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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任作民和任炳煌，都是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现汨罗市弼时镇)的同族兄弟。任弼时是任炳煌的远房堂兄，任作民是任炳煌的同祖父堂兄。在两个堂兄带领下，任炳煌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5岁壮烈牺牲。由于牺牲较早，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位烈士的情况知之甚少。
悲壮西征青春碧血侵透戈壁滩
1936年12月一个严冬的早晨，甘肃永昌县境内的一片戈壁滩原野上，一支百来人的红军队伍，正迎着呼啸的狂风和漫天飞扬的尘沙急速行进。
这支队伍非常奇特，他们都穿着单薄的军装，而且大多都是妇女，有些甚至还是儿童。只有走在最前面的10多个人，能看得出是携带武器的战斗部队。原来，这是红军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他们是在这天黎明从永昌县城出发，奉红军西路军总部的命令，前往驻扎在二十里铺的红九军驻地去慰问演出的。走在最前面的是红九军派来的一个武装护卫班，后面的则都是剧团的演职人员。
被张国焘撤销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来担任剧团导演的任炳煌，还有剧团教导员廖赤健，与武装护卫班一起走在最前面。剧团政委易维精和团长周汝功，带领全团的演员走在后面。
就在队伍行至一个叫郭家下磨的地方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股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正从远处袭来。由于狂风一直搅动着漫天的尘土，等到看清楚敌人时，距离已经很近了。危急时刻，任炳煌和廖赤健迅速审视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立即带领全体人员撤入附近的一座庄院里。这是一座河西走廊的大户人家特有的庄院，当地人称为“围子”，四周有10多米高的围墙，围墙的四角有堡楼，院内有座3层木结构的楼房。从地形上来看，这是这一带唯一可以据守的地方。
撤进庄院之后，几个领导人立即做了防御部署。还没等完全准备到位，就看见敌人密密麻麻的骑兵裹着黄沙扑天盖地而来。
战斗打响后，敌人以为红军用的是诱兵之计，未敢猛打猛冲。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这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遂调动兵力，把庄院四下围了起来，凭借人多势众，且都是剽悍的骑兵，一次次地呼啸着冲上来。红军剧团的战士们奋勇抵抗，一次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西路军总部得知前进剧团被围的消息后，急派骑兵前去接应。这些骑兵的马多是同马家军作战时缴获来的，当马家军发现后，打起唿哨，这些马立刻向敌群跑去，使得红军战士不少都被摔下来，惨遭射杀。敌团长见红军发来骑兵救援，以为院内围住了红军首脑，急报后方，从兰州调来了两架飞机助战。飞机的炸弹落在庄院内外，整个庄院硝烟滚滚，火光熊熊。
尽管如此，任炳煌和战友们仍在顽强地坚持。敌人攻打了整整一天，也未能把庄院拿下。不过，渐渐地，红军战士们的手榴弹投光了，子弹也越打越少了。任炳煌的身边，一个又一个的战士倒下牺牲了。他的手枪子弹已经打光，又拿起牺牲战友的长枪继续抗击敌军。他一边指挥，一边鼓舞战友们说：“同志们，坚持住!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能在夜幕掩护下突出去!”
可是，还没有等到天黑，他们的子弹就已经打完了，最后连石头也扔光了。敌人挥舞着马刀冲进院子。这时，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和大多数战友都已牺牲，任炳煌带着还活着的战友，端起上了刺刀的长枪，有的拿着木棍，同敌人展开了最后的肉搏战。
搏斗中，任炳煌被马刀砍伤，接着被枪弹击中了头颅。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倒在了血泊中。
这位来自汨罗江边的儿子，把自己的一腔青春碧血洒在了河西走廊的黄土地上，时年仅25岁。
追随兄长，少年壮志走上革命路
1912年2月7日，任炳煌出生。他的两个堂兄任弼时和任作民，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派往俄国留学的干部。任弼时1924年回国，在团中央工作。任作民1925年回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受两个堂兄的影响，任炳煌不到6岁就进了当地的新式小学——序贤学校上学，这也是任弼时和任作民少年时曾就读过的学校。任炳煌在这所学校既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同时也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
1925年初秋的一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堂兄任作民从上海回乡探亲。虽然是回乡省亲，可是任作民主要的时间仍是用在宣传工作上。他召集族人开座谈会，到学校里给学生们做演讲，大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高小刚刚毕业的任炳煌，对堂兄宣讲的革命道理非常感兴趣。不论堂兄在什么场合宣讲，他都跟着去听，而且听得最认真。因此，当任作民要携带妻子范友莲和任炳煌的姐姐任淑兰返回上海时，任炳煌拉着任作民的手说：“菊哥(任作民小名叫任菊)，你把我也带上吧。我也要向你和二南哥(任弼时小名叫二南)那样，搞革命，做救国救民的事。”
任作民笑着对他说：“你还不到15岁，还小哪。等你长大了，我就来带你走。”
“不!我这次就要跟你走。15岁不小了，我什么都能干。”他下了决心，一定要跟着哥哥走。
任作民知道任炳煌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看到他恳切的样子，在征得了叔叔任茂霖的同意后，终于决定带上任炳煌一块儿走。从此，未成年的任炳煌离开家乡，这一走，直到11年后英勇牺牲，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上海，任炳煌见到了“二南哥”任弼时。他发现，两个哥哥虽然只有20多岁，却已经担当起革命工作的大任了。任弼时这时已是团中央的总书记，正在领导共青团做着大力发展团员的工作。到上海不久，任炳煌就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任作民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他把任炳煌安排到党中央机关办的集成印刷厂，做了一名排字工。印刷厂是专门印刷党的刊物、文件和革命书籍的，这里的排字工作既要劳动，又要有文化。任炳煌很适合在这里工作，他年龄虽小，却非常勤快，既做工，还出外跑分发，工佘还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印刷厂的负责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对这个聪明伶俐的湖南“同乡伢子”，毛泽民十分喜欢，经常指导他读书学习。在这些大哥哥们的帮助下，任炳煌进步得很快。
晚上，任炳煌回到“家”睡觉。这个“家”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室：任作民是秘书处负责人，范友莲做收发通讯工作，任淑兰是秘书处办公室工作人员。4口人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在外人看来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只有党中央领导层的人知道这是党中央秘书处。
那时，正值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个“家”的工作极其繁忙。任炳煌晚上回来，还要帮着兄嫂和姐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上海工作了整整两年，期间既经历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喜悦，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在大革命失败的最危难之时，他于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只有16岁。
留苏回国宣传才华尽显根据地 “呜——”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一艘苏联货轮起锚离开了吴淞口，驶进了雾色迷茫的东海。
这是1927年10月初的一个清晨，200多名中国青年，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炳煌也在其中。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创办于1925年。在任炳煌他们来之前，已经有两期学员在这里学习过。任炳煌他们是第三期学员。任炳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了3年。在这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等课程。他原本只有小学文化，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每当他想起任作民和任弼时两个堂兄早年来俄国学习时的刻苦精神，便能孜孜不倦地努力，克服困难，迎头赶上。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他还把学习兴趣扩展到绘画、唱歌、戏剧等多种领域，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在同学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之一，但在每次活动中，他都是最活跃的。同学们都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弟弟。
1930年秋，任炳煌和傅钟、陈昌浩、徐以新等同学一道回国，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地处武汉与南京之间，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任炳煌来到鄂豫皖以后，起初在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不久，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傅钟。任炳煌任职后，带领宣传部的同志，用漫画和标语等形式，积极宣传反“围剿”斗争，鼓舞部队的士气。那时的纸张非常紧张，他就领着大家，把标语写在墙上、树上或者门板上，有时还刻在石碑和石崖上。他能写会画，经常亲自写标语，画漫画。前方打了胜仗，他们就把胜利消息编剧排成节目来表演。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根据地军民一片欢欣鼓舞。
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鄂豫皖军民未能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经鄂西北入陕西，转战关中平原。对于张国焘推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他以“肃反”的名义大批杀害红军将士，许多干部极为不满。那时，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傅钟、曾中生、张琴秋等对张国焘提出了批评，任炳煌坚决支持傅钟等人的看法。同时，他在转战途中克服流动作战不易开展宣传工作的困难，一路上率领宣传队伍，利用多种形式，一面鼓舞部队斗志，一面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解放后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四方面军转战川陕边区途中，炳煌同志担任艰苦的军民宣传工作。”
坚持真理英勇无畏抗争张国焘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经过3000余里转战，来到川陕边。适逢四川的各派地方军阀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一团，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翻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巴山，飞兵进入敌防务空虚的川北，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一道，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巴中、南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1933年2月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
这时，任炳煌被调到川陕苏维埃政府，担任了文化委员会书记。
任炳煌的这次调任，带有被贬的性质，原因就是对张国焘的错误提过意见。不过，对于工作，任炳煌不管做什么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热情。他积极开办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创办红色学校，组建地方剧团，亲自动手编写并导演节目，组织军民联欢晚会，对开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4年冬，川陕苏维埃政府改选，任炳煌调任省政府秘书长。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谢兴华回忆：“任炳煌同志待人热情，诚恳，直爽，忠实，没有知识分子或留苏学者的架子。”“我和他相处，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关于苏联革命方面的问题，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问题，以及攻打大城市、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等。在上述问题上，在未和任炳煌认识以前，我是无知的。”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任炳煌被调到红军大学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那时，正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猖狂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期，党内斗争异常激烈。很多人对张国焘的错误敢怒不敢言，个性耿直的任炳煌却是“聋子不怕雷打”，坚持原则，爱讲直话，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由于这个原因，他得了一个“任傻子”的绰号。他的正义言行，被张国焘所记恨。张国焘下令保卫局把任炳煌抓了起来，并且下达了准备处死的命令。只是由于张国焘考虑到即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红二、六军团的总政委任弼时是任炳煌的堂兄，才取消了处决任炳煌的命令。但是，仍不恢复他的人身自由。
整个长征途中，任炳煌一直是手戴镣铐，被押着走过来的。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在比一个自由人的境遇要恶劣得多的情况下，战胜了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草、啃冰块等困难，坚持着没有倒下去。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任弼时等人的斗争，迫使张国焘取消了他的伪“中央”，一起北上。同时，在任弼时干预下，任炳煌和同他一起关押的廖承志，也恢复了自由。不过，仍然未得到张国焘的重用，被派到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当导演。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3个军共2.1万多人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任炳煌和前进剧团随军挺进甘肃河西走廊。由于孤军深入，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9万佘众的围攻，红军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歼敌2.5万佘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谢觉哉夫人、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回忆说：“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我们两个都在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工作，任炳煌任导演。由于西路军的任务是计划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所以很需要任炳煌这样的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才。任炳煌不顾劳累，经常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给剧团同志教俄语、苏联歌曲和舞蹈。曾教会了我们唱《斯大林颂》、《丹娘》等苏联歌曲，还教会了我们跳乌克兰舞和高加索舞。他在教我们学俄语的同时，还给全剧团的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以备打通国际线路之后，好开展宣传工作。”
傅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向有关方面写信道：“任炳煌烈士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他有着共产主义的高度觉悟，知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在实践中他便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军人。应把他的英勇事迹铭刻在烈士祠里，永垂千古。”
悲壮西征青春碧血侵透戈壁滩
1936年12月一个严冬的早晨，甘肃永昌县境内的一片戈壁滩原野上，一支百来人的红军队伍，正迎着呼啸的狂风和漫天飞扬的尘沙急速行进。
这支队伍非常奇特，他们都穿着单薄的军装，而且大多都是妇女，有些甚至还是儿童。只有走在最前面的10多个人，能看得出是携带武器的战斗部队。原来，这是红军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他们是在这天黎明从永昌县城出发，奉红军西路军总部的命令，前往驻扎在二十里铺的红九军驻地去慰问演出的。走在最前面的是红九军派来的一个武装护卫班，后面的则都是剧团的演职人员。
被张国焘撤销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来担任剧团导演的任炳煌，还有剧团教导员廖赤健，与武装护卫班一起走在最前面。剧团政委易维精和团长周汝功，带领全团的演员走在后面。
就在队伍行至一个叫郭家下磨的地方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股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正从远处袭来。由于狂风一直搅动着漫天的尘土，等到看清楚敌人时，距离已经很近了。危急时刻，任炳煌和廖赤健迅速审视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立即带领全体人员撤入附近的一座庄院里。这是一座河西走廊的大户人家特有的庄院，当地人称为“围子”，四周有10多米高的围墙，围墙的四角有堡楼，院内有座3层木结构的楼房。从地形上来看，这是这一带唯一可以据守的地方。
撤进庄院之后，几个领导人立即做了防御部署。还没等完全准备到位，就看见敌人密密麻麻的骑兵裹着黄沙扑天盖地而来。
战斗打响后，敌人以为红军用的是诱兵之计，未敢猛打猛冲。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这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遂调动兵力，把庄院四下围了起来，凭借人多势众，且都是剽悍的骑兵，一次次地呼啸着冲上来。红军剧团的战士们奋勇抵抗，一次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西路军总部得知前进剧团被围的消息后，急派骑兵前去接应。这些骑兵的马多是同马家军作战时缴获来的，当马家军发现后，打起唿哨，这些马立刻向敌群跑去，使得红军战士不少都被摔下来，惨遭射杀。敌团长见红军发来骑兵救援，以为院内围住了红军首脑，急报后方，从兰州调来了两架飞机助战。飞机的炸弹落在庄院内外，整个庄院硝烟滚滚，火光熊熊。
尽管如此，任炳煌和战友们仍在顽强地坚持。敌人攻打了整整一天，也未能把庄院拿下。不过，渐渐地，红军战士们的手榴弹投光了，子弹也越打越少了。任炳煌的身边，一个又一个的战士倒下牺牲了。他的手枪子弹已经打光，又拿起牺牲战友的长枪继续抗击敌军。他一边指挥，一边鼓舞战友们说：“同志们，坚持住!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能在夜幕掩护下突出去!”
可是，还没有等到天黑，他们的子弹就已经打完了，最后连石头也扔光了。敌人挥舞着马刀冲进院子。这时，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和大多数战友都已牺牲，任炳煌带着还活着的战友，端起上了刺刀的长枪，有的拿着木棍，同敌人展开了最后的肉搏战。
搏斗中，任炳煌被马刀砍伤，接着被枪弹击中了头颅。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倒在了血泊中。
这位来自汨罗江边的儿子，把自己的一腔青春碧血洒在了河西走廊的黄土地上，时年仅25岁。
追随兄长，少年壮志走上革命路
1912年2月7日，任炳煌出生。他的两个堂兄任弼时和任作民，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派往俄国留学的干部。任弼时1924年回国，在团中央工作。任作民1925年回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受两个堂兄的影响，任炳煌不到6岁就进了当地的新式小学——序贤学校上学，这也是任弼时和任作民少年时曾就读过的学校。任炳煌在这所学校既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同时也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
1925年初秋的一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堂兄任作民从上海回乡探亲。虽然是回乡省亲，可是任作民主要的时间仍是用在宣传工作上。他召集族人开座谈会，到学校里给学生们做演讲，大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高小刚刚毕业的任炳煌，对堂兄宣讲的革命道理非常感兴趣。不论堂兄在什么场合宣讲，他都跟着去听，而且听得最认真。因此，当任作民要携带妻子范友莲和任炳煌的姐姐任淑兰返回上海时，任炳煌拉着任作民的手说：“菊哥(任作民小名叫任菊)，你把我也带上吧。我也要向你和二南哥(任弼时小名叫二南)那样，搞革命，做救国救民的事。”
任作民笑着对他说：“你还不到15岁，还小哪。等你长大了，我就来带你走。”
“不!我这次就要跟你走。15岁不小了，我什么都能干。”他下了决心，一定要跟着哥哥走。
任作民知道任炳煌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看到他恳切的样子，在征得了叔叔任茂霖的同意后，终于决定带上任炳煌一块儿走。从此，未成年的任炳煌离开家乡，这一走，直到11年后英勇牺牲，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上海，任炳煌见到了“二南哥”任弼时。他发现，两个哥哥虽然只有20多岁，却已经担当起革命工作的大任了。任弼时这时已是团中央的总书记，正在领导共青团做着大力发展团员的工作。到上海不久，任炳煌就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任作民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他把任炳煌安排到党中央机关办的集成印刷厂，做了一名排字工。印刷厂是专门印刷党的刊物、文件和革命书籍的，这里的排字工作既要劳动，又要有文化。任炳煌很适合在这里工作，他年龄虽小，却非常勤快，既做工，还出外跑分发，工佘还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印刷厂的负责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对这个聪明伶俐的湖南“同乡伢子”，毛泽民十分喜欢，经常指导他读书学习。在这些大哥哥们的帮助下，任炳煌进步得很快。
晚上，任炳煌回到“家”睡觉。这个“家”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室：任作民是秘书处负责人，范友莲做收发通讯工作，任淑兰是秘书处办公室工作人员。4口人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在外人看来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只有党中央领导层的人知道这是党中央秘书处。
那时，正值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个“家”的工作极其繁忙。任炳煌晚上回来，还要帮着兄嫂和姐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上海工作了整整两年，期间既经历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喜悦，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在大革命失败的最危难之时，他于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只有16岁。
留苏回国宣传才华尽显根据地 “呜——”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一艘苏联货轮起锚离开了吴淞口，驶进了雾色迷茫的东海。
这是1927年10月初的一个清晨，200多名中国青年，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炳煌也在其中。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创办于1925年。在任炳煌他们来之前，已经有两期学员在这里学习过。任炳煌他们是第三期学员。任炳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了3年。在这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等课程。他原本只有小学文化，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每当他想起任作民和任弼时两个堂兄早年来俄国学习时的刻苦精神，便能孜孜不倦地努力，克服困难，迎头赶上。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外，他还把学习兴趣扩展到绘画、唱歌、戏剧等多种领域，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在同学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之一，但在每次活动中，他都是最活跃的。同学们都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弟弟。
1930年秋，任炳煌和傅钟、陈昌浩、徐以新等同学一道回国，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地处武汉与南京之间，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任炳煌来到鄂豫皖以后，起初在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不久，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傅钟。任炳煌任职后，带领宣传部的同志，用漫画和标语等形式，积极宣传反“围剿”斗争，鼓舞部队的士气。那时的纸张非常紧张，他就领着大家，把标语写在墙上、树上或者门板上，有时还刻在石碑和石崖上。他能写会画，经常亲自写标语，画漫画。前方打了胜仗，他们就把胜利消息编剧排成节目来表演。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根据地军民一片欢欣鼓舞。
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鄂豫皖军民未能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经鄂西北入陕西，转战关中平原。对于张国焘推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他以“肃反”的名义大批杀害红军将士，许多干部极为不满。那时，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傅钟、曾中生、张琴秋等对张国焘提出了批评，任炳煌坚决支持傅钟等人的看法。同时，他在转战途中克服流动作战不易开展宣传工作的困难，一路上率领宣传队伍，利用多种形式，一面鼓舞部队斗志，一面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解放后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四方面军转战川陕边区途中，炳煌同志担任艰苦的军民宣传工作。”
坚持真理英勇无畏抗争张国焘
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经过3000余里转战，来到川陕边。适逢四川的各派地方军阀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一团，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翻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巴山，飞兵进入敌防务空虚的川北，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一道，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巴中、南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1933年2月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
这时，任炳煌被调到川陕苏维埃政府，担任了文化委员会书记。
任炳煌的这次调任，带有被贬的性质，原因就是对张国焘的错误提过意见。不过，对于工作，任炳煌不管做什么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热情。他积极开办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创办红色学校，组建地方剧团，亲自动手编写并导演节目，组织军民联欢晚会，对开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4年冬，川陕苏维埃政府改选，任炳煌调任省政府秘书长。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谢兴华回忆：“任炳煌同志待人热情，诚恳，直爽，忠实，没有知识分子或留苏学者的架子。”“我和他相处，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关于苏联革命方面的问题，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问题，以及攻打大城市、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等。在上述问题上，在未和任炳煌认识以前，我是无知的。”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任炳煌被调到红军大学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那时，正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猖狂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期，党内斗争异常激烈。很多人对张国焘的错误敢怒不敢言，个性耿直的任炳煌却是“聋子不怕雷打”，坚持原则，爱讲直话，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由于这个原因，他得了一个“任傻子”的绰号。他的正义言行，被张国焘所记恨。张国焘下令保卫局把任炳煌抓了起来，并且下达了准备处死的命令。只是由于张国焘考虑到即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红二、六军团的总政委任弼时是任炳煌的堂兄，才取消了处决任炳煌的命令。但是，仍不恢复他的人身自由。
整个长征途中，任炳煌一直是手戴镣铐，被押着走过来的。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在比一个自由人的境遇要恶劣得多的情况下，战胜了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草、啃冰块等困难，坚持着没有倒下去。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任弼时等人的斗争，迫使张国焘取消了他的伪“中央”，一起北上。同时，在任弼时干预下，任炳煌和同他一起关押的廖承志，也恢复了自由。不过，仍然未得到张国焘的重用，被派到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当导演。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3个军共2.1万多人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任炳煌和前进剧团随军挺进甘肃河西走廊。由于孤军深入，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9万佘众的围攻，红军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歼敌2.5万佘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谢觉哉夫人、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回忆说：“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我们两个都在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工作，任炳煌任导演。由于西路军的任务是计划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所以很需要任炳煌这样的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才。任炳煌不顾劳累，经常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给剧团同志教俄语、苏联歌曲和舞蹈。曾教会了我们唱《斯大林颂》、《丹娘》等苏联歌曲，还教会了我们跳乌克兰舞和高加索舞。他在教我们学俄语的同时，还给全剧团的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以备打通国际线路之后，好开展宣传工作。”
傅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向有关方面写信道：“任炳煌烈士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他有着共产主义的高度觉悟，知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在实践中他便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军人。应把他的英勇事迹铭刻在烈士祠里，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