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之前，东亚这样的范畴不具有真实的意义。作为地缘政治范畴，东亚的存在与西方近代的入侵和渗透有着直接关联。但是，当这个范畴一旦形成，它的功能就脱离了它所由形成的原因，具有了单独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其实把东亚论述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困难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东亚论述中，其实一直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这就是谁代表东亚。当年，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明显表达了“王道”的意图，与其说这是一种国家中心的论述，毋宁说它是一种文明观的论述；但无论现实中的孙中山政治处境如何，更无论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究竟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毕竟不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国际政治论述。这也就难免会引起对于“大国中心主义”的联想和批判。
　　 问题不在于孙中山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主义者，而是在于，当我们论述东亚的时候，是否有可能不去设定一个中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其乌托邦的性格，因此避免了与日本的亚洲主义相提并论；而日本的亚洲主义由于其乌托邦的性质并未占据主导，滑进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泥坑，使得亚洲论述遭遇尴尬。孙中山所憧憬的不诉诸武力而诉诸道德力量的亚洲论述，被他所批评的与王道相对立的“霸道”所压抑以至于最终消退，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是平心而论，如果不去论及内容而仅仅把关注点集中于思维方式的话，那么王道与霸道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它们都设定了一个中心，并且都以中心自居。
　　孙中山逝世之后，中国的亚洲主义并没有发展出具有同样鲜明性格的、新的论述维度，相反，在后来的战争状态和战后处理过程中，对于亚洲的论述被包含进了焦点别有所在的其他论述。在此情境下，东亚作为一个视角，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基本上不具有重要的功能。至于把东亚整合起来作为一个统一体，在认识论上就有更大的难度了。
　　 由于“二战”之后东亚本身成为冷战的一个缩影，随着朝鲜战争的酝酿与爆发，铁幕在朝鲜半岛正式拉开，处在铁幕两端的韩国、日本、台湾与苏联、中国、北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一直处在无法共享同样意识形态的社会对立以及精神隔绝状态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谈论“东亚”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缺少最基本的条件。
　　 柏林墙倒塌带来的一个意识形态后果，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某些意识形态（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看似非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相对宽容，这使得两种意识形态的干燥对立被打破，甚至有时候看上去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位置。在此状态下，“东亚共同体”作为一个新的构想（而且首先是作为经济体制构想），开始找到了建立整体论述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
　　但是，当东亚论述在东亚的一些地区有所推进的时候，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东亚意识薄弱”的现状。应该承认，中国社会虽然不缺少东亚论述，但是只有在经济共同体的意义上，“东亚”这一范畴才在中国的舆论和思想乃至理论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一经济视角中的东亚，也并没有涵盖东亚整个地域，它以现代化程度作为指标，有“嫌贫爱富”的嫌疑；至于其他论述，特别是“东亚”在当下的思想功能问题，其实是悬置在空中的。
　　 时至今日，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努力进行东亚对话了，这种状况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其实，是否进行东亚地域之间的论述，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位置。如果不具有相应的位置，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其原因是否仅仅在于大国中心意识？它是否还有着更基本的历史原因？
　　回顾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建立主体性叙事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结构解体之前，主要的区域性视角有两个，一个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时所认同的“亚非”视角和后来的“亚非拉”视角；另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采用的“第三世界”的说法。这两个视角在中国的语境里都服从于一个目标，就是与冷战结构带来的美苏对立格局保持必要的距离，从而获得摆脱殖民危机的独立自主权利。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作为冷战结构中的缓冲地带，完成了它的国际政治功能。但很难设想，这样一段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会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一夜间消失。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在中国社会的思想积累过程中无法产生强有力的东亚论述就带有了某种必然性。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孙歌著，三联书店2011年12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一编”，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