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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为纪念建厂70周年，要录像访谈一些老同志，我被列为其中之一。他们出了题目，让我作答——比如，谈上影的工作经历，谈取得过哪些成绩，谈遇到困难时如何去突破，谈在谢晋身边工作过的感想，谈“上影精神”等等。于是，我将这“口述实录”投到《上海采风》的“自述”栏目里，但愿读者不要嫌我啰嗦。
题目之一是工作经历。我是1963年夏天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美术办公室绘景组工作的。从1963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的3年中，我先后在置景车间漆工组劳动锻炼过，在摄影棚内绘景过，又被派去农村参加过“四清”，去工厂深入生活过，再回厂在摄影棚内绘景，后成立青年锻炼小组时，我被借调到创作办公室当青年锻炼小组的联络员，直至“文革”。
1972年，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恢复创作生产，上海电影局也成立了革委会和局党委，我被借调到市革会一办写作组工作了一年后，我意识到这种工作不适合我，便强烈要求回上影参加创作生产，却被上海电影局强留在局创作评论组工作，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回上影厂，被安排在文学部当编辑，这才干上了我喜欢干也适合于我干的工作。我得感谢老厂长徐桑楚，没让我再回绘景组工作。
我在文学部从编辑干起，从零开始，干出成绩后被任为一个编辑组的副组长。谢晋成立巨星公司时，又被他看中调我去当创作部经理。谢晋离开上影到社会上去办公司时，动员我离开上影跟他一起去，我热爱上影，不能辜负老厂长的期望，只得谢绝。当时桑楚和张骏祥老局长正协助孙道临老师要把《三国演义》搬上银幕，他们邀我去筹划剧本，当总编辑。后又被调任上影文学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并任上影艺委会委员，局高评委评审等职。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改革深化中文学部被撤销，我又从零开始，不拿厂里一分工资，创办二级公司，投拍了好几部影视剧，用的都是上影人，不仅协助上影集团公司让创作生产人员有上岗工作的机会，而且又从社会上争取到几百万的赞助和投资给集团公司，却从未要过一分钱的回扣。为此，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所得的奖金我如数捐给工会，去补助有困难的职工。
退休前两三年，我又被任为集团公司创作策划部主任，希望我能为这个部门的改革作些贡献，站完最后一班岗。我认为既然上影已转入企业化管理了，这个重要部门也应有新面孔：一是按协议坚决完成集团公司交办的任务;二是有自筹资金自拍影视剧的自主权;三是丢掉铁饭碗，不再拿固定工资。这个方案经集团公司同意试行两三年来，还是大有成效的，集团公司肯定了这个改革，还让我在各部门长会议上作过介绍。
2002年4月我退休后，感谢上影继续返聘我为艺委会委员至今。在这期间，只要上影领导有所召唤，我总是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
题目之二是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我21岁进上影工作至60岁退休这39年内，虽不断地调动工作岗位，却全不是我主动去想办法钻门路开后门调动的，全是组织上分配的。我只不希望像“文革”那样混乱，我始终认定，只要给我一个安定正常的环境，无论把我这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凭我的刻苦、诚实的劳动和自己固有的才智，都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也应允许我有个人的业余爱好，我喜爱文学，“文革”前就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我有幸的是“文革”后，组织上能让我去干我所喜爱的行当，才有了后来的如鱼得水。我这个绘景小助理刚进文学部当编辑时被谁都看不起，而社会上的那些名作家、名编剧又早被老编辑们专门联系着，像我这种没经过专门训练和门道的新手，看来要完成厂里所规定的每个编辑三年要为上影提供两部可供投拍的电影剧本简直是难上加难。我的突破口是到生活中去，寻找像我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新手合作，一是我注重看群众来稿，那些自发的来稿都是业余爱好者创作的，虽大多都不成熟，但也有闪光和富有生活的剧本，这里我举个例子——
我厂在20世纪八十年代拍成的由徐卫杰导演、李默然主演的影片《检察官》，就是我在群众来稿中扶植成功的。当我阅读到这个剧本时，其中不少奇特却又真实的情节吸引了我，剧中主人公的精神也感染着我。当然，作为一部电影剧本，从整体上看，还是不成熟不完整的。于是我按作者提供的地址去成都副食品公司寻访他，此时，我才知道，作者比我还小几岁，是个在肉店里斩肉卖肉的店员。经过交谈，我才知道，他写的故事是他的一段亲身经历：“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派去看守一位老干部，在与这位老干部的相处中，他逐渐了解到这是位好干部，于是就偷偷放走了他。此举虽然干得巧妙，仍受到了造反派的迫害。而“文革”后又要让他说清楚如何迫害这位老干部的，多亏那位老干部出面作证才让他还了清白……听了他的创作来源和经过，我不但更被这个故事所感动，而且也非常敬重这位卖肉者，于是我把他请到了上海，在一位专业编剧的协助下，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这位作者后来又为我厂写过已拍成影片《蓝天鸽哨》的剧本，并在峨影也写过两个剧本也都拍成了电影，成了成都文联的一位專业创作员。
二是我注重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人才并组稿。一次，我到成都组稿时，有位年轻的复员军人慕名送来了一个剧本，经过阅读剧本和相互接触，我发现此人生活阅历丰富且很有才，便把他请来了上海，完成了《白莲花》的剧本创作，由中叔皇拍成了影片，很受观众的欢迎。后来，此人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成了著名的导演和编剧。随着这些例证的传播，慕名而来寻我的业余作者越来越多，对于他们，我一直注重“真诚”两字，我认为在编剧方面难有发展前途的，就劝说他们从其他文学样式上去发展，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编写剧本上了。有发展前途的一定尽心尽力地去扶植，我们常常一起到生活中去修改剧本，我有了这方面的生活，也容易在最后以编辑的身份动笔帮他们改定剧本。他们要成功一个剧本不容易，我不再让专业编剧去占他们的份。我在上影当编辑期间，共扶植了二十多位从未写成过电影剧本的业余作者遂了他们的愿，有上海本地的，有浙江的、云南的、四川的、山西的、北京的、青海的、新疆的……为上影提供了几十部可供拍摄的电影剧本，我是我们同代人中首批两个评到一级编辑者之一。 我在当编辑时，常被领导要求去为一些难以开拍的剧本改稿，成功后，有的署了编剧之一的名，有的什么名称也没有，有的我主动放弃了署编剧的名，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开拍了就好。我至今为止从未道出过那时的真实情况。今年年初，老上影人的一次聚会上，聚餐时坐在我边上的一位老美工师谈起了那时他当美术设计的一部影片的剧本让我修改的情况，我听后很感动，真还会有人能记着这些事。我是从20世纪九十年代才被逐渐转到编剧的岗位上的，我独立创作或联合创作而拍成电影又署我编剧名的有《神秘的大佛》《智截玉香笼》《通天长老》《烛光里的微笑》《神警奇偷》《笑傲云天》《神勇小拳童》《捕狼人生》《阿娜的生日》《第一诱惑》《死刑宣判以后》《风雨十二年》等12部，其中一些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和“童牛奖”等国家级奖项，为此，我又被评为一级编剧，并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后来退休时我才发现我的档案工资曾被破例提升过二级。
我热爱上影，我这12个剧本都是为上影厂写的，其中有3部在上影不要后才由他厂拍摄的，有1部是上海派我到天山厂写作的，其余8部均由上影投拍。我作为党员编剧，常被党组织指派去完成特定的创作任务，如《笑傲云天》是为中央气象局写的，《死刑宣判以后》是为上海高检写的，《风雨十二年》是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写的，《阿娜的生日》是当时新疆分裂分子猖獗时，组织上派我去新疆协助天山厂创作的。我听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意见后，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路采访、下生活一个多月后，回来就要汇报剧本的设想，不但沿途存有各种困难和危险，而且这种急就章的创作实在是在考人，但我从未给上影丢脸过！
我当专职编剧后，在退休前独立、联合创作过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有《都市疑案》《张文祥刺马》《灯火万家》《红毛巾》《都市巡警》《一号机密》《山村女教师》《荧屏后面的故事》《缉毒警察》《深渊情暖》《血染的尊严》《天堂之路》《塔火》《国母》《千丝万缕》等15部，其中如《一号机密》《红毛巾》还获得过“飞天奖”。我在电视剧的创作上起步较晚，因为在影视合流前，上影文学部不提倡从业者去涉足电视剧，你去涉足了取得了成绩也不计算在你的业务业绩内，评定职称时也不作参考。我一向循规蹈矩，所以这些成绩都是在影视合流允许我们编剧参与电视剧的创作后才取得的。
是的，我热爱上影，热爱电影，无比的热爱。我在退休时还为创作策划部写下了两万字的长文《怎样当好一个编辑》，愿把上影给我机会所积下的电影创作经验留给上影。同时还留下了一个电影剧本。2003年“非典”时，我应何麟、许朋乐之邀，又写过一个电影剧本。这两个剧本都因无妄之灾而未能投拍，后来，又应汪天云之邀而写过一个剧本，也石沉大海。我是一个能体谅领导、随遇而安的人，尤其是退休后，更是如此。于是，我的创作只得转向了社会，着重在文学和电视剧上，出版了《百梦谁醒》《影像人生》《人去影留》《海上影人》等好几本书，参与了《公安局长》《红色天网》《白雪皑皑》《风雨客家情》《兄弟，你在哪里》《上海、上海》《黑金链》《南海深深》等十余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创作，直至2013年4月我突发心肌梗死一个星期前，我还去北京公安部接受了一个重大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任务。我在被急救车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只得关照老伴打手机通告北京，请他们另易他人，以免耽误了这个重大任务。我在重症监护室内被抢救了半个多月，我的心血管有一段已钙化，用金刚钻打通装了三个支架后才让我存活。出院时，我问医生我还能工作吗？医生说，修养三个月后再看情况。我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工作了，为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和一本书稿定稿，这是因我生病拉下的，我的职业道德促使我拼着命也要补上。此后，我又为上海电视台改了一个电影剧本，并撰写出版了《生死有悟》一书，感谢我此生中有恩于我的人，我准备好了人生的“落幕”。
2016年4月，我再次被送往重症监护室，好在在心血管中又安上一个支架后仍活着出来了。在再次住院出院后的一年内，我整理出版了十卷本的《陆寿钧文集》，并把我个人的资料，包括创作原稿，名人朋友们写给我的信、送给我的书，所有的文凭证书奖状等全部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家乡于2017年8月为我举办了一个捐赠仪式，开办了《陆寿钧的影视文学生涯》展览会，组织《陆寿钧文集》的研讨会。我没有告知惊动上海方面的任何人，我是家乡的儿子，这年我离开家乡正好60周年，我在外没有给家乡丢脸，我有脸回归家乡。做完了这一切善后工作后，我有幸仍然活着，我在新生中又从零开始。
从2017年8月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一为《上海采风》写了20多篇文章，纪念已故去的朋友，这是我有幸仍活着的人的责任。同时也为幸存着仍在苦干实干的朋友们点赞，这是我由衷的心声。二在编写《陆寿钧文集》11至20卷，我如能活到80岁，定能完成。三是应邀参与了上海电视台所投拍的一部影片的创作，署名为策划。四是应邀为家乡文友出版的书稿义务当“编辑”并作序……我仍然努力地活着，每天坚持工作四小时。
题目之三是要创作好一部作品应有些什么坚持？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做好一个人，至少在任何操守上要坚守好做人该有的底线。在上海文联表彰首批十位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电视大会上，让我们每人说一句话。我说的一句话是“有千万条理由让人善良，而没有一条理由让人冷漠”。我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题目是“平常心，平常事，平常人”。我用一辈子的生活感受所得到的经验是：只有你真正做好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时，你才会有为人民群众好好服务之心，大家也会把心里话讲给你听。你与大家打成了一片，心连着心，才会在自己的心中涌出创作的源泉。我的所有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随成都军区的同志去川陕革命根据地采访，在山沟沟里的一个小镇的集市上，我遇到了一位俄罗斯老大娘，她已完全中国山民化了，穿着灰色的的确良外套，挽着发髻，脚穿布鞋，讲着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在菜市场上讨价还价地买菜。我预感到这里一定有故事，因我在高中时学的俄语，便与她搭讪起来，彼此都感到亲切起来，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见了她的老伴和几个子女，都长得十分英俊亮丽。这次意外的“做客”，让我初步了解到，她老伴原来是一位老红军，抗日战争时任兵工厂厂长，在敌人的一次突击“扫荡”中，他为了坚壁好兵工厂的器材而被俘了，由于人民群众的保护，他被俘后未暴露身份，而被送往东北与苏联交界处做苦工，他在一个晚上带领着难友们逃往了苏联，经历了千辛万难后才实现了回归祖国的愿望……这位老红军战士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心存顾虑，同时由于我还得随着成都军区的同志出发转移采访地，所以没能得以详谈。我回沪后，给那位老红军战士写了一篇文章，特意发在四川的刊物上，为他说话，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开始落实了对他的政策。然后，我又再次去他那里，与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才毫无顾虑地讲出了他的催人泪下的悲壮故事……我据此写出了長篇报告文学《闪光的人生》，作为我向党70周年生日时的献礼，后又改编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西伯利亚流亡记》。 二是作为一剧之本的一个影视剧本来说，一定要有新意，除了表现形式之外，主要是在思想内容上要有一定的深度。我创作《烛光里的微笑》这个电影剧本时，如一味地去体现一位老师的好人好事，肯定让人会感到乏味。我把这位老师放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之中，揭示出了不少时弊，再去写这位老师是如何面对和妥善处理的，这样就会让观众感同身受。当然，这种坚持肯定会遇到阻力，影片送北京审查时，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提出了种种异议，影片是否通过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看后放行的，在他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中，赞扬了我的这个努力。我曾协助公安部一位领导一起合作了《公安局长》等6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在他的支持下，这些电视剧中都触及到了好些敏感的情节，电视剧公映后，恰恰这些情节都是最感动观众的。当然，这种坚持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且都是以善意的定位出发，使歌颂达到更好的效果。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少影视剧中，缺少了这种坚持，作茧自缚的现象较多。而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吴贻弓的《阙里人家》，于本正的《生死抉择》都是由于这种坚持，才成了传世之作。
三是我们的影视创作在样式和内容上创新的同时，还该坚持艺术创作本体的规律和定位，坚持不受任何外部环境的“绑架”，或唯上，或迎合市场，或讨好观众。时间证明，这样的作品是难以传世的，“文革”中拍的那些电影哪一部能留得下来？迎合票房的那些胡编乱造、唯利是图的片子能留得下来？从创作内部来说，一定要坚持塑造好人物，一部影视剧人物站不起来，就难以优秀。一部优秀的影视剧，其中的主人公常会被几代观众传记，如李双双、马天民等，而在我们当下的影视创作中，在塑造好人物上仍需不断努力坚持。你高科技用得再好，人物没有塑造好，还是无用的。
四是一部优秀影视剧剧本都是经过群策群力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那时盛行“打铁”。我艺术生涯中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创作经历，是受吴贻弓之邀，与三位编剧、一位责编一起去曲阜深入生活，创作《阙里人家》的电影剧本，吴贻弓一点都没有局长的架子，完全以导演的身份在场，我们白天深入生活，晚上讨论剧本提纲，在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中常会争得面红耳赤。我常扮演从反面提出不同意见的角色，而因此也常会激怒三位编剧，每每此时，吴贻弓总会严肃地指出，这些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观众也会提出的，还是在剧本阶段解决为好。我们就是在这种打磨中，始终抓住了剧中父子的特殊冲突，对革命与传统、人性与亲情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联系到如今社会的进步，这部在27年前拍成的影片，确有其前瞻性，且是永恒的。我常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个例子，虽我无名无利，但却是我一生中深感最舒畅的一次创作活动。
题目之四是遇到困难时是如何去突破的？我已进入了78周岁，从大处来说，人生中渡过了不少的难关，可谓九死一生。我生也难，脐带绕在脖子上，是难产。那时小镇被日寇占领着，每晚都“戒严”。镇上唯一的接生医生住在放生桥的另一边，桥顶被日寇装了门，一到晚上就锁上。我偏偏熬不到天亮就要从娘肚中钻出来，在危急时，我祖父派人冒险从桥门的侧面翻越过去请医生，医生是我们陆姓本家，又是我祖父的学生，她也冒着生命危险从桥顶翻越过来，这才救了我们母子俩的命。我一生都记着她的名字叫陆雅贞。
1953年，我11岁时得了急性肝炎，那时小镇上的医疗条件根本不可能治好我的病，是一位从洞顶山上来镇上打工的好心的农民工给我采来了中草药黄胆草，才救了我的命。我工作后一直寻找他想作报答，但已无处可见。我只能对我们周围的农民工们好些，再好些。
1961年1月9日，我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还未念完一学期，就大吐血被查出得了肺结核，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种，肺上有两个结核球，在那时的医疗条件下，還没有特效药可治，医生看我还只有19岁，不敢用冒险的方案而采用了综合保守治疗的方案，我住了四个月医院，在病情被控制不会传染他人时，我才得以再跟班学习至顺利毕业。我一直记着当时那些不收红包也照样能全心全意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并为他们写过不少文章深表敬意。
1998年，我被派往上海高检创作完成了一部电影剧本、一部电视剧剧本后得了急性胆囊炎，被送往医院切除了胆囊。加上2013年和2016年的两次心肌梗死，总共有6次得大病而又被从生死关上拉回的。
我在出差组稿或深入生活的途中，出过3次必死无疑的车祸，都让我侥幸活下来了。加上上面的6次，正好“九死一生”。经过了“九死一生”的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呢？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祖父在我小时候就告诫我：“大难不死，是因为老天爷还有事要让你去干，你必须加倍努力地活着，去埋头苦干、实干。”我一直记着我祖父的话，在苦干、实干中什么困难都会解决的。
由于我的创作一直都是从生活出发的，在创作中一直是苦干实干的，所以一直都很顺利，成功率较高。
当然，也有外部袭来的人为的困难，退休后，因种种原因，我的电影创作受阻，我便去创作电视剧。心肌梗死抢救过来后，身体状况难以再去签协写电视剧了，就写文章写书。由于我长期以来坚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我的阅历较丰富，所以创作源泉永不枯竭。每天坚持四小时的写作，是我人生中最愉悦的时候，一点也没感到是在“硬挤”出什么来。
说真的，我在创作上从未感到过有什么困难。让我去写我熟悉的题材，我当然得心应手。让我去写我不熟悉的题材，我就去熟悉后再写。在创作中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路，条条大路都可通罗马。在外部袭来的阻力下，这个样式的创作受阻了，就去换一个样式创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所要求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我在创作时就尽可能两者兼顾地去寻找其交叉点，既不媚俗又不唯上。就是在一篇短文中也总想说出既可以说又能打动人的良心话。
我对九死一生的感悟，我的随遇而安的处世，我对自己“平常人”的定位，让我感到我的人生和创作唯有遗憾而无困难。我每次重生后，都想把这两者做得好些，再好些……
题目之五是你在谢晋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能谈谈他在为人为艺上的一些特点吗？谢导让我特别敬重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从不谈自己和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尽管他在“文革”刚结束时曾被误解和委屈过。我在采访他夫人徐大雯老师时，才详尽地得知了他的两个弱智儿子因受他的株连而所受的种种侮辱，得知了他的父母因受他的株连而自杀身亡。我才较为深刻地理解了他所拍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三部经典大作，他是鲁迅先生的同乡，他熟读鲁迅的作品，他不做祥林嫂，而理性地把他和家庭的遭遇当作自己的“财富”，在这三部传世之作中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对“人道”和“人性”的呼唤。这对我们的社会不但具有当时的现实意义，而且是有前瞻性的，从精神上和原则上推动了我们社会的改革开放。
二是谢晋在退休前后，在电影创作体制深入改革的进程中，他敢吃“螃蟹”，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创办了巨星影业公司，后又离开上影，到社会上去办公司，不惧年龄的老迈，仍在参与摸索电影体制如何深化改革之道。实践自筹资金、自主投拍影片之道，不管他能走多远，这种精神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评为百名“改革先锋”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是他在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和担任了不少重要社会职务后，他有了较多的机会能与中央领导接触，有了较多说话的平台，在这些机会中和平台上，他从未沾沾自喜地夸耀过自己，从未顺杆向上爬去争得更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却常常利用这些机会和平台，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发声，尽力为下情上达而为。这种胆识和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一个题目是能否谈谈你所感悟到的上影精神是什么？我是2002年退休的，我退休已有17年，现在走进漕溪路595号，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我当然谈不出如今新上影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了。我只能谈一些我所体悟到的老上影人的精神，还是先从我的一篇日记谈起吧——
2019年1月13日，离退休的老上影人有308人之多，在太仓团聚。多年来，在志愿者的热心组织下，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团聚，我因种种原因，从未参加过。这次，是在老领导、老朋友们的再三动员、盛情难却下才去的。一早，我们在老上影上车，因每车的车长（志愿者）早已电话通知该上几号车，所以秩序井然，让我感动的是无人迟到。我们年纪较大的这车上还安排了一位退休的厂医带着急救用药照料。308人在志愿者的引领下都被照顾得非常妥帖。好几辆车全部准时启程。老上影人都为此自豪：以前摄制组拍片时，每夜都发通告，次日各类人员该几时到位，从无人迟到过，这个优良传统一直保持至今！还有，不管是局级干部还是原先在食堂中烧饭的，不管是著名老艺术家还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彼此一律平等，坐同样的大客车，都给买了同样的“保险”。
车到目的地后，一下车大家都相互问候，谈笑的谈笑，合影的合影，拥抱的拥抱……亲如家人。我一下蹦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如谁在这个群体中要自命清高的话，就会自讨没趣！我一下融入了这个集体之中。有两件事让我特别感动：一是已故老厂长、著名电影美术设计大师韩尚义的女儿，知道我也来参加这次活动后特意寻到我，感谢我为她父亲在《上海采风》上写了纪念文章，挽着我的手臂一定要合影留念。其实应该感谢的是我，我在“文革”中批判过韩尚义，“文革”后，他当了常务副厂长，如要让我穿小鞋是十分容易的，他却一点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他退休后我去看他谈起此事时，他笑着一挥手说：“再谈这些干吗？我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也批判过别人，经过‘文革’大家都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该这样，大家都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工作中去就好！”我们从此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二是老美工师薛建纳，找我谈起了上影1992年所摄制的一部涉及到宗教的影片，他说他家是信天主教的，当时接读剧本让他担任美术设计时，他发现剧本中所描写的不少情节是有悖教规教义的，也是不符合党的宗教政策的，他马上向领导反映。他还记得当时我是文学部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在厂领导的责成下，由我修改后才得到了教会的认同得以顺利投产的。他好奇地问我，你是中共党员，怎么会对天主教这么熟悉？我便告诉了他其中的原因。他還记得我当时完成改稿任务后既未署名又没要过一分钱的改稿费而为我点赞。我便告诉他：“署名和拿钱那是我在当时的职位上不该做的，你若不提起此事，我至今都未曾对任何人再说起过此事。”令我起敬的是，这位老美工师在当时自己的职责范围外所能主动担起的责任感！
聚餐会非常热闹，离退休的大明星们不时上台表演节目，张芝华的京剧唱得有腔有调，具有专业水准。赵静的歌曲声情并茂，一曲又一曲掀起了一个高潮。年过80的牛犇，虽刚接习总书记的来信鼓励，仍无一点架子，拿着他演《牧马人》中郭碥子的道具马鞭上场，对他演电影时的所有合作者和曾为他服务过的所有普通工作人员鞠躬致谢，他深情地说，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就没有他牛犇的今天，他深感生活、工作在老上影人中间，是他一生的幸运，他永远是一个普通的老上影人！他说出了老上影人的心里话，所以特别让人感同身受。聚餐会中还安排了抽奖活动，每次都会由各专业的代表人物作为嘉宾上台抽奖，抽奖前都发表了感言，都说得得体动人。大家都不在乎能吃到什么喝到什么，不在乎是否拿到奖品，全都沉醉在老上影人的友情和情怀之中……
我想，在我摘录的以上这篇日记中，从群体上再一次地体现了老上影人的精气神：这是有关守纪团结友爱的群体;这是有关以事业为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群体;这是有关忘我少私心却又知恩图报的群体;这是一个少官气、少明星大腕臭脾气、上下左右较为平等相待的群体;这是一个少“怨妇”而奋发向上的群体……
我想，我这个原本是在摄影棚内绘景的小人物，竟也能为上影提供了几十部可供拍摄的影视剧本，创作出了几十部影视剧本，能被评为一级编辑和一级编剧两个正高级职称，并能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能当上文学部的领导，能……如没有老上影精神的这个氛围，我能有今天的我吗？当然，倘若我没能感受、继承和发扬好老上影精神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并不只是老上影人中的一个特例，在改革开放中，不少车间里的工人和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在这个氛围中、这种精神的熏陶下，有的成了好领导，如许朋乐;有的成了名编剧，如徐银华;有的成了名导演，如史凤和;有的成了大制片，如李电亮……
我们都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都在新上影人才辈出、日新月异中，都为新上影所取得的成绩欣喜，都甘愿逐渐被边缘化地淡出这个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能给予我这个机会，让我能谈谈以往的那些事，我只出自一个愿望：我衷心地期望新上影能与老上影一脉相承，在老上影精神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取得更大的成绩！
题目之一是工作经历。我是1963年夏天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美术办公室绘景组工作的。从1963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的3年中，我先后在置景车间漆工组劳动锻炼过，在摄影棚内绘景过，又被派去农村参加过“四清”，去工厂深入生活过，再回厂在摄影棚内绘景，后成立青年锻炼小组时，我被借调到创作办公室当青年锻炼小组的联络员，直至“文革”。
1972年，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恢复创作生产，上海电影局也成立了革委会和局党委，我被借调到市革会一办写作组工作了一年后，我意识到这种工作不适合我，便强烈要求回上影参加创作生产，却被上海电影局强留在局创作评论组工作，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回上影厂，被安排在文学部当编辑，这才干上了我喜欢干也适合于我干的工作。我得感谢老厂长徐桑楚，没让我再回绘景组工作。
我在文学部从编辑干起，从零开始，干出成绩后被任为一个编辑组的副组长。谢晋成立巨星公司时，又被他看中调我去当创作部经理。谢晋离开上影到社会上去办公司时，动员我离开上影跟他一起去，我热爱上影，不能辜负老厂长的期望，只得谢绝。当时桑楚和张骏祥老局长正协助孙道临老师要把《三国演义》搬上银幕，他们邀我去筹划剧本，当总编辑。后又被调任上影文学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并任上影艺委会委员，局高评委评审等职。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改革深化中文学部被撤销，我又从零开始，不拿厂里一分工资，创办二级公司，投拍了好几部影视剧，用的都是上影人，不仅协助上影集团公司让创作生产人员有上岗工作的机会，而且又从社会上争取到几百万的赞助和投资给集团公司，却从未要过一分钱的回扣。为此，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所得的奖金我如数捐给工会，去补助有困难的职工。
退休前两三年，我又被任为集团公司创作策划部主任，希望我能为这个部门的改革作些贡献，站完最后一班岗。我认为既然上影已转入企业化管理了，这个重要部门也应有新面孔：一是按协议坚决完成集团公司交办的任务;二是有自筹资金自拍影视剧的自主权;三是丢掉铁饭碗，不再拿固定工资。这个方案经集团公司同意试行两三年来，还是大有成效的，集团公司肯定了这个改革，还让我在各部门长会议上作过介绍。
2002年4月我退休后，感谢上影继续返聘我为艺委会委员至今。在这期间，只要上影领导有所召唤，我总是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
题目之二是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我21岁进上影工作至60岁退休这39年内，虽不断地调动工作岗位，却全不是我主动去想办法钻门路开后门调动的，全是组织上分配的。我只不希望像“文革”那样混乱，我始终认定，只要给我一个安定正常的环境，无论把我这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凭我的刻苦、诚实的劳动和自己固有的才智，都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也应允许我有个人的业余爱好，我喜爱文学，“文革”前就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我有幸的是“文革”后，组织上能让我去干我所喜爱的行当，才有了后来的如鱼得水。我这个绘景小助理刚进文学部当编辑时被谁都看不起，而社会上的那些名作家、名编剧又早被老编辑们专门联系着，像我这种没经过专门训练和门道的新手，看来要完成厂里所规定的每个编辑三年要为上影提供两部可供投拍的电影剧本简直是难上加难。我的突破口是到生活中去，寻找像我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新手合作，一是我注重看群众来稿，那些自发的来稿都是业余爱好者创作的，虽大多都不成熟，但也有闪光和富有生活的剧本，这里我举个例子——
我厂在20世纪八十年代拍成的由徐卫杰导演、李默然主演的影片《检察官》，就是我在群众来稿中扶植成功的。当我阅读到这个剧本时，其中不少奇特却又真实的情节吸引了我，剧中主人公的精神也感染着我。当然，作为一部电影剧本，从整体上看，还是不成熟不完整的。于是我按作者提供的地址去成都副食品公司寻访他，此时，我才知道，作者比我还小几岁，是个在肉店里斩肉卖肉的店员。经过交谈，我才知道，他写的故事是他的一段亲身经历：“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派去看守一位老干部，在与这位老干部的相处中，他逐渐了解到这是位好干部，于是就偷偷放走了他。此举虽然干得巧妙，仍受到了造反派的迫害。而“文革”后又要让他说清楚如何迫害这位老干部的，多亏那位老干部出面作证才让他还了清白……听了他的创作来源和经过，我不但更被这个故事所感动，而且也非常敬重这位卖肉者，于是我把他请到了上海，在一位专业编剧的协助下，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这位作者后来又为我厂写过已拍成影片《蓝天鸽哨》的剧本，并在峨影也写过两个剧本也都拍成了电影，成了成都文联的一位專业创作员。
二是我注重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人才并组稿。一次，我到成都组稿时，有位年轻的复员军人慕名送来了一个剧本，经过阅读剧本和相互接触，我发现此人生活阅历丰富且很有才，便把他请来了上海，完成了《白莲花》的剧本创作，由中叔皇拍成了影片，很受观众的欢迎。后来，此人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成了著名的导演和编剧。随着这些例证的传播，慕名而来寻我的业余作者越来越多，对于他们，我一直注重“真诚”两字，我认为在编剧方面难有发展前途的，就劝说他们从其他文学样式上去发展，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编写剧本上了。有发展前途的一定尽心尽力地去扶植，我们常常一起到生活中去修改剧本，我有了这方面的生活，也容易在最后以编辑的身份动笔帮他们改定剧本。他们要成功一个剧本不容易，我不再让专业编剧去占他们的份。我在上影当编辑期间，共扶植了二十多位从未写成过电影剧本的业余作者遂了他们的愿，有上海本地的，有浙江的、云南的、四川的、山西的、北京的、青海的、新疆的……为上影提供了几十部可供拍摄的电影剧本，我是我们同代人中首批两个评到一级编辑者之一。 我在当编辑时，常被领导要求去为一些难以开拍的剧本改稿，成功后，有的署了编剧之一的名，有的什么名称也没有，有的我主动放弃了署编剧的名，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开拍了就好。我至今为止从未道出过那时的真实情况。今年年初，老上影人的一次聚会上，聚餐时坐在我边上的一位老美工师谈起了那时他当美术设计的一部影片的剧本让我修改的情况，我听后很感动，真还会有人能记着这些事。我是从20世纪九十年代才被逐渐转到编剧的岗位上的，我独立创作或联合创作而拍成电影又署我编剧名的有《神秘的大佛》《智截玉香笼》《通天长老》《烛光里的微笑》《神警奇偷》《笑傲云天》《神勇小拳童》《捕狼人生》《阿娜的生日》《第一诱惑》《死刑宣判以后》《风雨十二年》等12部，其中一些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和“童牛奖”等国家级奖项，为此，我又被评为一级编剧，并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后来退休时我才发现我的档案工资曾被破例提升过二级。
我热爱上影，我这12个剧本都是为上影厂写的，其中有3部在上影不要后才由他厂拍摄的，有1部是上海派我到天山厂写作的，其余8部均由上影投拍。我作为党员编剧，常被党组织指派去完成特定的创作任务，如《笑傲云天》是为中央气象局写的，《死刑宣判以后》是为上海高检写的，《风雨十二年》是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写的，《阿娜的生日》是当时新疆分裂分子猖獗时，组织上派我去新疆协助天山厂创作的。我听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意见后，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路采访、下生活一个多月后，回来就要汇报剧本的设想，不但沿途存有各种困难和危险，而且这种急就章的创作实在是在考人，但我从未给上影丢脸过！
我当专职编剧后，在退休前独立、联合创作过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有《都市疑案》《张文祥刺马》《灯火万家》《红毛巾》《都市巡警》《一号机密》《山村女教师》《荧屏后面的故事》《缉毒警察》《深渊情暖》《血染的尊严》《天堂之路》《塔火》《国母》《千丝万缕》等15部，其中如《一号机密》《红毛巾》还获得过“飞天奖”。我在电视剧的创作上起步较晚，因为在影视合流前，上影文学部不提倡从业者去涉足电视剧，你去涉足了取得了成绩也不计算在你的业务业绩内，评定职称时也不作参考。我一向循规蹈矩，所以这些成绩都是在影视合流允许我们编剧参与电视剧的创作后才取得的。
是的，我热爱上影，热爱电影，无比的热爱。我在退休时还为创作策划部写下了两万字的长文《怎样当好一个编辑》，愿把上影给我机会所积下的电影创作经验留给上影。同时还留下了一个电影剧本。2003年“非典”时，我应何麟、许朋乐之邀，又写过一个电影剧本。这两个剧本都因无妄之灾而未能投拍，后来，又应汪天云之邀而写过一个剧本，也石沉大海。我是一个能体谅领导、随遇而安的人，尤其是退休后，更是如此。于是，我的创作只得转向了社会，着重在文学和电视剧上，出版了《百梦谁醒》《影像人生》《人去影留》《海上影人》等好几本书，参与了《公安局长》《红色天网》《白雪皑皑》《风雨客家情》《兄弟，你在哪里》《上海、上海》《黑金链》《南海深深》等十余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创作，直至2013年4月我突发心肌梗死一个星期前，我还去北京公安部接受了一个重大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任务。我在被急救车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只得关照老伴打手机通告北京，请他们另易他人，以免耽误了这个重大任务。我在重症监护室内被抢救了半个多月，我的心血管有一段已钙化，用金刚钻打通装了三个支架后才让我存活。出院时，我问医生我还能工作吗？医生说，修养三个月后再看情况。我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工作了，为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和一本书稿定稿，这是因我生病拉下的，我的职业道德促使我拼着命也要补上。此后，我又为上海电视台改了一个电影剧本，并撰写出版了《生死有悟》一书，感谢我此生中有恩于我的人，我准备好了人生的“落幕”。
2016年4月，我再次被送往重症监护室，好在在心血管中又安上一个支架后仍活着出来了。在再次住院出院后的一年内，我整理出版了十卷本的《陆寿钧文集》，并把我个人的资料，包括创作原稿，名人朋友们写给我的信、送给我的书，所有的文凭证书奖状等全部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家乡于2017年8月为我举办了一个捐赠仪式，开办了《陆寿钧的影视文学生涯》展览会，组织《陆寿钧文集》的研讨会。我没有告知惊动上海方面的任何人，我是家乡的儿子，这年我离开家乡正好60周年，我在外没有给家乡丢脸，我有脸回归家乡。做完了这一切善后工作后，我有幸仍然活着，我在新生中又从零开始。
从2017年8月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一为《上海采风》写了20多篇文章，纪念已故去的朋友，这是我有幸仍活着的人的责任。同时也为幸存着仍在苦干实干的朋友们点赞，这是我由衷的心声。二在编写《陆寿钧文集》11至20卷，我如能活到80岁，定能完成。三是应邀参与了上海电视台所投拍的一部影片的创作，署名为策划。四是应邀为家乡文友出版的书稿义务当“编辑”并作序……我仍然努力地活着，每天坚持工作四小时。
题目之三是要创作好一部作品应有些什么坚持？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做好一个人，至少在任何操守上要坚守好做人该有的底线。在上海文联表彰首批十位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电视大会上，让我们每人说一句话。我说的一句话是“有千万条理由让人善良，而没有一条理由让人冷漠”。我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题目是“平常心，平常事，平常人”。我用一辈子的生活感受所得到的经验是：只有你真正做好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时，你才会有为人民群众好好服务之心，大家也会把心里话讲给你听。你与大家打成了一片，心连着心，才会在自己的心中涌出创作的源泉。我的所有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随成都军区的同志去川陕革命根据地采访，在山沟沟里的一个小镇的集市上，我遇到了一位俄罗斯老大娘，她已完全中国山民化了，穿着灰色的的确良外套，挽着发髻，脚穿布鞋，讲着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在菜市场上讨价还价地买菜。我预感到这里一定有故事，因我在高中时学的俄语，便与她搭讪起来，彼此都感到亲切起来，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见了她的老伴和几个子女，都长得十分英俊亮丽。这次意外的“做客”，让我初步了解到，她老伴原来是一位老红军，抗日战争时任兵工厂厂长，在敌人的一次突击“扫荡”中，他为了坚壁好兵工厂的器材而被俘了，由于人民群众的保护，他被俘后未暴露身份，而被送往东北与苏联交界处做苦工，他在一个晚上带领着难友们逃往了苏联，经历了千辛万难后才实现了回归祖国的愿望……这位老红军战士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心存顾虑，同时由于我还得随着成都军区的同志出发转移采访地，所以没能得以详谈。我回沪后，给那位老红军战士写了一篇文章，特意发在四川的刊物上，为他说话，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开始落实了对他的政策。然后，我又再次去他那里，与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才毫无顾虑地讲出了他的催人泪下的悲壮故事……我据此写出了長篇报告文学《闪光的人生》，作为我向党70周年生日时的献礼，后又改编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西伯利亚流亡记》。 二是作为一剧之本的一个影视剧本来说，一定要有新意，除了表现形式之外，主要是在思想内容上要有一定的深度。我创作《烛光里的微笑》这个电影剧本时，如一味地去体现一位老师的好人好事，肯定让人会感到乏味。我把这位老师放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之中，揭示出了不少时弊，再去写这位老师是如何面对和妥善处理的，这样就会让观众感同身受。当然，这种坚持肯定会遇到阻力，影片送北京审查时，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提出了种种异议，影片是否通过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看后放行的，在他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中，赞扬了我的这个努力。我曾协助公安部一位领导一起合作了《公安局长》等6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在他的支持下，这些电视剧中都触及到了好些敏感的情节，电视剧公映后，恰恰这些情节都是最感动观众的。当然，这种坚持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且都是以善意的定位出发，使歌颂达到更好的效果。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少影视剧中，缺少了这种坚持，作茧自缚的现象较多。而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吴贻弓的《阙里人家》，于本正的《生死抉择》都是由于这种坚持，才成了传世之作。
三是我们的影视创作在样式和内容上创新的同时，还该坚持艺术创作本体的规律和定位，坚持不受任何外部环境的“绑架”，或唯上，或迎合市场，或讨好观众。时间证明，这样的作品是难以传世的，“文革”中拍的那些电影哪一部能留得下来？迎合票房的那些胡编乱造、唯利是图的片子能留得下来？从创作内部来说，一定要坚持塑造好人物，一部影视剧人物站不起来，就难以优秀。一部优秀的影视剧，其中的主人公常会被几代观众传记，如李双双、马天民等，而在我们当下的影视创作中，在塑造好人物上仍需不断努力坚持。你高科技用得再好，人物没有塑造好，还是无用的。
四是一部优秀影视剧剧本都是经过群策群力精心打磨而成的，我们那时盛行“打铁”。我艺术生涯中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创作经历，是受吴贻弓之邀，与三位编剧、一位责编一起去曲阜深入生活，创作《阙里人家》的电影剧本，吴贻弓一点都没有局长的架子，完全以导演的身份在场，我们白天深入生活，晚上讨论剧本提纲，在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中常会争得面红耳赤。我常扮演从反面提出不同意见的角色，而因此也常会激怒三位编剧，每每此时，吴贻弓总会严肃地指出，这些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观众也会提出的，还是在剧本阶段解决为好。我们就是在这种打磨中，始终抓住了剧中父子的特殊冲突，对革命与传统、人性与亲情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联系到如今社会的进步，这部在27年前拍成的影片，确有其前瞻性，且是永恒的。我常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个例子，虽我无名无利，但却是我一生中深感最舒畅的一次创作活动。
题目之四是遇到困难时是如何去突破的？我已进入了78周岁，从大处来说，人生中渡过了不少的难关，可谓九死一生。我生也难，脐带绕在脖子上，是难产。那时小镇被日寇占领着，每晚都“戒严”。镇上唯一的接生医生住在放生桥的另一边，桥顶被日寇装了门，一到晚上就锁上。我偏偏熬不到天亮就要从娘肚中钻出来，在危急时，我祖父派人冒险从桥门的侧面翻越过去请医生，医生是我们陆姓本家，又是我祖父的学生，她也冒着生命危险从桥顶翻越过来，这才救了我们母子俩的命。我一生都记着她的名字叫陆雅贞。
1953年，我11岁时得了急性肝炎，那时小镇上的医疗条件根本不可能治好我的病，是一位从洞顶山上来镇上打工的好心的农民工给我采来了中草药黄胆草，才救了我的命。我工作后一直寻找他想作报答，但已无处可见。我只能对我们周围的农民工们好些，再好些。
1961年1月9日，我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还未念完一学期，就大吐血被查出得了肺结核，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种，肺上有两个结核球，在那时的医疗条件下，還没有特效药可治，医生看我还只有19岁，不敢用冒险的方案而采用了综合保守治疗的方案，我住了四个月医院，在病情被控制不会传染他人时，我才得以再跟班学习至顺利毕业。我一直记着当时那些不收红包也照样能全心全意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并为他们写过不少文章深表敬意。
1998年，我被派往上海高检创作完成了一部电影剧本、一部电视剧剧本后得了急性胆囊炎，被送往医院切除了胆囊。加上2013年和2016年的两次心肌梗死，总共有6次得大病而又被从生死关上拉回的。
我在出差组稿或深入生活的途中，出过3次必死无疑的车祸，都让我侥幸活下来了。加上上面的6次，正好“九死一生”。经过了“九死一生”的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呢？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祖父在我小时候就告诫我：“大难不死，是因为老天爷还有事要让你去干，你必须加倍努力地活着，去埋头苦干、实干。”我一直记着我祖父的话，在苦干、实干中什么困难都会解决的。
由于我的创作一直都是从生活出发的，在创作中一直是苦干实干的，所以一直都很顺利，成功率较高。
当然，也有外部袭来的人为的困难，退休后，因种种原因，我的电影创作受阻，我便去创作电视剧。心肌梗死抢救过来后，身体状况难以再去签协写电视剧了，就写文章写书。由于我长期以来坚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我的阅历较丰富，所以创作源泉永不枯竭。每天坚持四小时的写作，是我人生中最愉悦的时候，一点也没感到是在“硬挤”出什么来。
说真的，我在创作上从未感到过有什么困难。让我去写我熟悉的题材，我当然得心应手。让我去写我不熟悉的题材，我就去熟悉后再写。在创作中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路，条条大路都可通罗马。在外部袭来的阻力下，这个样式的创作受阻了，就去换一个样式创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所要求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我在创作时就尽可能两者兼顾地去寻找其交叉点，既不媚俗又不唯上。就是在一篇短文中也总想说出既可以说又能打动人的良心话。
我对九死一生的感悟，我的随遇而安的处世，我对自己“平常人”的定位，让我感到我的人生和创作唯有遗憾而无困难。我每次重生后，都想把这两者做得好些，再好些……
题目之五是你在谢晋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能谈谈他在为人为艺上的一些特点吗？谢导让我特别敬重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从不谈自己和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尽管他在“文革”刚结束时曾被误解和委屈过。我在采访他夫人徐大雯老师时，才详尽地得知了他的两个弱智儿子因受他的株连而所受的种种侮辱，得知了他的父母因受他的株连而自杀身亡。我才较为深刻地理解了他所拍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三部经典大作，他是鲁迅先生的同乡，他熟读鲁迅的作品，他不做祥林嫂，而理性地把他和家庭的遭遇当作自己的“财富”，在这三部传世之作中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对“人道”和“人性”的呼唤。这对我们的社会不但具有当时的现实意义，而且是有前瞻性的，从精神上和原则上推动了我们社会的改革开放。
二是谢晋在退休前后，在电影创作体制深入改革的进程中，他敢吃“螃蟹”，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创办了巨星影业公司，后又离开上影，到社会上去办公司，不惧年龄的老迈，仍在参与摸索电影体制如何深化改革之道。实践自筹资金、自主投拍影片之道，不管他能走多远，这种精神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评为百名“改革先锋”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是他在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和担任了不少重要社会职务后，他有了较多的机会能与中央领导接触，有了较多说话的平台，在这些机会中和平台上，他从未沾沾自喜地夸耀过自己，从未顺杆向上爬去争得更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却常常利用这些机会和平台，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发声，尽力为下情上达而为。这种胆识和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一个题目是能否谈谈你所感悟到的上影精神是什么？我是2002年退休的，我退休已有17年，现在走进漕溪路595号，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我当然谈不出如今新上影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了。我只能谈一些我所体悟到的老上影人的精神，还是先从我的一篇日记谈起吧——
2019年1月13日，离退休的老上影人有308人之多，在太仓团聚。多年来，在志愿者的热心组织下，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团聚，我因种种原因，从未参加过。这次，是在老领导、老朋友们的再三动员、盛情难却下才去的。一早，我们在老上影上车，因每车的车长（志愿者）早已电话通知该上几号车，所以秩序井然，让我感动的是无人迟到。我们年纪较大的这车上还安排了一位退休的厂医带着急救用药照料。308人在志愿者的引领下都被照顾得非常妥帖。好几辆车全部准时启程。老上影人都为此自豪：以前摄制组拍片时，每夜都发通告，次日各类人员该几时到位，从无人迟到过，这个优良传统一直保持至今！还有，不管是局级干部还是原先在食堂中烧饭的，不管是著名老艺术家还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彼此一律平等，坐同样的大客车，都给买了同样的“保险”。
车到目的地后，一下车大家都相互问候，谈笑的谈笑，合影的合影，拥抱的拥抱……亲如家人。我一下蹦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如谁在这个群体中要自命清高的话，就会自讨没趣！我一下融入了这个集体之中。有两件事让我特别感动：一是已故老厂长、著名电影美术设计大师韩尚义的女儿，知道我也来参加这次活动后特意寻到我，感谢我为她父亲在《上海采风》上写了纪念文章，挽着我的手臂一定要合影留念。其实应该感谢的是我，我在“文革”中批判过韩尚义，“文革”后，他当了常务副厂长，如要让我穿小鞋是十分容易的，他却一点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他退休后我去看他谈起此事时，他笑着一挥手说：“再谈这些干吗？我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也批判过别人，经过‘文革’大家都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该这样，大家都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工作中去就好！”我们从此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二是老美工师薛建纳，找我谈起了上影1992年所摄制的一部涉及到宗教的影片，他说他家是信天主教的，当时接读剧本让他担任美术设计时，他发现剧本中所描写的不少情节是有悖教规教义的，也是不符合党的宗教政策的，他马上向领导反映。他还记得当时我是文学部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在厂领导的责成下，由我修改后才得到了教会的认同得以顺利投产的。他好奇地问我，你是中共党员，怎么会对天主教这么熟悉？我便告诉了他其中的原因。他還记得我当时完成改稿任务后既未署名又没要过一分钱的改稿费而为我点赞。我便告诉他：“署名和拿钱那是我在当时的职位上不该做的，你若不提起此事，我至今都未曾对任何人再说起过此事。”令我起敬的是，这位老美工师在当时自己的职责范围外所能主动担起的责任感！
聚餐会非常热闹，离退休的大明星们不时上台表演节目，张芝华的京剧唱得有腔有调，具有专业水准。赵静的歌曲声情并茂，一曲又一曲掀起了一个高潮。年过80的牛犇，虽刚接习总书记的来信鼓励，仍无一点架子，拿着他演《牧马人》中郭碥子的道具马鞭上场，对他演电影时的所有合作者和曾为他服务过的所有普通工作人员鞠躬致谢，他深情地说，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就没有他牛犇的今天，他深感生活、工作在老上影人中间，是他一生的幸运，他永远是一个普通的老上影人！他说出了老上影人的心里话，所以特别让人感同身受。聚餐会中还安排了抽奖活动，每次都会由各专业的代表人物作为嘉宾上台抽奖，抽奖前都发表了感言，都说得得体动人。大家都不在乎能吃到什么喝到什么，不在乎是否拿到奖品，全都沉醉在老上影人的友情和情怀之中……
我想，在我摘录的以上这篇日记中，从群体上再一次地体现了老上影人的精气神：这是有关守纪团结友爱的群体;这是有关以事业为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群体;这是有关忘我少私心却又知恩图报的群体;这是一个少官气、少明星大腕臭脾气、上下左右较为平等相待的群体;这是一个少“怨妇”而奋发向上的群体……
我想，我这个原本是在摄影棚内绘景的小人物，竟也能为上影提供了几十部可供拍摄的影视剧本，创作出了几十部影视剧本，能被评为一级编辑和一级编剧两个正高级职称，并能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能当上文学部的领导，能……如没有老上影精神的这个氛围，我能有今天的我吗？当然，倘若我没能感受、继承和发扬好老上影精神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并不只是老上影人中的一个特例，在改革开放中，不少车间里的工人和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在这个氛围中、这种精神的熏陶下，有的成了好领导，如许朋乐;有的成了名编剧，如徐银华;有的成了名导演，如史凤和;有的成了大制片，如李电亮……
我们都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都在新上影人才辈出、日新月异中，都为新上影所取得的成绩欣喜，都甘愿逐渐被边缘化地淡出这个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能给予我这个机会，让我能谈谈以往的那些事，我只出自一个愿望：我衷心地期望新上影能与老上影一脉相承，在老上影精神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