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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艺术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更有见于他的大量书信及谈话记录等史料里。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的《致陈毅信》就是一份重要例证。
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哲学上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举世瞩目，其超凡才华还表现在他的诗词学修养、艺术思想与书法实践中。陈毅（1901——1972）戎马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为后人留下了三百五十余首诗作。
1965年，64岁的陈毅暇余以自家诗向毛泽东求教。毛泽东为陈毅五言律诗作改后向其回信。此信原件现藏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纸质近于白板纸，内容为铅笔书写，每张长19cm，宽12.5cm，共5页；包装纸质信封，长20cm，宽7.8cm，文字为铅笔书写。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用“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对陈毅的五言律诗《山行》作了肯定。如果一首诗没有个性和情感，不管他怎样符合格律要求，都是失败的。毛泽东在这里以最简单的评价赞美了陈毅有感而发的诗人形象。进而，毛泽东在为陈毅诗作了修改后写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更通过唐代诗人杜甫《北征》对“赋”作了解释，并告诉陈毅其中也运用了“比兴”二法。毛泽东在信中还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作了“以文为诗”的评价。并对别人评价韩愈“完全不懂诗”的说法作了纠正。在毛泽东看来，就诗作唐宋比，宋代很不能与唐代比。因此在信中向陈毅说出了“宋人多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的个人意见。就这一点讲我国文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研究成果已证明了毛泽东‘宋不及唐’的正确评价。种种史例表明毛泽东对于文字、音韵、训古学的研究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和两次出版的诗词有一百余首之多。其中多首诗歌无论于诗词学、文学及历史影响都是极有价值的，甚至是空前的。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忆秦娥/娄山关》和《沁园春/雪》两首词。其中《沁园春/雪》不仅是中国诗词史上的绝佳辞咏；在政治上它更象是新中国诞生的宣言；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号角与进行曲。这也是一首格律运用准确，情怀表现极佳的诗词佳作。对一个诗词作者来说，取得这种能力需要学识与修养，需要训练和陶冶，需要有特殊的人生阅历与感悟，需要最激动人心的情感蕴酿做基础和最符合表达诗人心灵情境的条件去支配。从而最好的升华自己，最有效的打动人心。
作为诗人毛泽东一生曾在诗词学上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但作为革命家，他深知诗词的格律时代已成为历史，现代人要以其规矩取得成就太难了。在《致陈毅信》中他谈到，要弘扬诗歌艺术，歌颂时代精神，更应该与时俱进：“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与陈毅商榷说“民歌中到是有一些好的”。从他自己对历史的审视与历史发展的眼光预言：“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这里毛泽东不仅仅通过给陈毅的信表明他对诗歌发展的认识观念，更希望通过与陈毅这样革命诗人的交流去影响、去发展、去实现中国诗歌的新历史。毛泽东的艺术思想是革命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早在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这里他对诗歌艺术的观点正是体现了他“古为今用”“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思想。他在信中想要通过陈毅倡导的正是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他更希望有一种崭新的，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诗歌艺术形式，去推动将来中国的生产斗争与社会文明的实践活动。事实上毛泽东自己的诗歌创作更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虽未指出他对书法艺术的观点，但以其书写形式和情感洋溢的文字表现，让我们不难观察到他对传统书法艺术形式的新思维和操作理念。《致陈毅信》是他晚年的作品，此时他已72岁。用铅笔写信或作办公书写，是毛泽东20世纪六十年代的基本作法。此前的数年里他曾通过书法创作对自己的诗歌旧作普遍作过书写。其书法表现力亦取得了大踏步的提高。这封用铅笔书写的信也张显着他徒于传统书法的非凡风采。其有大有小的字序节奏，给人以视觉快感；有放有收的用笔与结字依然表现着活力、伟岸与庄严。更能看到他在以往诗歌书法表现中的快乐与豪迈。特别是信封上“送交：陈毅同志，毛寄”等大字竞直是他以往毛笔书写的诗词作品风采的再现。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其豪放、伟烈的楷书、行书，特别是草书被中国书法界尊为中国新时代伟人书法的第一家，这是无愧历史的。其书法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通过深厚的积学确立的鲜明个性表现方式。其次是革命领袖独有的豪放、伟烈的抒情风格。其三是超越传统审美格调和章法秩序的作品形式。在其诗词书法作品中，不用印、不摘幅式、不受古今章法约束，却能至于气韵生动。毛泽东书法的代表作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诗词书法和榜书题词作品中，如《天高云淡》、《红军不怕远征难》、《小小环球》、《实事求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红旗》、《人民日报》、《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其突出形象是豪放、伟烈和震憾。书体无论行楷或草书，字形无论大小，用笔无论藏露、欲张又驰，不强绳墨却能至于森严。他的笔墨当是中国革命史的永恒记忆，是中国人民走出封建束缚的路标，散放着中国将重新走向辉煌的紫气、熏风。其个性表现、其抒情风格、其作品形象将永载于不断创新又不断走向辉煌的中国历史。
（作者：杨立言，1949年出生，西安人，陕西教育学院副教授。）
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哲学上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举世瞩目，其超凡才华还表现在他的诗词学修养、艺术思想与书法实践中。陈毅（1901——1972）戎马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为后人留下了三百五十余首诗作。
1965年，64岁的陈毅暇余以自家诗向毛泽东求教。毛泽东为陈毅五言律诗作改后向其回信。此信原件现藏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纸质近于白板纸，内容为铅笔书写，每张长19cm，宽12.5cm，共5页；包装纸质信封，长20cm，宽7.8cm，文字为铅笔书写。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用“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对陈毅的五言律诗《山行》作了肯定。如果一首诗没有个性和情感，不管他怎样符合格律要求，都是失败的。毛泽东在这里以最简单的评价赞美了陈毅有感而发的诗人形象。进而，毛泽东在为陈毅诗作了修改后写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更通过唐代诗人杜甫《北征》对“赋”作了解释，并告诉陈毅其中也运用了“比兴”二法。毛泽东在信中还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作了“以文为诗”的评价。并对别人评价韩愈“完全不懂诗”的说法作了纠正。在毛泽东看来，就诗作唐宋比，宋代很不能与唐代比。因此在信中向陈毅说出了“宋人多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的个人意见。就这一点讲我国文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研究成果已证明了毛泽东‘宋不及唐’的正确评价。种种史例表明毛泽东对于文字、音韵、训古学的研究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和两次出版的诗词有一百余首之多。其中多首诗歌无论于诗词学、文学及历史影响都是极有价值的，甚至是空前的。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忆秦娥/娄山关》和《沁园春/雪》两首词。其中《沁园春/雪》不仅是中国诗词史上的绝佳辞咏；在政治上它更象是新中国诞生的宣言；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号角与进行曲。这也是一首格律运用准确，情怀表现极佳的诗词佳作。对一个诗词作者来说，取得这种能力需要学识与修养，需要训练和陶冶，需要有特殊的人生阅历与感悟，需要最激动人心的情感蕴酿做基础和最符合表达诗人心灵情境的条件去支配。从而最好的升华自己，最有效的打动人心。
作为诗人毛泽东一生曾在诗词学上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但作为革命家，他深知诗词的格律时代已成为历史，现代人要以其规矩取得成就太难了。在《致陈毅信》中他谈到，要弘扬诗歌艺术，歌颂时代精神，更应该与时俱进：“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与陈毅商榷说“民歌中到是有一些好的”。从他自己对历史的审视与历史发展的眼光预言：“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这里毛泽东不仅仅通过给陈毅的信表明他对诗歌发展的认识观念，更希望通过与陈毅这样革命诗人的交流去影响、去发展、去实现中国诗歌的新历史。毛泽东的艺术思想是革命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早在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这里他对诗歌艺术的观点正是体现了他“古为今用”“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思想。他在信中想要通过陈毅倡导的正是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他更希望有一种崭新的，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诗歌艺术形式，去推动将来中国的生产斗争与社会文明的实践活动。事实上毛泽东自己的诗歌创作更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虽未指出他对书法艺术的观点，但以其书写形式和情感洋溢的文字表现，让我们不难观察到他对传统书法艺术形式的新思维和操作理念。《致陈毅信》是他晚年的作品，此时他已72岁。用铅笔写信或作办公书写，是毛泽东20世纪六十年代的基本作法。此前的数年里他曾通过书法创作对自己的诗歌旧作普遍作过书写。其书法表现力亦取得了大踏步的提高。这封用铅笔书写的信也张显着他徒于传统书法的非凡风采。其有大有小的字序节奏，给人以视觉快感；有放有收的用笔与结字依然表现着活力、伟岸与庄严。更能看到他在以往诗歌书法表现中的快乐与豪迈。特别是信封上“送交：陈毅同志，毛寄”等大字竞直是他以往毛笔书写的诗词作品风采的再现。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其豪放、伟烈的楷书、行书，特别是草书被中国书法界尊为中国新时代伟人书法的第一家，这是无愧历史的。其书法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通过深厚的积学确立的鲜明个性表现方式。其次是革命领袖独有的豪放、伟烈的抒情风格。其三是超越传统审美格调和章法秩序的作品形式。在其诗词书法作品中，不用印、不摘幅式、不受古今章法约束，却能至于气韵生动。毛泽东书法的代表作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诗词书法和榜书题词作品中，如《天高云淡》、《红军不怕远征难》、《小小环球》、《实事求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红旗》、《人民日报》、《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其突出形象是豪放、伟烈和震憾。书体无论行楷或草书，字形无论大小，用笔无论藏露、欲张又驰，不强绳墨却能至于森严。他的笔墨当是中国革命史的永恒记忆，是中国人民走出封建束缚的路标，散放着中国将重新走向辉煌的紫气、熏风。其个性表现、其抒情风格、其作品形象将永载于不断创新又不断走向辉煌的中国历史。
（作者：杨立言，1949年出生，西安人，陕西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