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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言热”引发的中国式“集体狂欢”能否转化为持久的文学热尚待观察，但文学的重回社会视野依然值得庆幸。
文学暌违人们的生活已经年长日久，上一轮的文学热大概要追溯到30年前。那时伴随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文学勃兴的身影曾点燃许多人的青春梦想。之后，文学照例在重商主义的泛滥中溃败而退，物性时代的纸醉金迷终于把文学逼到无人问津的街角，形影孤单地徘徊于落寞中。
此次莫言的一举夺魁，岂止是了却了中国人长久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委实也给备受冷落的文学挣了面子争了气。如果“莫言热”最终能够避免演化为一场众声喧哗的财富游戏，甚或作为“公共资源”纳入为政者的政绩轨道，那么，文学在归于文学的寂寞旅程中，是否真能重新拾回人们诗意的心灵？
对此，我很有点怀疑。当人们整日奔忙于生计的路途上，哪有余暇到文学中去寻找温情？不过，文学确是抚慰心灵的良药，或许只要人们稍稍收敛人生的预期，那些美好的作品便可以帮我们构筑起五彩的愿景。至少，正是对文学的痴迷，使我们这一代人在物质贫困的年代找到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不必说，中国生来就是文学大国。甚至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便是一本名为《文学》的厚厚大书。后来，大学又读的中文系，一路走来，从背诵《诗经》、《乐府》开始，到熟读唐诗宋词，再到追踪明清小说戏剧，再到沉醉于肇始于白话文变革而兴起的五四文学浪潮，文学没有一刻脱离过我青春期的岁月。
优秀的文学总是超越地域的疆界。那时读文学，主要以学校开列的一份多达500本的世界文学名著目录为指南，其中大部分为外国文学作品，按照教学安排，只有读完这些书，才不枉中文系学生的名头，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爱好之旅。
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首先活跃在脑海里的是英国的不朽小说家狄更斯。《雾都孤儿》中奥列佛的悲惨命运，《大卫·科波菲尔》中青年大卫的自强不息，至今难忘；《双城记》非比寻常的开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尤为印象深刻。
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以他深入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给后人留下了一幅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最惊人的是，《双城记》中借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展开的巴黎、伦敦两大都市间波诡云谲的善恶冲突，竟使我们对当下世界的动荡不安产生联想和共鸣，难怪现在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常会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引用小说开头那一连串长长的排比。
追溯到更早，理当提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被誉为“英国戏剧之父”的莎士比亚。任何人只要读过《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悲剧作品，将再也难以忘怀人世竟有如此无常的跌宕悲情。莎士比亚还是个忧郁的诗人，除了长诗，那著名的154首十四行诗风靡一时，但与弥尔顿在双目失明下完成的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以及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歌带给我们的激情相比，莎氏诗作中弥漫的甜蜜情爱，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尚难消受，所以虽曾反复咏吟，如今已然记忆模糊。
跨过海峡来到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以其史诗般的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作为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93年》的艺术成就不及前两者，小说却以主人公对敌手的宽容收尾，集中体现了这位浪漫主义作家慈悲为怀的人道信仰，正好印证了他那“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的名言。
稍年长于雨果的巴尔扎克，在二十年间创作了91部总名为《人间喜剧》的长篇小说，不由人不惊叹其思如潮涌般的写作天赋。奈何迫于偿还早年穷困拖欠的债务压力，巴尔扎克不得不靠咖啡来刺激自己的神经以保持高产，包括其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在内的众多作品，都是他穿着宽大袍子，在边写边送排字房边校对边喝大量浓咖啡中快速完成的。巴尔扎克曾戏言：“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岂料一语成谶，这位被称为“超群小说家”的天才，在51岁就过早离世。
说到法国文学，断不可缺席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文学明珠。读那些书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可回想起来，其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仍历历在目，足见文学形象的生命力多么持久。相比之下，左拉长达600万字、总计由20部長篇小说构成的皇皇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给人印象要淡漠得多。至于对诺奖文学得主萨特的《等待戈多》和加缪的《局外人》的关注喜爱，则是在走出校门以后的事了。
相对于黑格尔、康德的哲学思辨活力四射，德国的文学显得稳健平实而不张扬，这倒与其严谨的民族性颇为吻合。一个例外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篇幅不长的书信体小说，在思想内涵的厚重上不及《浮士德》，可其巨大的社会反响不但引发了当时的狂飙突进文学运动，而且使感伤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成为许多青年为爱殉道的自杀教典，随着小说中译本的问世，这股风甚至在一个半世纪后影响到了中国文学青年对爱情的价值判断。
如果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文学殿堂，那么，无论就其容量还是视野而言，都难与欧洲文学深厚的人文底蕴抗衡。可在群星灿烂的文学大师引领下，俄罗斯文学对现实苦难的关切和对专制制度的鞭挞，同样达到了与时代相当的高度。
从个人角度来说，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洲文学。通常，欧洲文学所展示的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于遥远的中国青年多有隔膜，俄罗斯文学相对简单的架构则比较容易接受。大学时代的我几乎读遍大多数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到莱蒙托夫以激情闻名的诗歌《帆》，都常年陪伴我苦读的长夜。相比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宏大叙事，契诃夫闻名遐迩的短篇小说更显隽永灵秀，他那短小精悍的写作札记，一度成为我学习写作的特别摹本。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普希金。这位没落贵族诗人死于37岁时一次捍卫名誉的决斗，虽然年轻，却并不妨碍他以天才的创作和反抗专制的革命气息荣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称号，他与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并深受其民主自由精神的感染。不过，学生时代的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普希金在皇村的行迹，潜意识里大概是要拉近我们与诗人精神上的联系。
普希金特别讲究韵律的诗歌艺术开了俄罗斯文学的先河，其中的《普希金抒情诗》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之广，远胜于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十四行诗，也比他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更深入人心。“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哭泣，阴暗的时刻需要忍耐，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这种对生活达观从容的态度，无法不拨动年轻人的心弦而成为我们自励的座右铭。普希金也写小说，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由于倾注了对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同情，使人读来颇感温暖。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再对所读的亚洲和北美文学逐一进行回忆。当年印象最深刻的那些作品，如印度泰戈尔的诗歌《新月集》、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加拿大惠特曼的《草叶集》等，至今仍是我们探寻这些国家文学瑰宝的入门路标。
没错，对文学的喜好不会致富发财，也难以果腹充饥，可文学传递的真善美却能滋润干涸的生命，以至身处绝境而让人看到希望。文学所带来的丰富情感体验，也是培育完善人格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我在这里一不留神说了这么多，实是缘于文学对于人生的巨大魅力。现在的孩子从小只在写作业、看电视、打游戏机中度过，年轻的父母在追逐财富的狼奔豕突博弈中，自己无暇接触文学，也自觉不自觉地屏蔽了孩子与文学的对接。为弥补这个遗憾，不妨推开文学那扇窗看一看，让文学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
文学暌违人们的生活已经年长日久，上一轮的文学热大概要追溯到30年前。那时伴随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文学勃兴的身影曾点燃许多人的青春梦想。之后，文学照例在重商主义的泛滥中溃败而退，物性时代的纸醉金迷终于把文学逼到无人问津的街角，形影孤单地徘徊于落寞中。
此次莫言的一举夺魁，岂止是了却了中国人长久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委实也给备受冷落的文学挣了面子争了气。如果“莫言热”最终能够避免演化为一场众声喧哗的财富游戏，甚或作为“公共资源”纳入为政者的政绩轨道，那么，文学在归于文学的寂寞旅程中，是否真能重新拾回人们诗意的心灵？
对此，我很有点怀疑。当人们整日奔忙于生计的路途上，哪有余暇到文学中去寻找温情？不过，文学确是抚慰心灵的良药，或许只要人们稍稍收敛人生的预期，那些美好的作品便可以帮我们构筑起五彩的愿景。至少，正是对文学的痴迷，使我们这一代人在物质贫困的年代找到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不必说，中国生来就是文学大国。甚至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便是一本名为《文学》的厚厚大书。后来，大学又读的中文系，一路走来，从背诵《诗经》、《乐府》开始，到熟读唐诗宋词，再到追踪明清小说戏剧，再到沉醉于肇始于白话文变革而兴起的五四文学浪潮，文学没有一刻脱离过我青春期的岁月。
优秀的文学总是超越地域的疆界。那时读文学，主要以学校开列的一份多达500本的世界文学名著目录为指南，其中大部分为外国文学作品，按照教学安排，只有读完这些书，才不枉中文系学生的名头，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爱好之旅。
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首先活跃在脑海里的是英国的不朽小说家狄更斯。《雾都孤儿》中奥列佛的悲惨命运，《大卫·科波菲尔》中青年大卫的自强不息，至今难忘；《双城记》非比寻常的开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尤为印象深刻。
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以他深入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给后人留下了一幅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最惊人的是，《双城记》中借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展开的巴黎、伦敦两大都市间波诡云谲的善恶冲突，竟使我们对当下世界的动荡不安产生联想和共鸣，难怪现在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常会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引用小说开头那一连串长长的排比。
追溯到更早，理当提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被誉为“英国戏剧之父”的莎士比亚。任何人只要读过《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悲剧作品，将再也难以忘怀人世竟有如此无常的跌宕悲情。莎士比亚还是个忧郁的诗人，除了长诗，那著名的154首十四行诗风靡一时，但与弥尔顿在双目失明下完成的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以及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歌带给我们的激情相比，莎氏诗作中弥漫的甜蜜情爱，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尚难消受，所以虽曾反复咏吟，如今已然记忆模糊。
跨过海峡来到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以其史诗般的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作为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93年》的艺术成就不及前两者，小说却以主人公对敌手的宽容收尾，集中体现了这位浪漫主义作家慈悲为怀的人道信仰，正好印证了他那“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的名言。
稍年长于雨果的巴尔扎克，在二十年间创作了91部总名为《人间喜剧》的长篇小说，不由人不惊叹其思如潮涌般的写作天赋。奈何迫于偿还早年穷困拖欠的债务压力，巴尔扎克不得不靠咖啡来刺激自己的神经以保持高产，包括其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在内的众多作品，都是他穿着宽大袍子，在边写边送排字房边校对边喝大量浓咖啡中快速完成的。巴尔扎克曾戏言：“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岂料一语成谶，这位被称为“超群小说家”的天才，在51岁就过早离世。
说到法国文学，断不可缺席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文学明珠。读那些书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可回想起来，其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仍历历在目，足见文学形象的生命力多么持久。相比之下，左拉长达600万字、总计由20部長篇小说构成的皇皇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给人印象要淡漠得多。至于对诺奖文学得主萨特的《等待戈多》和加缪的《局外人》的关注喜爱，则是在走出校门以后的事了。
相对于黑格尔、康德的哲学思辨活力四射，德国的文学显得稳健平实而不张扬，这倒与其严谨的民族性颇为吻合。一个例外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篇幅不长的书信体小说，在思想内涵的厚重上不及《浮士德》，可其巨大的社会反响不但引发了当时的狂飙突进文学运动，而且使感伤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成为许多青年为爱殉道的自杀教典，随着小说中译本的问世，这股风甚至在一个半世纪后影响到了中国文学青年对爱情的价值判断。
如果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文学殿堂，那么，无论就其容量还是视野而言，都难与欧洲文学深厚的人文底蕴抗衡。可在群星灿烂的文学大师引领下，俄罗斯文学对现实苦难的关切和对专制制度的鞭挞，同样达到了与时代相当的高度。
从个人角度来说，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洲文学。通常，欧洲文学所展示的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于遥远的中国青年多有隔膜，俄罗斯文学相对简单的架构则比较容易接受。大学时代的我几乎读遍大多数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到莱蒙托夫以激情闻名的诗歌《帆》，都常年陪伴我苦读的长夜。相比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宏大叙事，契诃夫闻名遐迩的短篇小说更显隽永灵秀，他那短小精悍的写作札记，一度成为我学习写作的特别摹本。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普希金。这位没落贵族诗人死于37岁时一次捍卫名誉的决斗，虽然年轻，却并不妨碍他以天才的创作和反抗专制的革命气息荣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称号，他与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并深受其民主自由精神的感染。不过，学生时代的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普希金在皇村的行迹，潜意识里大概是要拉近我们与诗人精神上的联系。
普希金特别讲究韵律的诗歌艺术开了俄罗斯文学的先河，其中的《普希金抒情诗》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之广，远胜于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十四行诗，也比他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更深入人心。“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哭泣，阴暗的时刻需要忍耐，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这种对生活达观从容的态度，无法不拨动年轻人的心弦而成为我们自励的座右铭。普希金也写小说，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由于倾注了对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同情，使人读来颇感温暖。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再对所读的亚洲和北美文学逐一进行回忆。当年印象最深刻的那些作品，如印度泰戈尔的诗歌《新月集》、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加拿大惠特曼的《草叶集》等，至今仍是我们探寻这些国家文学瑰宝的入门路标。
没错，对文学的喜好不会致富发财，也难以果腹充饥，可文学传递的真善美却能滋润干涸的生命，以至身处绝境而让人看到希望。文学所带来的丰富情感体验，也是培育完善人格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我在这里一不留神说了这么多，实是缘于文学对于人生的巨大魅力。现在的孩子从小只在写作业、看电视、打游戏机中度过，年轻的父母在追逐财富的狼奔豕突博弈中，自己无暇接触文学，也自觉不自觉地屏蔽了孩子与文学的对接。为弥补这个遗憾，不妨推开文学那扇窗看一看，让文学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