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天，我给我最亲密的朋友亚莫拉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的友谊已经到了尽头。那时候，我22岁，与亚莫拉克同龄，我们是在16岁的时候认识的，少年时我们常常谈论音乐、婚姻和财富。
　　我们对音乐非常有热情，都觉得音乐可以激发智慧。我们都来自亚洲的传统家庭，都怕家人以后为我们指定婚姻。作为工人阶级的移民父母的孩子，我们都渴望获得金钱方面的自由。所以，大学毕业几个月之后，亚莫拉克在一家投资银行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我非常羡慕。我长期辛苦地从事低工资的行政工作，当听到我的朋友在收入方面跨前一大步时，我觉得我们中间钉入了一根楔子。所以，我坐下来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说了我们不适合再当朋友的原因，并祝愿他未來越来越富有。发出那封信，我以为我们的友谊真的结束了。
　　我是1987年认识亚莫拉克的，那时我是英国的巴基斯坦穆斯林，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是英国的印度锡克教徒，戴着长头巾；他喜欢喝酒，我滴酒不沾；他吹牛的功夫很厉害，能让女孩们相信他去过很多国家，其实，他只是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过那些国家。我在女孩们面前却很害羞。我们两个都不帅，但我比他自怜。从某方面说，我们都在前进，他介绍我去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我们都喜欢谈论博士（BOSS）男装。我发现，斯普林斯汀的歌吸引人之处是歌唱男性友谊，可以说，我对男性友谊是有点了解的，而他歌唱的爱情，我却是一点也不懂。他在歌曲《鲍比希恩》当中歌唱的他和吉他手史蒂夫·范·赞特的友谊，也是总结了我和亚莫拉克的友谊：“如果我们一起走进雨里，谈论我们藏身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疼痛，如果没有谁，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办法，能比你更了解我。”
　　亚莫拉克和我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见面，在一个便宜的餐馆的二楼。我们点一壶茶，边喝边聊，我们有聊不完的事。
　　在我成长的社群里。男性友谊是提倡的，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友谊是不提倡的。我不能对我的父母承认我有女性朋友，跟一个女孩公开见面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迈克尔·夏邦在他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卡瓦利和克雷的神奇冒险》和他的最新作品《电讯大道》中说：“你得开始成就某件事情，在失败或成功的过程中成为朋友。”亚莫拉克和我有时候达成的一致任务是，我们两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都要取得比别人期望更大的成就。我们从不同的大学毕业，我成了作家，亚莫拉克成了银行家。我们之间有竞争，但不会有致命伤害，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他的成功在积累——在空中飞行的里程、美国运通银行卡、个性化的号牌；我的成功在经验的积累——认识有趣的人、去有趣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但我们的友谊没变。
　　亚莫拉克绝对是一个必需的朋友，虽然我后来搬到了伦敦，他留在卢顿，我们仍然每个周末见面。我们在三十几岁的时候一起逃避家人的催婚，到世界各地去听音乐会。对音乐会的热情消失之后，我和亚莫拉克的友情淡下来。打电话没有回复，电子邮件也不看，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的友谊搁浅了，也许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
　　有时候我们以为女人阻碍了男人的友谊。然而，恰恰是一个女人挽救了我和亚莫拉克的友谊。与亚莫拉克分开两地之后，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并爱上她，她同意嫁给我。布里奇特要我努力与亚莫拉克联系，在她的推动下，我照办了。我说，我已经遇见了“那一位”，想让他来认识她。亚莫拉克说他也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我们安排一起吃饭：我、布里奇特、亚莫拉克和阿曼达·简。
　　本来以为我们见面会不自然，但那是非常高兴的聚会。我们都没有提起之前友谊变淡的六年时间。男性的友谊中，没有生日卡、圣诞卡、病中问候卡，没有道歉、解释和繁文缛节。
　　我在2010年8月结婚，亚莫拉克的婚期比我早一个月。第二年，各自的妻子都生产了，我有了女儿莱拉，他有了儿子阿俊。我的女儿和他的儿子的年龄相差一个月零五天，正好是亚莫拉克和我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感到幸运，我们在同一时间成为父亲。孩子把我们的关系拉得更近，以前我们坐在一起是谈过去，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是谈眼前的生活。
　　如果我现在才认识亚莫拉克，我想，我们不会成为朋友。他是银行家，我是媒体人，他不会信任我。我们的生活非常不同：他住在卢顿，我住在伦敦，他的周围大多数是男性朋友，而我的周围大多数是女性朋友。他有用不完的钱，而我还要努力赚钱。
　　2002年7月14日是亚莫拉克的生日，他订了个酒店的包厢，我和他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正在酒店的游泳池中游泳。我记得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聊了很多关于未来的话题。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