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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20国集团(G-20)财长和行长会议日前在中国召开，主题是“全球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20国集团会后公布了《会议联合公报》、《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联合声明》、《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联合声明》和《20国集团2005年改革议程》，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其决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愿望和主张。尽管会议议题广泛，成果较多，但似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最为发达国家所关心。尤其是，美国对G-20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其经济失衡的矫正方面寄予了厚望。
20国集团会议的主要内容
会议指出，高位波动的石油价格、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以及日益膨胀的保护主义情绪等风险在蔓延，并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议认为要保持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各方须实施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快结构调整，以解决经济失衡，化解经济风险。
会议同意在能源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石油供应国和消费国之间通过相关论坛展开对话，帮助穷国应对石油商品冲击。会议同意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打击保护主义。会议讨论了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必要性，发布了改革声明。会议就发展道路和合作减贫等问题取得共识，并发布了发展声明。会议还讨论了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税收透明度和国际债券集团行动等问题。
矫正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共同利益
胡锦涛主席在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存在南北差距拉大、金融风波时有发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主张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走过了复苏阶段，步入持续增长阶段。尽管如此，世界经济也存在隐忧，面临压力，具有不确定性。其中两个主要压力就是石油供需矛盾突出和美国以“双赤字”为特征的经济失衡。
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推动下，国际石油价格迅速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在8月29日一度冲高至70．80美元／桶，创20年新高。投资银行高盛编制的商品价格指数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能源价格上升了24．15％。如果目前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不能得到及时调整，投机性石油需求将继续维持甚至推高世界石油价格，从而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供给性通胀，产生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的“供给冲击”。如果原油等能源成本上涨仅影响到生产价格指数，即只产生第一轮通胀效应的话，央行在利率决策方面会显示出观望态度。若经过一定时期的传导，一旦能源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扩大，波及其他商品价格甚至劳工成本的话，即产生了第二轮通胀效应，部分央行可能就需要采取行动了。届时，抑制通胀的努力可能产生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可见，较高的国际油价水平和较高的油价波动性仍然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长期压力和风险来源。
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一旦其经济失衡触发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灾难。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创记录地达到6176亿美元，占其GDP6％左右，而今年以来逆差继续保持在高位水平，将再次刷新去年的记录。虽然2005财年的财政赤字比2004财年的4128亿美元大幅减少近1000亿美元至3186亿美元，但由于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而增加的重建预算，明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较大幅度反弹。
更严重的是，目前针对这两个风险讨论得多，行动得少，似乎还未受到政策制订者应有的重视。
矫正世界经济失衡离不开发展中国家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主张，美国经济失衡和美元汇率调整问题的解决需要在G-20框架内磋商。而1999年成立20国集团的目的是发达国家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对话。由于G-20国家拥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90％，贸易的80％，人口的2／3，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增大。
近年来，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较多。货币政策版本的“北京共识”指的是，全球货币政策不仅是在华盛顿制定，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在北京制定。本次G-20会议期间，中美双边对话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布什政府经济班子全部人马悉数出动参加G-20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尤其是格林斯潘18年来首次访华。最大的发达国家主动找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经济政策进行对话，寓意微妙。
在发达国家之间于20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一轮经济收敛(Convergence)之后，随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开始了一轮经济收敛。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力量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产品定价权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决定权日益重要。在四大新兴力量中，中国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5％(据估计，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将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为去年320亿美元的3倍)，巴西和印度这一数字也在30％左右，而俄罗斯的原油输出对世界经济具有较大影响。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认为，四大新兴力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国际劳动力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若全球资本数量不变，则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K／L)下降了一半。可见，新兴力量参与全球化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了通胀压力，并导致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函数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据英刊《经济学家》引述的研究报告估计，光中国因素就使得美国的通胀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在这一轮的油价上涨中，欧佩克组织每年的石油出口收入达到600亿～700亿美元，由此产生的巨额“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到美欧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将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投向国际金融市场。例如，亚洲投资者(尤其是日本央行)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约占其国债余额的1／3。这一方面有助于阻止国际长期利率迅速上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短期通胀压力。这部分地解释了格林斯潘所说的“利率之谜(Conundrum)”，即市场长期利率水平的提高幅度远远落后于央行短期利率。
斯诺此行一改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要求，转而希望中国政府采取长期措施刺激内需，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扩大金融开放。可见，美国政府希望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希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提高弹性，以有助于美国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这也许才是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醉翁之意”。
宏观经济政策稍有不慎，经济失衡便演化为金融危机
未来一段时期，三大经济体的利率将整体向上，回归到正常的中性水平。美国利率水平依然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基准，其利率变动牵涉全球经济神经。而欧元区和日本一旦利率开始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将会出现迥然不 同于低利率时期的走势，可能出现结构性调整。
飓风灾后重建导致财政支出增加，紧货币和松财政的政策搭配将会是美国政府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在过去的16个月中，美联储已先后连续小幅加息11次，将联邦基金利率(FFR)自近六十年的最低位1％上调至3．75％。美联储通过持续加息行动向市场表明，相对于飓风对经济的短期不利影响，它更加关心“更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其他成本将增加通胀的潜在压力”。如果美联储单纯顾及稳定物价水平的目标，将利率上调得速度过快，升幅过高，“双赤字”可能会在飓风和高油价推动下雪上加霜，导致经济失衡加剧，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另外，格林斯潘将于明年1月31日前退休，新任主席本·贝南克将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考验，金融市场也可能产生防范金融风险的市场骚动。房地产泡沫，经济失衡，油价上涨和恐怖袭击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因素。
欧洲央行(ECB)已连续28个月将其关键的再融资利率保持在2％的水平，但该行近期的言论表明它已在认真考虑加息的可能性了。在石油价格持续高涨的影响下，欧元区经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区内通胀率已经连续多月处于目标水平2％以上。这对于货币政策目标是以维持通胀水平于2％的欧洲央行来说，当前货币政策该收紧了。不过，欧元区经济基本面依然不足以支持欧洲央行加息，欧元区的财长们公开反对欧洲央行加息。欧元区经济复苏情况尚不稳定，工业生产不振，失业率高达9％。一方面，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未出现实质性进展，不能实现对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进行竞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正快速溶人全球经济体系，对欧元区经济形成了强有力的结构性挑战。欧元区政治前景的不稳定性也给欧洲央行加息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法国公投结果否决了欧盟宪法，德国没有一个党派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意大利执政党联盟也同样面临严重考验。政治不稳定性将会加大欧洲各国财长们要求欧洲央行采取扩张性利率政策的压力。
较长一段时期来，日本维持了零利率政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流动性货币数量，即执行了数量性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目前，日本央行关于货币政策的官方态度是，除非扣除新鲜食品之后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年率稳定地处于零水平以上，否则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其行长福井俊彦近期表示，这个指标明年就能达到，日本央行可能会在明年4月份结束“数量性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理论上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已经大幅下降，即资本的效率提高，资本应该更加昂贵，意味着实际均衡利率水平已经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央行为了保持一定的通胀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将货币政策维持在较为宽松的水平。这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现象，诱发了房地产价格疯长和债券价格居高不下等资产泡沫。现在，部分发达国家为了对抗通胀，又急于加息。货币政策松紧转换快速进行过程中，经济运行中早已累积的风险极易被触发成金融危机。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总行)
20国集团会议的主要内容
会议指出，高位波动的石油价格、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以及日益膨胀的保护主义情绪等风险在蔓延，并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议认为要保持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各方须实施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快结构调整，以解决经济失衡，化解经济风险。
会议同意在能源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石油供应国和消费国之间通过相关论坛展开对话，帮助穷国应对石油商品冲击。会议同意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打击保护主义。会议讨论了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必要性，发布了改革声明。会议就发展道路和合作减贫等问题取得共识，并发布了发展声明。会议还讨论了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税收透明度和国际债券集团行动等问题。
矫正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共同利益
胡锦涛主席在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存在南北差距拉大、金融风波时有发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主张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走过了复苏阶段，步入持续增长阶段。尽管如此，世界经济也存在隐忧，面临压力，具有不确定性。其中两个主要压力就是石油供需矛盾突出和美国以“双赤字”为特征的经济失衡。
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推动下，国际石油价格迅速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在8月29日一度冲高至70．80美元／桶，创20年新高。投资银行高盛编制的商品价格指数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能源价格上升了24．15％。如果目前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不能得到及时调整，投机性石油需求将继续维持甚至推高世界石油价格，从而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供给性通胀，产生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的“供给冲击”。如果原油等能源成本上涨仅影响到生产价格指数，即只产生第一轮通胀效应的话，央行在利率决策方面会显示出观望态度。若经过一定时期的传导，一旦能源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扩大，波及其他商品价格甚至劳工成本的话，即产生了第二轮通胀效应，部分央行可能就需要采取行动了。届时，抑制通胀的努力可能产生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可见，较高的国际油价水平和较高的油价波动性仍然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长期压力和风险来源。
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一旦其经济失衡触发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灾难。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创记录地达到6176亿美元，占其GDP6％左右，而今年以来逆差继续保持在高位水平，将再次刷新去年的记录。虽然2005财年的财政赤字比2004财年的4128亿美元大幅减少近1000亿美元至3186亿美元，但由于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而增加的重建预算，明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较大幅度反弹。
更严重的是，目前针对这两个风险讨论得多，行动得少，似乎还未受到政策制订者应有的重视。
矫正世界经济失衡离不开发展中国家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主张，美国经济失衡和美元汇率调整问题的解决需要在G-20框架内磋商。而1999年成立20国集团的目的是发达国家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对话。由于G-20国家拥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90％，贸易的80％，人口的2／3，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增大。
近年来，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较多。货币政策版本的“北京共识”指的是，全球货币政策不仅是在华盛顿制定，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在北京制定。本次G-20会议期间，中美双边对话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布什政府经济班子全部人马悉数出动参加G-20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尤其是格林斯潘18年来首次访华。最大的发达国家主动找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经济政策进行对话，寓意微妙。
在发达国家之间于20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一轮经济收敛(Convergence)之后，随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开始了一轮经济收敛。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力量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产品定价权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决定权日益重要。在四大新兴力量中，中国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5％(据估计，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将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为去年320亿美元的3倍)，巴西和印度这一数字也在30％左右，而俄罗斯的原油输出对世界经济具有较大影响。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认为，四大新兴力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国际劳动力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若全球资本数量不变，则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K／L)下降了一半。可见，新兴力量参与全球化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了通胀压力，并导致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函数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据英刊《经济学家》引述的研究报告估计，光中国因素就使得美国的通胀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在这一轮的油价上涨中，欧佩克组织每年的石油出口收入达到600亿～700亿美元，由此产生的巨额“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到美欧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将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投向国际金融市场。例如，亚洲投资者(尤其是日本央行)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约占其国债余额的1／3。这一方面有助于阻止国际长期利率迅速上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短期通胀压力。这部分地解释了格林斯潘所说的“利率之谜(Conundrum)”，即市场长期利率水平的提高幅度远远落后于央行短期利率。
斯诺此行一改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要求，转而希望中国政府采取长期措施刺激内需，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扩大金融开放。可见，美国政府希望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希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提高弹性，以有助于美国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这也许才是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醉翁之意”。
宏观经济政策稍有不慎，经济失衡便演化为金融危机
未来一段时期，三大经济体的利率将整体向上，回归到正常的中性水平。美国利率水平依然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基准，其利率变动牵涉全球经济神经。而欧元区和日本一旦利率开始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将会出现迥然不 同于低利率时期的走势，可能出现结构性调整。
飓风灾后重建导致财政支出增加，紧货币和松财政的政策搭配将会是美国政府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在过去的16个月中，美联储已先后连续小幅加息11次，将联邦基金利率(FFR)自近六十年的最低位1％上调至3．75％。美联储通过持续加息行动向市场表明，相对于飓风对经济的短期不利影响，它更加关心“更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其他成本将增加通胀的潜在压力”。如果美联储单纯顾及稳定物价水平的目标，将利率上调得速度过快，升幅过高，“双赤字”可能会在飓风和高油价推动下雪上加霜，导致经济失衡加剧，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另外，格林斯潘将于明年1月31日前退休，新任主席本·贝南克将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考验，金融市场也可能产生防范金融风险的市场骚动。房地产泡沫，经济失衡，油价上涨和恐怖袭击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因素。
欧洲央行(ECB)已连续28个月将其关键的再融资利率保持在2％的水平，但该行近期的言论表明它已在认真考虑加息的可能性了。在石油价格持续高涨的影响下，欧元区经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区内通胀率已经连续多月处于目标水平2％以上。这对于货币政策目标是以维持通胀水平于2％的欧洲央行来说，当前货币政策该收紧了。不过，欧元区经济基本面依然不足以支持欧洲央行加息，欧元区的财长们公开反对欧洲央行加息。欧元区经济复苏情况尚不稳定，工业生产不振，失业率高达9％。一方面，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未出现实质性进展，不能实现对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进行竞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正快速溶人全球经济体系，对欧元区经济形成了强有力的结构性挑战。欧元区政治前景的不稳定性也给欧洲央行加息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法国公投结果否决了欧盟宪法，德国没有一个党派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意大利执政党联盟也同样面临严重考验。政治不稳定性将会加大欧洲各国财长们要求欧洲央行采取扩张性利率政策的压力。
较长一段时期来，日本维持了零利率政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流动性货币数量，即执行了数量性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目前，日本央行关于货币政策的官方态度是，除非扣除新鲜食品之后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年率稳定地处于零水平以上，否则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其行长福井俊彦近期表示，这个指标明年就能达到，日本央行可能会在明年4月份结束“数量性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理论上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已经大幅下降，即资本的效率提高，资本应该更加昂贵，意味着实际均衡利率水平已经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央行为了保持一定的通胀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将货币政策维持在较为宽松的水平。这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现象，诱发了房地产价格疯长和债券价格居高不下等资产泡沫。现在，部分发达国家为了对抗通胀，又急于加息。货币政策松紧转换快速进行过程中，经济运行中早已累积的风险极易被触发成金融危机。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