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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将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后转入苏联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归国后,他到中央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任教,翻译过《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等文章,并写了《军语解释》作为教材。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战斗空闲时仍潜心钻研军事学术,仅从1938年至1942年就发表了50余篇文章,还和刘伯承翻译了《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他撰写的《战术问题》、《袭击战术》、《伏击战术》、《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论文,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为了指导华北军民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从1939年1月至1942年3月,他为报刊撰写了许多军事评论,及时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和变化趋向,并提出应该采取的对策,为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提供了正确的作战方法。
2005年为纪念左权诞辰100周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了70多万字的《左权军事文集》,为新世纪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左权在他的军事论文中,阐明了战略战术思想和军队建设的许多新观点,主要是:
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
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这个提议是独具慧眼的。他在1942年就指出:“关于战争的军事问题,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向前运动的,这就是说,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他还说,在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创造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今后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
在这里,左权不仅发出了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号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创造的观点,就是需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多次写文章指出,我们要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如苏联红军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特别是苏联红军的都要吸收。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也不能凭空创造,要根据中国的客观情况和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具体环境,从战争实际中,来创造中国光辉的军事科学,并推动中国军事科学向前发展。二是马列主义的观点。他强调,我们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要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这是一个大前提。他还多次说,不能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研究军事科学。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在战争空隙为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写出了一批思想深刻、观点新颖的军事论文。
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
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我军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和现状及其特点,以及如何创造新的军事思想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把中国的军事学向前推进。因为,我们自己的军事思想不能完全从外国搬来,也不能凭空创造,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依据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以及我军的历史传统、我军军事任务的性质,逐渐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在创造新的军事思想时,要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军事思想。在这里,左权精辟地回答了军事思想的创造与继承、发展的关系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军事理论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左权在战术思想上有许多真知灼见,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如何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指出:
第一,要认真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应付的办法。1938年1月,左权在《论目前山西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现有战术为满足,因为敌人的战术也在不断地改善与进步,我们必须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新的胜利。他还指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敌人的一切战略战术原则及技术条件,研究其应付的方法。为了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水平,1938年初,他组织八路军总司令部编印了《战术参考材料》,印发给部队,其中有许多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以及研究日伪军战术的论文,对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必须批判战术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左权在战术研究中,十分重视批判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努力肃清影响,用正确的战术思想来武装我军指挥员的头脑,指导部队的作战。1942年,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指出:有人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孙子兵法》与《曾胡治兵语录》毫无变化地捧出来;有人机械地接受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照搬外国的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些思想的根源是机械唯物论。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基本原因,是有些人没有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规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还指出,有人甚至受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影响,信神兵,看风水;宿营时按八卦摆好方位,选择吉利的地方住下;每逢军事行动以前,要扶乩卜卦,这个做法的根源也是唯心论。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这些错误思想不克服,就难免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带来阻碍,而且对将来的共和国的军事思想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
第三,要创立适合自己的战术。左权主张逐渐地完善我军的战术,创立更正规、诸兵种联合、更富科学内容、更富组织性的战术。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而且有长期的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因此,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有两层含意:一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即只能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不能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适合我军斗争的具体环境,而不能照搬国内外现成的战术。他认为,任何一个战术原则都有它的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要研究战争史和军事理论,寻找战争的规律
左权强调,在加强政治学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只有加强军事理论学习,研究我军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才能提高军事水平。他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战争经验,“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以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我军的战术及一般军事学理推向前进。”他还认为,战争的指导者为了战胜敌人,要在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下,细心地去寻求战争发展的规律,认识敌我不同的具体条件,灵活地指导和组织战争,正确地规定战略与战术,以调动与控制战争。
左权还一再写文章和作报告,提出要弄清战局形势的特点,只有认清了战局形势的特点,才能认识战争发展的规律,以此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术,使战争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以身作则,刻苦地钻研军事理论,探索战争发展规律。如他在1940年8月撰写的《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几个基本问题》,就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战局的形势特点,并将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值得掌握的原则归纳为八条,即:反围攻与围攻的统一、民众抗日运动与军队行动的统一、正确的内线与外线的作战争取主动、运動战与游击战之配合、开展交通战、关于积蓄力量的问题、加紧敌伪军工作与锄奸工作。而且他对每一条,都从理论到实践逐一作了详细的阐述,为八路军争取华北敌后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八条也是对我军作战指导经验的理论概括,其中有些内容,对今后我国进行反侵略战争和保卫国防,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005年为纪念左权诞辰100周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了70多万字的《左权军事文集》,为新世纪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左权在他的军事论文中,阐明了战略战术思想和军队建设的许多新观点,主要是:
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
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这个提议是独具慧眼的。他在1942年就指出:“关于战争的军事问题,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向前运动的,这就是说,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他还说,在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创造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今后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
在这里,左权不仅发出了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号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创造的观点,就是需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多次写文章指出,我们要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如苏联红军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特别是苏联红军的都要吸收。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也不能凭空创造,要根据中国的客观情况和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具体环境,从战争实际中,来创造中国光辉的军事科学,并推动中国军事科学向前发展。二是马列主义的观点。他强调,我们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要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这是一个大前提。他还多次说,不能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研究军事科学。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在战争空隙为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写出了一批思想深刻、观点新颖的军事论文。
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
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我军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和现状及其特点,以及如何创造新的军事思想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把中国的军事学向前推进。因为,我们自己的军事思想不能完全从外国搬来,也不能凭空创造,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依据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以及我军的历史传统、我军军事任务的性质,逐渐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在创造新的军事思想时,要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军事思想。在这里,左权精辟地回答了军事思想的创造与继承、发展的关系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军事理论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左权在战术思想上有许多真知灼见,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如何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指出:
第一,要认真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应付的办法。1938年1月,左权在《论目前山西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现有战术为满足,因为敌人的战术也在不断地改善与进步,我们必须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新的胜利。他还指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敌人的一切战略战术原则及技术条件,研究其应付的方法。为了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水平,1938年初,他组织八路军总司令部编印了《战术参考材料》,印发给部队,其中有许多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以及研究日伪军战术的论文,对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必须批判战术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左权在战术研究中,十分重视批判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努力肃清影响,用正确的战术思想来武装我军指挥员的头脑,指导部队的作战。1942年,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指出:有人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孙子兵法》与《曾胡治兵语录》毫无变化地捧出来;有人机械地接受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照搬外国的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些思想的根源是机械唯物论。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基本原因,是有些人没有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规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还指出,有人甚至受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影响,信神兵,看风水;宿营时按八卦摆好方位,选择吉利的地方住下;每逢军事行动以前,要扶乩卜卦,这个做法的根源也是唯心论。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这些错误思想不克服,就难免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带来阻碍,而且对将来的共和国的军事思想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
第三,要创立适合自己的战术。左权主张逐渐地完善我军的战术,创立更正规、诸兵种联合、更富科学内容、更富组织性的战术。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而且有长期的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因此,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有两层含意:一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即只能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不能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适合我军斗争的具体环境,而不能照搬国内外现成的战术。他认为,任何一个战术原则都有它的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要研究战争史和军事理论,寻找战争的规律
左权强调,在加强政治学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只有加强军事理论学习,研究我军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才能提高军事水平。他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战争经验,“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以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我军的战术及一般军事学理推向前进。”他还认为,战争的指导者为了战胜敌人,要在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下,细心地去寻求战争发展的规律,认识敌我不同的具体条件,灵活地指导和组织战争,正确地规定战略与战术,以调动与控制战争。
左权还一再写文章和作报告,提出要弄清战局形势的特点,只有认清了战局形势的特点,才能认识战争发展的规律,以此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术,使战争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以身作则,刻苦地钻研军事理论,探索战争发展规律。如他在1940年8月撰写的《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几个基本问题》,就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战局的形势特点,并将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值得掌握的原则归纳为八条,即:反围攻与围攻的统一、民众抗日运动与军队行动的统一、正确的内线与外线的作战争取主动、运動战与游击战之配合、开展交通战、关于积蓄力量的问题、加紧敌伪军工作与锄奸工作。而且他对每一条,都从理论到实践逐一作了详细的阐述,为八路军争取华北敌后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八条也是对我军作战指导经验的理论概括,其中有些内容,对今后我国进行反侵略战争和保卫国防,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