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则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这位女诗人以纤细入微的笔触，将女性在爱情中幽微曲折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一串串优美动人甚或凄婉的诗歌呈现在我们面前。更可贵的是，她的诗还包含了对爱情清醒冷静的思考，承载了一种独特的坚强与鲜明的自我意识，因此引得人们争相传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她曾与艺术理论家布宁及其妻室同居生活了长达10年，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否与她对精神独立的自我追求相抵牾呢？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才算恰当呢？
　　在阿赫玛托娃的诗中，抒情主人公多是因失去爱情而孤独、冷落、绝望的女性，但诗人也塑造了一些更为可贵的形象，她们更多的是为保持自尊、自爱的女性人格而吟唱、呼喊。如“我被抛弃？简直是胡编乱造——/难道我是小花还是信笺？/……”（《我把朋友送到前厅》）诗中，坚强的女主人公大胆地谴责了负心的情人对自己的遗弃，表明自己不是“小花”或“信笺”之类的物件，可以信手拈来，把玩一番后便随手弃之不顾，她并不乞求廉价的怜悯，她要的是将自己看作人的那种尊重。她的另一首诗《我生活得像挂钟里的布谷鸟》是写彼得堡的冬天诗人闭门索居，伴着孤灯读书写诗的情景，诗作将内心的寂寞和惆怅和盘托出，然而诗人并不认为这种机械、单调的生活是自己应该默默承受的，她大声呼喊“只有仇敌，我才愿他有”。诗人更不想过一种无聊放荡、自暴自弃的生活，这从诗作《这儿我们都是醉鬼和荡妇》可以看出这样不体面的生活方式只会使她备感空虚和哀愁。
　　然而她却从1927年起（此时她与第二个丈夫什列依科还未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开始在喷泉楼的布宁家定居。她住在布宁的办公室，隔壁就住着布宁的妻子阿莲斯。阿莲斯是一位善于主持家务的精明的女人，有不错的收入并为丈夫生有一女，她们与阿赫玛托娃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之间没有出现紧张的局面）。这种生活竟持续了十多年。对此，甚至阿赫玛托娃的挚友也都对她颇有微词，认为这是有损诗人尊严的错误选择。这样的选择确实难以为常人所接受，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俄罗斯的恋爱观念和生活压力，更重要的是当时诗人坎坷的经历和绝望的心情。
　　首先，俄罗斯人推崇恋爱自由，对于两性道德的观念意识相对淡薄，在下层劳动者中往往倾向于建立“某种温厚、某种优雅的无忧无虑的关系”，两性关系依双方自愿，自然地存在，并被赋予一种轻松的色彩。在上层社会中，对于诸如男人拥有情妇这类的事情更是感到平淡无奇，习以为常。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知识界对婚姻道德观念有过激烈的争论，许多作家都反对失去感情基础的婚姻对追求幸福的束缚，而强调自由爱情的权利。同时在20世纪初的苏联，同在一个屋檐下，一个丈夫同两个妻子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格局是不足为怪的。1920年俄共中央妇女部长柯伦泰就提出了“一杯水主义”，认为在新政权下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需要，可以像喝一杯水那样随意。所以，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就和勃里克夫妇生活在一起，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有两位尽人皆知的妻子，更何况，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与她本人不幸的生活经历和生活压力息息相关的。
　　美丽端庄的阿赫玛托娃曾受到众多男性的追求，她对爱情充满了向往和追求，然而却一生遭遇痛苦和厄运，先后与几位恋人的爱情都以失败告终：她首先嫁给了曾为她自杀过4次、诗才出众却其貌不扬的诗人古米廖夫，但经过苦苦追寻而得之不易的爱情并没有使他从此以后就矢志不渝。格·伊凡诺夫在回忆他时说道：“古米廖夫说过，‘恋爱对诗人来说是职业需要’，他时常涉足爱河，不加区别地坠入情网。古米廖夫的‘猎艳名单’开出来的话会有几页之多”。同时对于古米廖夫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他总是向往那遥远的非洲海岸，唯有漂泊和探险才能安顿他那颗不安分的心灵。他常常一去就是半年，这使阿赫玛托娃的生活更加寂寞，她也常常将内心的惆怅抑郁诉诸笔端：“小窗前我把蜡烛点到黎明，/不管对谁也不思念分心，/我就是不想，不想，绝不想/知道他们如何去吻别的女人。”（《致缪斯》）最终他们因感情破裂而离婚。她曾爱过军官安列坡，这位白军军官在二月革命时，为躲避愤怒的群众不得不逃到国外，而阿赫玛托娃却誓死不离开她挚爱的祖国，两人又不得不分手。第二任丈夫什列依科虽然爱她，却蛮横地不允许她写诗，她来到这个家“就好像进了修道院，失去了自由、意志……”他甚至粗暴地将诗人的诗扔进火里付之一炬，这让阿赫玛托娃不能忍受到了极点，她写道：“我既不想颤抖，也不愿痛苦，/对我来说，丈夫是刽子手，家是牢狱！”（《叫我服从你，……》）因此为了摆脱困难、屈辱甚至是鞭笞，也为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她与什列依科分手。然而爱情上的苦难只是她全部苦难的一部分，幼年时父母离异，两位姐姐因肺结核而早逝，1918年—1922年，她的小弟、哥哥、小妹接连去世，接二连三的噩耗已使阿赫玛托娃痛心不已，朋友们又纷纷因为国内形势的变化流亡国外，1921年好友勃洛克去世，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并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生活中的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心情抑郁的女诗人简直想撕心裂肺地大声呼喊，诗作《黑暗中到处充满恐惧》、《你已不在人世》等都描写了这些事件。
　　然而对她打击最大的是“拉普”派对她的围攻，她被诬蔑成“国内的流亡分子”“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诗歌也被认为是“有罪的”“公开的资产阶级文学”，被大加挞伐，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从上世纪20年代中叶起，我的新诗几乎不再有人刊登，而旧作亦不再重版”。作为一个人，她失去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身患重病的她常常是饥肠辘辘地寄居在别人家里；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情爱总是苦多甜少，由于遭到冷淡与背信，结果总是吃苦，她期望温柔时所遇到的只是兽性的贪婪，经过一番陶醉后她被遗弃，独自受苦”；作为一个女诗人，她被诬蔑、查封，被扼住了喉咙，试想，此时她承受着怎样无可消解的疼痛，她又能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呢？这时候，布宁出现了，他的出现大大缓解了阿赫玛托娃的痛苦——既在某种程度上帮她解决了生活问题，又用他的温柔乃至温顺抚慰了她那颗创伤累累的心，因此她在给布宁的第一首诗中写道，人们感到吃惊：“九月已到，/冰冻潮湿的日子消逝到了哪里？/ 沟渠混浊的水变得晶莹碧绿，/荨麻沁香，比玫瑰更加浓郁。/……/ 正在这时，温顺的你来到我门前。”（《美妙的秋色建起了高高的屋顶》）
　　但是他们面临一个严肃的问题——布宁的家庭，两人经过长时间的认真交谈仍然无法摆脱炽热的恋情，布宁也没有离婚的打算，此时的阿赫玛托娃势必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孤寂无助的她强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让她躲避风雨，另一方面，原本高傲的她不愿与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以及这个女人共处一室，因为搬进布宁家实质上她便成了别人的情妇，这似乎与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拒绝罗切斯特先生的做法形成了对比，这从阿赫玛托娃自己对这段生活的态度也能够看得出来，后来她始终对这段生活难以启齿，诗人的秘书阿纳托利·奈曼谈起她与三个丈夫的关系时，有过生动的对比：“她谈起布宁时，只是有限的几次，谈起什列依科也是轻而易举，谈起古米廖夫则津津有味，她极力回避去谈布宁。”最终无望的阿赫玛托娃在经历了种种不幸后，对生活保障尤其是人间温情的渴望战胜了对自我精神独立的向往。女诗人对“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这从她为布宁写下的以圣经为题材的《罗德之妻》一诗中可见一斑：“她看了一眼——于是致命的痛苦把她凝固，/……身体变成了透亮的盐柱，…/谁会去悲哀这女人，/难道这损失还算小？/只有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为了唯一的一瞥付出了生命。”罗德之妻明知逃亡时不可以回头看，却又在无意之中看了一眼自己的家，于是她立即变成了一根盐柱，从最后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位为了一瞥家园而献身的女子的感情，表明诗人为了这份在受到重重重创之后不期而获的爱情，甘愿委屈自己的自尊，执着地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最终炽热的恋情让她无法悬崖勒马，反而成为她被阴郁淹没前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
　　这样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给了阿赫玛托娃些许的安慰，然而这种缺失了自我的爱情注定是畸形的，不会是完美的。当她介入布宁的家庭后，内心便陷入了深深的谴责和负罪感当中，正如她诗中写到的那样： “我对你隐瞒了心灵的秘密，/同把它扔进了涅瓦河底……/我像一只驯顺的、无知的鸟儿，/生活在你的家里。/唯独……夜里我听到吱喳声。……/‘你希望舒适，/你可知道，它——你的舒适，在哪里？’”（《我对你隐瞒了心灵的秘密》）她并没得到自己感情上想要的安宁，内心时常忍受着良心的煎熬，耳边充斥了“灾祸的凶恶的细语”，现实的自我和被压制的灵魂不断地进行谈判，正如她给女友莉季娅谈起此事时吟过的一首诗：“一些人映照在温柔的目光里，/另一些人饮酒通宵达旦，/而我同自己那无法控制的良心/彻夜进行着谈判。/我对良心说：‘你知道，我承受了/你沉重的负担多少年。’”（《一些人映照在温柔的目光里》）因为这样的生活总是折磨着自己的良心和尊严，阿赫玛托娃也多次想要结束与布宁夫妇生活在一起的尴尬局面。 1927年，诗人的儿子列夫也住进了布宁家，母子二人都寄人篱下，特别是当时由于食品紧缺，阿赫玛托娃又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这更引起了布宁的抱怨和对列夫的责难，而列夫也抱怨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这让阿赫玛托娃更加愧疚，更有甚者，让她牺牲自尊的男人布宁又接连爱上了一位女艺术家和自己的学生，阿赫玛托娃亲眼在街上看见他们时，他们躲进了餐饮店……愤怒的诗人再也不能让别人继续践踏自己的尊严，毅然搬出了布宁家，与布宁彻底分手。
　　尽管这段历史备受人们的争议，但诗人的境遇是应该得到世人理解的，况且，阿赫玛托娃最终在自我追求和情感追求的矛盾斗争中选择了对人格尊严的捍卫，毅然离开了布宁家，结束了又一段不堪回首的苦恋，在经过了瞬息的快乐后又回到了漫长的孤独与痛苦中。也许在这人世间她一生注定要与苦难结缘，成为一位“哀泣的缪斯”，她能做的也许只有忍受着寂寞，忍受着爱情中的背叛，把心中的痛苦和哀怨凝聚成一曲曲延绵哀婉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