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的第三年秋天，我们学校分来了一位师范生。这个师范生对我说，我一定要再考出去，考研究生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我们很谈得来，谈到最后才知道他还能踢得一脚好足球，于是我又把那只瘪了多年的足球找出来，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打气，好不容易才打了个半饱。球就这么踢了起来，很多学生在放学后都不回家，看着我们在泥操场上对跑着传球。
　　泥操场的东边长了一丛杂生的苦楝树，大部分是苦楝果落下来长成的，所以我们就用两棵苦楝树做门。
　　有时我们两个老师一个队，五个学生一个队，踢对抗赛。有时我带一个队，那个老师带一个队。两个队只踢半场球，我们轻易地对足球进行了革命。
　　足球踢起来了，操场上有些地方的草就不用拔了，那些草都被我们踢光了。有时候我们踢高了，球被踢在苦楝树上，把苦楝果踢得哗啦哗啦地往下落，像下雨一样。有时球就干脆卡在了苦楝树的枝杈间，会爬树的学生蹿上去，把球弄下来，又落下了一阵苦楝果雨。
　　老校长觉得好玩，也想过过瘾。我们怕他受伤，就让他当裁判。而这个裁判总是吹黑哨，在他的默许和纵容下，学生们踢不过我们就派两个人抱着我们的双腿，而另几个学生就把球轻而易举地踢了进去。校长好像没有看见似的，还说进球有效。
　　夏天到了，我们就光着脚丫踢球。我们开始教学生一些战术：怎么人球分过，怎么争头球，怎么踢角球，怎么踢香蕉球，外旋还是内旋。学生们还知道了贝利、马拉多纳、巴斯滕、普拉蒂尼等一些名字。我们还教会了学生们怎么倒挂金钩。
　　我们以为学生们脚劲不大，所以就没有警告他们不要把球踢到苦楝树丛外的大河中去。但我们错了，这些“野马”的“蹄子”已变得很硬很硬的了。终于有一天，我们目睹了一个学生把球踢过了苦楝树丛的上方，飞过了东围墙，一会儿落到河面上去了。
　　有了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有一次，足球被踢到了水里，还被一个放鸭的老头藏到了鸭船里，再不肯交出来。学生们和他争执起来，最后这个老头把足球交出来了，不过没有抛给我们，而是抛到了更远的河面。我们的学生也就纷纷跳水，波涛把水面上的足球冲得一耸一耸的，学生们的头正在向水中足球靠拢。
　　乡下足球，水中足球，把青春和激情踢来踢去的足球。
　　谁能想到，我的那位球友就真的能考上研究生了呢。能畅所欲言的朋友走了，我的心又一下落空了许多。有一天我实在寂寞，一股热流在我身体里冲来冲去，找不到门——我又一次去踢足球，而且踢的是倒挂金钩。足球打在苦楝树的树桩上，内胆破了。球老了，像一个瘪下去的句号。
　　球场边缘的苦楝树好像密了许多，一些小苦楝树争先恐后长了起来。
　　（选自2020年11月2日《扬子晚报》）
　　那一年的蟋蟀与我
　　我根本不知道那三只蟋蟀是什么时候搬进书房的。
　　是的，我会永远记住我刚刚到乡下做教师的那一年，我的小书房外便是学校的泥土操场，过了一个暑假，操场上长满了草。到了开学，学生最初几天的课程便是劳动课：拔草。
　　草被拔出了一堆又一堆，有的草扎得很牢，学生用带来的小铲锹要围剿很长时间才能围剿完。各班把草统一抱到校园的一角晒，晒干了送食堂当柴烧。
　　晒草的某一天中午，我捧着新发的教科书回到书房，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草香味击中，简直令我不能自持。
　　草怎么这样香啊？
　　草香一直弥漫到晚上，我坐在书桌前，听到了几只蟋蟀的叫声，它们是在提醒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坐到书房来。我不会跟它们说那寂寞中的烦躁，默默估计，这几个小家伙肯定是在学校组织拔草时搬家到我这里来的。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备课笔记、学生的试卷、练习簿、班级日记、花名册、报纸，还有我这么多年像燕子衔泥一样购来的书。
　　我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躲在什么角落。每天我读完书，用水壶给书房墙角的晚饭花浇水，子夜的晚饭花开放已到了高潮，与校园的晚饭花呼应着。
　　晚饭花那么香，连蟋蟀们都开始打喷嚏了，它们一只又一只地叫了。开始我还不知道有几只，我的耳朵里全是它们的歌声，像是重唱，又像是回声。
　　后来我听清了是三只，三只蟋蟀在伴奏——这是秋天对我的奖赏，而我，则是这无词曲的主角。我想起我的童音颤颤的学生们，还有头发越来越白的老教师们……
　　在那个秋天，我在蟋蟀声中读完了《我爱穆源》《三诗人书简》《雪地上的音乐》等可爱的书。三只闯进书房的蟋蟀，也是我的三个知己，还陪我读完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
　　再后来，秋天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外面的蟋蟀已经不唱歌了，晚饭花也越开越小了，它的球形果實像串珠一样在秋风中滑溜溜地滑到草丛中。而三只蟋蟀还在歌唱。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向朋友诉说了我在乡下的深深苦闷。朋友回信说：“里尔克有句诗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我多想把这句话送给这三只蟋蟀，送给我身边的这些书本……
　　后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死后，我的书会不会散落各方——我那么年轻，居然那么伤感。我在乡下见过许多离开主人后面目全非又不被珍惜的书。
　　我想这个问题时泪流满面，我裹紧已掉了五星纽扣的黄大衣。那个晚上可真静啊，静得我内心一阵喧嚣又一阵喧嚣。我的三个蟋蟀朋友也感应似的哑了口……而外面的冷气一阵又一阵袭来……
　　向外一探，下雪了，这是当年的第一场雪，雪花很小，像我大学时小小的忧伤。
　　春天，海子去世，我在书房里焚烧掉所有的诗稿。那些无法燃尽的纸张余烬之烟，熏得我的眼泪一把一把地往下落。
　　再后来有一个夏天，一条大蛇从我的脚面上缓慢地游过，那冰凉的惊悚令我灵魂出窍，我把所有的书砸向地面，那条诡异的蛇还是游走了。
　　游走的还有很多很多漫长的时光，为什么那时的时间那么漫长啊，青春、寂寞，还有隐秘的雄心和渴望，但都被囿于那个四平方米的简易书屋里，潮湿的，阴暗的，赐予我关节炎的小书屋啊。
　　我在那所乡村学校待了15个春天，当然，也待了15个秋天。每个春天都有草的萌发，每个夏天都有草的疯长，每个秋天的新学期都有学生们和操场上的草进行斗争。
　　15年，一届又一届学生，手指被青草汁染得墨绿的学生们，就这样转身走出了校园。
　　我读他们的笑容，阅读他们的背影，当然，我还在反复阅读《三诗人书简》《我爱穆源》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留在我简易书房里的书，也有我从远方邮购过来的一批又一批类似《小王子》《拆散的笔记簿》《大地上的事情》的好书。
　　阅读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就降落在我们的泥操场上，米沃什就是那三只蟋蟀中的一只，而苇岸呢，就是泥操场边上最高的一棵树。
　　再后来，我离开了那间小书屋，也离开了我的学校，很坚决，仿佛是恩断义绝，但又常常梦见坐在小书房里的那个人，刚刚18岁、体重44公斤的小先生。
　　可现在，小先生已是老先生，体重早早过了60公斤，多的是脂肪和衰老。疯长的草不见了，蟋蟀更是把我遗忘了，昔日的忧伤也少了许多——能说些什么呢？
　　说命运，还是说昔日重来？还不如不说话，把晾衣绳上的衣服重新洗一遍吧。
　　但是，那一年的书房，有喜悦，有奇迹，也有清水鼻涕。
　　那一年的书房，我的书比我还耐寒。
　　（选自2020年第2期《莫愁·小作家》）
　　原刊责编  张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