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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这标志着中国“新文科”建设正式启动。《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新文科”建设涵盖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学科门类，按照“坚持分类推进”的原则，以实现“文史哲促人修身铸魂、经管法助力治国理政、教育学培元育才、艺术学美人化人”。音乐学科（音乐与舞蹈学）作为艺术学下属的一级学科，其发展当然也要紧扣“新文科”建设对艺术学科的整体定位和布局。
一、“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质
何为“新文科”？“新文科”是在既有“文科”基础上的“新变”和“创新”。人类的认知在总体上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注重探究“物”理之“确”，社会科学注重探究“事”理之“明”，人文科学注重探究“人”理之“通”。而我们所谓的“文科”实则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或称“人文学科”）。这两者有时也被合并在一起，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它们主要是探究“事”理和“人”理。而“事”实际乃是“人为”之“事”，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实可以归并为“人”的思想和言行。那么，“文科”实际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或学科，是关于“人”的思想和言行的系统认知。“新文科”之“新”，是相对于既有文科而言，其“新”的本质性就在于它的“当代性”。文科具有注重它的历史和传统的特点，而“新文科”却更加注重解决当下问题，具有自觉面向“当代”之当下和“当代”之未来的趋向，具有自觉思考“当代”之问题和适应“当代”之需求的意识。为此，“新文科”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等方面都将与既往“文科”产生新的不同。
为什么要建设“新文科”？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提出许多当代新问题，也为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可能。例如，当我们还在讨论那些体内被植入大量芯片或人造构件的人还算不算是“人”的时候，2017年在沙特举办的未来投资计划大会上，机器人索菲娅已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这就意味着索菲娅获得了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和地位。类似这些新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不得不重新定义“人”。从历史的维度看，“新文科”的提出也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文科”一词在西方对应“人文”（Humanitas）或“博雅”（Libral Arts）。它在西方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带领欧洲人从中世纪“至暗时代”走出来的正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宗教上奉行无神论、在哲学上崇尚唯物主义、在政治上高举民主大旗、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市场。这些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同样如此，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每一轮的巨变都伴随着“文科”引领的思想解放运动。例如，20世纪上半叶，冼星海、聂耳、麦新、马可、田汉、光未然、公木等一大批音乐家和词作家投身到抗日宣传的激流，用他们所创造的时代强音唤醒人民群众筑起血肉长城，团结一致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同一声春雷，首先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实施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举措寻找到了突破口。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国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即将进入“第二个一百年”之际，中国的新问题需要文科做出新担当，世界的新格局要求文科做出新应对，“新文科”建设应运而生。
“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质是什么？20世纪末期以来，社会上倡言“文科已死” “文科边缘化”的言论可谓不少，但是这些言论只看到了“文科”在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没有从历史的长河予以纵向观照，更没有从社会变革的重要节点上揭示“文科”存在的价值，难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每一次社会变革，文科都起到引领和先锋作用，同时也彰显了它作为社会“中心”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文科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重大转折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它是时代所造，更是时代所迫。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理念，其主要观念是对传统文科进行重组，实行文理交叉、融入科技，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很显然，这一理念更加侧重于技术层面。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国为适应新时代对文科综合素养的需求，也提出了“新文科”建设，但并未对“新文科”的具体内涵予以阐释。结合《新文科建设宣言》的要义，可将中国“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质归纳为三点：一是技术层面，以适应新时代对文科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二是文化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学派”，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三是观念层面，产生一批能够回应时代问题，能够产生世界影响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论。
二、音乐学科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定位
早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经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论述，实际已经为中国“新文科”建设指明了方向。音乐学科作为“新文科”建设的一个分支领域，理应有所作为。在“新文科”建设中，音乐学科的定位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
其一，自觉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培养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探索民族文化的自主性。音乐创演是树立国家形象、培育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軟实力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音乐人自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挥独特优势，将在“新文科”建设中抢占时代高地、建立时代功绩。音乐创演要把艺术家个人独特的创演技艺和创演旨趣，与新时代涌现出的能够反映时代主题的新题材、新问题、新思潮相结合，尤其要选择合适的体裁反映新时代重大主题、重大决策、重大成就，产生一批能够引领社会风气、代表时代旋律、影响时代群体的经典作品，通过作品传递正能量、传播新思想、传承新文化，润物于无声，催人以奋进。 其二，自觉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譺？訛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音乐领域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相对充分，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同一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市发展相对充分，乡镇及小城镇发展不充分。另外，还表现在艺术水平发展不平衡，音乐人才分布不平衡，音乐教育普及不平衡等问题。着眼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实际问题出发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从制度体系出发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音乐学科“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其三，自觉担当新时代国家美育工作重任，积极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养成丰富而高尚的审美素养。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美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需求也越来越重要。艺术是开展美育的最主要载体，音乐艺术作为时间艺术和表演艺术，特别强调其实践性和参与性，这就为其开展美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通过音乐教育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育人目标;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传播优秀音乐作品和音乐评论，引导人民群众积累审美经验、提高审美情趣、构建审美能力、树立审美理想。
其四，自觉建构“中国乐派”，将“中国乐派”的建设纳入到“中国学派”的整体性建设体系之中，构筑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现象。“中国乐派”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它属于“中国学派”的一个分支领域。它不是指某一時期或某一阶段中国存在的某一音乐流派或音乐风格，而是指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音乐创演和音乐研究的总体风貌。它不仅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音乐的创演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其他民族音乐的创演和研究，其宗旨是牢牢把控中国音乐创演和研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树立其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为世界音乐创演和研究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音乐学科建设“新文科”的策略
音乐学科建设“新文科”，需从开设专业、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研究领域五个方面切入寻求建设的抓手，重点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音乐类复合型人才。
一是在开设专业上，革故与鼎新并举。对一些不实际、不实用、不具备学术研究潜力的专业应进行适当调整，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20年5月14日宣布自2020年起取消本科招生。这一决策即是根据社会需求做出的适时调整。同时也要大胆设置新兴专业和切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大胆设置跨学科专业和涉及前沿问题的专业，如中央音乐学院在2019年率先设置“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下设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电子音乐作曲、电子音乐技术理论、电子音乐制作、音乐录音艺术、音响艺术指导、音乐治疗、艺术嗓音及嗓音医学八个专业和研究方向。这些专业在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切合新时代对人工智能和音乐治疗等方面的需要，具备前瞻性、实用性和创新性。
二是在课程设置上，融合必修、思政、通识。一方面要夯实基础核心课群，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力度建设一系列可选性通识课群。基础核心课群旨在塑造音乐专业特色品格和专业核心素养，通识课群旨在拓宽人文视野和提升多方位综合素质。如中国音乐学院在建构“中国乐派”课程时，重点打造“8 1”课程群和“思政 X”课程群：“8”指八门核心课程，包括音乐理论基础、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1”指专业课，包括专业主课和专业实践课：“X”指人文素养课，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工学以及国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形成“新文科”的选修体系。在通识课设置上，综合类院校具备较好的实施前景，可在跨学科、跨学院选课方面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在师资队伍上，应当既完整又互补。人才梯队建设，在纵向上要考虑老中青完整衔接，避免空档和造成学术断层;在横向上要考虑知识结构的相互补充，包括理论与实践的互补、不同专业或研究方向之间的互补。人才梯队内部既要各守据点，又要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提升音乐学科总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师资队伍建设关系到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是音乐学科“新文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四是在人才培养上，研究型与应用型并重。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做到宽口径、强基础、严要求，又要做到适时分流、分类培养。对于具有研究兴趣和研究潜质的学生，可在达到一定阶段后转向侧重理论课程学习，以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对于具有就业倾向和创业热情的学生，可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加强应用技能和管理技能的学习。新时代音乐学科就是要培养既具有扎实的音乐基本功，又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又懂管理、能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五是在研究领域上，探索多学科交叉互动。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设置第14个学科门类，即“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成为两个首先设置的一级学科。这些信号说明，“交叉学科”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目前音乐学科领域内的交叉学科，多属于“浅层交叉”，一般是都是“文科群”内部相近或相关学科的交叉，例如，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学、音乐文献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管理学、音乐经济学等等。真正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是指“跨学科群交叉”，即“文科”与“医科”“工科”“理科”“农科”等不同学科群之间的交叉，这是一种“深层交叉”。只有“深层交叉”才能产生真正意义的交叉学科和崭新的研究领域，如音乐治疗学，是作为“文科群”中的“音乐”与“医科群”的交叉。交叉学科不仅可以由两个学科进行交叉，也可以由多个学科进行综合交叉。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6日，第4版。
周星、王黎光《中国乐派创建与中国音乐本土价值观倡导》，《中国音乐》2021年第1期，第7页。
《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光明日报》2021年1月15日，第1版。
张建华
一、“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质
何为“新文科”？“新文科”是在既有“文科”基础上的“新变”和“创新”。人类的认知在总体上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注重探究“物”理之“确”，社会科学注重探究“事”理之“明”，人文科学注重探究“人”理之“通”。而我们所谓的“文科”实则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或称“人文学科”）。这两者有时也被合并在一起，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它们主要是探究“事”理和“人”理。而“事”实际乃是“人为”之“事”，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实可以归并为“人”的思想和言行。那么，“文科”实际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或学科，是关于“人”的思想和言行的系统认知。“新文科”之“新”，是相对于既有文科而言，其“新”的本质性就在于它的“当代性”。文科具有注重它的历史和传统的特点，而“新文科”却更加注重解决当下问题，具有自觉面向“当代”之当下和“当代”之未来的趋向，具有自觉思考“当代”之问题和适应“当代”之需求的意识。为此，“新文科”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等方面都将与既往“文科”产生新的不同。
为什么要建设“新文科”？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提出许多当代新问题，也为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可能。例如，当我们还在讨论那些体内被植入大量芯片或人造构件的人还算不算是“人”的时候，2017年在沙特举办的未来投资计划大会上，机器人索菲娅已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这就意味着索菲娅获得了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和地位。类似这些新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不得不重新定义“人”。从历史的维度看，“新文科”的提出也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文科”一词在西方对应“人文”（Humanitas）或“博雅”（Libral Arts）。它在西方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带领欧洲人从中世纪“至暗时代”走出来的正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宗教上奉行无神论、在哲学上崇尚唯物主义、在政治上高举民主大旗、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市场。这些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同样如此，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每一轮的巨变都伴随着“文科”引领的思想解放运动。例如，20世纪上半叶，冼星海、聂耳、麦新、马可、田汉、光未然、公木等一大批音乐家和词作家投身到抗日宣传的激流，用他们所创造的时代强音唤醒人民群众筑起血肉长城，团结一致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同一声春雷，首先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实施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举措寻找到了突破口。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国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即将进入“第二个一百年”之际，中国的新问题需要文科做出新担当，世界的新格局要求文科做出新应对，“新文科”建设应运而生。
“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质是什么？20世纪末期以来，社会上倡言“文科已死” “文科边缘化”的言论可谓不少，但是这些言论只看到了“文科”在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没有从历史的长河予以纵向观照，更没有从社会变革的重要节点上揭示“文科”存在的价值，难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每一次社会变革，文科都起到引领和先锋作用，同时也彰显了它作为社会“中心”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文科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重大转折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它是时代所造，更是时代所迫。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理念，其主要观念是对传统文科进行重组，实行文理交叉、融入科技，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很显然，这一理念更加侧重于技术层面。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国为适应新时代对文科综合素养的需求，也提出了“新文科”建设，但并未对“新文科”的具体内涵予以阐释。结合《新文科建设宣言》的要义，可将中国“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质归纳为三点：一是技术层面，以适应新时代对文科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二是文化层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学派”，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三是观念层面，产生一批能够回应时代问题，能够产生世界影响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论。
二、音乐学科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定位
早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经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论述，实际已经为中国“新文科”建设指明了方向。音乐学科作为“新文科”建设的一个分支领域，理应有所作为。在“新文科”建设中，音乐学科的定位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
其一，自觉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培养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探索民族文化的自主性。音乐创演是树立国家形象、培育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軟实力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音乐人自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挥独特优势，将在“新文科”建设中抢占时代高地、建立时代功绩。音乐创演要把艺术家个人独特的创演技艺和创演旨趣，与新时代涌现出的能够反映时代主题的新题材、新问题、新思潮相结合，尤其要选择合适的体裁反映新时代重大主题、重大决策、重大成就，产生一批能够引领社会风气、代表时代旋律、影响时代群体的经典作品，通过作品传递正能量、传播新思想、传承新文化，润物于无声，催人以奋进。 其二，自觉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譺？訛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音乐领域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相对充分，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同一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市发展相对充分，乡镇及小城镇发展不充分。另外，还表现在艺术水平发展不平衡，音乐人才分布不平衡，音乐教育普及不平衡等问题。着眼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实际问题出发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从制度体系出发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音乐学科“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其三，自觉担当新时代国家美育工作重任，积极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养成丰富而高尚的审美素养。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美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需求也越来越重要。艺术是开展美育的最主要载体，音乐艺术作为时间艺术和表演艺术，特别强调其实践性和参与性，这就为其开展美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通过音乐教育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育人目标;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传播优秀音乐作品和音乐评论，引导人民群众积累审美经验、提高审美情趣、构建审美能力、树立审美理想。
其四，自觉建构“中国乐派”，将“中国乐派”的建设纳入到“中国学派”的整体性建设体系之中，构筑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现象。“中国乐派”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它属于“中国学派”的一个分支领域。它不是指某一時期或某一阶段中国存在的某一音乐流派或音乐风格，而是指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音乐创演和音乐研究的总体风貌。它不仅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音乐的创演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其他民族音乐的创演和研究，其宗旨是牢牢把控中国音乐创演和研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树立其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为世界音乐创演和研究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音乐学科建设“新文科”的策略
音乐学科建设“新文科”，需从开设专业、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研究领域五个方面切入寻求建设的抓手，重点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音乐类复合型人才。
一是在开设专业上，革故与鼎新并举。对一些不实际、不实用、不具备学术研究潜力的专业应进行适当调整，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20年5月14日宣布自2020年起取消本科招生。这一决策即是根据社会需求做出的适时调整。同时也要大胆设置新兴专业和切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大胆设置跨学科专业和涉及前沿问题的专业，如中央音乐学院在2019年率先设置“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下设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电子音乐作曲、电子音乐技术理论、电子音乐制作、音乐录音艺术、音响艺术指导、音乐治疗、艺术嗓音及嗓音医学八个专业和研究方向。这些专业在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切合新时代对人工智能和音乐治疗等方面的需要，具备前瞻性、实用性和创新性。
二是在课程设置上，融合必修、思政、通识。一方面要夯实基础核心课群，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力度建设一系列可选性通识课群。基础核心课群旨在塑造音乐专业特色品格和专业核心素养，通识课群旨在拓宽人文视野和提升多方位综合素质。如中国音乐学院在建构“中国乐派”课程时，重点打造“8 1”课程群和“思政 X”课程群：“8”指八门核心课程，包括音乐理论基础、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1”指专业课，包括专业主课和专业实践课：“X”指人文素养课，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工学以及国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形成“新文科”的选修体系。在通识课设置上，综合类院校具备较好的实施前景，可在跨学科、跨学院选课方面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在师资队伍上，应当既完整又互补。人才梯队建设，在纵向上要考虑老中青完整衔接，避免空档和造成学术断层;在横向上要考虑知识结构的相互补充，包括理论与实践的互补、不同专业或研究方向之间的互补。人才梯队内部既要各守据点，又要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提升音乐学科总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师资队伍建设关系到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是音乐学科“新文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四是在人才培养上，研究型与应用型并重。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做到宽口径、强基础、严要求，又要做到适时分流、分类培养。对于具有研究兴趣和研究潜质的学生，可在达到一定阶段后转向侧重理论课程学习，以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对于具有就业倾向和创业热情的学生，可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加强应用技能和管理技能的学习。新时代音乐学科就是要培养既具有扎实的音乐基本功，又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又懂管理、能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五是在研究领域上，探索多学科交叉互动。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设置第14个学科门类，即“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成为两个首先设置的一级学科。这些信号说明，“交叉学科”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目前音乐学科领域内的交叉学科，多属于“浅层交叉”，一般是都是“文科群”内部相近或相关学科的交叉，例如，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学、音乐文献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管理学、音乐经济学等等。真正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是指“跨学科群交叉”，即“文科”与“医科”“工科”“理科”“农科”等不同学科群之间的交叉，这是一种“深层交叉”。只有“深层交叉”才能产生真正意义的交叉学科和崭新的研究领域，如音乐治疗学，是作为“文科群”中的“音乐”与“医科群”的交叉。交叉学科不仅可以由两个学科进行交叉，也可以由多个学科进行综合交叉。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6日，第4版。
周星、王黎光《中国乐派创建与中国音乐本土价值观倡导》，《中国音乐》2021年第1期，第7页。
《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光明日报》2021年1月15日，第1版。
张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