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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瓷器自古就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和欢迎，因质量上乘，美观且实用，风靡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西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说道：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矗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在我国的众多瓷器品种之间，青花瓷，以其外形的幽雅婀娜，明净素丽，蓝白相映，晶莹明快，成为了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必备商品。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是中国的瑰宝与象征。青花瓷用陶土制成瓷胎，以含氧化钴的钴料为着色剂，在坯体上描绘纹饰，然后施以明釉并在1300度左右的高温中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釉下钴料在高温烧成后，呈现出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
据史料记载，青花瓷从唐代开始输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明代以后，经阿拉伯人贩运到欧洲，成为宫廷和百姓的餐具。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青花瓷在其漫长的研制、生产、外销过程中，与阿拉伯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斯兰文化因素的融入使得青花瓷更具特色。
中阿友好往来可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开辟时期；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唐高宗接见了阿拉伯使团，这是中阿正式交往的开端。青花瓷是在唐代开始烧制的，有些图案布局已显现出西亚文化的影子。怛罗斯战役对中阿文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批被俘唐军官兵被押往阿拉伯地区，他们中不乏精通技术的能工巧匠。这些人把中国的许多技术尤其是陶瓷制作技术传授给了阿拉伯人；到了宋代，南北各窑厂生产的青瓷、白瓷上也出现过类似的装饰，但数量极少；元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青花瓷器，并销往阿拉伯地区；到了明朝，各个时期生产的青花瓷，在造型和图案上，都深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因素影响；清代，青花瓷仍然是外销西亚的瓷器的主要品种。
考古资料显示，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伊朗的尼沙普尔遗址、印度托古拉古宫殿遗址和叙利亚的哈马、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都曾大量出土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元青花瓷器，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伊斯兰文化兴盛的区域。
青花瓷最早见于唐代，当时的青花瓷所用的钴料，是从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以小件器型为主，图案大多是花草，其中的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就是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中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瓷器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即中国唐代。在今天伊拉克的萨马拉、泰西封及伊朗的尼沙布尔等地，唐代的陶瓷碎片也时有发现。而保存下来的宋青花只有十余片瓷片。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继承和延续关系。
元代，青花瓷的工艺走向成熟，尤其是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更是享誉海内外。其使用的青料叫做“苏麻离青”，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人们可能不知道，这种颜料是产于阿拉伯地区的，据说是产于伊拉克附近的“苏麻离”地区。当时有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回阿拉伯地区。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拉克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于是将其带来中国试用。后来郑和七下西洋，又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被广泛使用在元代中后期及明代早中期的青花瓷器生产中，开创了我国青花瓷器的辉煌时代，还有一部分是由各国来京朝贡的使节进贡的，但大部分都是由郑和的船队带回，郑和为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当时，景德镇青花瓷的生产主要是为外销，其产品大多销往中亞、西亚地区，因此，为适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青花瓷的器形和纹饰都有意加入了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中国瓷盘大小适中，而阿拉伯的比中国要大，有的甚至大好几倍，中国的仿制品按其要求，以大为美。当然其中也有精巧的小件瓷器，但大多是笨重庞大的大件瓷器，像是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大碗的口径一般都在30厘米以上，有的可达40厘米；大盘的口径多在45厘米以上，这样的大碗和大盘在元代以前是很少见的。明代马欢在《瀛洲胜览》中记载：“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由此可见此类大碗、大盘是为了适应与中亚、西亚地区穆斯林的传统饮食习惯而专门烧制的。同时，在伊斯兰教礼仪中，用水的场合很多，每天参拜真主之前，三餐饭后都要用水洗手，特别是教徒前往麦加朝圣，需要带回圣水自用或者馈赠亲友，这些都需要稍大型的瓷器。这类大件瓷器中比较典型的有：鼓腹梨形瓶，扁肚葫芦瓶、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等，这些显然显然不是中国瓷器原有的模样，但却可以从伊斯兰文化中找到其踪迹；在元代，也经常将伊斯兰的金属器皿和陶器的同心圆环形装饰应用到青花瓷盘上，题材是中国式的，装饰方法却是伊斯兰式的。
这些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瓷器除了被当做餐具、器皿外，还被用于建筑的装饰。因《古兰经》的教义禁止偶像崇拜，所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所有重要宫殿和清真寺建筑往往用中国陶瓷作为装饰，青花瓷被大量用于装饰。中国青花瓷中的云纹、雷纹、火焰纹、水波纹较多，具有行云流水的感觉，丰富了阿拉伯式的美术，启发着人们用几何图案丰富装饰艺术。
明代青花瓷继承了元代的精湛工艺和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在永乐、宣德两朝出现了青花瓷的鼎盛期。并出现了一批具有阿拉伯风格的新颖器形，如抱月瓶、八角烛台、花浇、葫芦形扁瓶、无档尊等。明代的青花纹饰以植物纹为主。正德时开始流行伊斯兰题材，还流行用阿拉伯文书写《古兰经》和箴言。其内容大多是赞颂真主安拉和其使者穆罕默德。用单一红彩、黑彩、青花料书写，体现了伊斯兰艺术重视书法精神。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深刻影响。
明代的青花瓷主要也是用于出口贸易以及与中东各国政治交往的，其器物的造型、纹饰均符合阿拉伯地区群众的生活习惯及审美需求。
由此可见，元、明时期，中阿经济、文化之间交流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次数之繁都已达到了高峰。到了清朝，由于海禁等闭关锁国的政策，青花瓷无法大量外销，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
青花瓷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但我国的青花瓷器无论是在工艺、颜料或者纹饰、造型上，都与阿拉伯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频繁的海外贸易交往，又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青花瓷器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的青花瓷器记录了中阿文化交流的过程，见证了中阿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参考文献
[1] 《鉴识青花瓷》吴战垒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2] 《阿拉伯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 廖蓓 著 中国陶瓷业2008年12月第15卷第6期.
在我国的众多瓷器品种之间，青花瓷，以其外形的幽雅婀娜，明净素丽，蓝白相映，晶莹明快，成为了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必备商品。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是中国的瑰宝与象征。青花瓷用陶土制成瓷胎，以含氧化钴的钴料为着色剂，在坯体上描绘纹饰，然后施以明釉并在1300度左右的高温中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釉下钴料在高温烧成后，呈现出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
据史料记载，青花瓷从唐代开始输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明代以后，经阿拉伯人贩运到欧洲，成为宫廷和百姓的餐具。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青花瓷在其漫长的研制、生产、外销过程中，与阿拉伯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斯兰文化因素的融入使得青花瓷更具特色。
中阿友好往来可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开辟时期；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唐高宗接见了阿拉伯使团，这是中阿正式交往的开端。青花瓷是在唐代开始烧制的，有些图案布局已显现出西亚文化的影子。怛罗斯战役对中阿文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批被俘唐军官兵被押往阿拉伯地区，他们中不乏精通技术的能工巧匠。这些人把中国的许多技术尤其是陶瓷制作技术传授给了阿拉伯人；到了宋代，南北各窑厂生产的青瓷、白瓷上也出现过类似的装饰，但数量极少；元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青花瓷器，并销往阿拉伯地区；到了明朝，各个时期生产的青花瓷，在造型和图案上，都深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因素影响；清代，青花瓷仍然是外销西亚的瓷器的主要品种。
考古资料显示，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伊朗的尼沙普尔遗址、印度托古拉古宫殿遗址和叙利亚的哈马、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都曾大量出土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元青花瓷器，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伊斯兰文化兴盛的区域。
青花瓷最早见于唐代，当时的青花瓷所用的钴料，是从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以小件器型为主，图案大多是花草，其中的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就是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中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瓷器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即中国唐代。在今天伊拉克的萨马拉、泰西封及伊朗的尼沙布尔等地，唐代的陶瓷碎片也时有发现。而保存下来的宋青花只有十余片瓷片。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继承和延续关系。
元代，青花瓷的工艺走向成熟，尤其是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更是享誉海内外。其使用的青料叫做“苏麻离青”，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人们可能不知道，这种颜料是产于阿拉伯地区的，据说是产于伊拉克附近的“苏麻离”地区。当时有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回阿拉伯地区。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拉克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于是将其带来中国试用。后来郑和七下西洋，又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被广泛使用在元代中后期及明代早中期的青花瓷器生产中，开创了我国青花瓷器的辉煌时代，还有一部分是由各国来京朝贡的使节进贡的，但大部分都是由郑和的船队带回，郑和为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当时，景德镇青花瓷的生产主要是为外销，其产品大多销往中亞、西亚地区，因此，为适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青花瓷的器形和纹饰都有意加入了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中国瓷盘大小适中，而阿拉伯的比中国要大，有的甚至大好几倍，中国的仿制品按其要求，以大为美。当然其中也有精巧的小件瓷器，但大多是笨重庞大的大件瓷器，像是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大碗的口径一般都在30厘米以上，有的可达40厘米；大盘的口径多在45厘米以上，这样的大碗和大盘在元代以前是很少见的。明代马欢在《瀛洲胜览》中记载：“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由此可见此类大碗、大盘是为了适应与中亚、西亚地区穆斯林的传统饮食习惯而专门烧制的。同时，在伊斯兰教礼仪中，用水的场合很多，每天参拜真主之前，三餐饭后都要用水洗手，特别是教徒前往麦加朝圣，需要带回圣水自用或者馈赠亲友，这些都需要稍大型的瓷器。这类大件瓷器中比较典型的有：鼓腹梨形瓶，扁肚葫芦瓶、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等，这些显然显然不是中国瓷器原有的模样，但却可以从伊斯兰文化中找到其踪迹；在元代，也经常将伊斯兰的金属器皿和陶器的同心圆环形装饰应用到青花瓷盘上，题材是中国式的，装饰方法却是伊斯兰式的。
这些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瓷器除了被当做餐具、器皿外，还被用于建筑的装饰。因《古兰经》的教义禁止偶像崇拜，所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所有重要宫殿和清真寺建筑往往用中国陶瓷作为装饰，青花瓷被大量用于装饰。中国青花瓷中的云纹、雷纹、火焰纹、水波纹较多，具有行云流水的感觉，丰富了阿拉伯式的美术，启发着人们用几何图案丰富装饰艺术。
明代青花瓷继承了元代的精湛工艺和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在永乐、宣德两朝出现了青花瓷的鼎盛期。并出现了一批具有阿拉伯风格的新颖器形，如抱月瓶、八角烛台、花浇、葫芦形扁瓶、无档尊等。明代的青花纹饰以植物纹为主。正德时开始流行伊斯兰题材，还流行用阿拉伯文书写《古兰经》和箴言。其内容大多是赞颂真主安拉和其使者穆罕默德。用单一红彩、黑彩、青花料书写，体现了伊斯兰艺术重视书法精神。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深刻影响。
明代的青花瓷主要也是用于出口贸易以及与中东各国政治交往的，其器物的造型、纹饰均符合阿拉伯地区群众的生活习惯及审美需求。
由此可见，元、明时期，中阿经济、文化之间交流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次数之繁都已达到了高峰。到了清朝，由于海禁等闭关锁国的政策，青花瓷无法大量外销，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
青花瓷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但我国的青花瓷器无论是在工艺、颜料或者纹饰、造型上，都与阿拉伯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频繁的海外贸易交往，又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青花瓷器的繁荣与发展。我国的青花瓷器记录了中阿文化交流的过程，见证了中阿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参考文献
[1] 《鉴识青花瓷》吴战垒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2] 《阿拉伯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 廖蓓 著 中国陶瓷业2008年12月第15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