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1962年2月24日，“我的朋友胡适之”遽归道山之际，蒋介石以这样的挽联为其辉煌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且撇开撰联者本人的是非功过不论，至少这两句话大体还可以算作切中肯綮的持平之论，它将身处新旧夹缝中的胡适所发挥的作用表露无遗。
　　至迟从1917年起，不管是在海内还是海外，生前还是死后，也无论是作为早年叱咤风云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还是作为“反动思想权威”的缺席被告，抑或是滋兰树蕙、奖掖后学的青年导师，胡适几乎不曾淡出过人们的视野。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场合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提及他或是他的问题。可是，多年以来，我们民族似乎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一些人和事，除却健忘而外，往往流于个人的偏狭或是道听途说，捧之欲使其上天，棒之欲使其入地，概念化、偶像化、妖魔化的表述俯拾即是，这样常常使得对象的面目变得影影绰绰，神神秘秘，既不清晰、也不真切，代沿成风，真相顿失。但是，我敢说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不是这样的作品。
　　唐德刚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寓居于此的胡适，很快成为忘年交，以学生之礼事之几近十载，对于晚年胡适的生活颇为了解。从游期问，唐氏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的整理撰写工作，《胡适杂忆》便是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一篇“短序”。这篇“短序”洋洋洒洒十余万言，早已超出序言的体例，只好另成专书出版。
　　当年《胡适口述自传》的整理出版主要是向域外读者了解胡适提供一些资料，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胡适是因滞美期问为排遣寂寞而向一个年轻后生倾诉自己过去的故事，但胡适的心愿显然不止于此。
　　众所周知，胡适童年早慧，青年时即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古语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传统的濡染与西学的熏陶使得他很早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故而他勤于记日记，常常反躬自省，极重个人名节及其所从事的事业，片言只语都倍觉珍惜，而且屡屡劝人写传记和自传，表现出一种很强的不朽意识。他时而温文尔雅，谦逊处下；时而激烈好辩，寸理不让，所有这些都彰显着一个兼融中西的知识分子成就圣业的自信与抱负。关于这点，胡适在其《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有如下陈述：“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可见，对于“小我”价值的不尽追求正是其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为，毕竟所谓“社会”不朽，“大我”不朽，最终还得仰仗诸多不朽的“小我”才能实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他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青睐有加，浓烈的“问题”意识成为其毕生践履的改良社会的基本原则。
　　也许有人要问，胡适的不朽名业实现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且看这些封号：“著名文学家”、“著名历史学家”、“著名哲学家”、“自由主义大师”、“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等等，我们便可一目了然。
　　但是，诸多封号由于其无可避免的抽象性、圣化性乃至夸张性使得它并不能拉近和一般受众之间的距离，反倒让人望而生畏，进而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而自传性作品又由于是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为自己讳”估计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能让对象离开光鲜的前台，从他家后院进入，将其拉下神坛，使之走向人问，或许他的形象会变得更加鲜活而丰满。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范本。
　　《胡适杂忆》不是胡适的传记，而只是一些作者与胡适交往的拉拉杂杂的记述，有类古代的“杂俎”，举凡工作、交游、吃喝拉撒无所不记，应有尽有。正是这样一副随性的笔墨，少了些学究味，多了点烟火气，反倒让人倍感亲切。在唐氏笔下，许多如烟往事，娓娓道来，有述有评，记述往往尽力客观呈现，音容相貌宛在目前；评论每每会意深刻，提纲挈领点到为止。
　　在唐德刚的回忆中，生活化的记述比比皆是，譬如：“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养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面对晚年生活的现实，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郁结。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语意诚挚动人，声调亦不无凄凉叹息之音。”“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布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落寞晚景，跃然纸上。
　　再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其活泼姿态，亦纤毫毕现，让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他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板起面孔居庙堂之高的“大师”，或是若隐若现的处江湖之远的“高士”，而俨然一个邻家小老头，平凡、亲切、可爱。
　　与此同时，作为胡适的受业弟子，唐氏并不自护其师，基本能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做出精到的点评，既不讳言缺点，也不溢美优长，寓伟大于平凡之中，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有缺点的“完人”。
　　比如，他认为，胡适对于现代西洋史学、西洋文学都知之甚少，对于经济学更是一窍不通；在学问方面，其“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出赫胥黎、杜威二人；以及他活泼好动、兴趣广泛的天性和不愿挑战往日之我，追求学术观点的始终一贯都限制了其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等等，都是颇有见地的中肯评价，而非蜻蜓点水的泛泛之谈。
　　但是，讲述他的平凡并非要冲减他的伟大，而恰恰是要凸显其以普通之身留给后人的精神映照，这种映照不是如太阳灯一样刺得让人睁不开眼，而恰如柔和的路灯照着我们走向未来的路。诚如唐德刚所言，胡适只是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宠儿，虽然不乏偶然因素，但却并非完全偶然。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担当领袖角色，实有名至实归的一面。 　　“现代文宗谁堪任”？说胡适或许有点言过其实自然不假，但又有谁可以完全担当呢？在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新诗的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新红学”的奠基等等，胡适无疑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适诸多“勇吃螃蟹”的壮举，真是沾溉后人无穷，他无疑值得永享精神太庙，接受贡献，当然不是偶像化的那种崇拜。
　　唐德刚说：“人类社会生活上的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荷花’。对别人，他们可操生杀之权；对自己的床头人，则再也‘伟大’不起来。事实上，这种‘远观’就伟大；‘亵玩’就不伟大，都是人类社会心理上的错觉，二者是同样不真实的。”的确，或许在一般人眼里，胡适的伟大很难企及；而在像其妻江东秀那样的人眼中，她的丈夫和桑蒂普看苏格拉底估计没什么两样，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般人而已。上述两种视点可能都非最佳的观察角度！其实，胡适作为“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我们要做的是既要看到他的伟大，对其留下的丰厚遗产给予更多的思考和观照，同时也不忘记他是和我们一样有过肉体凡胎、缺点多多的普通人。
　　我一直以为，鲁迅和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双子星座，他们的出现，无疑是上苍恩赐给灾难深重的中国最好的礼物。如果说鲁迅是以深刻孤峭的覃思唤醒国人，冲破铁屋；那么胡适就是以脚踏实地的“实验”，发现问题，改良社会；而在我们的生活中，眼望星空白不可缺，脚踏大地也同样重要。学者傅国涌曾说，鲁迅是酒，胡适是水。我们离不开酒，但喝多了会醉人；而水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所提供的是不同的精神维度，如果说鲁迅给我们精神家园、故乡的诱惑、梦的安慰，那么胡适提供的是一条通往文明的道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常识，他身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建设中最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反思。
　　唐德刚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们得以走近晚年生活中的胡适，了解他的志业、兴趣、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把一个有血有肉的胡适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才是一个“完人”，一个有缺点才可爱的“完人”。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犹自望河清。”这是胡适晚年集顾炎武诗句写下的自寿联，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就是这样，他以平静和从容应付世界的焦虑和不安，以理性和常识来解决社会的弊病和“问题’’，为国人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人生选择，尽管可能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做法，但却并非毫无道理的不经之举。
　　斯人已去，余音绕梁。近年来，回到五四，回到胡适”的呼声此伏彼起，说明胡适并没有过时，他当年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方案仍然像幽灵一样萦绕在我们脑际，并未远去。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我们总有用得着、想起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