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翻译忠实问题一直是现代翻译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就“忠实”引发的争论似乎也未曾停止。在传统译论中，“忠实”一直被视为翻译的唯一标准。那到底“忠实”是不是翻译的唯一标准？译作是否一定要忠实原作呢？本文作者从中西文化差异和西方翻译学派对翻译标准的进一步认识这两方面来论证传统译论中把“忠实”作为翻译的唯一标准的缺陷和不足。
关键词：忠实 翻译标准 译作 原作
1. 前言
翻译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不少名家都曾阐述过翻译的标准。支谦曾提出“美言不信，信言不美”；道安曾说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害游字”；唐玄奘也曾提出翻译“须求实，又须喻俗”，即“通顺，忠实”的原则；清代严复在他的《天演论》中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鲁迅先生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以及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三美”；刘重德的“信达切”和黄耀明的“透化风”等等。这些形形色色旨在阐述翻译标准的定义，多多少少都跟“忠实”扯上了关系。也就是说，“忠实”成了探索翻译标准的关键词，随着这一观念的反复灌输，“忠实”已经成了进行翻译的理论基础。
译作一定要忠实原文吗？随着译者对翻译现象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渐渐发现，“忠实”这个被传统译论视为译作之基础的标准已越发不堪重负，无法解释翻译活动中丰富多彩的现象。申雨平将这种规范性定义解释为“预先捆住了研究者自己的手脚，不能对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描写和解释”。（申雨平，1999）本文作者试着从中西文化差异以及西方翻译学派对翻译标准的进一步认识两方面论证传统译论之“忠实”标准的缺陷。
2. 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促使了译者在翻译操作中的“不忠”
国家大师钱穆先生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审视和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个性差异后指出：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有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蒋磊，2000）。中西文化所表现的不同个性特征，进而影响各自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必然会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衍生出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至心理、性格上的种种不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文化。浸沐于两种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中西译者，他们对翻译的基本见解和看法常表现出相当的不同，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标准常常有不尽相同的见解。针对各种不同的翻译标准，杨晓荣就曾指出：“翻译标准一般应来自论者（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认为翻译是复制者必强调‘信’，认为翻译是艺术再创造者必强调译文的美学价值，持‘对话论’者必然重视接受。”（司显柱，2005）不同的翻译标准必然表现于译者在具体翻译操作中的不同侧重，或“忠实”抑或“不忠”。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译者很难对非母语的文化做出全面、系统和公正的判断。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一味地遵守“忠实”原则。何时，何地，针对何种类型的文本和受众，为了达到何种目的，该采取何种的翻译标准，译者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作者引用以下两个例子为例：
例1，布什在对恐怖主义发表言论时，说“you can run， but you can never hide.” 有人把它翻译成“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中国人固然觉得此翻译很正常，但美国人可就犯难了，他们可不懂什么是和尚，什么是庙，他们可能更愿意使其翻译成“你们可以逃跑，但跑是跑不掉的”。因此，在进行语言转换之前，中美文化的差异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
例2，有人评价上海人是“精明而不聪明”，有的人把它译成“people of Shanghai are clever but not wise.”但有人认为“people of Shanghai are penny wise but pound foolish. ”的译法更精确。就是说上海人对分币的事情斤斤计较，而在大利益上就比较迟钝。
通过比较以上两个例子，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例1在翻译中采用了“忠实”原则，而例2又不“忠实”了呢？既然“和尚”、“庙”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跟美国相差太大，难道上海人手头有许多英国人所固有的“便士”、“英镑”就跟中国文化相差不大吗？道理很简单，其实英美人并不怎么在乎“中国人的庙宇，和尚”以及“中国人怎么也有便士，英镑”之类的文学问题，就如同中国人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现代西方的“情人”跟古代中国的“西施”有何瓜葛呢？这是没有理由可解释的。其实大家都彼此心知肚明，只要大家心里明白就好了。类似的例子在以下的翻译中尤为明显：中国人喜欢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翻译成“Even the cleverest wife can 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还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常被译成“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世上都晓神仙好”则被译为“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3. 以“文化转向”为特征的西方翻译理论消解了译作对原作之“忠实”的千古定律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学科。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超越了从原文到译文这一狭隘视野，开始转向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谢天振，2001）。也就是说，翻译是多维的，对其标准的探索亦不能局限在“忠实”这一狭小的圈子里，而必须放眼四海。
20世纪7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中翻译是一项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互动的过程，原语作者的认知环境和译者的认知环境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他们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默契，而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能力也不尽相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认为原作的“意义”是不定的，“意义”不是存在于原作中，而是在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在读者通过原作与作者的“对话”进程中生成的。由于读者介入原文时的“先有，先在，先认”的和理解力的差别，同一文体，对不同的读者就是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部《红楼梦》，一千个人看会有一千个不同的贾宝玉。鲁迅也指出，一部《红楼梦》，经济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描写学派的重要人物玛丽娅·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也曾指出：“翻译就其本质，只能是一种部分翻译，忠实地再现原文所有信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她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解释：第一，原文和译文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这两种语言系统有着不尽相同的语言特点，当原文译成译文时，很难保证原文的特征在译文中也能得到体现；第二，两种语言所属的文化系统也存在着差异，当译者不了解原文的文化因素时，必须或多或少地改动原文；第三，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信息负载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他们对原文和译文的理解也绝不会达到吻合。以上三点也证明了“完全忠实”神话的终结。
事实上，当代西方一些主流翻译派别对于传统译论中主张的“忠实”观念都提出了格格不入的主张，这里作者不一一列举，这些新的见解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翻译理论认识上的深入，也更凸显“忠实”标准之缺陷与不足。
4. 结语
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理论或标准是十全十美的，“忠实“这一标准亦是如此。当然，我们在此探讨“忠实”标准并非是要完全否定传统译论中的“忠实论”，而是希望从相关的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给忠实或非忠实的翻译提供一些合理的翻译理论指导和解释。王东风在《解构“忠实”》一文中曾写到：“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准确的翻译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近真”，而不可能同真或忠实”。由此可见，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完全忠实是不可能的，翻译只能从某种程度上在传意功能方面力求尽量与原文接近，达到相对“忠实”。译者应该尽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文本和受众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手法，而不可一味地追求“忠实”。
参考文献：
［1］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1988.
［2］Susan Bassnet & Andre Lefevere. A Preface to Comtempory Translation studies［M］. by Gentzler，Edwin.New York：Routledge， 1998.
［3］陈刚. 翻译观与翻译实践应是统一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8).
［4］胡德香.也谈“竞赛论”和“忠实论”［J］.外语教学，2001，(5).
［5］蒋磊.英汉习语的文化关照与对比［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6］司显柱.译作一定要忠实原作吗［J］.上海科技翻译，2002，(4).
［7］司显柱.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
［8］申雨平.描写学研究内外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
［9］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
关键词：忠实 翻译标准 译作 原作
1. 前言
翻译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不少名家都曾阐述过翻译的标准。支谦曾提出“美言不信，信言不美”；道安曾说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害游字”；唐玄奘也曾提出翻译“须求实，又须喻俗”，即“通顺，忠实”的原则；清代严复在他的《天演论》中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鲁迅先生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以及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三美”；刘重德的“信达切”和黄耀明的“透化风”等等。这些形形色色旨在阐述翻译标准的定义，多多少少都跟“忠实”扯上了关系。也就是说，“忠实”成了探索翻译标准的关键词，随着这一观念的反复灌输，“忠实”已经成了进行翻译的理论基础。
译作一定要忠实原文吗？随着译者对翻译现象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渐渐发现，“忠实”这个被传统译论视为译作之基础的标准已越发不堪重负，无法解释翻译活动中丰富多彩的现象。申雨平将这种规范性定义解释为“预先捆住了研究者自己的手脚，不能对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描写和解释”。（申雨平，1999）本文作者试着从中西文化差异以及西方翻译学派对翻译标准的进一步认识两方面论证传统译论之“忠实”标准的缺陷。
2. 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促使了译者在翻译操作中的“不忠”
国家大师钱穆先生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审视和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个性差异后指出：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有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蒋磊，2000）。中西文化所表现的不同个性特征，进而影响各自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必然会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衍生出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至心理、性格上的种种不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文化。浸沐于两种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中西译者，他们对翻译的基本见解和看法常表现出相当的不同，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标准常常有不尽相同的见解。针对各种不同的翻译标准，杨晓荣就曾指出：“翻译标准一般应来自论者（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认为翻译是复制者必强调‘信’，认为翻译是艺术再创造者必强调译文的美学价值，持‘对话论’者必然重视接受。”（司显柱，2005）不同的翻译标准必然表现于译者在具体翻译操作中的不同侧重，或“忠实”抑或“不忠”。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译者很难对非母语的文化做出全面、系统和公正的判断。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一味地遵守“忠实”原则。何时，何地，针对何种类型的文本和受众，为了达到何种目的，该采取何种的翻译标准，译者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作者引用以下两个例子为例：
例1，布什在对恐怖主义发表言论时，说“you can run， but you can never hide.” 有人把它翻译成“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中国人固然觉得此翻译很正常，但美国人可就犯难了，他们可不懂什么是和尚，什么是庙，他们可能更愿意使其翻译成“你们可以逃跑，但跑是跑不掉的”。因此，在进行语言转换之前，中美文化的差异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
例2，有人评价上海人是“精明而不聪明”，有的人把它译成“people of Shanghai are clever but not wise.”但有人认为“people of Shanghai are penny wise but pound foolish. ”的译法更精确。就是说上海人对分币的事情斤斤计较，而在大利益上就比较迟钝。
通过比较以上两个例子，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例1在翻译中采用了“忠实”原则，而例2又不“忠实”了呢？既然“和尚”、“庙”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跟美国相差太大，难道上海人手头有许多英国人所固有的“便士”、“英镑”就跟中国文化相差不大吗？道理很简单，其实英美人并不怎么在乎“中国人的庙宇，和尚”以及“中国人怎么也有便士，英镑”之类的文学问题，就如同中国人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现代西方的“情人”跟古代中国的“西施”有何瓜葛呢？这是没有理由可解释的。其实大家都彼此心知肚明，只要大家心里明白就好了。类似的例子在以下的翻译中尤为明显：中国人喜欢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翻译成“Even the cleverest wife can 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还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常被译成“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世上都晓神仙好”则被译为“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3. 以“文化转向”为特征的西方翻译理论消解了译作对原作之“忠实”的千古定律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学科。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超越了从原文到译文这一狭隘视野，开始转向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谢天振，2001）。也就是说，翻译是多维的，对其标准的探索亦不能局限在“忠实”这一狭小的圈子里，而必须放眼四海。
20世纪7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中翻译是一项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互动的过程，原语作者的认知环境和译者的认知环境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他们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默契，而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能力也不尽相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认为原作的“意义”是不定的，“意义”不是存在于原作中，而是在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在读者通过原作与作者的“对话”进程中生成的。由于读者介入原文时的“先有，先在，先认”的和理解力的差别，同一文体，对不同的读者就是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部《红楼梦》，一千个人看会有一千个不同的贾宝玉。鲁迅也指出，一部《红楼梦》，经济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描写学派的重要人物玛丽娅·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也曾指出：“翻译就其本质，只能是一种部分翻译，忠实地再现原文所有信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她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解释：第一，原文和译文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这两种语言系统有着不尽相同的语言特点，当原文译成译文时，很难保证原文的特征在译文中也能得到体现；第二，两种语言所属的文化系统也存在着差异，当译者不了解原文的文化因素时，必须或多或少地改动原文；第三，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信息负载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他们对原文和译文的理解也绝不会达到吻合。以上三点也证明了“完全忠实”神话的终结。
事实上，当代西方一些主流翻译派别对于传统译论中主张的“忠实”观念都提出了格格不入的主张，这里作者不一一列举，这些新的见解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翻译理论认识上的深入，也更凸显“忠实”标准之缺陷与不足。
4. 结语
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理论或标准是十全十美的，“忠实“这一标准亦是如此。当然，我们在此探讨“忠实”标准并非是要完全否定传统译论中的“忠实论”，而是希望从相关的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给忠实或非忠实的翻译提供一些合理的翻译理论指导和解释。王东风在《解构“忠实”》一文中曾写到：“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准确的翻译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近真”，而不可能同真或忠实”。由此可见，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的完全忠实是不可能的，翻译只能从某种程度上在传意功能方面力求尽量与原文接近，达到相对“忠实”。译者应该尽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文本和受众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手法，而不可一味地追求“忠实”。
参考文献：
［1］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LTD，1988.
［2］Susan Bassnet & Andre Lefevere. A Preface to Comtempory Translation studies［M］. by Gentzler，Edwin.New York：Routledge， 1998.
［3］陈刚. 翻译观与翻译实践应是统一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8).
［4］胡德香.也谈“竞赛论”和“忠实论”［J］.外语教学，2001，(5).
［5］蒋磊.英汉习语的文化关照与对比［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6］司显柱.译作一定要忠实原作吗［J］.上海科技翻译，2002，(4).
［7］司显柱.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
［8］申雨平.描写学研究内外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
［9］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