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一代代士大夫名臣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
　　“中兴名臣”的衰世与西法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这首诗，写于国步艰难之时，满是孤臣恨事和失落之情。他生活的时代，上接康雍乾三朝构成的18世纪“盛世中国”，下启由“变局”而“危局”进而“残局”的百年。中国由盛而衰，那些潜在的矛盾慢慢积聚、生长、发酵，成为19世纪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困境。
　　1835年，道光皇帝召见翰林院编修张集馨时，吩咐他多读经世之书，少赴文酒之会。学问被要求入世，说明天下出了毛病。当时，吏制的失范和败坏致官场“流品之杂已极矣”：广东省的逃犯逃到广西可以捐成一个候补知府，1860年之后，通过捐官成为四品到七品官的，已超过科举入仕的人数。这相当于在纯正的读书人中间掺进一捧一捧的沙子，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动荡。
　　1860年，打了3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个庚申年收官。留守紫禁城与英法二国签下两份《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訢这一年28岁，在英方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的镜头面前，“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刷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
　　这一年，在奏议中首次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曾国藩50岁，而在皖北操练淮军的李鸿章38岁。在1860年的湖南巡抚府，39岁的首席幕僚左宗棠正如日中天，不仅协助骆秉章得力，也给老乡曾国藩的湘军不少支持，所谓“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年，清流派首领张之洞在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写下“通津为世用，明道守如珍”的家训，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理想初露端倪。
　　这一年，朝野上下都在说“自强”。当一个民族对外来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为这一过程的主体。。
　　都说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在这些人里，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是其中翘楚。曾国藩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为官34年，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他的领导下，清政府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称曾国藩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毫不为过。
　　同治末年，曾国藩辞世后，直隶总督李鸿章一直是疆臣领袖，以四朝元老之身，筹三省之海防，统精兵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陪着大清在20多年里迭换三朝，带着脸颊上的枪洞从日本人那里踉跄归来，等待他的是光绪帝“词甚骏厉”的诘责，是朝野切齿共诟，是作为民族有罪之人被写进历史……其间种种屈郁、种种盘根错节，耐人寻味。难怪梁启超后来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
　　后人读史，不免“百感交集，既惊且诧”——国家内部由盛而衰，而衰世之中恰逢列强环逼，这两个局始终纠缠着，一路陪大清走进19世纪，从庚申之变到甲午战争，一步步走向解体，催生出一个四分五裂的民国。
　　“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反而趋旧”
　　从魏源在以“制夷”为抱负的同时对西方议会制度流露出明显的推许赞赏开始，社会变迁带来的思想变迁绵绵不绝，汇成一波又一波西潮，并在晚清后几十年越来越显示出思想变迁反过来促成社会变迁的特点。
　　中国两千多年来，素有清流。清流的根基是士大夫的清议，它是一种公共舆论，从儒家传统中来，先起于庙堂之内，后是名士起于庙堂之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流比洋务派更能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拥护，而清流反洋务，在于坚守“成法”，更在于不能容“以夷变夏”。
　　但到了甲午、乙未年间，清流们被日本人的“弹丸黑子”打醒了。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即对伊藤博文说“我国的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阶段”。
　　作为京城和长江中下游的清流领袖，翁同龢与张之洞各成门户，由此筑成一种人际勾连，一方面影响和导引士林，由此影响和导引政局；另一方面，它成为上达庙堂和君侧的一条通路。也因此，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渊源之外的康有为。
　　1888年开始，康有为不断上书光绪、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也曾递名帖给帝师翁同龢，求见；但一路叩门，一路碰壁，离开北京时愤然写下“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张之洞门下的梁鼎芬起了作用，“力为周旋”，将其引到张之洞面前。而京中清流也对康有为“尽涤旧习”以图“气象维新”的志向颇有好感，施以援手。正是这样的汲引托举，康有为才得以拾级而上，层层登高，终于叫开“帝阍”而一展怀抱。
　　然而，“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反而趋旧”。十多年后的1913年，康有为忆起当年七上皇帝书以及创议立宪等维新主张，追悔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在他身后，当年的新党们（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等）在二十年间一个个蹙额疾首，先后掉头而走，群体性地回归旧途以寻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不成为一种更加引人深思的历史文化现象。
　　士人品格和淋漓元氣
　　在一轮轮的败阵吃痛之后，在蔑视、愤怒、惧畏、痛恶和惊讶的情绪迭变之后，晚清士人心中有了刻进骨头里的困境意识，陪伴他们终老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智勇俱困”。
　　时代的嬗蜕，写照了晚清中国最后一段历史里士人自身的剧变。继左宗棠之后经营船政的沈葆桢仍在宣讲“屈身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丁宝桢被称为“清代山东最有作为的地方官”，他的幕府则聚集着薛福成、丁彦成、张荫桓等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精英分子。
　　1902年，李鸿章兴办洋务时的左膀右臂周馥上任山东巡抚。作为一个成功的改革派官员，周馥在鲁抚任内顺应清政府“新政”大潮，在山东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上任不久，周馥选择对青岛进行破冰之旅。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迅速发展的德国占领区保持长久的无知。后来山东自开商埠的事实说明，周馥的访问动机，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扩大山东经济的方法上。
　　回济南后，周馥即上书奏请在山东铁路、矿山购买华股。1904年，他促成了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并通过竞争，迫使德国的山东矿物公司最终破产。按照周馥的见解，在德国管理的青岛，中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曾对德国总督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这一年，距离洋务重臣丁宝桢在济南北郊开设山东机器局（山东近代工业开端）也已经30多年了。而此时，济南乃至山东的全面近代化才刚刚开始。
　　时势造人，也有人造时势。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方，“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并在日后不断反嗝出消化不良的隔夜之气。但中国文化铸就的士人品格和淋漓元气，始终是值得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