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人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
　　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知青们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但王岐山说： “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也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我，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 ——“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老是知名考古学家，没犯什么错误。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王岐山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说。80年代初，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此工作期间，王岐山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记者，王岐山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如此，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严于律己是他的一贯作风。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