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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扶桑》讲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情传奇，作为“新移民小说”的代表作，严歌苓有意通过对扶桑个人生存经历的叙述来展示整个移民群体的苦难境遇，从而反思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磨砺和人性的复杂。
关键词：《扶桑》；文化冲突；人性；文化归属
作者简介：邢尧尧（1991-），女，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一、《扶桑》中表现的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扶桑》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排华势力最强大的19世纪，用作家的话讲就是：“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1]”在这样的环境中，扶桑走上历史舞台，她背后的文化含蕴也是不言而喻的。竹床、锦缎、刺绣、小脚……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代表了东方情调的事物将扶桑簇拥其中，使她具备了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作家通过对她生存经历的叙述概括了特定时代内包括中国劳工在内的整个移民群体的生存境况。
为了完整地表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作家还设置了两个男性形象作为对照和补充，这便是和扶桑同为中国人的唐人街恶霸大勇以及白人少年克里斯。如果说扶桑表现的是东方文化中的柔顺、坚忍，属于民族文化中显性的一面；那么大勇则是代表了东方文化中反抗、不屈的隐性面。而白人少年克里斯则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出现在文中和扶桑、大勇相对照。作家正是在这三人复杂关系的发展中隐喻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以及冲突的难以弥合。
十二岁的白人少年克里斯在初次见到二十岁的娼妓扶桑时便被她深深迷住，终其一生不可自拔。在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中，异国的东方情调是扶桑吸引克里斯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扶桑穿着白麻布袍出现在克里斯面前时，克里斯丧失了对扶桑的鬼迷心窍般的感觉。因为白麻布抹去了东方的痕迹。只有当扶桑换上红绸衫时，才会激起克里斯走进她的欲望。对克里斯而言，这件红绸衫是充满东方意蕴的，象征着遥远、神秘的异国情调。
在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中，两种文化不断交锋。毫无疑问的是，东方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首先从人物的设置上就能够看出来。象征东方文化的扶桑是女性，也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娼妓；而象征西方文化的克里斯是男性，又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其次，在克里斯对待扶桑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西方人是带着一种猎奇而又轻蔑的态度来看待东方文化的。他把自己想象成骑士，而扶桑是需要他解救的东方女奴。客观来说，东方文化的弱势地位是由当时两方的政治经济实力对比决定的。西方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是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将中国男人用辫子吊在树上杀掉，白人工友也会把落单的老伙夫活活打死。整个城市在东方人的忍让和顺从当中不断积蓄恶意，最终爆发为唐人街的纵火事件。在这场事件中，扶桑被二三十个白人轮奸，而意想不到的是，克里斯竟然也在对扶桑施暴的人群中。文中这样写道：“谁能相信世上有那样的愤怒，它卷起每一个人，带动到一个群体中去，按那群体的惯性去行为。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末梢肢体去实现这个群体的意志。每个人都逃不出群体对他的支配。[2]”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集中爆发。
在东西方文化的尖锐冲突中，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必然不会有结果。所以最后扶桑选择了嫁给即将行刑的大勇，并将他的骨灰带回了中国。爱情是无法跨越和救赎这种文化冲突的，这也反证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之深。
二、个体在文化困境中的寻找和迷失
在《扶桑》中作家有意使用双重叙事结构来展现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困境。文中让一个同样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现代女子来叙述扶桑的故事，并在其中穿插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还不时出现叙述者本人和故事主人公境况的比较。时至今日，中国最早的第一批海外移民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在第五代中国移民的身上仍然存在，他们内心的困惑和迷茫反而有增无减。正如文中所说的：“玩世不恭的笑出现在我们的眼睛和体态里—这就是第五代人要争夺的位置，又怎样？仍是孤独，像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一样孤独。……我们莫名其妙地沉郁……我们没有了你们这些前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连反对种族歧视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和方向。……于是我们如此迷失。[3]”
而在叙述者矛盾的立场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她在文化冲突中的困惑。叙述者以西方的史料为基础来试图还原百年前的娼妓扶桑，而这些资料是白人史学家们写的。西方史学家们因为文化立场的不同以一种好奇又轻蔑的态度来描述东方，其中充满误解。而在这种心理和态度的影响下，和扶桑有关的史料的真实程度本身就值得质疑。叙述者以史料为基础来还原扶桑，但与扶桑相似的文化心理和经历处境又让她能够敏感地发现这些史料的不实之处，这样必然会与她一开始的叙述立场发生偏差。这种在叙述中的矛盾则更进一步地表现了文化困境的普遍性。
实质上，这也透漏出作家本人的文化困惑。正如许多海外华文作家一样，文化归属问题成为时常萦绕在作家心头又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严歌苓在《错误归属》中说道：“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4]”移民，不仅是地里上的迁移，更是文化上的变化。对于包括严歌苓在内的众多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是很困难的。而处于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作家无法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来单纯的文化环境中去，因此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身处文化困境中的焦虑感。
作家对自己文化归属的确认，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必要准备工作，它决定了作品的面貌。严歌苓放弃在两种文化中寻找自己绝对的归属，转而将目光投向文学，试图通过对记忆中历史的重新回顾，以想象的方式在文学中重建自己的文化归属。严歌苓曾经说过中国人是她作品中永远的主角，而她会保持一种冷静的、独立的态度去审视作品中的人物。也许，正因为她超脱于两种文化之上的态度，反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
这种精神风貌具体表现在对人的关注上。这种对人的关注一方面源自她青年时期在国内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又受到她成年后在美国求学时期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扶桑》中，作家注目于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有意将他们放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去表现，从而将人性推向极端。她将女性作为透视人性的载体，通过对其形象的塑造来展现人性的光辉及生命的张力。我们可以看到娼妓扶桑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艰难生存，在她逐渐完成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的过程中体现出既柔顺又坚韧的生存品质，这是古老东方的生存哲学。而她如地母般包容一切又生生不息的姿态，让她从娼妓的卑微中超脱出来而沐浴了神性的光辉。正如她在《主流与边缘》中所说的那样：“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5]”
结语：
严歌苓的《扶桑》借助对华人移民史的重构，较客观地审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文化的反思、对人性的探索以及对自身创作境遇的困惑和求索。
注释：
[1]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2]严歌苓；扶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04页.
[3]严歌苓；扶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7页.
[4]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5]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参考文献：
[1]吕燕.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J].华文文学，2012，1：55-63.
[2]林文.从《扶桑》看严歌苓的新移民文学创作[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3]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广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4]严歌苓.扶桑[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关键词：《扶桑》；文化冲突；人性；文化归属
作者简介：邢尧尧（1991-），女，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一、《扶桑》中表现的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扶桑》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排华势力最强大的19世纪，用作家的话讲就是：“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1]”在这样的环境中，扶桑走上历史舞台，她背后的文化含蕴也是不言而喻的。竹床、锦缎、刺绣、小脚……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代表了东方情调的事物将扶桑簇拥其中，使她具备了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作家通过对她生存经历的叙述概括了特定时代内包括中国劳工在内的整个移民群体的生存境况。
为了完整地表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作家还设置了两个男性形象作为对照和补充，这便是和扶桑同为中国人的唐人街恶霸大勇以及白人少年克里斯。如果说扶桑表现的是东方文化中的柔顺、坚忍，属于民族文化中显性的一面；那么大勇则是代表了东方文化中反抗、不屈的隐性面。而白人少年克里斯则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出现在文中和扶桑、大勇相对照。作家正是在这三人复杂关系的发展中隐喻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以及冲突的难以弥合。
十二岁的白人少年克里斯在初次见到二十岁的娼妓扶桑时便被她深深迷住，终其一生不可自拔。在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中，异国的东方情调是扶桑吸引克里斯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扶桑穿着白麻布袍出现在克里斯面前时，克里斯丧失了对扶桑的鬼迷心窍般的感觉。因为白麻布抹去了东方的痕迹。只有当扶桑换上红绸衫时，才会激起克里斯走进她的欲望。对克里斯而言，这件红绸衫是充满东方意蕴的，象征着遥远、神秘的异国情调。
在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中，两种文化不断交锋。毫无疑问的是，东方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首先从人物的设置上就能够看出来。象征东方文化的扶桑是女性，也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娼妓；而象征西方文化的克里斯是男性，又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其次，在克里斯对待扶桑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西方人是带着一种猎奇而又轻蔑的态度来看待东方文化的。他把自己想象成骑士，而扶桑是需要他解救的东方女奴。客观来说，东方文化的弱势地位是由当时两方的政治经济实力对比决定的。西方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是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将中国男人用辫子吊在树上杀掉，白人工友也会把落单的老伙夫活活打死。整个城市在东方人的忍让和顺从当中不断积蓄恶意，最终爆发为唐人街的纵火事件。在这场事件中，扶桑被二三十个白人轮奸，而意想不到的是，克里斯竟然也在对扶桑施暴的人群中。文中这样写道：“谁能相信世上有那样的愤怒，它卷起每一个人，带动到一个群体中去，按那群体的惯性去行为。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末梢肢体去实现这个群体的意志。每个人都逃不出群体对他的支配。[2]”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集中爆发。
在东西方文化的尖锐冲突中，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必然不会有结果。所以最后扶桑选择了嫁给即将行刑的大勇，并将他的骨灰带回了中国。爱情是无法跨越和救赎这种文化冲突的，这也反证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之深。
二、个体在文化困境中的寻找和迷失
在《扶桑》中作家有意使用双重叙事结构来展现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困境。文中让一个同样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现代女子来叙述扶桑的故事，并在其中穿插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还不时出现叙述者本人和故事主人公境况的比较。时至今日，中国最早的第一批海外移民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在第五代中国移民的身上仍然存在，他们内心的困惑和迷茫反而有增无减。正如文中所说的：“玩世不恭的笑出现在我们的眼睛和体态里—这就是第五代人要争夺的位置，又怎样？仍是孤独，像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一样孤独。……我们莫名其妙地沉郁……我们没有了你们这些前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连反对种族歧视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和方向。……于是我们如此迷失。[3]”
而在叙述者矛盾的立场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她在文化冲突中的困惑。叙述者以西方的史料为基础来试图还原百年前的娼妓扶桑，而这些资料是白人史学家们写的。西方史学家们因为文化立场的不同以一种好奇又轻蔑的态度来描述东方，其中充满误解。而在这种心理和态度的影响下，和扶桑有关的史料的真实程度本身就值得质疑。叙述者以史料为基础来还原扶桑，但与扶桑相似的文化心理和经历处境又让她能够敏感地发现这些史料的不实之处，这样必然会与她一开始的叙述立场发生偏差。这种在叙述中的矛盾则更进一步地表现了文化困境的普遍性。
实质上，这也透漏出作家本人的文化困惑。正如许多海外华文作家一样，文化归属问题成为时常萦绕在作家心头又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严歌苓在《错误归属》中说道：“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4]”移民，不仅是地里上的迁移，更是文化上的变化。对于包括严歌苓在内的众多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是很困难的。而处于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作家无法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来单纯的文化环境中去，因此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身处文化困境中的焦虑感。
作家对自己文化归属的确认，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必要准备工作，它决定了作品的面貌。严歌苓放弃在两种文化中寻找自己绝对的归属，转而将目光投向文学，试图通过对记忆中历史的重新回顾，以想象的方式在文学中重建自己的文化归属。严歌苓曾经说过中国人是她作品中永远的主角，而她会保持一种冷静的、独立的态度去审视作品中的人物。也许，正因为她超脱于两种文化之上的态度，反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
这种精神风貌具体表现在对人的关注上。这种对人的关注一方面源自她青年时期在国内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又受到她成年后在美国求学时期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扶桑》中，作家注目于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有意将他们放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去表现，从而将人性推向极端。她将女性作为透视人性的载体，通过对其形象的塑造来展现人性的光辉及生命的张力。我们可以看到娼妓扶桑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艰难生存，在她逐渐完成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的过程中体现出既柔顺又坚韧的生存品质，这是古老东方的生存哲学。而她如地母般包容一切又生生不息的姿态，让她从娼妓的卑微中超脱出来而沐浴了神性的光辉。正如她在《主流与边缘》中所说的那样：“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5]”
结语：
严歌苓的《扶桑》借助对华人移民史的重构，较客观地审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文化的反思、对人性的探索以及对自身创作境遇的困惑和求索。
注释：
[1]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2]严歌苓；扶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04页.
[3]严歌苓；扶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7页.
[4]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5]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参考文献：
[1]吕燕.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J].华文文学，2012，1：55-63.
[2]林文.从《扶桑》看严歌苓的新移民文学创作[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3]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广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4]严歌苓.扶桑[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