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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9年间，我先后五次踏上甘肃大地，醉心探讨华夏文明寻根的学术问题，并在2008年写出一本小书《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试图从玉文化的相似性，说明4000年前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几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未解难题是：地处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中原文明发生交往联系的路线为何？4000年前先民通过怎样的地理途径，跨越陇山和关中地区的千里阻隔，与洛阳一带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建立关联的？
当时，只是关注经过河西走廊一带向中原传播输送的物质文化因素，如小麦、黄金、家马和马车等，对齐家玉器起源的外来影响因素估计不足。学界目前的看法是，齐家文化的前身马家窑文化并没有玉礼器生产的传统，应该是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才有齐家玉器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情况。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根据史前玉器下料切割的技术分析，认为片切割技术是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起源，经过中原龙山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逐步传播到西北的齐家文化的。换言之，史前玉礼器文化及其加工技术是自东向西传播的。
与此相对，还存在一条反向的文化传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构所需玉料资源自西向东的传播。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从二里头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标本看，只有一两件玉器能够确认是用独山玉制作的。受到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时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传统。迄今见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属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装饰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方才第一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长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长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国家政权所在地登场，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是怎样的？专门研究二里头玉器的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的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是，究竟从何处输进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来源，以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有一点大致能够推测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礼器制作需要耗费相当大体积的优质玉料，目前看来，惟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厘米长，推测全长达66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真正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
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考古学者高炜分析指出：陶寺遗址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中，共发现有随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类玉石器800多件。据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真玉（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约占半数，包括大理石、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岩、绿松石等。从玉料来源看，环顾晋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迄今未见出产软玉的报道。关中的蓝田玉是蛇纹大理石，南阳独山玉是黝帘石化的钙长石。陶寺用玉的产地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原玉礼器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悬而未决，但是有关中原玉礼器形制的和攻玉技术的来龙去脉却有较为明确的文化传播论观点：来自山东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礼器器形上影响到陕西关中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高炜的判断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钺，但迄今未发现璧、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玉璧大量出现并用于随葬；琮的出现，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无明确证据能再提前。
考古发现还表明，逾往西，璧、琮的出现时间逾迟。华县梓里的两个碳14数据高精度校正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335～前2044年和公元前2011～前1794年，从而可知该遗址璧、琮的时代同陶寺晚期相当。临潼康家遗址出土的玉璧也大致同时。宝鸡石咀头东区M2出土的残璧，从共存的单把鬲、双耳或三耳陶罐看，应与陶寺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或齐家文化的年代相当。神木石峁玉器的年代，如前所述，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晚些。至于甘肃永靖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和青海柳湾齐家文化中钺和璧（以石璧为多）大致应属于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的遗存。黄河中上游地区玉器出现的时序，大致可标示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传播的轨迹。这一观点和考古学界认为齐家文化族属人口自东向西运动的观点，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齐家文化先民的族属，一般认为和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一样，属于氐羌族群。
我国史前玉文化传播的路线图是由东向西，以陶寺文化为中转站，继续向西传播，一直到达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似乎是玉礼器传播全过程的一个终点站，因为在齐家文化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地方性的规模化玉器生产情况。齐家文化以西地区也没有发现过玉琮、玉璧组合的文物体系。从各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上看，玉器生产伴随这样的东西向传播轨迹而依次出现，不是偶然的。不过文化传播往往不是单向的过程，西部接受东部传来的玉器加工技术的同时，也能够为东部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加丰富的玉料资源。目前需要弄明的是，西部玉料在何时，通过何种路径，输送到中原地区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曾先后走访了展示陶寺玉器的山西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襄汾陶寺遗址，展出芮城玉器的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并通过运城地区考古所获得彩图本《坡头玉器》一书。这些实地考察为的是亲自获得鉴玉经验方面的积累，看看这些中原地区最早的玉礼器生产使用的是怎样的玉材。体认的结果，如同高炜所说的情况，多数玉器玉质较差，属于似玉美石的范畴，受沁后腐蚀严重者，暗淡无光泽。但是也有少数玉器的玉质晶莹剔透，有和田玉的品相或近似和田玉。特别是山西省博物馆展出的陶寺文化玉器中，有几件青玉璜，其玉质之好显得鹤立鸡群，不可能是中原或南阳产的玉料。我推测，其透闪石玉料源于西北地区的可能性最大。西部玉料，或许还包括少量的新疆和田玉。 去年秋，笔者到西安大唐西市出售古玉的市场调研，看到有陕西北部榆林地区古董商新开的店铺，柜台中有一批史前玉器。经过反复商议，分别购得数件史前玉器和玉料，其中一件原始风格的玉琮，玉料为白玉，整体受沁后泛着微黄色，但因玉质优良，看上去光亮如新。尤其是在光照之下，玉质内部云雾状的玉棉清晰可见，其和田玉特征较为明显。经多位古玉收藏家目验，都认为这件玉琮形制属于陕西的龙山文化，其玉材就是或近似和田玉。依照目前已经清楚的中国玉矿分布格局，除了西北地区外，没有哪些地方能够出产如此具温润美感的白玉。据卖家透露，这件原始风格的玉琮是从榆林地区的佳县一带收购来的。从地理位置看，佳县邻近黄河，北面有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大量龙山文化玉礼器，南面则有延安芦山峁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琮等。看来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以南，确实分布着较为密集的史前玉礼器使用者，他们是什么人呢？其玉礼器文化的来源如何，去向又如何呢？这些神秘莫测的史前玉礼器出现地，为什么大都沿着黄河的走向而分布呢？
回过头去看山西境内三四处史前玉器集中出土的地点，陶寺遗址和下靳墓地都距离黄河不到100公里；芮城则就在黄河边上！要说这些全都是巧合，令人难以置信。
史前玉器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的现象，该做何解释？古书上能够找出的标准解说，就是“河出昆仑说”与“玉出昆仑说”的绝对巧合！这一巧合实际上把西北特产的美玉之地同黄河源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究其原因，莫非西北美玉进入中原的远距离输送路线就是走的黄河水路？再看看殷商晚期出土大量和田玉雕玉器群的都城安阳，原来也距离黄河不太远。
古人所说的“玉出昆仑”是现实的记录，而河出昆仑说则有想象的成分。《禹贡》说治水的大禹“导河积石”。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交界的积石山一带，这里距离新疆昆仑山非常遥远。古人是怎样想象这大段距离的呢？原来是认为黄河流出昆仑山后潜入地下，经过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后，又从积石山一带冒出地上。这是把实际的黄河同想象中的河源联系为一体的说法。华夏先民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思妙想，或许就是沿着黄河水路运输玉石的长期实践所催生的神话化地理观。
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美玉来自昆仑山，经过河西走廊的陆路中转，在甘肃东部改从水路输送，当美玉运抵中原文明时，给中原人的印象就好像美玉与黄河同出一源。童蒙读物《千字文》说：“金出丽水，玉出昆岗。”丽水即金沙江，昆岗即昆仑山。随着童蒙读物的大普及，美玉来自昆仑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而黄河源自昆仑的观念也流行了2000年，但不如玉出昆岗说那样普及。最权威的记载出自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其中记载着开通西域的汉武帝使者张骞之说：“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于阗之东，水皆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于阗是今日和田的古代地名，那里出产世界顶级的美丽玉石，同时也被设想为黄河水的本源。难怪一位名叫穆满的西周帝王，为了去昆仑山一带会见女神西王母并获取美玉资源，先到河套地区去找名叫“河宗氏”的部落首领，在其引导下用玉璧祭祀黄河之后，才启程西行。就此看，司马迁的“河出昆仑说”与“玉出于阗说”，应该早自商周之际就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
《穆天子传》一书的主人公周穆王，去河套一带拜会的“河宗氏”部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地方势力呢？莫非就是掌控着西北玉石进入中原黄河水道的北方豪强政权？
2012年5月，笔者来到神木县的石峁遗址考察，似乎隐约看出河套地区史前方国政权的存在：那就是山坡上古城基址及残垣断壁的景象，只需一弯腰，随手就能捡到散碎的灰陶片之类史前文化遗物。
在榆林市文联领导、古玉研究者徐亚平先生引导下，我们到新落成不久的神木博物馆观摩。馆中展出的石峁遗址出土陶器，有和齐家文化红陶杯十分类似的。馆中陈列的史前玉器，少量是发掘出土物，多数是由当地的一位收藏家胡先生捐赠的。这些玉器以玉璧为主，其形制、工艺风格和用料，同上述山西出土史前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都很相似。台北故宫的玉器专家邓淑萍女士将此类玉器归为同一类，命名为“华西玉器”。现在看来，此类面貌酷似的玉器的主人们，是由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共同组成的西北玉料资源共享群体。华西玉器的共同特点，暗示出史前先民文化迁徙与货物运输的水路路线——沿着黄河自西向东行进的可能性。
写到此，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的交往路线难题，已经渐渐有了较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大约千年之后的西周穆王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不是直接经过关中地区将陇东与中原相联系，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再沿着九曲黄河道向前进发。换言之，河湟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联通道有可能是沿着黄河而曲折展开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选址也大体上青睐河边的台地。目前，齐家文化玉器在宁夏地区已经多有发现，看来，齐家文化先民的活动范围足以达到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
《诗经·大雅·公刘》歌颂周人祖先公刘自陇东迁徙豳地，就有“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的诗句。《毛传》以下把这里的“舟”字解释为佩戴。我一直不以为然，却又没有提供反证的契机。假如黄河曾经充当向中原运输西北玉料资源的作用，以舟船运载玉石的情景，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青铜时代的周族先民东迁时都不忘带上玉和瑶，更何况玉器时代的齐家文化先民呢？
《诗经》在表达用词上特意区分“玉”与“瑶”，二者显然不是同一种东西。我推测，“玉”指齐家文化本地特产的祁连玉；“瑶”则呼应着昆仑玉山瑶池，专指和田美玉吧。
当时，只是关注经过河西走廊一带向中原传播输送的物质文化因素，如小麦、黄金、家马和马车等，对齐家玉器起源的外来影响因素估计不足。学界目前的看法是，齐家文化的前身马家窑文化并没有玉礼器生产的传统，应该是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才有齐家玉器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情况。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根据史前玉器下料切割的技术分析，认为片切割技术是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起源，经过中原龙山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逐步传播到西北的齐家文化的。换言之，史前玉礼器文化及其加工技术是自东向西传播的。
与此相对，还存在一条反向的文化传播之路，即中原玉文化建构所需玉料资源自西向东的传播。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中原地区以南的河南南阳地区虽有独山玉矿，远古时却很少为中原文明玉礼器生产所使用。从二里头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标本看，只有一两件玉器能够确认是用独山玉制作的。受到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都不能像同时期或稍晚的中原以外文化——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传统。迄今见到的仰韶文化玉器大都属于玉制的工具或小件装饰品等。直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方才第一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更加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玉器，使得50多公分长的大玉璋和60多公分长的大玉刀首次在中原的国家政权所在地登场，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二里头玉器生产的玉料来源是怎样的？专门研究二里头玉器的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的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是，究竟从何处输进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的材料来源，以及临汾下靳村墓地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有一点大致能够推测的：五六十公分以上的玉礼器制作需要耗费相当大体积的优质玉料，目前看来，惟有甘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的可能性最大。1974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54厘米；2002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虽已残缺，仍有33厘米长，推测全长达66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的所谓“祁连玉”材料，真正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的充足条件。如果从鉴玉的感觉经验看，二里头和陶寺玉器（包括下靳和芮城的史前玉器）原料，从色泽和纹理特点上确实近似祁连玉。
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考古学者高炜分析指出：陶寺遗址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中，共发现有随葬玉石器的墓200多座，各类玉石器800多件。据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教授做的矿物学鉴定，其中真玉（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有98件，占比不到1/10；半玉和假玉（似玉美石）439件，约占半数，包括大理石、蛇纹石、滑石、白云母，石英岩、绿松石等。从玉料来源看，环顾晋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迄今未见出产软玉的报道。关中的蓝田玉是蛇纹大理石，南阳独山玉是黝帘石化的钙长石。陶寺用玉的产地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原玉礼器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悬而未决，但是有关中原玉礼器形制的和攻玉技术的来龙去脉却有较为明确的文化传播论观点：来自山东大汶口文化和东南方的良渚文化，在玉礼器器形上影响到陕西关中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高炜的判断是，在可判明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钺，但迄今未发现璧、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玉璧大量出现并用于随葬；琮的出现，是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300年以后）的事，尚无明确证据能再提前。
考古发现还表明，逾往西，璧、琮的出现时间逾迟。华县梓里的两个碳14数据高精度校正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335～前2044年和公元前2011～前1794年，从而可知该遗址璧、琮的时代同陶寺晚期相当。临潼康家遗址出土的玉璧也大致同时。宝鸡石咀头东区M2出土的残璧，从共存的单把鬲、双耳或三耳陶罐看，应与陶寺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或齐家文化的年代相当。神木石峁玉器的年代，如前所述，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晚些。至于甘肃永靖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和青海柳湾齐家文化中钺和璧（以石璧为多）大致应属于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的遗存。黄河中上游地区玉器出现的时序，大致可标示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传播的轨迹。这一观点和考古学界认为齐家文化族属人口自东向西运动的观点，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齐家文化先民的族属，一般认为和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一样，属于氐羌族群。
我国史前玉文化传播的路线图是由东向西，以陶寺文化为中转站，继续向西传播，一直到达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似乎是玉礼器传播全过程的一个终点站，因为在齐家文化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地方性的规模化玉器生产情况。齐家文化以西地区也没有发现过玉琮、玉璧组合的文物体系。从各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上看，玉器生产伴随这样的东西向传播轨迹而依次出现，不是偶然的。不过文化传播往往不是单向的过程，西部接受东部传来的玉器加工技术的同时，也能够为东部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加丰富的玉料资源。目前需要弄明的是，西部玉料在何时，通过何种路径，输送到中原地区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曾先后走访了展示陶寺玉器的山西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襄汾陶寺遗址，展出芮城玉器的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并通过运城地区考古所获得彩图本《坡头玉器》一书。这些实地考察为的是亲自获得鉴玉经验方面的积累，看看这些中原地区最早的玉礼器生产使用的是怎样的玉材。体认的结果，如同高炜所说的情况，多数玉器玉质较差，属于似玉美石的范畴，受沁后腐蚀严重者，暗淡无光泽。但是也有少数玉器的玉质晶莹剔透，有和田玉的品相或近似和田玉。特别是山西省博物馆展出的陶寺文化玉器中，有几件青玉璜，其玉质之好显得鹤立鸡群，不可能是中原或南阳产的玉料。我推测，其透闪石玉料源于西北地区的可能性最大。西部玉料，或许还包括少量的新疆和田玉。 去年秋，笔者到西安大唐西市出售古玉的市场调研，看到有陕西北部榆林地区古董商新开的店铺，柜台中有一批史前玉器。经过反复商议，分别购得数件史前玉器和玉料，其中一件原始风格的玉琮，玉料为白玉，整体受沁后泛着微黄色，但因玉质优良，看上去光亮如新。尤其是在光照之下，玉质内部云雾状的玉棉清晰可见，其和田玉特征较为明显。经多位古玉收藏家目验，都认为这件玉琮形制属于陕西的龙山文化，其玉材就是或近似和田玉。依照目前已经清楚的中国玉矿分布格局，除了西北地区外，没有哪些地方能够出产如此具温润美感的白玉。据卖家透露，这件原始风格的玉琮是从榆林地区的佳县一带收购来的。从地理位置看，佳县邻近黄河，北面有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大量龙山文化玉礼器，南面则有延安芦山峁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琮等。看来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以南，确实分布着较为密集的史前玉礼器使用者，他们是什么人呢？其玉礼器文化的来源如何，去向又如何呢？这些神秘莫测的史前玉礼器出现地，为什么大都沿着黄河的走向而分布呢？
回过头去看山西境内三四处史前玉器集中出土的地点，陶寺遗址和下靳墓地都距离黄河不到100公里；芮城则就在黄河边上！要说这些全都是巧合，令人难以置信。
史前玉器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的现象，该做何解释？古书上能够找出的标准解说，就是“河出昆仑说”与“玉出昆仑说”的绝对巧合！这一巧合实际上把西北特产的美玉之地同黄河源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究其原因，莫非西北美玉进入中原的远距离输送路线就是走的黄河水路？再看看殷商晚期出土大量和田玉雕玉器群的都城安阳，原来也距离黄河不太远。
古人所说的“玉出昆仑”是现实的记录，而河出昆仑说则有想象的成分。《禹贡》说治水的大禹“导河积石”。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交界的积石山一带，这里距离新疆昆仑山非常遥远。古人是怎样想象这大段距离的呢？原来是认为黄河流出昆仑山后潜入地下，经过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后，又从积石山一带冒出地上。这是把实际的黄河同想象中的河源联系为一体的说法。华夏先民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思妙想，或许就是沿着黄河水路运输玉石的长期实践所催生的神话化地理观。
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美玉来自昆仑山，经过河西走廊的陆路中转，在甘肃东部改从水路输送，当美玉运抵中原文明时，给中原人的印象就好像美玉与黄河同出一源。童蒙读物《千字文》说：“金出丽水，玉出昆岗。”丽水即金沙江，昆岗即昆仑山。随着童蒙读物的大普及，美玉来自昆仑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而黄河源自昆仑的观念也流行了2000年，但不如玉出昆岗说那样普及。最权威的记载出自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其中记载着开通西域的汉武帝使者张骞之说：“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于阗之东，水皆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于阗是今日和田的古代地名，那里出产世界顶级的美丽玉石，同时也被设想为黄河水的本源。难怪一位名叫穆满的西周帝王，为了去昆仑山一带会见女神西王母并获取美玉资源，先到河套地区去找名叫“河宗氏”的部落首领，在其引导下用玉璧祭祀黄河之后，才启程西行。就此看，司马迁的“河出昆仑说”与“玉出于阗说”，应该早自商周之际就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
《穆天子传》一书的主人公周穆王，去河套一带拜会的“河宗氏”部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地方势力呢？莫非就是掌控着西北玉石进入中原黄河水道的北方豪强政权？
2012年5月，笔者来到神木县的石峁遗址考察，似乎隐约看出河套地区史前方国政权的存在：那就是山坡上古城基址及残垣断壁的景象，只需一弯腰，随手就能捡到散碎的灰陶片之类史前文化遗物。
在榆林市文联领导、古玉研究者徐亚平先生引导下，我们到新落成不久的神木博物馆观摩。馆中展出的石峁遗址出土陶器，有和齐家文化红陶杯十分类似的。馆中陈列的史前玉器，少量是发掘出土物，多数是由当地的一位收藏家胡先生捐赠的。这些玉器以玉璧为主，其形制、工艺风格和用料，同上述山西出土史前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都很相似。台北故宫的玉器专家邓淑萍女士将此类玉器归为同一类，命名为“华西玉器”。现在看来，此类面貌酷似的玉器的主人们，是由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共同组成的西北玉料资源共享群体。华西玉器的共同特点，暗示出史前先民文化迁徙与货物运输的水路路线——沿着黄河自西向东行进的可能性。
写到此，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的交往路线难题，已经渐渐有了较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大约千年之后的西周穆王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不是直接经过关中地区将陇东与中原相联系，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再沿着九曲黄河道向前进发。换言之，河湟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联通道有可能是沿着黄河而曲折展开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选址也大体上青睐河边的台地。目前，齐家文化玉器在宁夏地区已经多有发现，看来，齐家文化先民的活动范围足以达到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
《诗经·大雅·公刘》歌颂周人祖先公刘自陇东迁徙豳地，就有“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的诗句。《毛传》以下把这里的“舟”字解释为佩戴。我一直不以为然，却又没有提供反证的契机。假如黄河曾经充当向中原运输西北玉料资源的作用，以舟船运载玉石的情景，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青铜时代的周族先民东迁时都不忘带上玉和瑶，更何况玉器时代的齐家文化先民呢？
《诗经》在表达用词上特意区分“玉”与“瑶”，二者显然不是同一种东西。我推测，“玉”指齐家文化本地特产的祁连玉；“瑶”则呼应着昆仑玉山瑶池，专指和田美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