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脚步，他的文字，几乎与共和国近30年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连在一起。他的新闻作品和电视作品，8次获得中国新闻奖、5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优秀纪录片奖，成为了解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扇窗口。
　　他上过战场，曾是一名戍边战士。后来，他成了资深军事记者，曾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再后来，又转行从事电视宣传。他是全国新闻界领军人物、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他还是全军英模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如今，56岁的他在承担众多重大时政写作任务的同时，从容地办着自媒体，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咖”。
　　“当年的传统媒体一般零时前截稿了，而如今的自媒体是全时段发稿，根本就没有闲下来的机会。有人认为现在记者的门槛低了，事实上对于优秀记者来说，门槛更加高了。我们需要用新的传播手段来改造传统媒体，更需要用传统媒体人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神来办新媒体。新闻人的不易，在于不仅要有情怀、理想，还要为此而坚守和创新。我也有过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但我总觉得自己就是干新闻的材料，于是就选择了坚守，没想到转眼就是40年！”健谈、率真，专注、执着，视域开阔、创新力强，这是贾永给我们的强烈印象。言谈举止之间，贾永尽显军人风采，也许他骨子里就是一位军人，只是他的武器是笔和键盘。

南疆战火成就热血男儿的新闻人生

　　1980年11月27日，经过6天7夜闷罐车行军，一批山东新兵被运到了中越边境前线。这一年，贾永还不满18岁。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记者不同，别人是先上大学后从事新闻，而贾永则是先从事新闻写作后到高校学新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新华社的记者中，他可能是极少数有过战争经历的。
　　贾永当兵的部队就驻扎在南部边疆的国境线上，当时的中越两国还处于军事对峙阶段。“枪炮声不断，长年住帐篷、住坑道，将近5年内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因为酷热潮湿，经常烂裆。”
　　贾永的新闻第一课在充满战争的氛围中开始。地点在边境线上一个抗美援越时期的旧仓库里，四周全是伪装网。那是师里举办的新闻培训班，讲课的是师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培训班原计划为期10天，由于战事紧张，第6天就匆匆结束了。“班上的两个年轻战士，一个跟着步兵参加了主攻战斗，另一个跟着炮兵参加了助攻战斗。10天之后，与主攻部队一起行动的小伙子，牺牲在了战斗中，才19岁，叫叶永宁；随炮兵行动的就是我。”许多年后，贾永回忆牺牲的战友，眼中依然闪动着泪花。
　　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贾永开始了自己的战地写作。“我的采访对象就是身边战友，写作的题材就是战地生活。最初驻守的山头方圆几十里零星着几十户人家，山路崎岖又不通电，除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外，三面都是地雷区，种不了菜也贮存不了新鲜肉菜，每天的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萝卜干、海带、罐头，外加土豆和萝卜之类。有个擅长美术的战士还创作了漫画登在了报上，标题好像叫做《连队菜谱》：午餐，萝卜白菜；晚餐，白菜萝卜。连长气得把报纸甩在美术兵面前：‘画个头啊，瞧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吃吃吃，咋不画画咱们人在边关胸怀祖国的豪迈气概呢？’”
　　在那样的环境中，贾永生活了4年9个月零1天。“一场战斗下来，我所在的部队就牺牲了150多人，几乎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年轻到连爱情的滋味都没有尝过。”贾永说，近5年的边防部队的生活虽然没有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优秀的记者，但把他锤炼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严谨、守时，闻令而动，这些都是在边防部队养成的。最先我在当炮兵侦察兵，一项很主要的业务是观察敌情、捕捉变化，这一点其实与记者是相通的”。
　　1985年，贾永被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录取，如愿以偿地受到了科班训练。也是在那一年，他参与写作的通讯《追踪一首战地诗》让边防部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口号传遍了全国。1987年，他到《中国青年报》实习。作为当时最前卫的媒体，《中国青年报》记者队伍宽广的视野、强烈的事业心，编辑队伍把充满激情创意的点子全都提供给记者的无私精神，以及报社倡导的逼近式采访、扩散化思维，让贾永受益良多。“如果说，在此之前我是零度的冰的话，在那里我变成了零度的水。《中国青年报》对于我，就是‘溶解热’。”
　　真正让贾永产生飞跃的，是实习期间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采访。一把令5万人流离失所、193人葬身为海、一个县城化为废墟的大火，一把烧过百万公顷林地、焚毁了85万立方米存材的大火，一把让5万军民围剿了整整25个昼夜的大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又是怎样烧起来的？在大火的映照下，各色各样的人们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确定的采访思路，按照这样的思路探求真相，困难可想而知。大兴安岭的诸多机关以封闭的新闻思维实施着新闻封锁——一个灾区县在科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不准随便向记者提供情况，火灾区的几个邮局受命不得办理新闻电报和电话，前线指挥部门口居然写着：“记者不准入内。”在各种明目张胆的限制和阻挠面前，不少记者只得离开灾区。而贾永的幸运在于，他所跟随的3位《中国青年报》记者——雷收麦、李伟中、叶研，都是有名的“拼命三郎”。危险面前，4个人选择留下来了。他们艰难而又充满信心地拓展着获取第一手材料的范围：火场，坟场，废墟，河套；广播员，水枪手，推土机手……白天厚着脸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晚上与灾民一起睡在寒冷的帐篷里。
　　如果说，贾永此前的战地新闻还更多的依靠“铁脚板”取胜的话，那么，他在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期间参与的大兴安岭火灾报道则显示了一个成熟记者的思考和探索：《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3篇通讯，跳出了纯粹讴歌或揭露的报道模式，从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探究了这场巨大灾难的深刻成因，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横向的社会发展现实的交汇点上捕捉并突现主题。迄今，多种版本的新闻教材仍把“三色”报道作为研究的范例。“三色”报道之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因为客观公正，而这种客观与公正又来自深入扎实的采访。贾永成了中国青年报社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社长总编辑嘉奖殊荣的实习生。贾永一直把《中国青年报》作为自己的“娘家”，“是当时的那批中青报人，让我学会了怎樣做一名真正的记者”。

　　1989年，贾永成为新华社军事记者，当兵时就拥有的梦想从这儿开始放飞。
　　有人说，军队只有两种状态：战争和准备战争。战争的危险性自然人所共知。即使在和平时期，每逢危难时刻、危急关头、危险现场，肯定会有军人冲在第一线，军事记者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在第一现场。正因如此，世界上列出的危险性职业排行榜中，有两种职业始终位居前列，这就是军人与记者。贾永说，军事记者既是军人、又是记者，双重因素决定了一名优秀的军事记者的工作状态简单而又干脆：时刻准备出发，时刻迎接挑战，时刻投入战斗！他回忆：“汶川地震时，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往后撤，但有两种人却在迎着余震往前冲，那就是军人和记者！”

到新闻的源头挖掘新闻

　　发现力，记者的基本功！贾永认为，没有发现当不了好记者，只有发现没有联想则成不了“大”记者，不勤于思考的人不适合做记者。他倡导原始采访，即到新闻的源头追寻、发现和捕捉新闻。“虽然这样的采访方式让我吃了一些苦，比如我曾经在采访中三次撞车、三次负伤，但也收获了通常难以收获的新闻。”
　　1991年，贾永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报道。当时，一些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国外政客和媒体，对中国所谓的人权问题多有指责。出发之前，贾永就思考：怎样才能在这次报道中既为西藏真正的人权状况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又巧妙地对国际上关于西藏人权的种种无根据的舆论予以回击。他没有直接飞向拉萨，而是沿着青藏公路乘汽车边采访、边思考、边往拉萨赶。没想到，这次让他差点丢掉性命的行程，竟使他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连通内地与拉萨的两条高原公路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人”字：一“丿”，川藏公路；一“乀”，青藏公路。正是这两条被藏族同胞称之为“彩虹”、颂之为 “金桥”的路 ，构成了西藏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成为他们心中“托起太阳的哈达”。联想当时的国际背景，贾永知道，他已经找到了这篇报道的正确的路——这便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个巨大的“人”字。“为了修筑这两条路，4000多个英灵化作了生命的路基；为了守护这两条路，1400多个年轻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莽莽高原。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使百万西藏人民真正获得了人的幸福和人的尊严！人世间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人权吗？我把我在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部融进了通讯《壮美的人证》。通讯播发后，不少到过西藏的朋友说，这是一篇证据确凿的批驳西方‘人权卫士’的檄文。他们同时指出，整整40年，那么多人走过这两条路，怎么没有人发现这个‘人’字？我想，如果这一发现属于我的话，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一种采访让我获得了自己的发现，进而也获得了属于我自己的联想。”贾永说，发现与联想之于新闻报道，远远大于形式上的创新。
　　1998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这年8月16日晚上，计划中的湖北荆江分洪到了读秒的阶段。贾永所在的采访组冒雨向分洪区前行，一路上都是撤离的老百姓，无论人们怎么劝阻，他们的采访车一刻也没有停止向前。不料，采访车在分洪区抛锚了。此时，方圆几百里已经人影，而且他们竟没有一件救生衣。“每过一分钟都仿佛一个小时，最初是在等待人们前来救援，到最后纯粹是在等着洪水到来了！”幸运的是，分洪区的最后一辆搜索车在深夜发现了他们。虽然荆江最终没有分洪，但抗洪前线指挥部的值班日志上留下了这样两行记录：最后撤出分洪区的为5位军人，其中2位武警官兵、3位新华社军事记者。这一年，贾永获得“全国抗洪模范”荣誉，次年被授予中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裹着绷带的潜伏采访，吸着氧气的高原采访，穿越雪崩塌方泥石流的惊险采访……几十年的新闻历程中，究竟有多少次面临危险和考验，贾永自己也说不清，他记得最清的是接近新闻时的亢奋和捏住事实时的激动。
　　人们通常把新闻报道称为“易碎品”。的确，许多新闻作品连同它所报道的事物一起常被无情的岁月吞噬。但也不可否认，总有一些新闻作品虽历经时间的推移，但依然闪烁着绚丽的光彩。从好军嫂韩素云到找水英雄李国安，从优秀海军船长柏耀平到抗洪英烈李向群， 仅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贾永就采写了22个全国全军重大典型，甚至被称为“写典型的典型”。他自己也坦陈：“那一时期军队典型报道几乎都参与过。新闻刚出炉的时候，吸引人的可能是它所包含的信息、它所表达的思想、它所体现的理念，但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给人们留下以印象的还是细节。一篇人物通讯的构成就仿佛一个‘人’，它的主题就好比人的灵魂，它的结构就好比人的骨胳，它的细节就好比人的血肉，它的文字抑或说语言表述就好比人的服饰。作为典型报道的重要表现形式，人物通讯的主题选择应当是与时俱进的，结构形式应当是勇于创新的，细节刻画应当是生动感人的，語言表述应当是形象逼真的。”
　　贾永认为，背景材料同样可以成为人物通讯的细节。“我们常说某篇作品有高度、有深度、有宽广度。所谓高度就是思想性，它需要与时代联系；所谓深度就是与历史的联系，所谓宽广度就是与世界的联系。”采写李向群事迹时，贾永想到的是，如何用李向群来拉直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也就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同生共长、一度被人们称为“小皇帝”的这一代，能不能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能不能担当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贾永把李向群放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这样一个重大背景下，作为与改革开放同龄又同行的典型来宣传，彰显了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大有可为、能够担当重任的一代。正是有了这样的联想，再加上对于细节的深入发现和生动展示，也就有了后来直抵人心的报道：《20岁的生命礼赞》《20岁的人生跨越》。让他欣慰的是，今天李向群的画像与解放军历史上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另外9位英模的画像一起，张贴在全军每一座军营。 　　谈到新媒体环境下的典型宣传，贾永认为，主要是找准典型人物与当下社会环境的交汇点，突出典型人物与普通受众的共振点，着眼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结合点。2016年春节前夕，贾永在一位军人的个人微博中发现了一条信息：零下46度的气温下，一位名叫杜宏的边防连长牺牲在了巡逻途中，是个独生子女。“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打到连队，听说是电视台的，电话那头接电话的战士马上就哭了，只说一句话，我们连长能上电视吗？也只听了这么一句，我就决定去一趟。”
　　杜宏所在的连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伊木河，与俄罗斯隔着一条额尔古纳河，是中国境内最冷的地方，一年之内有8个月大雪封山。去伊木河最方便的路径就是乘飞机到黑龙江漠河，“然后驱车300公里，从原始森林的防火路中进入，冬季来回最快也得七八天，而一旦遇到大雪，情况就很难想象。我的老岳母当时正在301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抢救，我担心老人春节期间会有不测，就问重症科的两位主任，能不能保证让老人平稳度过10天。他们问：啥意思？我说，我要出去采访一位烈士，来回得10天。他们回答得还比较乐观，说应该没问题”。
　　时效决定报道成效，贾永一向注重“首发效应”。“我们到达连队的时候，那里的早晚温度零下40度左右，河面上气温更低，连队提醒记者要经常摸摸自己的耳朵，几个记者在室外拍摄每隔15分钟也要把机器放到怀中取暖，否则镜头就会结冰。”冰冷的江面上，贾永思考着杜宏这样一个人物与受众的共鸣点：他参加过国庆阅兵、是团里的比武尖子，这样一些元素对于部队官兵也许有共鸣，但对于广大的社会受众，放到更加广阔的背景下，似乎还不是那种一撞就响的共鸣点。那是什么？烟一支接着一支抽，贾永终于找到了杜宏烈士与广大受众的共震点，那就是：独生子女烈士、新婚的丈夫、中国最冷的地方戍边军人。中国的独生子女群体，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失独老人的悲惨不仅来自生活上的无依无靠，也来自感情上的无所寄托。就像杜宏这一家，本来已经约好要在一起过个团圆年，然而等来的却是年迈的父母失去唯一的儿子，新婚的妻子失去年轻的丈夫……这样的故事，本身就有了打动人、感染人的基础。贾永专门派记者赶往烈士的家乡拍摄了一集《知道我在等你吗》，报道并没有把烈士的家人拍得凄凄惨惨，而是通过烈士的妻子深情的回忆展示他们纯真而又美好的爱情故事，展示军人家庭真挚的感情，“爱得纯真，爱得深沉，爱得真实，爱得荡气回肠。美好的东西总是能打动人的。当记者把画面传过来，我照着画面修改好解说词，配好音后，连我自己都感动了”。
　　作为军事记者，贾永写过很多的军人，“他们虽然年龄各异、经历不同，但有两点却有着惊人相似，那就是奉献和坚韧”。贾永说，“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最能够打动人们心灵的地方。”
　　新兴媒体的崛起过程，实际上就是网络技术与信息内容相互结合与发展的过程。“杜宏烈士的宣传，我们走的是一条新媒体预热的路子。2016年2月18日深夜回到北京，次日凌晨我就将写好了的长文发到了网上，新华网、中国军网、今日头条等立即以《零下46度：一串带血的手印》和《相信他化作了山脉》为题分别作了展示，千千万万网友通过客户端进行转发，形成了强烈的阅读期待，为央视晚上固定时间播出进行了预热。”在表现手法上，贾永和他的同伴采用的平民化的语言，文字不拔高、镜头不摆拍，“同期声追求真实自然，评论力求少喊口号。这一切的背后，为的是更好地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主流观点与主流价值”。

既当大手笔也当“键盘侠 ”

　　记者和军人，历来是新技术的最先使用者。二战时期，破译密码的需要，诞生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最初也发端于美国军队。贾永坦陈，他个人对于技术操作与使用滞后，但对于技术改变传媒的认识相对敏感的。当然，这种敏感也是被逼出来的。“2011年左右，微博刚刚盛行的时候，我做一个这方面的课题。动笔时某演员的粉丝量是1600万，文章还没有写完，她的粉丝已经暴涨到了2000万，后来她的粉丝一度涨到了7000万。这个数字几十倍于当时军队报纸的总发行量。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我！”
　　当时的贾永是新华社编务会成员、解放军分社社长。当年的中秋节，贾永带领他的直播团队登上了全军海拔最高、也是世界最高的驻兵点——海拔5300米的神仙湾哨所，以“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为主题直播高原官兵的中秋，当天收获了1200万的点击量。这次网上直播也被称为“中国海拔最高的微博直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新媒体重视了起来。也经常在想，如何把这种新的传播形式更大程度地服务于主流价值传播。”
　　触动贾永的还是他53岁生日——2016年1月23日那一天的夜晚。“那个冷啊，硬生生把外出散步的我冻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20年来北京最冷的一个夜晚。”不过，真正他感到彻骨之寒的是那天晚上引爆网上时任腾讯总编辑王永志的一篇演讲《传统媒体的超级冬天》。
　　王永志曾经是贾永在新华社的同事，他的演讲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旧媒体是不可能活的，网络新媒体通吃报纸、广播、电視；互联网时代，视频不可限量，所以赶紧注册视频类的公众号；只有泛媒体人才可能永生，生存平台是“两微多端”。
　　当天深夜，贾永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我53岁生日这一天，我的前同事宣告了比今天的天气更加寒冷的消息，也就是我的职业的死亡，不过，一句“真正的媒体人不死”，倒让我看到了一丝丝生的希望。
　　那个夜晚，注定是贾永难以入睡的漫漫长夜。窗外，一阵更比一阵猛烈的冬日长风扑打着窗棱，也仿佛扑打在了贾永的心上。视新闻为生命的他，隐隐感到传统媒体的寒冬确实正在到来。“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圈子里打拼了30多年的媒体人，我对永志的观点多少有些抵触。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事实无疑正在朝着永志所形容的方向发展。”
　　那个漫长的寒夜，冻醒了已不再年轻的贾永：“既然新媒体已经成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那么惟有在拥抱新媒体的过程中凤凰涅槃，才能保证职业之树常青。否则，也只有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或者成为这个时代的遥远背景。” 　　这年5月23日，也就是贾永53岁零4个月的同一天，他和一帮同样不再年轻的伙伴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号“第一军情”。那一天，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4周年纪念日。一切都没有刻意，但“第一军情”注定会有它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科技的发展，决不意味着降低了职业新闻人的素质要求。贾永清楚，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人永远都是新闻传播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他坚信，在新媒上最活跃、走得最远的，依然是那些真正经历过正规职业训练的媒体人。“第一军情”从上线之初就立下了鲜明的标准：靠独家视角吸引受众，靠理性分析赢得受众，靠文章品质留住受众；不唯书、不唯上，不跟风、不炒作，传播主流、全部原创。
　　奇迹永远青睐有思想、有准备的人。2018年12月9日，“第一军情”头条粉丝突破1000万，；3个月后，今日头条粉丝数达到12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头条头部大号。网上评论，“大手笔”真正成了“键盘侠”。如今的贾永，是正能量传播的楷模。他要求他的平台既要具备新媒体的开拓意識，又要发扬传统媒体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讲政治、守纪律，踏踏实实守正创新。
　　贾永说，在新媒体环境下，渠道已经不属于媒体和媒体人了。这就好比超市，房子已经由网络商搭建完毕，媒体和媒体人只不过像商品供应商一样，把新闻、把评论、把其他的新闻产品放在人家的货架上，“虽然我们对渠道无能为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样把产品做得更好。我们的优势就是判断力和调查力。新媒体的碎片化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碎片化不仅同样需要深度报道、而且也能够实现深度传播。”贾永认为，社会转型期，甘于做深度调查的记者越来越少，善于炒作和运作的人却越来越多，而这恰恰给真正的新闻人创造了机会。

信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

　　1997年，34岁的贾永被破格普升为新华社高级记者。2001年，贾永出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副社长，4年后担任军分社社长、新华社编务会成员，2013年调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管电视新闻。岗位的变化，也让贾永从一个写手转变为战役报道组织者和策划者，从记者变成了电视人。
　　他是《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我们一起走过》《必由之路》等央视热播的政论片撰稿人，也是纪录片《强军》《回望延安》《创新的力量》以及纪念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现场解说词总撰稿。他的目标是，培养网络一代的电视情怀。哪怕是微视频与短视频，也要追求政论风格、故事表达、人文精神、诗性写作，“否则就留不住现在的观众”。
　　回首新闻之路，贾永感恩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的4位新华社前辈：穆青、郭超人、南振中、何平。“他们4个人虽然都担任了新华社主要领导职务，但都是以新闻作品成名、都是有着鲜明作品特点的优秀记者。穆青的激情、郭超人的思辨、南振中的严谨、何平的气势，都值得后辈学习与借鉴。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新华社第一届青年记者读书班，班主任就是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他的新闻名篇《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是在海拔6000米以上写成的，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也正是在西藏长期的超负荷付出，导致了他后来的英年早逝。可以说，郭超人的名字是与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峰连在一起的。与才华横溢的郭超人相比，穆青的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也不善言谈，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新闻作品尤其是他的人物通讯激情四射。这样的激情，来自于他与采访对象的同频共振。”
　　贾永同样也忘不了他的军校学老师、中国军事新闻教育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郑旷。“郑教授有两句话，一直当作箴言：扎扎实实打基础，勤勤恳恳练笔头。”贾永回忆，“郑教授鼓励创新、倡导争论、宽容失败。当时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每周一次的例行评报会，正反双方总是争得面红耳赤，争论的最终结果经常刊登在一些业务刊物上。”贾永说，他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时期的指导老师杨浪也像郑旷一样胸怀宽广而富有激情，正是从这样一批执著的新闻人身上，他汲取到了一种难以止步的动力。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在贾永看来，作为一位军事记者或战地记者，不管装备如何更新，三项基础性要素都必须具备：第一，必须具有无畏的精神。只有拥有了这样一种精神，才能直面死亡、敢于牺牲，也才能够从危险的战场上获取新闻。远离第一现场的人，永远成不了优秀记者，更成不了优秀的军事记者。第二，必须具有坚韧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有了坚强的意志，才能百折不挠；有了强壮的体魄，才能应对艰险。记者是书生，但战地记者不能是文弱的书生。第三，必须具有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一个正义的记者，应当热爱和平、心系和平、向往和平。这就意味着，不能因为自己靠近战场，就去肆意渲染战争；不能因为深入了战场，而去赞美杀戮。他说，一个负责任的军事记者，他的笔、他的镜头、他的键盘，永远属于正义与和平。“军事题材最感人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背后的东西！”
　　2004年10月，站在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榜首的领奖台上，贾永道出了他对新闻事业的敬畏：“新闻永远是一项求新的事业，哪怕一点点的重复或守旧都会令她失去她特有的引人之处。”接受专访时，他笑言：“自己一辈子就是一个军人，一名军事记者。长处是抗孤独，可以一周写作出门。除了有时散步，几乎没有爱好。尤其是搞了新媒体，更像一台永动机，半点都不能偷懒。”
　　“文忙”之余散步，是贾永给自己留下的一点福利。也许，走进朝霞，融入夕晖，他才能够忘情，才能够信步而陶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