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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振、内需不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全球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80%，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8%，欧盟则刚刚超过80%。但以中国官方统计的48%消费率而言，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大大低于自己20年前60%的水平。而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52%。
一般思维认为，消费率过低造成储蓄率过高，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难以转变。相应，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进而出现国内流动性过剩，刺激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膨胀。
然而，有分析指出，官方的消费统计，与当下几近疯狂的网购、商场抢购的实际感受并不相符；同时，无论发达国家或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消费率均达到60%以上。中国消费率低得离奇，让人存疑。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消费率真的被低估，这是否意味着当下的经济结构问题被过度放大？而坊间及舆论热议的经济失衡问题，是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官方统计误差？
48.2%的消费率，引发了多位经济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一数字被远远低估。
一国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占据主要位置。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实际的消费占GDP比重从2007年以后与官方统计出现了明显的反差，呈现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涨0.5%-0.6%。而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占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对此，李稻葵认为，统计局的统计，存在系统误差。
那么，到底哪些领域的消费未被统计？是因为计算问题还是取样方法问题？中欧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系主任朱天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消费率应该在60%-65%之间，统计局遗漏了两大消费，同时存在取样问题。
“居住消费和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这是两个最大的低估领域。”朱天向《英才》记者分析道，“对于居住消费，统计局使用建造成本乘以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做粗略的估算，使用这种方法算出的2009年中国居住消费占GDP比重仅为6%。这种方法虽然容易，但是大大低估了此类消费的实际数据，非常不准确。”
数据显示，2009年，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都在14%左右，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土耳其分别为11.1%和16.5%，即使是印度也达到8.6%的水平。朱天介绍，发达国家均采用租金计算居住消费，然而由于中国数据搜集工作量非常大，统计成本很高，即便统计局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实质性的调整还未启动。
根据朱天与张军的估算，在2009年，如果中国城市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000元人民币，平均的总租金回报率是3%，由此计算出来的居住消费支出占到GDP的10%。仅这一项消费支出的重估，就会将中国的消费率提高4个百分点。
另外一项是通过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公款接待，利用公司账户购买私人汽车、高档物品等在中国仍十分普遍。张军表示，此项支出一般被视作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是耐用消费品，则被视作投资支出，而统计局的数据未能完全涵盖此类消费。
至于统计取样问题，李稻葵也曾公开表示质疑。他认为，统计局消费调查样本的3万多家庭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太多。由于参与调查报酬很少，高收入家庭不可能为了几百块钱的补助把家庭几年来的每一笔账记下来，这就造成了对高收入阶层调查样本的短缺。此外，中国人在消费问题上一向比较谦虚，不太愿意多报自己的消费，因此哪怕是既有样本，家庭记录也并不很靠谱。
综合而言，朱天表示，住房消费被低估了大概5%；通过公款开支的私人消费，假设家庭消费中有10%是此类消费，总体被低估了3.5%，这两项叠加低估了8.5%。再加上其他因素，总的消费率低估了10%。
“中国60%的消费率，与韩国、香港、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的情况接近，因此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据。”朱天说。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郑超愚表示，对于消费率的统计低估，各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对《英才》记者说：“中国确切的消费率，需要重新核算，重新统计，这是统计方法的问题。不能单凭横向比较或者假设得出结论。”
误导政策？
虽然中国的官方消费率被低估，但中国的官方消费总额增长速度却颇为可观。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万亿元，2011年增长至18.4万亿，年均增长16%。
放眼全球，这样增长速度是很罕见的，不仅名列世界第一，也高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速度。商务部称，预计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突破5万亿美元，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于商务部的数据，朱天表示认可。他指出，不能认为消费率低，消费总额增长速度就低。如果消费率过高，会意味着投资率降低。如果消费率达到100%，未来就会没有供给，消费则将失去增长。
对于社会舆论甚至理论界普遍提出的“中国要提振消费”的表述，张军和朱天均表示，这是对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混淆。
张军表示，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意味着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生产能力过剩，此时刺激需求，能够导致GDP增长，譬如2008年底的4万亿刺激政策。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并非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所能适用，因为此时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供给的问题，是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二是技术进步，就是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问题。当前投资效率不高，不是说不去投资，投资效率低才要增加投资弥补资本积累。如果仅仅依靠消费，没有产能，怎么消费？”朱天反问道。 两位学者均向《英才》记者表示，由上述论证推论，经济增长由消费驱动，是最大的舆论误导。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带动的。
对此，郑超愚解释道，短时期，市场经济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如何实现有效供给，需要提振需求，这是危机时期的做法。长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靠生产要素、劳动、资本，特别强调资本积累。
然而，如果中国消费率被远远低估，那么，“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常常见诸各类场合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很多人夸大了结构性问题？
“中国并不存在结构失衡问题。首先，中国的消费率在统计上被低估；其次，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相反，相对较低的消费率能够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张军呼吁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
李稻葵也曾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调整迹象和趋势。这种迹象表现在对外经济的再平衡以及国内消费的逐步上涨，居民真正的消费量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是开始上升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消费低估的后果。在政策上，首先是需求理论占了上风，认为需求驱动增长；其次，政府部门在特定时期过度刺激需求，譬如前两年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结果透支了未来的消费，最终导致2012年汽车、家电市场低迷。
中国经济失公
既然结构性问题被夸大了，那么，哪些问题是被忽略的或者应该加以重视的？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失衡，而是失公，促进市场化的公平改革尤为重要。因为不存在失衡，也就不存在所谓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我国下一轮的体制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失公的问题上来。包括财富分配、行业准入、教育医疗就业的公平以及破除垄断等等。
“当前，中国投资比例已经相当高，下一步应该着重提高投资效率，通常来说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比较低，所以应该降低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调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占比。”朱天表示，很多行业，私人企业进入是很难的，这其实是限制了供给增长。解决进入门槛的问题，也就是提高效率。
“国家更加注重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其实是提高人力资本，这也是增加生产供给。现在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弄反了，政府提高教育医疗投入，老百姓消费就多了，这是不对的。老百姓不满意不是因为消费率的问题，而是因为公平的问题。”朱天说。
全球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80%，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8%，欧盟则刚刚超过80%。但以中国官方统计的48%消费率而言，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大大低于自己20年前60%的水平。而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52%。
一般思维认为，消费率过低造成储蓄率过高，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难以转变。相应，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进而出现国内流动性过剩，刺激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膨胀。
然而，有分析指出，官方的消费统计，与当下几近疯狂的网购、商场抢购的实际感受并不相符；同时，无论发达国家或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消费率均达到60%以上。中国消费率低得离奇，让人存疑。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消费率真的被低估，这是否意味着当下的经济结构问题被过度放大？而坊间及舆论热议的经济失衡问题，是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官方统计误差？
48.2%的消费率，引发了多位经济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一数字被远远低估。
一国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占据主要位置。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实际的消费占GDP比重从2007年以后与官方统计出现了明显的反差，呈现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涨0.5%-0.6%。而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占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对此，李稻葵认为，统计局的统计，存在系统误差。
那么，到底哪些领域的消费未被统计？是因为计算问题还是取样方法问题？中欧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系主任朱天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消费率应该在60%-65%之间，统计局遗漏了两大消费，同时存在取样问题。
“居住消费和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这是两个最大的低估领域。”朱天向《英才》记者分析道，“对于居住消费，统计局使用建造成本乘以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做粗略的估算，使用这种方法算出的2009年中国居住消费占GDP比重仅为6%。这种方法虽然容易，但是大大低估了此类消费的实际数据，非常不准确。”
数据显示，2009年，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都在14%左右，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土耳其分别为11.1%和16.5%，即使是印度也达到8.6%的水平。朱天介绍，发达国家均采用租金计算居住消费，然而由于中国数据搜集工作量非常大，统计成本很高，即便统计局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实质性的调整还未启动。
根据朱天与张军的估算，在2009年，如果中国城市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000元人民币，平均的总租金回报率是3%，由此计算出来的居住消费支出占到GDP的10%。仅这一项消费支出的重估，就会将中国的消费率提高4个百分点。
另外一项是通过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公款接待，利用公司账户购买私人汽车、高档物品等在中国仍十分普遍。张军表示，此项支出一般被视作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是耐用消费品，则被视作投资支出，而统计局的数据未能完全涵盖此类消费。
至于统计取样问题，李稻葵也曾公开表示质疑。他认为，统计局消费调查样本的3万多家庭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太多。由于参与调查报酬很少，高收入家庭不可能为了几百块钱的补助把家庭几年来的每一笔账记下来，这就造成了对高收入阶层调查样本的短缺。此外，中国人在消费问题上一向比较谦虚，不太愿意多报自己的消费，因此哪怕是既有样本，家庭记录也并不很靠谱。
综合而言，朱天表示，住房消费被低估了大概5%；通过公款开支的私人消费，假设家庭消费中有10%是此类消费，总体被低估了3.5%，这两项叠加低估了8.5%。再加上其他因素，总的消费率低估了10%。
“中国60%的消费率，与韩国、香港、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的情况接近，因此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据。”朱天说。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郑超愚表示，对于消费率的统计低估，各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对《英才》记者说：“中国确切的消费率，需要重新核算，重新统计，这是统计方法的问题。不能单凭横向比较或者假设得出结论。”
误导政策？
虽然中国的官方消费率被低估，但中国的官方消费总额增长速度却颇为可观。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万亿元，2011年增长至18.4万亿，年均增长16%。
放眼全球，这样增长速度是很罕见的，不仅名列世界第一，也高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速度。商务部称，预计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突破5万亿美元，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于商务部的数据，朱天表示认可。他指出，不能认为消费率低，消费总额增长速度就低。如果消费率过高，会意味着投资率降低。如果消费率达到100%，未来就会没有供给，消费则将失去增长。
对于社会舆论甚至理论界普遍提出的“中国要提振消费”的表述，张军和朱天均表示，这是对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混淆。
张军表示，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短期经济波动。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意味着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生产能力过剩，此时刺激需求，能够导致GDP增长，譬如2008年底的4万亿刺激政策。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并非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所能适用，因为此时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供给的问题，是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二是技术进步，就是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问题。当前投资效率不高，不是说不去投资，投资效率低才要增加投资弥补资本积累。如果仅仅依靠消费，没有产能，怎么消费？”朱天反问道。 两位学者均向《英才》记者表示，由上述论证推论，经济增长由消费驱动，是最大的舆论误导。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带动的。
对此，郑超愚解释道，短时期，市场经济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如何实现有效供给，需要提振需求，这是危机时期的做法。长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靠生产要素、劳动、资本，特别强调资本积累。
然而，如果中国消费率被远远低估，那么，“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常常见诸各类场合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很多人夸大了结构性问题？
“中国并不存在结构失衡问题。首先，中国的消费率在统计上被低估；其次，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相反，相对较低的消费率能够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张军呼吁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
李稻葵也曾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调整迹象和趋势。这种迹象表现在对外经济的再平衡以及国内消费的逐步上涨，居民真正的消费量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是开始上升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消费低估的后果。在政策上，首先是需求理论占了上风，认为需求驱动增长；其次，政府部门在特定时期过度刺激需求，譬如前两年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结果透支了未来的消费，最终导致2012年汽车、家电市场低迷。
中国经济失公
既然结构性问题被夸大了，那么，哪些问题是被忽略的或者应该加以重视的？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失衡，而是失公，促进市场化的公平改革尤为重要。因为不存在失衡，也就不存在所谓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我国下一轮的体制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失公的问题上来。包括财富分配、行业准入、教育医疗就业的公平以及破除垄断等等。
“当前，中国投资比例已经相当高，下一步应该着重提高投资效率，通常来说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比较低，所以应该降低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调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占比。”朱天表示，很多行业，私人企业进入是很难的，这其实是限制了供给增长。解决进入门槛的问题，也就是提高效率。
“国家更加注重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其实是提高人力资本，这也是增加生产供给。现在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弄反了，政府提高教育医疗投入，老百姓消费就多了，这是不对的。老百姓不满意不是因为消费率的问题，而是因为公平的问题。”朱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