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在非洲坦桑尼亚待了两年，那时援助比较有名的事件是坦赞铁路。他去的是农具厂，因为技术专家比较多，他到那儿主要负责医疗，同去的还有厨师。不要小看这厂子，它国内的支持单位是洛阳拖拉机厂，这厂还是军工厂，一转型就可生产坦克。之前，在我不记事的年纪，父亲去过印尼和柬埔寨。1959年的秋天，父亲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便去了印尼，但时间不长，查史料了解到是我们政府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动用客轮医疗队接大批华侨回国，因此南方广东福建各地就有了很多安置这些人的华侨农场。去柬埔寨是在60年代初跟着地质勘探队去的，也待了两年，要帮这个国家找矿，应该是没有什么结果，但人家确实比较友好，最后按不同的级别授国王勋章，听着都新鲜吧。可以这么说，除了这两个国家动乱的时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地华裔华侨之多，在经济上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
　　父亲很低调，那个年代作为一个普通医生，能几次出国门，政治上一定是特别靠得住的。现在怀念父亲，常想起近代佛门净土宗印光大师的一句名言：老实念佛。改两个字，父亲他老人家属于一辈子：老实做人。老实人做老实事，平常生活上也是如此，出国去回都有小车接送，离家一里多地就不坐了，怕同宿舍楼里的人看见。那时外事活动国家给置行头，毛呢哔叽的西装中山装，回来就压在了箱底，没穿过一次，我成半大小子的时候，有时会偷偷拿出来穿上，过过眼瘾。放到现在，这多好的衣装也就成了一个念想，箱子也是公家配的，成了不可多得的老物件。现在想想，父亲在那个年代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贫困中的人们对穿衣戴帽一类还是极其敏感的。
　　就说从非洲坦桑尼亚回国，总是会带些东西，比如有几匹白色的确良和卡其布，引出的事就有好玩和不好玩的。先说这的确良，可是个稀罕物，属于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玩的事。马未都先生在微博里说过一大段：


　　的确良是一种曾经风靡全国的衣服面料，这个充满了文学意味的名字实际上译自粤语，科学的名字叫涤纶，这种布料特别符合过去相声中说的“禁拉又禁拽，禁洗又禁晒”的标准，在棉布风行多年又要布票的新中国刚一出现，就成了社会上着衣的最高标准，按今天的话说叫“时尚”。
　　的确良在进入市场前，百姓穿的衣服大部分都皱皱巴巴的，那时的人都穿棉布，棉布不结实，易皱，做衬衣每次还需要浆洗熨烫，其麻烦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我记得的确良一上市，第一个口碑流传就是免熨烫，成衣挺括，易洗易干，几乎全是优点，没有缺点，尤其是夏季，一件的确良衬衫上身，连走路都精神，一路生风。
　　可谁知的确良也有缺点，天凉它的确凉，天热时它的确热，穿在身上不透气、不吸水，加之当时空调非常不普及，一到夏季看见汗流浃背的男女是稀松平常之事，一遇暴雨，满街遭到雨淋的人，尤其女子，其狼狈相不可言状。
　　按穿着舒适度，的确良明显不如棉布，但它有一个强项就是超结实，很难穿破。棉布衣裤易破，所以才有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补丁衣服是四五十年前的社会风景，虽说提倡艰苦朴素，但每个人还是愿意穿上干净整洁没有补丁的衣服，的确良的出现极大满足了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自尊心。整个七十年代，的确良的席卷之势覆盖了十亿人的成衣市场，这个带有文学色彩的名词成为了服装的代名词。但好景不长，大概只有十余年的时间，的确良的去和它的来一样神速，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的确良”这个具有文物色彩的名词。
　　说来好玩，我相信在丰台芳古园老宅里的箱底，如果让母亲费神找找，说不定还有一匹半匹“的确良”，关键还是最初的舶来品，当年它是千里迢迢跨越海洋，跟宝贝一样。纯白的东西，找街上的裁缝店做了几套大小衬衣，亮得吓人，可问题是也不能都做这个，一人两件就可以穿上好几年。这时候，姥姥从福建来北京带着3个孙子，她老人家有办法，从街上买来染料，支上铁锅烧水放进化开，再把白色的确良放进去，出来呈均匀的淡青灰色。我现在想起这事还记忆犹新，那颜色感觉和60岁出头的姥姥形象极搭。有意思的是，作为旧社会大小姐的她女红还好，挑灯夜战地给自己做了几身中式斜开襟褂子，连盘扣都是自己做的，看上去很平整。姥姥有文化又识字，骨子里是“五四”新青年的个性，当年在北京她最高兴的事，除了做这几身衣服穿出去精神，就是能读到四大名著。读了还给孙子讲，她自己最爱读的是《红楼梦》，给孙子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
　　说卡其布，属于旧事里不太好玩的。看网络的解释，卡其布是一种主要由棉，或棉、毛、化学纤维混纺而成的织品，其结构较华达呢质地更紧密厚实，纹路明显。根据所用纱线不同，卡其布可以分为纱卡、半线卡和线卡；又可以分为单面卡、双面卡、人字卡、缎纹卡。我想父亲带回来的卡其布应该是最后这种，因为面上新得泛贼光，犹如丝绸一般。布厚，母亲带我和老二出去做了上下簇新的一身，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袖口和裤口磨去了颜色，接着没半年就磨出了线头。浅黄色的东西，卡其读音同卡齐，旧译作咔叽，叫法源自波斯，意思是灰尘，有大地的颜色、土色之意。据说1848年英國将军在印度殖民时，开始将这类布料用在英军服装，我们男孩在20世纪最流行的是同颜色的风衣吧。小的时候不懂得什么时尚，一身卡其布加上一双翻毛鹿皮鞋，招邻居小孩羡慕嫉妒恨也是应该的，上纲上线就成了资产阶级臭思想的具体表现了。
　　的确良做的绿军装军帽，曾经大量装备解放军，也引来青少年的崇拜。母亲千方百计给弄到一顶帽子和一件上衣，上衣是两个兜，士兵穿的那种，高兴得不行。前一段聊起往事，母亲居然把它们找了出来，让人又高兴得不行，可惜穿是不可能了，只能留着。父亲当年带回来的最时尚的应该是尼龙袜和T恤衫，花色多、有弹性，问题是袜子穿几次就有破洞，衣服越穿越小，感觉从好到不好的落差变得太快。
　　改变的确良衬衫独行天下的，我想应该是江浙一带生产的磨砂丝绸衬衫了，不管什么颜色都有点深沉，穿着肥大一些的就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同时的确良的后代也在演变，大而一统就是化纤，细分总类就多了去了，可以仿毛呢、棉布、丝绸，仿到你要辨别真伪必须用火烧，特别是毛线，化成灰的是纯毛，化成胶状黑疙瘩的就是混纺。也因此，20世纪80年代服装样式越来越丰富，夹克衫、西装、运动服是主流服装，该有的都要有，问题是穿不坏又舍不得扔，后面的流行样式一个接着一个，蝙蝠衫、直筒裤、文化衫、喇叭裤等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您家。眼见着各式各色的军装去年冬天又开始时尚流行，我想起大学毕业后第一件派客服，想起淘来的4个兜的仿毛呢军官服，可惜找不出来了。
　　父亲在坦桑尼亚时，我和母亲有时会到东交民巷靠西头的一个院子，算是个国内的联系点。有意思的是和这个院子的缘分到了80年代还有一回，帮我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科研处的顶头上司高起祥处长搬家，没想到他住在这个院子里，是极憋屈的平房，知道他以前在北京市水利局工作过，说明这个院子还真跟农口有点关系。新房是城西边的北洼路，离首都师范大学很近，领导也是这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当时的家看起来实在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比北漂强一点，几件床柜桌椅，搁现在五环外的旧货市场，恐怕没人收，拿去当柴火都嫌拆着费劲，电器基本没有，衣服就几个箱子。印象深刻的是他爱好藏书，现在看除了一些古典小说诗词，别的价值也不太大，可还是被震撼了，不愧为搞中文的前辈。高起祥处长从社科院去了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后来成了常务副部长、市委副秘书长，后来又回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院长。这时我已经离开社科院去了福州，再调回京没有吃回头草，想当年初入职场，不管怎么说这半辈子差不多以码字为乐，老领导是引路人，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说的是孙犁的《荷花淀》，他推荐给了北京电视大学的刊物发表。后来得另一位老学长王惠友的帮助，给电大中文专业讲了一年的现代文学，现在看到自己用过的旧教材，不免哑然失笑，当年自己是多有“才”。1985年11月北京成立了杂文学会，牵头的是《北京日报》，经常参加活动的也是些亦官亦文的“名士”，老领导一直想把我往这方面带，遗憾的是自己不太听话也不上道，好运气随风一带而过，到如今只会这么没头没脑地瞎扯。
　　（编辑·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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