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宣布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时，总会引发中国对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迫切希望，有人将之称为“诺贝尔焦虑”。这种焦虑折射出来的是；希望以此来为本国的经济实力匹配坚实的技术力量，并再次强调中国的创新能力。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及造纸术——就是很好的例子。
　　尽管今年依然没有中国人斩获奖项，中国却也通过各种联系参与了庆祝。上周宣布的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托马斯·祖德霍夫是斯坦福医学院的一位分子与细胞生理学教授，也是陈路的丈夫。陈路是中国一位备受瞩目的神经学家。其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欢呼雀跃地欢庆这位中国女婿得奖，中国好歹也沾了光。
　　2008年，一家中国媒体颇为激动地庆祝了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尽管他是生长在美国的公民，但同时也是中国“空间探测项目之父”钱学森的侄子。华裔人士确实获得了很多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但一个刺眼的事实是：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与李政道在移民美国之前都曾在国立西南联大读书，这个学校在二战期间于云南昆明成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组合而成。丁肇中（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李远哲（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崔琦（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高锟（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奖）都是从台湾或香港高中或本科毕业后甚至在研究生阶段移居到美国或英国的。朱棣文（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和钱永健一样，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近年来，杨振宁多次遗憾地表示中国大陆近20年是不太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而在今年奖项揭晓的前一周，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曾自信地预测中国10年内获诺贝尔科学奖将是家常便饭。
　　这两种预测可能都过于自信了。照目前的发展状况，即使是20年后，中国都不一定能得奖。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仍然没有接近得奖的态势，也没有崭露头角的重要发现。
　　15年前，一些在中国科学界处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告诉我，在改革开放以后离开土生土长的中国去西方深造的那些科学家中，将很快有人获得诺奖。尽管华人得诺奖是好事，但他们内心十分担心这件事的真正发生，因为它将证明，离开中国去海外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样的情景有待我们见证。对此，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倒是有另外一个相反的推论。他说，无论你是在哪儿学习，哈佛、耶鲁、牛津或剑桥，如果你人生的前12年是在中国学校里度过的，那么你就与诺贝尔科学奖绝缘了。你的独立性、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都会被中国的教育体制给抹杀。这个体制将学生与老师捆绑在了一起。老师就如一位严父，是不可被挑战的权威角色。这种要求人们不去质疑长辈的顺从精神，已经成为科研创新的一大阻碍。
　　诺奖的获得，需要一个科研团队、机构乃至一国的科研传统的深厚积淀。但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建立优秀的研究传统。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科学家仅仅能够在过去的35年间专心致志做研究，因此，他们的努力还需要一定时间来转换成世界级的科学成就。
　　另一种问题是人才的缺乏。中国的优秀科学家本来就为数不多，由于人才的匮乏，这些人便常常由科研转入行政岗位。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儒家思维熏陶下，一些优秀科学家认识到，他们可藉此来获取稀缺的资源，因此也十分乐意离开实验室，从而远离了真正的科研。
　　此外，国内科学界也缺乏活力，一些功成名就后回国的科学家们因此灰心。杨振宁曾说过，如果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回到中国，是不太可能获诺贝尔奖的。
　　中国对本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追求，与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和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功用类似，中国发现，如果能够在全球科学舞台上也取得成功，将是向世界宣告自己从边缘角色转变成中心的又一途径。
　　但是，获得诺贝尔奖与赢得奥运金牌性质完全不同。对诺奖的追寻，无法效仿那些只需倚赖自上而下的计划、整合资源就能赢得金牌的运动项目，它需要社会全面、持续、稳定地营造一个适合一流科学研究与人才成长的大环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诺奖的遗憾还将一直困扰着中国人。
　　（译/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