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父亲：
　　您最近问我，我为什么说怕您。我现在试图以笔代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您看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您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儿女，尤其为了我，牺牲了一切，我才得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什么也不用操心；您要求我们至少亲近点，我却一直躲着您，埋头书本，躲到玄之又玄的思想里，躲到一帮疯疯癫癫的朋友那里；我从未对您倾吐过肺腑之言，对生意及您的其他事漠不关心。您虽然没有直说我品行不端，但指责我冷漠、疏远、忘恩负义。您这般指责我，仿佛这都是我的错，而您没有丝毫过错，即使有，也是错在对我太好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您造成的。假如您是我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唯独作为父亲，您对我来说太强大了，而我又太弱，实在承受不了。我小时候很胆小，当然，我肯定还很倔，母亲肯定也很溺爱我，可我不认为自己特别难调教。我不相信，一句和善的话、一次不动声色的引导、一个鼓励的眼神不能使我乖乖地顺从。您只按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这种方式之所以很合您的心意，是因为您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孩。
　　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一天夜里，我哭哭啼啼地要水，大概是为了怄气，您严厉警告了我好几次都没能奏效。于是，您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我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当时，为了让我安静下来，可能确实别无他法，我不过是想借这件事说明您的教育方法及它对我的影响。从此以后，我确实变乖了，可心里有了创伤。此后好几年，我总觉得我的父亲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他面前，我就是这么渺小。
　　在我面前，您在精神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您，我丧失了自信。我的所有思考都处在您的重压之下。我这里并不是指什么高深的思想，而是指小时候的任何一个小举动。只要我为某件事满心欢喜，一心念着它，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得到的回答便是“我还见过更棒的呢”或“我可没这份闲心”！我当然不能要求您为孩子的每件芝麻小事而兴高采烈，问题在于您总是非得让孩子失望不可。我始终想不明白，您怎么丝毫感觉不到您的话和您的评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呢？
　　小时候，您对我的大声嚷嚷简直就是天条。它们一直是我评判世界最重要的手段，可您本人根本经不起这种评判。您食欲旺盛，喜欢吃得快，因此，孩子也必须赶紧吃，餐桌上悄无声息，打破寂静的只有您的规劝声“先吃饭，后说话”，或者“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不准我们咬碎骨头，您却可以。不准我们咂咂地啜醋，您却可以。父亲，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之所以使我感到压抑，只是因为您——我心中衡量万物的尺度——自己并不遵守为我立下的许多戒律。
　　幸运的是，我们的生活也有温情的一面。这种情形很罕见，却妙不可言。特别是当我看见：盛夏的中午，您在店铺里吃完饭后，疲惫地打个盹儿，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星期天，您精疲力竭地赶回家；母亲身患重病时，您哭得浑身打战；我上次生病时，您蹑手蹑脚地在门外伸长脖子看躺在床上的我，怕打搅我，只挥挥手表示问候。每当这时，我便幸福地哭起来。此刻，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顺便说一句，这种和善的印象久而久之，只加重了我的内疚，使我感到世界更加不可理解。
　　在我眼里，您具有所有暴君都具备的神秘莫测。确实，您没有真正打过我。可是您的叫嚷，您涨得通红的脸，对我来说比真打我更可怕。您明确说过，我好多次都该挨打的，每次都因为您的恩赐而幸免，这又只会使我感到强烈的内疚。在各方面，我都对您有负疚感。
　　事实上，我所有的写作都围绕着您，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到您怀里哭诉的话。以上这些反驳只是出自我的笔下，我认为，经过这一辩驳，我们会活得轻松些，也会死得从容些。
　　（摘自《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图/马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