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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些诗句,因被编进了教科书,至今广为流传。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写《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挺之子叶正明夫妇费尽周折,在中央档案馆里抄录了这份《囚语》,现节录如下:
……
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于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你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事无补……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雪(血)涕,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绝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的反抗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农业专门学校,值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中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回辫子……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现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叶正明夫妇说:“通篇读来,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接茬,大概是父亲在被扣押的初期几天里,随思绪信手写下的,不是一气呵成,也并没有刻意要写一篇文章。”
“我们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真实的心境。读《囚语》更容易让我们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他不单单有军人战场那种冷峻僵硬的一面,他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其中还包括恩爱柔情。”
(摘编自巩东平《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拟。)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写《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挺之子叶正明夫妇费尽周折,在中央档案馆里抄录了这份《囚语》,现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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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于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你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事无补……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雪(血)涕,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绝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的反抗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农业专门学校,值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中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回辫子……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现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叶正明夫妇说:“通篇读来,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接茬,大概是父亲在被扣押的初期几天里,随思绪信手写下的,不是一气呵成,也并没有刻意要写一篇文章。”
“我们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真实的心境。读《囚语》更容易让我们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他不单单有军人战场那种冷峻僵硬的一面,他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其中还包括恩爱柔情。”
(摘编自巩东平《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