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名字的传统，似乎也不是自古就有的。从殷代的甲骨文看，能考据出来的帝王名字，无非也只是随便的以干支命名而已，例如武丁、太甲、盘庚等。随便打开历史一看，那些出将入相的不凡人物，他们的名字竟然会粗到“俗又有力”的地步。像司马相如的小名竟叫犬子，范晔叫砖儿，桓熙叫石头，等等，这些大人物的小名竟然也不过尔尔。
　　当然，这其实和现在民间仍然盛行的命名风俗一样，将小孩名字叫得贱才比较好养。除了名字不免俗气外，古人取名时对男女之别也不甚讲究。今天我们只要一看到武雄、根旺之类的大名，就知道一定是昂藏七尺的须眉男子；而听到淑贞、丽美之类的芳名，也一定会想象是娉婷可爱的窈窕淑女。但这种联想在古代则不一定应验了。例如《孟子·尽心篇》里提到，那位空手搏虎的勇士，大名竟然是叫“馮妇”；而《左传》里第一位君王鲁隐公，大名竟然是叫“息姑”。如果只依这两位仁兄的“芳名”去想象，必然只会以为是女扮男装，安能辨他是雌雄呢？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名字重视起来，总希望自己发达后，不因名字而被旁人看扁。尤其到了明清两代，所有的市井小民，无论是发了财的暴发户，还是坐拥地利的土财主，全都附庸风雅地改掉小名，搞些雅号或官名，企图让人另眼相看。所以当时坊间流行的小曲就这样唱着：“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保，磨面登罗的叫德夫。”
　　也就因为社会上流行这种“名”不惊人死不休的取名方式，所以真正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希望那些本该叫阿猫阿狗的老百姓来鱼目混珠，更严禁普通人在说话或行文中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甚至连相近的字音都不允许。
　　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为文反对避讳的，大概就是唐代韩愈的那篇《讳辩》了。话说唐代郑王后人李贺，字长吉，7岁能诗，文名轰动一时，韩愈因而劝他去考进士。但等李贺中了进士后，其他人却毁谤他说李贺之父名为“晋肃”，因为犯了“进士”的讳，李贺因此不该去考进士，韩愈就以《讳辩》一文为他申辩。其实早在《礼记疐曲礼》上便有“二名不偏讳”的说法，意即避讳只要两个字不要完全一样即可，更何况“晋肃”与“进士”仅是声近而已。
　　在以往的封建社会里，取名时除了因避讳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义造成的“犯上”或“谋反”等不当联想。即使到了近现代，仍不时出现一些因“名”贾祸的故事。比如“文革”时就出现过因名获罪的事件。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时，有个姓李的农民就为儿子取名李爱国。后来第二个儿子出生时，他认为新中国不是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吗？因而取名叫李爱民。而为第三个儿子取名时，他又认为人民能当家做主，这一切都是党的功劳，因而就叫李爱党。这三个名字乍听之下似乎还不错，但“文革”一开始，这家人就倒大霉了。有人检举他的三个儿子叫李爱国、李爱民与李爱党，分明就是他还在爱“国民党”，于是将其批斗，让其交代内心肮脏的思想。直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此农民才翻案重回自由。但他自己和三个儿子的一生，却因这三个政治味太浓的名字，留下了永难痊愈的伤痕。
　　（摘自中国文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