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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锡伯族民间故事的家庭传承与文化自觉，其意义有四个方面，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的文化本真与书写型传承人关系，世界口头文学的自觉结合和相互渗透。
关键词：锡伯族民间故事价值；何钧佑个性；世界民俗的多样性；如何保护
锡伯族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我们大略知道，其族源有东海女真和鲜卑后裔诸说，在晚近几百年中，锡伯族群经历了从主要从事渔猎和放牧，进入逐渐定居农耕的阶段。与其经济生产生活的变化相契合，其文化艺术活动也经历了诸多演变，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从西伯利亚到蒙古高原，历史上生活过众多族群，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和交错，在分分合合中，留下了谜一样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图谱，锡伯族就是这样，他们在历史上与周边族群有复杂的互渗关系，从其文化形态和特质上看，有大量与周边民族集团共享的元素，同时也有其专属的特质。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赫哲族的伊玛堪、满族的说部等形态各异的北方民族口头传统典范，都已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于2011年被国家文化部列入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这些气韵生动的口头演述和极具生命情态的表现形式，承载着这些民族的历史源流、人文传统、文化认同和生活世界，被民众视为本民族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宝典”。这应当是我们理解锡伯族民间叙事的一个大前提。
当我们说一个民族拥有发达的口头叙事传统时，往往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这个民族的口头叙事艺术文类多、数量大、传播广，再一个是说他们通常拥有造诣很高的、可能是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传承人。何钧佑的家族对讲述锡伯族故事颇有造诣。他出生在锡伯族官宦世家，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接受了很好的故事熏陶，他掌握了锡伯族历史上影响甚大的“郭尔敏朱伯”（词意为“长长的故事”）这种关于部落英雄或部落历史的长篇叙事。何钧佑家族的口头艺术传承经历，其实可以看作是锡伯族历史际遇和文化变迁的生动缩影。
宏观地看，“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何氏家族传承的锡伯族这些叙事以史诗般的气势和宏大的画卷，生动反映了锡伯族人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足印。故事中不但有关于锡伯族历史生活的全景交代，还有对特定人物、事件的细致描摹，堪称历史的特殊见证和诠释。
其二，这些锡伯族故事不仅是对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信仰的坚守，正义和道德的宣示，还包含了民众关于荣与辱、德行与失范、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下等范畴的取态和立场，都体现的较为完整。
其三，少数民族的口头叙事传统，具有某种特殊的样本意义。通过对这些样本的深入解析，对社会文化演进过程中语言变化如何影响民间叙事等问题进行解析样例。
其四，一个民族叙事艺术的高峰，往往通过其长篇叙事得到体现。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承载篇幅巨大的叙事艺术，并不在于其人口规模，而在于其艺术创造的动力和艺术消费的潜力。
以何钧佑老人为例，他的经历比较复杂——接受过高等教育，曾被认定为右派坐过监狱，还在国外生活过。这些经历让他与寻常所见多数民间故事家颇为不同。现在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巨变，拘泥于民俗学的所谓“本真性”，已经不大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以美国民俗学界为例，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关于谁是民俗主体（谁民俗中的“民”）的讨论，就渐次展开，邓迪斯、布鲁范德等人，皆有精辟论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接受了现代教育，通过现代传媒和其他渠道，获得大量不属于本土的民间文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和知识也在改变着他们的观念。
在谈论我国史诗演述者群体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就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史诗演述者群体，可以视作一个谱系，而不是内部有高度同一性的群体。从受过教育的大体等同于“文人”的“书写型”传承人的一端，到地道文盲传承人的另一端，其间真不知有多少复杂的中间形态。伦洛特作为医生和文人的在大量收集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创编了大型史诗《卡勒瓦拉》受到热捧，被认为是芬兰民族精神认同的最主要象征。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芬兰学者劳里·杭柯（Lauri Honko）认为，伦洛特所“书写”的《卡勒瓦拉》应当被界定为一类“以传统为导向的”（tradition- oriented）文本，从而确认了它与民间传统的关联程度以及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国境内，卫拉特蒙古“江格尔齐”（史诗江格尔演述者）加·朱乃在大量吟诵之余，也亲手誊写诗篇若干，且刊印出版；在历史洪流的进程中，总会有人扮演衔接书面世界和口语世界、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两个世界的角色。巴尔干半岛的普列舍伦和涅戈什，是民间诗歌向书面文人诗歌转化过程中的特殊关折点，他们本身既是接受了系统教育，又是传统的民间文化的继承者，他们的作品中含有大量的民间叙事成分，也有某些书面文化的影响，作为脱胎自民间口头诗歌的文人与诗人，他们的文学活动起到了打通了两个世界的作用。现今对于他们文学创作活动的述评，对我们研究而言颇有启迪作用。何钧佑的“创编”过程及成果，从现象上看与“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多有类似之处，他本人具有“书写型传承人”的诸多特点。不过，在做出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下此论断。我的看法是，在社会日益发展、教育日趋普及、信息交流日新月异的今天，抱持今天的民间传统乃是古代“遗留物”的陈旧观念，而不能够将民间文化视作永远流动的生命过程，是无法回答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的。
从2006年起，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即着手对何钧佑的故事讲述实施保护与采集工作。在专家的培训与指导下，区文化馆先后组织了五支由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教师们组成的工作组，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系统的采录得到保存。通过录音录像和文字等方式记录下来的何氏家族传承的叙事。在刊布时，整理者根据出版要求，只在文法、句式和史实方面做了适度的调整，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讲述者的语词风格和特点，从而使这几部锡伯族长篇叙事较好地保留了锡伯族“郭尔敏朱伯”的质朴风貌与特点。使之有机会让学界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颇具特色的、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叙事艺术。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关键词：锡伯族民间故事价值；何钧佑个性；世界民俗的多样性；如何保护
锡伯族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我们大略知道，其族源有东海女真和鲜卑后裔诸说，在晚近几百年中，锡伯族群经历了从主要从事渔猎和放牧，进入逐渐定居农耕的阶段。与其经济生产生活的变化相契合，其文化艺术活动也经历了诸多演变，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从西伯利亚到蒙古高原，历史上生活过众多族群，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和交错，在分分合合中，留下了谜一样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图谱，锡伯族就是这样，他们在历史上与周边族群有复杂的互渗关系，从其文化形态和特质上看，有大量与周边民族集团共享的元素，同时也有其专属的特质。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赫哲族的伊玛堪、满族的说部等形态各异的北方民族口头传统典范，都已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于2011年被国家文化部列入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这些气韵生动的口头演述和极具生命情态的表现形式，承载着这些民族的历史源流、人文传统、文化认同和生活世界，被民众视为本民族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宝典”。这应当是我们理解锡伯族民间叙事的一个大前提。
当我们说一个民族拥有发达的口头叙事传统时，往往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这个民族的口头叙事艺术文类多、数量大、传播广，再一个是说他们通常拥有造诣很高的、可能是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传承人。何钧佑的家族对讲述锡伯族故事颇有造诣。他出生在锡伯族官宦世家，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接受了很好的故事熏陶，他掌握了锡伯族历史上影响甚大的“郭尔敏朱伯”（词意为“长长的故事”）这种关于部落英雄或部落历史的长篇叙事。何钧佑家族的口头艺术传承经历，其实可以看作是锡伯族历史际遇和文化变迁的生动缩影。
宏观地看，“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何氏家族传承的锡伯族这些叙事以史诗般的气势和宏大的画卷，生动反映了锡伯族人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足印。故事中不但有关于锡伯族历史生活的全景交代，还有对特定人物、事件的细致描摹，堪称历史的特殊见证和诠释。
其二，这些锡伯族故事不仅是对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信仰的坚守，正义和道德的宣示，还包含了民众关于荣与辱、德行与失范、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下等范畴的取态和立场，都体现的较为完整。
其三，少数民族的口头叙事传统，具有某种特殊的样本意义。通过对这些样本的深入解析，对社会文化演进过程中语言变化如何影响民间叙事等问题进行解析样例。
其四，一个民族叙事艺术的高峰，往往通过其长篇叙事得到体现。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承载篇幅巨大的叙事艺术，并不在于其人口规模，而在于其艺术创造的动力和艺术消费的潜力。
以何钧佑老人为例，他的经历比较复杂——接受过高等教育，曾被认定为右派坐过监狱，还在国外生活过。这些经历让他与寻常所见多数民间故事家颇为不同。现在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巨变，拘泥于民俗学的所谓“本真性”，已经不大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以美国民俗学界为例，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关于谁是民俗主体（谁民俗中的“民”）的讨论，就渐次展开，邓迪斯、布鲁范德等人，皆有精辟论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接受了现代教育，通过现代传媒和其他渠道，获得大量不属于本土的民间文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和知识也在改变着他们的观念。
在谈论我国史诗演述者群体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就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史诗演述者群体，可以视作一个谱系，而不是内部有高度同一性的群体。从受过教育的大体等同于“文人”的“书写型”传承人的一端，到地道文盲传承人的另一端，其间真不知有多少复杂的中间形态。伦洛特作为医生和文人的在大量收集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创编了大型史诗《卡勒瓦拉》受到热捧，被认为是芬兰民族精神认同的最主要象征。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芬兰学者劳里·杭柯（Lauri Honko）认为，伦洛特所“书写”的《卡勒瓦拉》应当被界定为一类“以传统为导向的”（tradition- oriented）文本，从而确认了它与民间传统的关联程度以及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国境内，卫拉特蒙古“江格尔齐”（史诗江格尔演述者）加·朱乃在大量吟诵之余，也亲手誊写诗篇若干，且刊印出版；在历史洪流的进程中，总会有人扮演衔接书面世界和口语世界、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两个世界的角色。巴尔干半岛的普列舍伦和涅戈什，是民间诗歌向书面文人诗歌转化过程中的特殊关折点，他们本身既是接受了系统教育，又是传统的民间文化的继承者，他们的作品中含有大量的民间叙事成分，也有某些书面文化的影响，作为脱胎自民间口头诗歌的文人与诗人，他们的文学活动起到了打通了两个世界的作用。现今对于他们文学创作活动的述评，对我们研究而言颇有启迪作用。何钧佑的“创编”过程及成果，从现象上看与“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多有类似之处，他本人具有“书写型传承人”的诸多特点。不过，在做出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下此论断。我的看法是，在社会日益发展、教育日趋普及、信息交流日新月异的今天，抱持今天的民间传统乃是古代“遗留物”的陈旧观念，而不能够将民间文化视作永远流动的生命过程，是无法回答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的。
从2006年起，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即着手对何钧佑的故事讲述实施保护与采集工作。在专家的培训与指导下，区文化馆先后组织了五支由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教师们组成的工作组，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系统的采录得到保存。通过录音录像和文字等方式记录下来的何氏家族传承的叙事。在刊布时，整理者根据出版要求，只在文法、句式和史实方面做了适度的调整，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讲述者的语词风格和特点，从而使这几部锡伯族长篇叙事较好地保留了锡伯族“郭尔敏朱伯”的质朴风貌与特点。使之有机会让学界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颇具特色的、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叙事艺术。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