浙海关附近码头搬运工、侵华日军宁波东门口岗哨、浙海关俱乐部弹球组等。
以宁波为关址的浙海关,自成立到1949年之前,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机关,又是反动派压榨人民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海关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海关。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100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初具现代海关职能的机构,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的历史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