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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来刷微信，手机蹦出一条《安徽、南京、山东多地援引史料抢“琅琊”！看谁历史学得好》的逗比新闻。架空剧《琅琊榜》热播，粉丝各种脑洞大开，如今竟发展到让架空地名“落地”。景区说，将始建于明朝的会峰阁改为琅琊阁，是应“上琅琊山点名要找琅琊阁”的游客要求而为，然而，游客要求降价或免票时，怎么没见谁从善如流？再说，你们这么嘚瑟，有想过前丢兰陵、后失琅琊的枣庄临沂这旮旯群众的感受吗？
当然，景区这么会玩，是基于中国人对“名”特别执着。譬如，一首《宁夏》，让很多人误以为梁静茹是宁夏人，于是这位马来西亚歌手曾被质疑为什么不支持中国队；最近大厦门改了不少地名，带动了一波怀旧潮；其实我也有这种执念，每次写到某某生于台北县，还得附注“今新北市”，总觉恍如隔世——一个地方如果改了名，似乎就跟历史剥离了似的。
当然，台湾人也执着于地名，也有以地名冠于艺术作品反过来又带动地方旅游的案例，仅歌名部分，就有《愚人码头》《淡水河边》《九份的咖啡店》《下雨的垦丁》《西门町老人》《忠孝东路走九遍》《阿里山的姑娘》《外婆的澎湖湾》《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01》《鹿港小镇》……更不用说歌词以及各种影视文学作品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中国人的人生重大课题，所以可以想象，为什么指南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今日的课题是，嘚啵一下那些令你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台湾地名是怎么来的。
有人问，台湾有台北、台南、台中、台东，为何独缺台西？其实台湾有台西，只不过它是云林的一个乡，而非县市。因处于旧虎尾溪的出海口，台西原名“海口厝”，但因当地位于台湾地理中部的最西边，1949年时，为使台湾“五方不缺”，“台西”之名横空出世。
为“对称”而命名的还有南投和北投。南投源于平地少数民族平埔人的“南投社”，与同族的“北投社”呼应。在平埔人的语言中，北投意为女巫。
台湾地名，很多都来自少数民族译音，最终趋向雅化、汉化。譬如，基隆古称“鸡笼”，据说来自土著居民凯达格兰人，命名者将该族群译为Kelan，闽南话发音为“鸡笼”。清同治年间，取“基地昌隆”之意易名“基隆”。彰化本名“半线街”，居民是平埔人中的一支，雍正时改名“彰化”，意为“显彰皇化”。嘉义原名“诸罗山”，亦因当地平埔人有“诸罗山社”，后因当地人抗击林爽文得力，清廷将此地赐名“嘉义”，以嘉许军民义举——说白了，这几个县市的名称演变，均有给清廷涂脂抹粉的意涵。
其实，很长时间内，清廷并未意识到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变迁中。譬如屏东恒春镇原名“琅峤”，据说是排湾人对一种兰科植物的称呼。同治年间，当地发生牡丹社事件，钦差大臣沈葆桢发现此地未设防，这才奏请将此地改名恒春，单独设县。
鉴于移垦台湾的先民多来自闽粤，台湾地名中留下了很多相关印记。譬如游客最爱的阳明山竹子湖和阿里山奋起湖，为何这些大山上的无水处称为“湖”？因为，在闽南话、客家话中，湖有盆地之意，因此，我们才能在竹子湖欣赏大片海芋花，在奋起湖（依地形，原为畚箕湖，后美化为奋起湖）观赏小火车。
屏东原名“阿猴”，后成为平埔人居住的“猴社”“阿猴寮”。“日据”时期，以当地位于高雄半屏山之东，易名“屏东”——故事还没完，据说两岸都有“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的传说。其中台湾的传说是这样的：台湾的玉山、屏山比拼高低，玉皇大帝很不高兴，就派天神将屏山劈为两半，一半留在台湾，一半飞到福建，人们就把留在台湾的部分叫半屏山，飞到福建的部分叫屏山。据说福建有四座屏山，都“可能”是从台湾飞来的。半屏山、屏东跟大陆的有趣联系所能说明的，其实是这一湾海峡割不断的两岸亲缘。
台湾有过被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占领的惨痛经历，这里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印记。譬如，富贵角原名“打宾”，来自平埔人的语言，荷兰人将其命名为“Hoek”（意为岬角），后人译为“富基角”，日据时期闽南移民以“富贵”二字代之。
三貂角来自西班牙译音。17世纪，西班牙人抵达台湾东北角海域，将此地称为“Santiago”（圣地牙哥），后来当地人以闽南话转音成“三貂角”。而野柳之名，据说也是西班牙文缩写，原意为“魔鬼之岬角”。
来自日语的地名也不少。日据时期，台北居民多居于城内，西门外是休憩场所，而“町”在日语中意为街道、社区，日本人便以“西门町”命名这一区域。我们熟知的艋舺出自平埔人的语言，意为独木舟，亦因发音与日语中的“万华”相似，易名万华。因为当地客家人擅长腌咸菜，关西原名“咸菜硼”，其客家话发音与日语的“关西”接近，日本人便将当地改为“关西”。高雄本为平埔人“打狗社”，“打狗”意为竹林，跟狗狗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日本人把“打狗”改成了与日语相近的高雄。不知是否也是出于对称需要，“打狗社”之外还有“打猫社”，因音似日语的“民雄”，改为民雄，也就是今日的嘉义县民雄乡。从打狗到高雄，从打猫到民雄，成为台湾地名史上最为魔性的插曲——看来，不管哪个族群，哪个国家，命名时都少不了大处女座的参与。
台湾光复后，自然又有一批新地名出来，其中大陆地名为最大宗，因大陆人容易理解，就不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还有一种跟行政区划无关的区域性地名，就跟美索不达米亚似的，最著名的包括：六堆，属于高屏地区客家居住地，名称源于朱一贵事件时当地组织自卫的乡团，包括右堆、左堆、前堆、后堆、中堆、先锋堆等一大片区域；水沙连，是南投的地理区域名词，广义上包括沙连堡的浊水溪流域及五城堡、埔里社堡的广大少数民族居住区域，范围涵盖十个乡镇。
台湾还有一种“大地名变小地名”的地名。譬如，台湾曾叫“小琉球”，明万历年间改为大员，后又改为台湾。而台湾的一个小离岛变成了“小琉球”，也就是今日的屏东县琉球乡。台湾还有“小台湾”，位于澎湖七美岛，这是一个天然的海蚀平台，退潮时会呈现出类似台湾岛的轮廓，因而得名。
综上所述，台湾地名的本名，大都富有族群特色，而它们的更名，一般兼顾风骚雅致和接地气，因为必须达到雅俗共赏。由此，“噍吧哖”变成玉井、八里坌变成八里，就很好理解，但，纵使名字变了，人们仍会记得噍吧哖曾经发生的抗日英雄故事、八里坌在两岸“三口对渡”时期的一时风华。中国人一贯讲究“正名”，但其实啊，一个地方的意义，并不由名字决定，而只能由人心衡量。
当然，景区这么会玩，是基于中国人对“名”特别执着。譬如，一首《宁夏》，让很多人误以为梁静茹是宁夏人，于是这位马来西亚歌手曾被质疑为什么不支持中国队；最近大厦门改了不少地名，带动了一波怀旧潮；其实我也有这种执念，每次写到某某生于台北县，还得附注“今新北市”，总觉恍如隔世——一个地方如果改了名，似乎就跟历史剥离了似的。
当然，台湾人也执着于地名，也有以地名冠于艺术作品反过来又带动地方旅游的案例，仅歌名部分，就有《愚人码头》《淡水河边》《九份的咖啡店》《下雨的垦丁》《西门町老人》《忠孝东路走九遍》《阿里山的姑娘》《外婆的澎湖湾》《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01》《鹿港小镇》……更不用说歌词以及各种影视文学作品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中国人的人生重大课题，所以可以想象，为什么指南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今日的课题是，嘚啵一下那些令你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台湾地名是怎么来的。
有人问，台湾有台北、台南、台中、台东，为何独缺台西？其实台湾有台西，只不过它是云林的一个乡，而非县市。因处于旧虎尾溪的出海口，台西原名“海口厝”，但因当地位于台湾地理中部的最西边，1949年时，为使台湾“五方不缺”，“台西”之名横空出世。
为“对称”而命名的还有南投和北投。南投源于平地少数民族平埔人的“南投社”，与同族的“北投社”呼应。在平埔人的语言中，北投意为女巫。
台湾地名，很多都来自少数民族译音，最终趋向雅化、汉化。譬如，基隆古称“鸡笼”，据说来自土著居民凯达格兰人，命名者将该族群译为Kelan，闽南话发音为“鸡笼”。清同治年间，取“基地昌隆”之意易名“基隆”。彰化本名“半线街”，居民是平埔人中的一支，雍正时改名“彰化”，意为“显彰皇化”。嘉义原名“诸罗山”，亦因当地平埔人有“诸罗山社”，后因当地人抗击林爽文得力，清廷将此地赐名“嘉义”，以嘉许军民义举——说白了，这几个县市的名称演变，均有给清廷涂脂抹粉的意涵。
其实，很长时间内，清廷并未意识到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变迁中。譬如屏东恒春镇原名“琅峤”，据说是排湾人对一种兰科植物的称呼。同治年间，当地发生牡丹社事件，钦差大臣沈葆桢发现此地未设防，这才奏请将此地改名恒春，单独设县。
鉴于移垦台湾的先民多来自闽粤，台湾地名中留下了很多相关印记。譬如游客最爱的阳明山竹子湖和阿里山奋起湖，为何这些大山上的无水处称为“湖”？因为，在闽南话、客家话中，湖有盆地之意，因此，我们才能在竹子湖欣赏大片海芋花，在奋起湖（依地形，原为畚箕湖，后美化为奋起湖）观赏小火车。
屏东原名“阿猴”，后成为平埔人居住的“猴社”“阿猴寮”。“日据”时期，以当地位于高雄半屏山之东，易名“屏东”——故事还没完，据说两岸都有“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的传说。其中台湾的传说是这样的：台湾的玉山、屏山比拼高低，玉皇大帝很不高兴，就派天神将屏山劈为两半，一半留在台湾，一半飞到福建，人们就把留在台湾的部分叫半屏山，飞到福建的部分叫屏山。据说福建有四座屏山，都“可能”是从台湾飞来的。半屏山、屏东跟大陆的有趣联系所能说明的，其实是这一湾海峡割不断的两岸亲缘。
台湾有过被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占领的惨痛经历，这里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印记。譬如，富贵角原名“打宾”，来自平埔人的语言，荷兰人将其命名为“Hoek”（意为岬角），后人译为“富基角”，日据时期闽南移民以“富贵”二字代之。
三貂角来自西班牙译音。17世纪，西班牙人抵达台湾东北角海域，将此地称为“Santiago”（圣地牙哥），后来当地人以闽南话转音成“三貂角”。而野柳之名，据说也是西班牙文缩写，原意为“魔鬼之岬角”。
来自日语的地名也不少。日据时期，台北居民多居于城内，西门外是休憩场所，而“町”在日语中意为街道、社区，日本人便以“西门町”命名这一区域。我们熟知的艋舺出自平埔人的语言，意为独木舟，亦因发音与日语中的“万华”相似，易名万华。因为当地客家人擅长腌咸菜，关西原名“咸菜硼”，其客家话发音与日语的“关西”接近，日本人便将当地改为“关西”。高雄本为平埔人“打狗社”，“打狗”意为竹林，跟狗狗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日本人把“打狗”改成了与日语相近的高雄。不知是否也是出于对称需要，“打狗社”之外还有“打猫社”，因音似日语的“民雄”，改为民雄，也就是今日的嘉义县民雄乡。从打狗到高雄，从打猫到民雄，成为台湾地名史上最为魔性的插曲——看来，不管哪个族群，哪个国家，命名时都少不了大处女座的参与。
台湾光复后，自然又有一批新地名出来，其中大陆地名为最大宗，因大陆人容易理解，就不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还有一种跟行政区划无关的区域性地名，就跟美索不达米亚似的，最著名的包括：六堆，属于高屏地区客家居住地，名称源于朱一贵事件时当地组织自卫的乡团，包括右堆、左堆、前堆、后堆、中堆、先锋堆等一大片区域；水沙连，是南投的地理区域名词，广义上包括沙连堡的浊水溪流域及五城堡、埔里社堡的广大少数民族居住区域，范围涵盖十个乡镇。
台湾还有一种“大地名变小地名”的地名。譬如，台湾曾叫“小琉球”，明万历年间改为大员，后又改为台湾。而台湾的一个小离岛变成了“小琉球”，也就是今日的屏东县琉球乡。台湾还有“小台湾”，位于澎湖七美岛，这是一个天然的海蚀平台，退潮时会呈现出类似台湾岛的轮廓，因而得名。
综上所述，台湾地名的本名，大都富有族群特色，而它们的更名，一般兼顾风骚雅致和接地气，因为必须达到雅俗共赏。由此，“噍吧哖”变成玉井、八里坌变成八里，就很好理解，但，纵使名字变了，人们仍会记得噍吧哖曾经发生的抗日英雄故事、八里坌在两岸“三口对渡”时期的一时风华。中国人一贯讲究“正名”，但其实啊，一个地方的意义，并不由名字决定，而只能由人心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