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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18年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一个奇迹，但这18年也走了弯路。如果更谨慎一些，也许可以超越今天的成绩。
现年53岁的尉文渊在1990年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总经理。作为当年“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尉文渊亲身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进程，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初创时期的市场交易制度、上市规则、证券交易电子化、中央结算系统的建设和完善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9月，因对“327国债期货”事件承担监管不严之责，尉文渊离开了上交所，翌年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新盟公司，在体制外实现自己“商业巨子”的梦想。
2008年12月18日，正在江苏昆山负责某一风力发电项目的尉文渊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新民周刊》：今天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18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你能回忆一下当初创建上交所的情况以及您是如何出任第一任总经理的？
尉文渊：我是山西孝义人，1955年生于军人家庭，15岁初中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18岁加入共产党。当兵5年后，我复员回上海，在普陀区曹杨电影院当服务员，由于工作积极，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我被选到普陀区委任宣传干部。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财政专业，毕业后到北京参加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在31岁时当了处长。1989年，为了照顾在上海生孩子的太太，我离开北京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出任正处级副处长，分管国库券和证券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正在筹划开发浦东，预算总规模几千亿人民币。但当时上海是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就向朱镕基建议：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得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但当时的主流意见是把中国首个证券交易所建在北京。
北京早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称北京联办)。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当年12月，北京联办第一任理事长经叔平到上海与朱镕基商定，要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于是，在1989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搞活上海金融”座谈会上，朱镕基当场确定，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认为“股票”一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改用较为中性的“证券”）的三人小组，抽调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的方案。
朱镕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份访问香港以及新加坡和美国时，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底开业。于是，留给筹备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而筹备小组组长王定甫调回了人行工作。于是，我就主动向龚浩成请缨，他曾是我在上海财院的老师，又是当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他对我说：“你去后做好两件工作就行，一是把证券交易所建立起来，二是找好接班人，再回来。”我那时才35岁，又刚刚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工作，想要吃点苦，做点成绩。1990年7月3日，我正式出任筹备小组组长。
《新民周刊》：当时的中国对资本市场运作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你如何在4个多月时间内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尉文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和筹备组的同事们可以说是“股盲”。唯一可以间接借鉴的办法就是出国考察，但当时要出国是很敏感的，几乎没有机会。于是我就开始深入调研，从最容易的选址开始。我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找北外滩的浦江饭店那个相似的大厅作为交易大厅。
我从资料中得知，当时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但我觉得应该利用高科技，于是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电子交易系统。当时我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搞不太清楚，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电脑软件和程序是极其困难的。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等，都在同步进行。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我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当他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脸色才舒缓下来。朱镕基问我：“你敢不敢大胆管理？”我说：“敢！”就这样，我成了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
朱镕基视察过后，地方部门对交易所筹建工作的配合力度更大。开业前一天晚上，区里的市政、绿化、环卫等部门的施工队伍齐集现场，统一指挥，分批鱼贯进场施工。一夜之间，浦江饭店门外的马路和环境焕然一新。而那晚，我在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时搬桌子压到了脚，当时就肿了起来。伤口发炎，发起高烧来，浑身冷热交作。我就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亮。
我12月19日那天是由人背着来到现场，倚着墙迎接贵宾的。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我来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我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新民周刊》：在上交所成立后的三年中，你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其中推出国债期货这项极其大胆而有远见的金融工具是一大创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您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上交所。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岁月，您是否有些后悔？
尉文渊：我没有后悔，只有遗憾。我当时主动辞职并没有带有情绪，只是想要到外面闯一闯。
我到今天都认为国债期货是不错的金融工具。在它推出以前，我国国债发行成本高、发行量小、推广难度大。1992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国内第一个开办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是中国国债市场发展分水岭，国债期货交易大大刺激了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去了，国债变得具有投资价值了，由此也带动了国债发行，很多新债都由证券公司全部包销，通过交易所挂牌，利用股票电子交易系统做无纸化发行。
当然，国债期货确实存在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措施未能及时调整的问题，但不能把“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板子都打在万国证券和管金生的身上。当时市场传闻说，财政部将会给“327”（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品种）贴息。多空双方以此为题材都开了大量仓位。当时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老总管金生是空头总司令，与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展开对决。1995年2月23日，“327”贴息传闻得到证实，“327”暴涨，持有大量空仓的万国遭遇灭顶之灾，开始砸盘，国债期货市场一时大乱，上交所宣布交易无效。5月17日，证监会终止了国债期货交易。
我们之后的总结大多只看到了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其实需要思考政府如何面对衍生品管理，当年的不恰当贴息才是罪魁祸首，市场消化不了，一天贴息5%左右，肯定会出事。“327”是内幕消息惹的祸，现在也存在同样问题。
我觉得这18年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一个奇迹，但这18年也走了弯路。如果更谨慎一些，也许可以超越今天的成绩。我们1990年做证券交易也许太早了，因为证券交易所是二级市场，要有足够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具有相关的市场监管法律、统一的监管体制以及必要的投资工具，包括要启蒙投资人意识，进行投资人教育等。当时这些几乎都不具备。
现年53岁的尉文渊在1990年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总经理。作为当年“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尉文渊亲身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进程，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初创时期的市场交易制度、上市规则、证券交易电子化、中央结算系统的建设和完善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9月，因对“327国债期货”事件承担监管不严之责，尉文渊离开了上交所，翌年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新盟公司，在体制外实现自己“商业巨子”的梦想。
2008年12月18日，正在江苏昆山负责某一风力发电项目的尉文渊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新民周刊》：今天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18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你能回忆一下当初创建上交所的情况以及您是如何出任第一任总经理的？
尉文渊：我是山西孝义人，1955年生于军人家庭，15岁初中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18岁加入共产党。当兵5年后，我复员回上海，在普陀区曹杨电影院当服务员，由于工作积极，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我被选到普陀区委任宣传干部。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财政专业，毕业后到北京参加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在31岁时当了处长。1989年，为了照顾在上海生孩子的太太，我离开北京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出任正处级副处长，分管国库券和证券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正在筹划开发浦东，预算总规模几千亿人民币。但当时上海是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就向朱镕基建议：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得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但当时的主流意见是把中国首个证券交易所建在北京。
北京早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称北京联办)。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当年12月，北京联办第一任理事长经叔平到上海与朱镕基商定，要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于是，在1989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搞活上海金融”座谈会上，朱镕基当场确定，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认为“股票”一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改用较为中性的“证券”）的三人小组，抽调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的方案。
朱镕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份访问香港以及新加坡和美国时，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底开业。于是，留给筹备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而筹备小组组长王定甫调回了人行工作。于是，我就主动向龚浩成请缨，他曾是我在上海财院的老师，又是当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他对我说：“你去后做好两件工作就行，一是把证券交易所建立起来，二是找好接班人，再回来。”我那时才35岁，又刚刚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工作，想要吃点苦，做点成绩。1990年7月3日，我正式出任筹备小组组长。
《新民周刊》：当时的中国对资本市场运作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你如何在4个多月时间内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尉文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和筹备组的同事们可以说是“股盲”。唯一可以间接借鉴的办法就是出国考察，但当时要出国是很敏感的，几乎没有机会。于是我就开始深入调研，从最容易的选址开始。我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找北外滩的浦江饭店那个相似的大厅作为交易大厅。
我从资料中得知，当时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但我觉得应该利用高科技，于是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电子交易系统。当时我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搞不太清楚，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电脑软件和程序是极其困难的。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等，都在同步进行。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我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当他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脸色才舒缓下来。朱镕基问我：“你敢不敢大胆管理？”我说：“敢！”就这样，我成了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
朱镕基视察过后，地方部门对交易所筹建工作的配合力度更大。开业前一天晚上，区里的市政、绿化、环卫等部门的施工队伍齐集现场，统一指挥，分批鱼贯进场施工。一夜之间，浦江饭店门外的马路和环境焕然一新。而那晚，我在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时搬桌子压到了脚，当时就肿了起来。伤口发炎，发起高烧来，浑身冷热交作。我就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亮。
我12月19日那天是由人背着来到现场，倚着墙迎接贵宾的。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我来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我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新民周刊》：在上交所成立后的三年中，你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其中推出国债期货这项极其大胆而有远见的金融工具是一大创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您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上交所。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岁月，您是否有些后悔？
尉文渊：我没有后悔，只有遗憾。我当时主动辞职并没有带有情绪，只是想要到外面闯一闯。
我到今天都认为国债期货是不错的金融工具。在它推出以前，我国国债发行成本高、发行量小、推广难度大。1992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国内第一个开办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是中国国债市场发展分水岭，国债期货交易大大刺激了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去了，国债变得具有投资价值了，由此也带动了国债发行，很多新债都由证券公司全部包销，通过交易所挂牌，利用股票电子交易系统做无纸化发行。
当然，国债期货确实存在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措施未能及时调整的问题，但不能把“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板子都打在万国证券和管金生的身上。当时市场传闻说，财政部将会给“327”（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品种）贴息。多空双方以此为题材都开了大量仓位。当时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老总管金生是空头总司令，与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展开对决。1995年2月23日，“327”贴息传闻得到证实，“327”暴涨，持有大量空仓的万国遭遇灭顶之灾，开始砸盘，国债期货市场一时大乱，上交所宣布交易无效。5月17日，证监会终止了国债期货交易。
我们之后的总结大多只看到了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其实需要思考政府如何面对衍生品管理，当年的不恰当贴息才是罪魁祸首，市场消化不了，一天贴息5%左右，肯定会出事。“327”是内幕消息惹的祸，现在也存在同样问题。
我觉得这18年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一个奇迹，但这18年也走了弯路。如果更谨慎一些，也许可以超越今天的成绩。我们1990年做证券交易也许太早了，因为证券交易所是二级市场，要有足够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具有相关的市场监管法律、统一的监管体制以及必要的投资工具，包括要启蒙投资人意识，进行投资人教育等。当时这些几乎都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