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我们启动了八集文献纪录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的拍摄，我在片中担任总编导。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纪录片？说来话长。1997年，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周子中、范执中、朱仁三位老战士，酝酿创作一部反映我党领导下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电视连续剧《四明山》。三位老同志耗费了很大精力，完成了剧本的文学创作，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经费问题，拍摄电视剧的设想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一晃近二十年了，当年浙东纵队的老领导、老战士不少相继离世，作者之一的周子中同志也去世多年了。
　　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1周年。我虽然是胶东的革命后代，1963年随父母工作调动到浙江，但在学校里听到了不少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感人故事。1989年浙江电视台拍摄大型纪录片《浙江四十年》，我担任总摄像师，曾多次深入浙东革命老区，所到之处，无不被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迹所感动。在梁弄狮子山战场旧址，我还拣到了八发已锈迹斑斑的手枪子弹。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用纪录片的形式，反映浙东革命先烈和老一辈的光荣岁月，以表达后代对他们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双马影视陈俊玮总经理的支持，得到了杭州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上虞、余姚、嵊州三家革命老区电视台的支持，决定共同出资拍摄。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在雄伟的四明山顶峰，我亲自拍摄了纪录片的第一组镜头……
　　我们克服了人员少、史料缺乏、经费不足等困难，用浙东革命前辈的牺牲精神，鼓舞着摄制组的每一位同志，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据我所知，八集纪录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完整地反映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文献纪录片。从2015年8月29日开始，该片在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党建平台和上虞、嵊州、余姚三家革命老区电视台同时首播，一直播到9月3日胜利日大阅兵。国庆节期间，上海浦东新区电视台也播出了此片。10月中旬，浙江电视台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播出。11月23日晚上10点，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通过卫星播出平台，以每晚两集向全国进行了播出。
　　我党领导下的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中，浙东的情况非常特殊，斗争更为艰苦复杂，尤其是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怎么准确地把握尺度？原则性非常强。对于浙东的抗战，我就听到过一种污蔑性言论，说浙东的新四军从来就没有打过日本鬼子。我当时就拍案痛斥：1941年我党领导下的浦东部队到浙东不久，姜文光烈士、陆阳烈士就是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牺牲的。后来又听说，凡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都不能评为抗战烈士。为此，我一度非常困惑。
　　2015年7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个讲话一扫压抑在我们心头多日的阴霾，我们作为共产党的后代，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反映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历史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是难以想象的。东北是怎么沦陷的？完全是“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失败。卖国的《何梅协定》是哪个签署的？是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的，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对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不久便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抗击入侵日军。而国民政府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他们在干什么？国民党一直在犹豫不决，期盼所谓的国际调停，投降论调甚嚣尘上。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首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和以后的“百团大战”胜利，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刘老庄连”“大鱼山抗战烈士群体”等一大批抗日英烈，他们宁死不屈，和日寇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人民从不向侵略者屈服的英雄气概。
　　在拍摄期间，我到历史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无意之间翻到了当年的一份国民党《中央日报》，时间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蒋介石的一篇署名文章，大标题是《以德报怨》。文中大谈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要求全国军民以孔孟之道的宽恕之心，正确对待日本侵略者，善待日本战俘，重新构筑所谓的中日和平。对于侵略者，蒋介石大发慈悲，而对于积极抗日、为了国内和平奉命北撤的新四军浙东纵队，蒋介石却视为“心腹之患”，称为“奸军”，命令第三战区就地消灭。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继续与人民为敌，直至1949年被人民推翻，赶到了台湾和几个小岛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可以遗忘仇恨，但不能忘记历史。
　　创作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在我们拍摄的关键时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朱文泉同志、副会长王清葆同志给予了我们许多重要指示，并决定由中新会直接领导这部纪录片的创作，承担政治上的一切责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彬同志，亲自担任纪录片出品人之一，并一直密切关注着我们的拍摄工作。92岁高龄的浙东新四军老战士杨光同志，为我们筹集资金四处奔走，老人家那刚毅的背影，至今仍不时在我眼前浮现。我们和北京市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的兄弟姐妹们，沿着当年的红色路线，重走了前辈们流血牺牲的战场。杨抗美同志为我们纪录片光盘在国家总局和军队的审批，操了不少心。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的何竟生、黄明明同志，为了纪录片的文字稿创作，先后召集了两次专家和后代的座谈会，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宁波新四军研究会的王泰栋同志，对浙东根据地的历史非常熟悉，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历史情况，帮助我梳理拍摄的思路。义乌新四军研究会的吴联隆同志，亲自陪同我到当年伏击日军的萧皇塘战场拍摄外景。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诸多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与支持，我们的创作要取得这样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我常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回忆着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
　　根据我们预先设计，纪录片要出版光盘向全国公开发行，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重要任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委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把关，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专家审看了全片，最后的评语是：“纪录片创作者的政治观点正确，采用外景拍摄和口述历史的形式，充满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正能量，有较好的史料性和艺术性。”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残酷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灭亡一个国家，首先消灭其历史，进而混乱其思想，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例证。郁达夫烈士满怀愤懑地说：“一个不崇拜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当前，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揭秘”“爆料”的幌子，用他们编造出来的所谓真相，抹黑我们党的历史、抹黑军队的历史，抹黑领袖形象、抹黑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离间我党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坦率地说，这些年来，我们思想战线的工作做的不够好，让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沉痛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在创作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独自坐在剪辑台上，每每看到片尾字幕那一份浙东抗日根据地血染着的烈士名单时，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在激动和感动后，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为那些永远沉默的先烈们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铁军精神代代相传？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怎样才能使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不会付诸东流？如何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些都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大事情。我认为，历史研究再纠缠于“多少人？多少枪？”的某些历史细节，已无多少实际意义，陶醉于父辈辉煌中的“自我感觉良好”更不可取，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为现实服务中来。现在争夺下一代的斗争非常激烈，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看不见的战线上处处是刀光剑影。沉重的命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历史在“恰似无情却有情”地拷问着。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