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商业间谍案最近沸沸扬扬，其上海首席代表、澳籍华人胡士泰同时成为焦点。
　　我和胡士泰认识比较早，印象中他为人比较低调。但没想到，胡士泰为自己戴了顶“汉奸”的帽子。在中国，“有幸”赢得这个称号，几乎等于被判“死罪”。
　　中国人痛恨这种“背叛”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了。
　　300多年前，满族人努尔哈赤以30人、13副铠甲起兵。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把大明江山鲸吞殆尽。读这段历史，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若不是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冲冠一怒为红颜”，相信中国的历史会改写。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同日本人“并肩”对中国人作战的，是几倍于日本军队人数的汉奸队伍——伪军。伪军数量多逾数百万，中国也由此成为唯一一个在第=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
　　可以说，因背叛而形成的“汉奸”群体，是我们民族肌体上的一块“疮疤”，中国人坚信国人之害在汉奸。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除了最近刚刚曝光的胡士泰之外，还有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可以想见，在各行各业，还有许多的汉奸们在默默地“耕耘”着。
　　于是有人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自然也盛产汉奸。
　　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伪军中6296左右是原国民党的部队。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虽然也有叛徒出现，但终没成气候，更没有形成类似于“伪军”那样的庞大群体。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的队伍，同样在那个战争年代，却有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呢?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曲线救国”，颁布了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
　　正是对待“背叛”的态度，最终埋葬了以蒋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前程。
　　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待背叛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以及解放军的入伍誓词中，近百年来，一直有一句不变的话：永不叛党，不背叛组织。1927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亲自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他领导的“红色行动”，被誉为“伍豪之剑”。特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何家兴、顾顺章，这些罪恶昭彰的共产党叛徒，或命丧在“伍豪”剑下，或全家被诛。
　　对待背叛的这种决不容情、毫不妥协的酷法以及文化，使得共产党历史上虽然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出现叛徒大军。这确保了共产党实力的不断壮大，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今天，在很多中国企业家对企业组织成员职业操守问题大伤脑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成功案例。2000年，华为重臣李一男离开老东家，创办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成为华为在企业级数据通信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此后几年中，为了同这种“背叛”、不遵守职业操守的行为作斗争，华为成立“打港办”这一专门机构。2006年，华为收购港湾网络。港湾不论在技术还是市场上对华为都没有太大威胁，但华为为什么非拿下港湾不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华为要“杀死”背叛，绝不让一个“叛徒”成为他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华为最终如愿以偿，让大家看到背叛华为“后果很严重”，灭掉叛徒华为“不差钱”。
　　联想的柳传志早期对待“背叛”也是如此，：他甚至亲手把“叛将”送进了监狱。
　　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进入或离开某个企业、组织甚至国家，但不能选择背叛。因为选择后者，实际上等于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在任何企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将遭到唾弃。
　　工作选择的自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此，狭隘的民族情绪不仅不可取，而且也没有意义。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但不能不遵守基本的职业操守。市场经济，就是规则经济。对规则的维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如何减少、杜绝“背叛”现象呢?
　　第一，共同维护市场的规则。我曾问一位日本朋友，为什么日本几乎找不到“日奸”?他回答，在日本，一个人做了叛徒将会受到所有人的鄙视及最严厉的惩罚，甚至整个家族都无法继续生存。IBM中国公司有一条规定：绝不接收那些带着竞争对手情报的投靠者，因为这些人有“道德瑕疵”。让有“道德瑕疵”的人无法生活，至少让这些人生活得很不爽，是这个社会的共同职责、
　　在欧美这样的成熟职业市场，所有工作转换者，在应聘新岗位的时候，必须要有前受雇组织的鉴定(推荐)。在中国职业市场也应该逐步建立这种制度。在解放军中，这叫“政治鉴定”：美军军官(包括西点军校学员)也有类似的工作。
　　第二，提高个体的职业化素质。在今天这样的职业化社会中，我们每个人要有基本的职业操守。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强大基础之上的。
　　第三，立法。任何一件事情，仅仅靠道德和思想教育，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国家应该从宏观层面设立类似于《商业保密法》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整个社会从业人员的操守。
　　
　　编辑　赵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