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死亡，到脑死亡，再到安乐死，在这一个死亡形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现代人的生死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清明节前，欧洲发生了一场事关生死问题的争吵。荷兰准备要立法允许对重病新生婴儿实施安乐死，而意大利一位部长斥之为如同希特勒纳粹的杀人政策。荷兰人大发雷霆。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在承认成人安乐死合法之后，接着承认新生婴儿安乐死合法，不应该过于令人意外，这是一个迟早会到来的后续行为。因为，虽然新生婴儿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要由家长和医生代为做主，并有反对者担心这一法律遭到滥用，但是，那些身患绝症的新生婴儿承受的巨大痛苦，实在与成人患者没有根本区别。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经历从心死亡，到脑死亡，再到安乐死，这样一个死亡形式不断产生变化的过程，现代人的生死观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最初的起点是心死亡。心脏停止跳动一直是人类公认的死亡标准，也是中国现行法律承认的死亡标准。只要一个人心脏还在跳动，呼吸没有停止，那么，他就是有生命的，就不能抛弃他，更不能伤害他，否则就是犯罪。这个标准很S：单，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普通人也可以对此作出清楚判断，进行准确检验。可以说，心死亡是最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死亡标准。
　　到20世纪60年代，死亡标准第一次出现了变化，这就是脑死亡标准的出现。医学专家们定义说，脑死亡须符合这样六个条件：严重昏迷，瞳孔放大、固定，脑干反应能力消失，脑电波无起伏，呼吸停顿。采用脑死亡标准，意味着在某些情形下，一些心脏还在跳动的人，过去认为还“活着’的人，将被判定为死亡。
　　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在脑死亡之后，在没有中枢神经系统调节的情况下，患者的呼吸和心跳都能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当心脏停止跳动24小时之后，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人体全部细胞都将死亡，一种彻底的生理上的死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死亡时，脑死亡的标准比心死亡更宽松了一步。
　　采用脑死亡标准的理由，有人说是为了节约医药资源，有人说是为了器官移植的需要，有人说它是一个科学的事实。由于脑死亡的判定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因此，一个人是生是死，就变成了由专家们判定和宣布的事情，而与普通人有了某种距离。
　　死亡的第三个标准诞生在1993年。这一年，荷兰议会通过了承认安乐死的法案。这是人类死亡标准的第二次变化。有百科全书这样定义安乐死：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人类判定死亡标准的要素由心脏、脑部变成了非器质性的或由器质性而引起的痛苦，由唯一的生理因素变成了生理与心理因素的混合。这显然比以前的判定标准变得更宽松了一步。
　　对此，有人表示担忧：身患绝症、身心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比如癌症、艾滋病和尿毒症患者，可以合法施行安乐死；那么，将来有一天，所有无法治愈的、有身心痛苦的疾病患者，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支气管炎、痴呆症以及精神病患者，等等，是否都有可能以解除痛苦的名义来施行安乐死呢?
　　从心死亡，到脑死亡，再到安乐死，在这判定死亡标准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对生命的感觉越来越敏感，对生存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越来越不愿在痛苦与苟且中延续生存。可以说，现代人的死亡观变得更高贵了；也可以说，现代人的生命观变得更脆弱了。
　　也许，在这一生死观变化的过程中，人类将更深刻地反省生命的意义。的确，在某些时候、某些状态下，人类生命会处于一种无“用”的状态，比如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一个植物人，一个脑死亡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负担，一种冗余的存在。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无用之用，却有大用处：难道不正是在与各种疾病、痛苦与灾难的顽强斗争中，人类才不断显示出自己不屈的生命意志、无限的爱心与无穷的智慧吗?
　　因此，珍爱生命，不轻言放弃，才是人类生命的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