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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之后，在中国土地上陆续出现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汪伪政府等几个伪政权。在这几个伪政权中，以殷汝耕建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势力最小，仅维持了一年半就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一出历史闹剧。
日本侵略者的“华北自治运动”
冀东伪政权的建立，是适应日本当局“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在1935年，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了冀察两省，察哈尔省的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由此，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从1935年4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9月，继梅津美治郎之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召集日本记者，散发了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计划成立“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组成联合自治体”，开始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广田三原则”中，日本重申了在华北寻求特殊体制的意向。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鉴于驻平津冀北察哈尔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掌握着平津地区这一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华北自治运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是以宋哲元为中心的，这一点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认可。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宋哲元，没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军在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二十九军就掀起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让本为杂牌军的二十九军一下子名震全国，成为著名的爱国部队。在日军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处境艰难，一度产生动摇思想。由于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拒绝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蒋承认华北自治的要求，而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外交部门担心英美的干涉，不主张以武力强制推行华北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没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里没有收获的情况下，为了首先在“华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阎、韩、商四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汝耕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的反奉事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殷汝耕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这才侥幸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军国主义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保持着穿和服、讲日语和手挽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长吴铁城委派，参与《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殷汝耕被亲日派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悦于日本方面而被去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也由此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财源。而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
对于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汝耕显得兴奋异常，欣然从命，决心远远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计。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饭店召开会议，秘密讨论“自治事宜”。土肥原到会给众汉奸打气。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布自治，殷汝耕马上表示会后就返回蓟密区公署所在地通州，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回忆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预祝成功吧！’”但是不巧，当时饭店中的香槟酒已卖光。于是专田盛寿建议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马上说：“用日本酒比香槟酒还好。”殷汝耕的汉奸奴才相，毕露无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当天，殷汝耕就召开了由蓟密、滦榆两区各区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汝耕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列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六大罪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但在和日本人商议之后，日本方面认为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规格不够，殷汝耕只好暂称“政府”。
同日，殷汝耕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称：“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以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九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18县（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12月15日，塘沽和大沽也被强行划入辖区。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下设七个处，即民政处兼秘书处（处长张仁蠡）、民政处（处长赵从懿）、建设处兼教育处（处长王厦材）、外交处（处长霍实）、保安处（处长董凤祥）、税务管理处（处长缺）、北宁路新榆段监理处（处长陆逑）、驻唐山办事处（处长殷体新）。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撤换，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匾。在武装力量上，伪政权共拥有保安队1.4万人，民团组织11.2万人。
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刚一成立，就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谴责。冀东人民对此极为愤慨，11月27日，伪“外交处长”霍实迫于民众压力，在北平宣布脱离伪政权。伪政权所辖的12个县的县长，也声明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径。
面对华北出现的危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南京政府要求河北省政府查办殷汝耕，并下令河北、平津当局不可承认冀东伪组织，但不可引起非军事区的纠纷。国民政府要求宋哲元除了对殷汝耕的行动给予注意外，对于其他的一切则要谨慎从事，随时请示，不可擅作主张。11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委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委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以显示对日军的“善意”。12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一批亲日分子加入了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方进行让步和作出重大妥协的产物。
11月25日，日军开始由关外向平津及关内调兵，27日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并鼓噪天津实行所谓的“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让殷汝耕感到有恃无恐。12月25日，根据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伪“政府”的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八人为参政。伪“政府”下设秘书处兼外交处、保安处三处及民政厅、建设厅兼教育厅、财政厅四厅。1936年5月，殷汝耕还成立了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发行额为830余万元。冀东伪政府中充斥着大批日本顾问，操纵整个伪政府。
同时，非军事区的保安队，也改变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下辖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张庆余、第二师师长张砚田、第三师师长李海天、第四师师长赵雷、第五师师长李允声。1937年2月，伪“满洲国”提供了500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变民团。冀东伪政府的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
“通州事件”与殷汝耕“自治政府”的瓦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奋起抗战。7月28日夜，南苑失陷、二十九军撤离北平。7月29日凌晨，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州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冀东保安队万余人宣布起义，向日本侵略者发起突然攻击。
冀东保安队原名河北特种警察部队。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于学忠抽调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特警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师长。第一、第二总队各辖两个区队，每一区队辖三个大队。张庆余率第一总队驻武清县，张砚田率第二总队驻沧县。第三、四总队，是把汉奸李济春从伪满带来的伪军收编后组成的；同时，把冀东土匪胡协五所部收编为第五总队。这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共只有八个大队，实力远在第一、第二总队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总队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分驻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不久，第五十一军调往西北。因为总队为地方特警，不算正规部队，故没有随五十一军同行。于学忠临离河北时，曾密召张庆余、张砚田等嘱咐：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同年7月，接替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府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殷汝耕兵力不多，于是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内部人事安排仍维持原状，归伪政权统辖。冀东保安队沦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张庆余等人感到惭愧，但没有勇气和伪政权决裂，于是密派信使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置此事。商震答说：“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既然国民党政府尚且允许冀东伪政权存在，张庆余等人也就以此为由聊以自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卖国投敌的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张庆余之子知道父亲在伪冀东政权中任职，认为这是附逆叛国，辱没祖宗，于是断然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许多冀东保安队官兵的亲友乡党，也都视他们为十恶不赦之徒。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和众叛亲离的局面下，张庆余、张砚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于形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暂时忍辱，等待时机反正。张庆余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曾对妻子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后看乃父的行动吧！”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庆余、张砚田派心腹向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也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张庆余等以“配合皇军”为名，使冀东保安队一万余人的队伍得以集结，为起义创造了条件。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日军在无法指挥保安队的情况下，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
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时机已到，决定7月28日夜里12时在通州起义。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
张庆余本想将殷汝耕当场处决，但部下有人说殷汝耕系何应钦和黄郛的亲信，派到他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有中央密旨，不宜擅自处死，最好押送交宋哲元转解中央处理为妥。因张庆余等人并不知道宋哲元已经率领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因此率领保安队起义后仍前往北平。将殷汝耕押送到北平城下后，日军将其解救。在通州起义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也被保安队活捉，后被击毙。
在战斗中，冀东保安队歼灭日军及日本浪人五百多名，有力地鼓励了华北军民的抗日斗志。冀东保安队离开通州后，前去追随二十九军。到达保定时，由于日军的袭击，只剩下四千余人。张庆余不久即被蒋介石召赴南京，委以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后来，张庆余被任命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职。但张庆余杀敌宿愿未遂，加以国民党派系倾轧，郁郁成疾，1946年退役赴天津定居，直至1963年9月18日去逝。
这次起义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彻底垮台。此后的殷汝耕，结束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1940年2月，殷汝耕任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旋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1月，殷汝耕任汪伪政权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任汪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收全部财产。1947年，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日本侵略者的“华北自治运动”
冀东伪政权的建立，是适应日本当局“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在1935年，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了冀察两省，察哈尔省的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由此，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从1935年4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9月，继梅津美治郎之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召集日本记者，散发了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计划成立“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组成联合自治体”，开始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广田三原则”中，日本重申了在华北寻求特殊体制的意向。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鉴于驻平津冀北察哈尔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掌握着平津地区这一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华北自治运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是以宋哲元为中心的，这一点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认可。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宋哲元，没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军在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二十九军就掀起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让本为杂牌军的二十九军一下子名震全国，成为著名的爱国部队。在日军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处境艰难，一度产生动摇思想。由于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拒绝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蒋承认华北自治的要求，而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外交部门担心英美的干涉，不主张以武力强制推行华北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没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里没有收获的情况下，为了首先在“华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阎、韩、商四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汝耕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的反奉事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殷汝耕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这才侥幸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军国主义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保持着穿和服、讲日语和手挽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长吴铁城委派，参与《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殷汝耕被亲日派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悦于日本方面而被去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也由此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财源。而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
对于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汝耕显得兴奋异常，欣然从命，决心远远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计。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饭店召开会议，秘密讨论“自治事宜”。土肥原到会给众汉奸打气。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布自治，殷汝耕马上表示会后就返回蓟密区公署所在地通州，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回忆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预祝成功吧！’”但是不巧，当时饭店中的香槟酒已卖光。于是专田盛寿建议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马上说：“用日本酒比香槟酒还好。”殷汝耕的汉奸奴才相，毕露无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当天，殷汝耕就召开了由蓟密、滦榆两区各区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汝耕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列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六大罪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但在和日本人商议之后，日本方面认为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规格不够，殷汝耕只好暂称“政府”。
同日，殷汝耕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称：“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以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九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18县（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12月15日，塘沽和大沽也被强行划入辖区。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下设七个处，即民政处兼秘书处（处长张仁蠡）、民政处（处长赵从懿）、建设处兼教育处（处长王厦材）、外交处（处长霍实）、保安处（处长董凤祥）、税务管理处（处长缺）、北宁路新榆段监理处（处长陆逑）、驻唐山办事处（处长殷体新）。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撤换，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匾。在武装力量上，伪政权共拥有保安队1.4万人，民团组织11.2万人。
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刚一成立，就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谴责。冀东人民对此极为愤慨，11月27日，伪“外交处长”霍实迫于民众压力，在北平宣布脱离伪政权。伪政权所辖的12个县的县长，也声明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径。
面对华北出现的危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南京政府要求河北省政府查办殷汝耕，并下令河北、平津当局不可承认冀东伪组织，但不可引起非军事区的纠纷。国民政府要求宋哲元除了对殷汝耕的行动给予注意外，对于其他的一切则要谨慎从事，随时请示，不可擅作主张。11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委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委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以显示对日军的“善意”。12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一批亲日分子加入了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方进行让步和作出重大妥协的产物。
11月25日，日军开始由关外向平津及关内调兵，27日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并鼓噪天津实行所谓的“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让殷汝耕感到有恃无恐。12月25日，根据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伪“政府”的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八人为参政。伪“政府”下设秘书处兼外交处、保安处三处及民政厅、建设厅兼教育厅、财政厅四厅。1936年5月，殷汝耕还成立了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发行额为830余万元。冀东伪政府中充斥着大批日本顾问，操纵整个伪政府。
同时，非军事区的保安队，也改变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下辖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张庆余、第二师师长张砚田、第三师师长李海天、第四师师长赵雷、第五师师长李允声。1937年2月，伪“满洲国”提供了500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变民团。冀东伪政府的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
“通州事件”与殷汝耕“自治政府”的瓦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奋起抗战。7月28日夜，南苑失陷、二十九军撤离北平。7月29日凌晨，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州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冀东保安队万余人宣布起义，向日本侵略者发起突然攻击。
冀东保安队原名河北特种警察部队。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于学忠抽调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特警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师长。第一、第二总队各辖两个区队，每一区队辖三个大队。张庆余率第一总队驻武清县，张砚田率第二总队驻沧县。第三、四总队，是把汉奸李济春从伪满带来的伪军收编后组成的；同时，把冀东土匪胡协五所部收编为第五总队。这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共只有八个大队，实力远在第一、第二总队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总队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分驻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不久，第五十一军调往西北。因为总队为地方特警，不算正规部队，故没有随五十一军同行。于学忠临离河北时，曾密召张庆余、张砚田等嘱咐：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同年7月，接替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府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殷汝耕兵力不多，于是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内部人事安排仍维持原状，归伪政权统辖。冀东保安队沦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张庆余等人感到惭愧，但没有勇气和伪政权决裂，于是密派信使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置此事。商震答说：“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既然国民党政府尚且允许冀东伪政权存在，张庆余等人也就以此为由聊以自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卖国投敌的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张庆余之子知道父亲在伪冀东政权中任职，认为这是附逆叛国，辱没祖宗，于是断然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许多冀东保安队官兵的亲友乡党，也都视他们为十恶不赦之徒。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和众叛亲离的局面下，张庆余、张砚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于形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暂时忍辱，等待时机反正。张庆余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曾对妻子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后看乃父的行动吧！”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庆余、张砚田派心腹向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也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张庆余等以“配合皇军”为名，使冀东保安队一万余人的队伍得以集结，为起义创造了条件。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日军在无法指挥保安队的情况下，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
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时机已到，决定7月28日夜里12时在通州起义。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
张庆余本想将殷汝耕当场处决，但部下有人说殷汝耕系何应钦和黄郛的亲信，派到他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有中央密旨，不宜擅自处死，最好押送交宋哲元转解中央处理为妥。因张庆余等人并不知道宋哲元已经率领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因此率领保安队起义后仍前往北平。将殷汝耕押送到北平城下后，日军将其解救。在通州起义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也被保安队活捉，后被击毙。
在战斗中，冀东保安队歼灭日军及日本浪人五百多名，有力地鼓励了华北军民的抗日斗志。冀东保安队离开通州后，前去追随二十九军。到达保定时，由于日军的袭击，只剩下四千余人。张庆余不久即被蒋介石召赴南京，委以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后来，张庆余被任命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职。但张庆余杀敌宿愿未遂，加以国民党派系倾轧，郁郁成疾，1946年退役赴天津定居，直至1963年9月18日去逝。
这次起义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彻底垮台。此后的殷汝耕，结束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1940年2月，殷汝耕任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旋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1月，殷汝耕任汪伪政权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任汪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收全部财产。1947年，殷汝耕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