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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设施，国家成立了“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从国内过剩产能的输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两方面考虑，“丝路基金”的未来发展空间无疑非常巨大。但中非基金等国内海外基金项目的不成功经验表明，“丝路基金”的运营中必然面临各类潜在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并避免这些风险，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丝路基金概况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三家国家级金融平台相继成立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丝路基金是最快成立并投入实际运营的机构。丝路基金由中国成立，完全由中国出资，初期设计规模为400亿美元，上不封顶，可视投资效果和需求再增资。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分别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四家出资。因肩负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的政治使命，所以丝路基金并非是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基金，它类似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通过引导基金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带动民营资本、地方政府及国际资本共同参与子基金的设立。丝路基金的优势在于可提供中长期的股权投资，引导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互配合。
二、丝路基金的发展空间
丝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更具体点讲就是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消化自身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球增长。因此，丝路基金未来发展空间大与否，取决于国内过剩产能输出的意愿的强烈程度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程度。从国内过剩产能输出来看，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积累了5万多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而对外直接投资大概只有5000亿美元，资本的配置不够合理和多元化，给人民币、经济调整带来巨大压力，大量的对外金融资产需要需求新的“出路”。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下行趋势继续，产能过剩成为常态，国内很多社会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这些社会资本希望能跟着国家战略参与丝路基金，境外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转移过剩产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需求情况看，“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普遍处于经济上升区，但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亚非拉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急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资金问题最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只有约200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仅为这些资金的40%至50%。无疑，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丝路基金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需求基础。
三、潜在的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逐步增大，海外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加，但这些海外投资项目中部分因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导致了失败。以中非基金为例，中非基金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全资设立、规模达50亿美元的基金，定位于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合作项目。截至2014年底，中非基金已决定对34个非洲国家的80个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近30亿美元，实际出资近24亿美元。七年过去了，目前中非基金仅落实了原定投资规模50亿美元的一半左右，不算很顺利。中非基金之所以推行缓慢，更多是技术、法律和项目论证等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有些非洲国家对一些项目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先例，往往参与不进去。
四、对丝路基金规避潜在风险的意见建议
1.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基金就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在于规模的大小，不能追求轰动的政治效应，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要过多地考虑短期的消化过剩产能、拉动国内经济的动机，而是要踏踏实实地立足于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一个一个项目地推进，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回收周期是5-8年。
2.借鉴成熟经验，成立市场化运作平台。在操作模式上，“丝路基金”可依据国际法及有关国家公司法，参照中国各级政府设立“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平台公司”、境外合资公司、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由中资企业以美元或人民币现金投资发起设立，亚非拉国家政府授权企业（机构）以现金或矿产资源入股，欧美企业或机构原则上也可以现金或在当地控制的资源适当参股。由此打造一个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合作的战略性、公司化、市场化平台。
3.优化管理体制，建立多级政府协调机制。在管理上，可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推进苏州工业园的管理模式，引入多级政府协调机制，从政府层面就资源抵押及授权开发、基础设施规划及委托代建、财税优惠政策、信用增级等难点问题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并由作为执行层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同时负责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还款等，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
4.加强风险控制建设，避免各类风险。一是加强对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尽量全面、详细和客观评估和调查项目的风险，投资方案中要充分设计风险的管控和补偿机制。二是将高收益的资源产业与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至公司化的同一法人，并将政府明确抵押给金融机构的资源授权基础设施公司，开发后获得还款现金流。三是积极与东盟、非盟等多边机构或有关国家沟通，争取以法律法规确认的方式，授权设立公司并授权将有关矿产抵押给中资金融机构，避免政治风险。
5.注意遵守投资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和法律规范。不同国家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和投资产业都会制定不同的吸引投资的政策，同时许多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就业政策、产业保护等等各个方面也有各自的政策规范和法律文化。在选择项目时我们必须充分评估投资项目与所在国的各类政策、规范的一致性，避免发生不当的投资风险。
6.合理评估基金“出海”成本，权衡利弊得失。丝路基金的运营利弊兼存，弊端是大量资本投向海外会相应地减少国内投资，可能拖累国内、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同时，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存在产生反效率逆淘汰机制的可能，即可能使许多本来缺乏效率、在结构调整中需要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因搭上战略“顺风车”得以继续存活，甚至因为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比一些效率更高的企业还活得更好。如此，国内改革将放缓，伤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把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和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结合起来，让最有竞争效率的企业去获得承载资本输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角色.上海证券报.2015.6.
[2]丝路基金运作模式解读：一带一路没严格低于界限.产业信息研究网.2015.3.
[3]丝路基金的风控和退出之道.金琦. 財新网.2015.6.
一、丝路基金概况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三家国家级金融平台相继成立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丝路基金是最快成立并投入实际运营的机构。丝路基金由中国成立，完全由中国出资，初期设计规模为400亿美元，上不封顶，可视投资效果和需求再增资。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分别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四家出资。因肩负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的政治使命，所以丝路基金并非是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基金，它类似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通过引导基金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带动民营资本、地方政府及国际资本共同参与子基金的设立。丝路基金的优势在于可提供中长期的股权投资，引导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互配合。
二、丝路基金的发展空间
丝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更具体点讲就是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消化自身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球增长。因此，丝路基金未来发展空间大与否，取决于国内过剩产能输出的意愿的强烈程度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程度。从国内过剩产能输出来看，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积累了5万多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而对外直接投资大概只有5000亿美元，资本的配置不够合理和多元化，给人民币、经济调整带来巨大压力，大量的对外金融资产需要需求新的“出路”。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下行趋势继续，产能过剩成为常态，国内很多社会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这些社会资本希望能跟着国家战略参与丝路基金，境外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转移过剩产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需求情况看，“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普遍处于经济上升区，但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亚非拉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急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资金问题最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只有约200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仅为这些资金的40%至50%。无疑，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丝路基金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需求基础。
三、潜在的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逐步增大，海外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加，但这些海外投资项目中部分因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导致了失败。以中非基金为例，中非基金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全资设立、规模达50亿美元的基金，定位于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合作项目。截至2014年底，中非基金已决定对34个非洲国家的80个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近30亿美元，实际出资近24亿美元。七年过去了，目前中非基金仅落实了原定投资规模50亿美元的一半左右，不算很顺利。中非基金之所以推行缓慢，更多是技术、法律和项目论证等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有些非洲国家对一些项目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先例，往往参与不进去。
四、对丝路基金规避潜在风险的意见建议
1.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基金就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在于规模的大小，不能追求轰动的政治效应，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要过多地考虑短期的消化过剩产能、拉动国内经济的动机，而是要踏踏实实地立足于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一个一个项目地推进，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回收周期是5-8年。
2.借鉴成熟经验，成立市场化运作平台。在操作模式上，“丝路基金”可依据国际法及有关国家公司法，参照中国各级政府设立“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平台公司”、境外合资公司、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由中资企业以美元或人民币现金投资发起设立，亚非拉国家政府授权企业（机构）以现金或矿产资源入股，欧美企业或机构原则上也可以现金或在当地控制的资源适当参股。由此打造一个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合作的战略性、公司化、市场化平台。
3.优化管理体制，建立多级政府协调机制。在管理上，可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推进苏州工业园的管理模式，引入多级政府协调机制，从政府层面就资源抵押及授权开发、基础设施规划及委托代建、财税优惠政策、信用增级等难点问题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并由作为执行层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同时负责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还款等，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
4.加强风险控制建设，避免各类风险。一是加强对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尽量全面、详细和客观评估和调查项目的风险，投资方案中要充分设计风险的管控和补偿机制。二是将高收益的资源产业与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至公司化的同一法人，并将政府明确抵押给金融机构的资源授权基础设施公司，开发后获得还款现金流。三是积极与东盟、非盟等多边机构或有关国家沟通，争取以法律法规确认的方式，授权设立公司并授权将有关矿产抵押给中资金融机构，避免政治风险。
5.注意遵守投资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和法律规范。不同国家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和投资产业都会制定不同的吸引投资的政策，同时许多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就业政策、产业保护等等各个方面也有各自的政策规范和法律文化。在选择项目时我们必须充分评估投资项目与所在国的各类政策、规范的一致性，避免发生不当的投资风险。
6.合理评估基金“出海”成本，权衡利弊得失。丝路基金的运营利弊兼存，弊端是大量资本投向海外会相应地减少国内投资，可能拖累国内、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同时，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存在产生反效率逆淘汰机制的可能，即可能使许多本来缺乏效率、在结构调整中需要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因搭上战略“顺风车”得以继续存活，甚至因为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比一些效率更高的企业还活得更好。如此，国内改革将放缓，伤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把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和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结合起来，让最有竞争效率的企业去获得承载资本输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角色.上海证券报.2015.6.
[2]丝路基金运作模式解读：一带一路没严格低于界限.产业信息研究网.2015.3.
[3]丝路基金的风控和退出之道.金琦. 財新网.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