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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是人民解放军进军全中国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来自苏、美、英等国的国际因素，对新疆、西藏、台湾等边疆地区的解放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因素及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朝鲜问题演变的情况，确定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调整计划提早解放新疆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加快了解放全中国的步伐。6月12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表明，可在1949年年底解放15个省。
接着，毛泽东对其余省区的解放进程作出安排：“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不过，他特别提出了台湾、西藏的解放日程安排，说：“台湾孤立在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至于西藏，虽然第二野战军占领川黔之后“准备下一步骤——占领西康和西藏”，但是西藏的“局势特殊，明年可能还不能解决”。
在台湾、新疆、西藏3省中，中共特别强调了台湾的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能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航商业界。”
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斯大林在6月27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再次强调：“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
为了促使人民解放军提早进军新疆，斯大林还表态道：“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尽管如此，中共在当时仍然考虑优先解放台湾。7月4日，刘少奇递交《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提出：“去占领新疆的最大的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自可大为提早”。
斯大林则继续强调应“提早占领新疆”。最终，毛泽东调整了计划。他先于7月23日指示彭德怀：由于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须立即进军西北数省区，如此“则有可能于冬季即占领迪化（即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
苏联之所以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提早解放新疆，是因为担心美国以插手新疆为手段在中亚一带打上一个楔子，威胁苏联的利益。同时，美国还策动青海之马步芳、宁夏之马鸿逵等退到新疆，与新疆分裂分子联合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这种情形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统一。于是，中共决定在1949年内解放新疆，而1950年下半年解放台湾也已经开始提上日程。
加快解放西藏步伐，推迟解放台湾
在中共决定提早解放新疆的过程中，美国曾插手西藏问题。1949年4月12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致电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如果共产主义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就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少数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被分离，缅甸的共产主义势力很强，共产主义正在渗入新疆和内蒙古。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战略上，西藏的地位都显得重要。”7月8日，噶厦分裂分子制造“驱汉事件”。接着，美国人劳威尔·汤姆斯于8月入藏活动。
美國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在10月8日致艾奇逊电中认为：虽然“共产主义者很快就会对除了边缘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行使有效统治”，但是“1949年冬，西藏或许是安全的”。由此，西藏问题严重起来，引起中共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苏联也对西藏问题关注起来。苏杂志《新时代》专门发表文章，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插手西藏问题，指出：“驱汉事件”是以侵藏急先锋之一的黎吉生为代表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的，“目的是事先准备口实，以使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这块领土之‘独立’，使它在国民党政体瓦解后，保持在自己的手中”。
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分子汤姆斯入藏，同黎吉生策划“驱汉事件”一样，“带着如此非礼的和无耻的性质”，美国报刊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自主独立的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组织的请求，可予达赖喇嘛政府以‘军事援助’”。
在此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加快了解放西藏的步伐。毛泽东在1949年11月23日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电中，具体指出了进军日期：“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
美、英、法三国巴黎“会诊”
西方各国密切关注中共在西藏、台湾和朝鲜问题上的动向。1949年8月3日、4日，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代表在巴黎进行“会诊”。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搁置西藏不谈”，专门分析人民解放军对台湾、朝鲜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但是，1950年6月25日至8月25日朝鲜两个月的作战，证明了朝鲜人民军“很快地解放全朝鲜”的“原来设想的第一种情况已经过去”，中共“不能不设想第二种情况，即战争的长期化”。因此不能不考虑“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朝鲜局势更加严峻。如何正确处理解放西藏、台湾与支援朝鲜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问题摆在中共面前。
9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朝鲜问题的立场：“现在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并最后消灭中国反动匪徒的巢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由于美国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东北边疆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认识到在远东格局已演变成一体的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解决台湾问题，只能先入朝参战，保卫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此外，中共还担心美国“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
打开西藏和平解放大门的昌都战役的发起日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确定的。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越过“三八线”之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8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24日，昌都战役结束。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前进，把三百万藏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巩固中国西部的国防。”
综上所述，对于解放全中国，尽管毛泽东特别思考了陆上边疆——新疆、西藏和海上边疆——台湾的解放问题，计划在1949年解放台湾，在1951年解放新疆、西藏，但是，由于国际因素和中国各边疆地区安全之关系，适时地调整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部署，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确保了国家的安全。
（《百姓生活》2017年10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08期）
调整计划提早解放新疆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加快了解放全中国的步伐。6月12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表明，可在1949年年底解放15个省。
接着，毛泽东对其余省区的解放进程作出安排：“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不过，他特别提出了台湾、西藏的解放日程安排，说：“台湾孤立在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至于西藏，虽然第二野战军占领川黔之后“准备下一步骤——占领西康和西藏”，但是西藏的“局势特殊，明年可能还不能解决”。
在台湾、新疆、西藏3省中，中共特别强调了台湾的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能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航商业界。”
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斯大林在6月27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再次强调：“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
为了促使人民解放军提早进军新疆，斯大林还表态道：“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尽管如此，中共在当时仍然考虑优先解放台湾。7月4日，刘少奇递交《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提出：“去占领新疆的最大的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自可大为提早”。
斯大林则继续强调应“提早占领新疆”。最终，毛泽东调整了计划。他先于7月23日指示彭德怀：由于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须立即进军西北数省区，如此“则有可能于冬季即占领迪化（即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
苏联之所以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提早解放新疆，是因为担心美国以插手新疆为手段在中亚一带打上一个楔子，威胁苏联的利益。同时，美国还策动青海之马步芳、宁夏之马鸿逵等退到新疆，与新疆分裂分子联合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这种情形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统一。于是，中共决定在1949年内解放新疆，而1950年下半年解放台湾也已经开始提上日程。
加快解放西藏步伐，推迟解放台湾
在中共决定提早解放新疆的过程中，美国曾插手西藏问题。1949年4月12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致电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如果共产主义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就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少数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被分离，缅甸的共产主义势力很强，共产主义正在渗入新疆和内蒙古。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战略上，西藏的地位都显得重要。”7月8日，噶厦分裂分子制造“驱汉事件”。接着，美国人劳威尔·汤姆斯于8月入藏活动。
美國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在10月8日致艾奇逊电中认为：虽然“共产主义者很快就会对除了边缘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行使有效统治”，但是“1949年冬，西藏或许是安全的”。由此，西藏问题严重起来，引起中共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苏联也对西藏问题关注起来。苏杂志《新时代》专门发表文章，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插手西藏问题，指出：“驱汉事件”是以侵藏急先锋之一的黎吉生为代表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的，“目的是事先准备口实，以使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这块领土之‘独立’，使它在国民党政体瓦解后，保持在自己的手中”。
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分子汤姆斯入藏，同黎吉生策划“驱汉事件”一样，“带着如此非礼的和无耻的性质”，美国报刊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自主独立的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组织的请求，可予达赖喇嘛政府以‘军事援助’”。
在此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加快了解放西藏的步伐。毛泽东在1949年11月23日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电中，具体指出了进军日期：“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
美、英、法三国巴黎“会诊”
西方各国密切关注中共在西藏、台湾和朝鲜问题上的动向。1949年8月3日、4日，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代表在巴黎进行“会诊”。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搁置西藏不谈”，专门分析人民解放军对台湾、朝鲜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但是，1950年6月25日至8月25日朝鲜两个月的作战，证明了朝鲜人民军“很快地解放全朝鲜”的“原来设想的第一种情况已经过去”，中共“不能不设想第二种情况，即战争的长期化”。因此不能不考虑“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朝鲜局势更加严峻。如何正确处理解放西藏、台湾与支援朝鲜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问题摆在中共面前。
9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朝鲜问题的立场：“现在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并最后消灭中国反动匪徒的巢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由于美国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东北边疆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认识到在远东格局已演变成一体的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解决台湾问题，只能先入朝参战，保卫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此外，中共还担心美国“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
打开西藏和平解放大门的昌都战役的发起日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确定的。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越过“三八线”之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8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24日，昌都战役结束。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前进，把三百万藏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巩固中国西部的国防。”
综上所述，对于解放全中国，尽管毛泽东特别思考了陆上边疆——新疆、西藏和海上边疆——台湾的解放问题，计划在1949年解放台湾，在1951年解放新疆、西藏，但是，由于国际因素和中国各边疆地区安全之关系，适时地调整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部署，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确保了国家的安全。
（《百姓生活》2017年10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