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是法定的经典。“经”在周代的铜器铭文中即已出现，为“经营”之义。关于儒家经典被称为“经”的原因，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经，织也。”清段玉裁进一步解释为：“织之纵丝谓制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里认为经为事物之根本。东汉班固在《白虎通艺》中说：“经，常也。”认为经为常，是常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儒家典籍之所以称为“经”，是因为认为它们是永恒的真理，它们所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价值体系等也是不变的，是社会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儒家典籍被确定为“经”之后，战国和东汉就开始有专门的著作对其进行解释，称为“传”或“记”。而这些“传”或“记”，如《春秋》三传、《礼记》等又被当作“经”了，后人又对其进行解释。人们在解释经书时又往往同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观念等紧密结合，这样就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流派众多的儒家经学。但概而言之，可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
　　经学之所以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由于经学最初版本的不同和对孔子评价的不同而产生的，众所周知，秦时“焚书坑儒”，古代典籍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汉代的经籍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幸存的儒生口头传诵，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如今文《尚书》是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隶书记录的。汉代人称之为“今文经”。另一种是从墙壁或地下发现的古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或大篆书写的，如西汉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故居的夹壁中发掘出的古本《尚书》《春秋》《礼记》《孝经》和《论语》，汉代人称之为古文经。
　　关于对孔子的评价和如何看待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方面，今文学派认为“六经”皆孔子手定，经学源于孔子，是为万世立不易之法，经书为圣人之言，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寓有“微言大义”。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竭力为汉王朝的封建“大一统”寻找理论依据，而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常常离开经文而任意引申、比附，为封建统治服务。
　　古文经学派认为“六经”产生于孔子之前，而大部分与周公有关，因而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对“六经”进行了一番整理，即孔子自谓的“述而不作”。他们认为《易》自周公作“爻辞”而始成为经，《礼》《乐》皆周公所定，而《周礼》更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书》为上古文献汇编，《诗》亦成于孔子之前，而《春秋》则为孔子据旧例修之，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实际上，他们认为孔子之前即有“六经”是有道理的，但“六经”却未必就为周公所作。而孔子整理、传授文献的功绩也是很大的。
　　由于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对经书的渊源和思想见解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就是在今文经学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与今文经学关系密切。清代中叶考据之学大炽，大家熟悉的“乾嘉学派”则受古文学派影响甚大，与之渊源甚深。一般认为，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为康有为，而古文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则为章太炎。
　　（董文玉，甘肃省西和县卢河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