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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相府在众多的山西大院中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它与众多以姓氏命名的大院不同，也没有用它原本的名字“亭午山村”，而是选择了皇城相府来作为景点的名称。皇城相府的官宅意味颇浓，但它不只是一座相府，而是一个官商混杂的大家族聚居建筑群落。相府这一称谓也不尽属实，因为清朝不设宰相一职。而相府前加上定语“皇城”，本义指为晋城皇城村的相府。但村字的去除，让皇城脱离了村落名称的专有语义，让这两个字原本的意义彰显出来，仿佛真是皇帝的居所。这种命名对词语所指进行抽离造成了一种能指的狂欢。未抵达者除了少数人知道皇城本义是指这个村庄之外，更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能指的狂欢，即这个景点拥有了两种风景，即相府和皇城的叠加。于是一种富丽堂皇的景象便从望文生义者脑中涌现。皇城相府的命名，有一种强烈的修辞色彩，也是这个时代商业营销中名实分离的手法。
这种名实之间的错位或分离不仅是现代旅游业所独有，在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名实分离就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古代乡土社会是一个变化极慢的社会，从春秋战国诞生了思想界百家争鸣后，就在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节奏上走了两千余年。思想的定于一尊，使后世只能在注释中谋求思想的变动和社会的适应。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注释的方式引起了名与实的错位与分离，也为后世思想发展提供了变通的途径。在表面的无违之下，社会思想随着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而当今社会之中，名实分离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皇城相府的名实分离并不算严重，更不能算离谱，只能算是一种话语修辞。这一方面体现在陈廷敬确实官至一品，相当于宰相，康熙皇帝也确实两次下榻这里。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筑本身的规模和奢华程度。抵达皇城相府的游人，的确会惊叹于它的庞大、奢华，即使知道此皇城非彼皇城，也不会觉得是被一种文字游戏所欺骗，甚至愿意将皇城当成一种比喻。在众多被称为“民间紫禁城”的山西大院中，皇城相府的官宅性质更加突出，而比其他大院有与紫禁城更多的相似之处。
要了解这些建筑群落，首先要了解的，是在其中居住的人。而这些人中首先要了解的是陈廷敬。康熙不仅在这个臣属的家中留宿，也留下了对陈廷敬的评价。皇城相府御书楼上的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就不仅仅是景物描写，也蕴含着对陈廷敬功绩和人格的褒扬。陈廷敬去世之后，康熙皇帝更称赞他为“宽大老成，几近完人。”
被皇帝称为几近完人，当然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以儒家价值体系来衡量，陈廷敬确乎做到了。他历任经筵讲官（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在任职期间，他曾经主持过钱币改革，吏治改革，整顿贪污，为国家举贤选能。在担任众多显要官职的同时，他还保持清廉，《清史稿》给他以“清勤”的评价。他个人著述也颇丰厚，有五十卷《午亭文编》收入《四库全书》，还有《午亭山人第二集》三卷等作品。当代作家王跃文曾这样评价过他：“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这个看似毫无弱点的官员，可谓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陈廷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典范的高度，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因素，康熙一朝政治环境的相对清明，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可以从他和他的家族聚居的这个建筑群落中寻找。而这个独特而古老的空间可以告诉我们的，比这些还要多。
要了解这些古老的建筑，首先需要遵从建筑本身规划好的进入方式、程序和观看的角度，其中仰望是运用最多的视角。视觉具有天生的政治性，朱大可主编的《文化批评》一书就认为目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而仰望所表达的就是崇拜与臣服。仰视是皇城相府许多建筑在修建之初就已经定下的观看方式，后来修建的建筑也不断对这种视觉政治进行呼应。如大门外御书楼上的午亭山村牌匾。这是康熙亲自手书的牌匾，是整个宅院地位的标志。陈廷敬的三子陈壮履为了突出这个牌匾而特地在原有大门外修建了御书楼，借由政治来塑造仰视，也用仰视来彰显权力。进入大门之后，直接相对的牌楼，同样需要仰望。不用看牌楼上的内容，仅仅是它的形制就让人产生崇高之感。牌坊为四柱三楼式，结构宏大，纹饰精美：定枋上是仿木构屋檐，正脊两端设吻兽，脊刹饰麒麟，从下枋到中枋、花枋都浮雕了二龍戏珠等各种图案。而更吸引人眼光的在这些精美的雕饰之外，是各枋间的牌匾和字牌，纵向达四五层，十余块字牌层层叠叠，镌刻着陈氏族人所取得的功名。牌坊作为封建社会一种表彰体制，本就是一种让人仰望的建筑。它的形式来源于棂星门，是门的一种变体，下方可供人通行，内容和形式变化主要集中在上方。形式美也主要为了突出内容，即匾额上的文字。大多牌坊的文字不多，陈家的这个牌坊文字却占据了上方大半面积。原本颇具形式美的牌坊成为一种文字的奇观，就像一种文化上的炫富。陈廷敬因为官居要职，祖上五世都获得了康熙皇帝追授的官职，都在上面一一列出。牌坊就像一种“名”的放大机制，而背后的实却不尽相同。事实上，陈氏家族的商业成就同样斐然，但重农抑商和官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让这些成就在牌坊上隐形。对一个家族来说，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名实分离。这种意识形态操作在诸多建筑文本上有所体现，就像外城建筑命名为中道庄，就是一个官宅对儒家中庸意识形态话语的热烈迎合。
在这种官宅的意义氛围中，相府中大多数宅院大门都需要仰望。因为大门不仅是功能性的，还是象征性的，门第一词至今仍然与门有着词源上的联系。在皇城相府中，最需仰望的当然是陈廷敬府邸的大门，门上高悬着大学士第的匾额。陈廷敬为官五十余年，担任过十余个官职，官衔最高的，就是翰林院大学士了，为正一品。这个品衔的高度也须要空间高度来体现。但进入这个高大堂皇的大门之后，二门并未出现，迎面是一个撇山影壁。影壁墙上雕刻着麒麟一样的古兽，象征着宅主的官员身份。二门就在影壁墙的旁边，也就是说，二门与大门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其后几进院落依然有中轴线，与二门相对应。这是与常规相违背的做法。事实上，中轴线在中国传统建筑里，不仅是美学线，也同样是权力线，更与皇家权力息息相关。朱大可在《江南园林的折叠时空》中写道：“毫无疑问，中轴线就是拉长的皇帝意志，划出皇权的逻辑起点。”他还写道“皇家建筑师们洞悉中轴线和权力的逻辑关系。”在康熙皇帝身边做了大半辈子臣子的陈廷敬同样懂得中轴线和权力的逻辑关系。有了对这中轴线的避让，即使其精美奢华程度可以和故宫中的建筑相比肩，在政治上，它也拥了豁免权。如果说帝制时代对皇帝姓名的避讳是一种言语避讳，那么，这就是一种空间避讳。我曾经见过与陈府精美奢华程度相媲美的山西大院，并没有避中轴线之讳，应该因为它们的主人是商人。只有对于陈廷敬这位重要官员来说，这种避讳才有意义。这应该是康熙皇帝两次来此，并住在陈廷敬府上而未对它的奢华有所异议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皇权体制下的臣子，对于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理解是必要的功课。陈廷敬就是依靠对建筑空间的巧妙处理，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权力。 这体现在二门后建筑的奢华之中。为官宅，大学士第也是前堂后院的结构。一进院落的正厅是陈廷敬办公及接待宾客之所，其上高悬点翰堂的匾额。这是康熙御笔所题，表彰陈廷敬多次担任国家科考主考官的功绩。除了点翰堂的匾额，还有许多匾额和对联一起构成了对陈廷敬功绩的颂扬之词。如朱大可所言：“题写最初是皇帝宣喻权力的方式，以后却受到士大夫的热烈效仿。题写也是存在的证明。”康熙皇帝通过题写宣喻了权力，陈廷敬又通过题写进一步宣喻了这种权力，以和皇帝的题写相呼应。因为这些匾额和对联的不断题写，一个京城之外的官宅获得了权力的存在感和证明。
点翰堂之后的院落为住宅区域。二进院落原为陈廷敬的书斋，但因为康熙皇帝曾在第三进院落中居住，所以这进院落中也包含了陈廷敬的寝居之所。因此，二进院落不仅建筑规格与前院不同，对联内容也有所改变，不再是坚硬的政治口吻，而变为颇具文人气质的诗性话语。如“晴雪寒梅皆诗画意，朔风冻雨皆松竹声”。 虽然仍有儒家道德的标榜，但已柔软得多，使用了文学的借代修辞。虽然这些对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题写套路，但还是与陈廷敬的个人文学修养有关。与帝制时代许多文人官员相似，陈廷敬在为官之余，一直保持着写诗的爱好。与有些文官不同的是，他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勤于笔耕，终身不辍，著有《午亭文编》《河上集》《参野诗选》《说岩诗集》《山礼指要》《午亭归去集》等多部诗文集。他曾将自己的《午亭文编》送呈康熙御览，被康熙夸为“拟诸姚房李杜”，所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学所能窥者”。皇帝的赞赏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臣子来说，也几乎是一个终极评价机制。事實上，陈廷敬的诗歌颇关注现实政治，也不遗余力对康熙功绩进行书写。他的《岁暮杂感二首》《平滇雅三首》《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凯歌二十首》《南巡歌十二章》等作有对康熙的平定三藩以及南巡、治河等的热情歌颂。但政治题材之外的诗作，更能彰显他的风格。如他的《诫子孙诗》：
岂因宝玉厌饥寒，
愁病如予那自宽。
憔悴不堪清镜照，
龙钟留与万人看。
囊如脱叶风前尽，
枕伴栖乌夜未安。
凭寄吾宗诸子姪，
清贫耐得始求官。
这首诗是他听闻弟弟在广东做官被弹劾，特地作来告诫子侄的，可以管窥出他的诗作深厚朴茂的风格。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这件事情上，皇帝的评价丧失了权威性。一定程度上，正是仕途的顺遂妨碍了他在诗歌这个非功利的事物上取得更大的进展。在官宦士族之家长大，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为官，限制了陈廷敬的视野，尤其使他对社会底层缺乏了解。虽然他较为推崇杜甫，却恰恰缺少杜甫的社会底层生活经验和遭受的磨难，导致一种形式与内容的错位。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也很重要。由于长期担任高官，加之教育和成长环境，使他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较为正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也是他能在官场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性格影响了感性的张扬，情感的宣泄也无法淋漓尽致。那些现实政治诗作都体现了意识形态正确，而没有深刻反思甚至反讽；《诫子孙诗》也充满了道德口吻。虽然这些诗歌无法体现陈诗全貌，但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官员身份不仅使他在思想上趋向保守，繁重的公务，也使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就像许多古代文官一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他们在公事操劳之余，提供了一种精神抚慰。就像这些富于诗意但略显平常的联句对于陈廷敬来说，已经足够营造一种“诗意栖居”。
不过这些联句只是符号化的诗意栖居。为了让这种栖居环境更加真实，陈家以巨大的空间来营造花园。中轴线院落的隔壁就是一个巨大的花园，湖水假山仿佛让自然山水呈现在建筑的丛林中。虽然花园中的假山池塘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山水，却比文字符号更加接近真实。而在这两者之间，花园与主宅建筑之间还有一个过道，每进院落都有拱门相通。作为连接花园与住宅之间的通道，走廊的墙壁与拱门上刻下了众多精美的砖雕。它们成为文字符号与物质符号之间的一种符号，虽然没有假山水池那样的物质符号真实，但却比文字符号更加形象、生动，富于美感。
雅克巴尔赞将西方文明归结为石器文明；而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建筑文明则被归纳为木器文明。木材的确是中国古典建筑中最主要的建筑材料。但在木与石之间，中国古典建筑还有一个缓冲地带，那就是砖。砖在中国古典建筑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的坚固沉实与木的轻盈精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建筑这枚硬币的两面。虽然没有石头那样坚硬与保存长久，但它还是以相对的硬度成为住宅墙壁的主要构成部分。相府住宅的承重系统和房屋正面都是木质结构，其余三面墙壁大都是青砖垒砌。在这些建筑中，它们主要担任了封闭、保暖等作用。但在住宅与花园的过渡部位，它们则呈现出柔软的一面。这柔软是相对于石质建筑材料而言的；它比石头更宜于刻刀的舞蹈。众多美妙的曲线在这个柔软的材质上诞生，而且比木材上的雕刻拥有更久的寿命。只是相较于木材的整体性雕刻，青砖更宜于浮雕。它改变了墙垣的单纯实用功能，使它对视觉的遮挡有了名正言顺的美学缘由。于是砖墙门楣之上，众多的砖雕营造出一个华美多姿的符号世界。这些符号拥有强烈的美感，各种现实中的花朵、植物、鸟兽与想象世界里的图案如凤鸟、抽象图纹等，把人带入一个美学空间。这些唯美的砖雕图案与前院砖雕上的麒麟等权力象征图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又相互呼应的浮雕体系。这些过渡符号有效地实现居住者精神世界由儒向道的切换，整个宅院办公、居住、审美、休闲等多种功能的一体化。
皇城相府的整个外城部分，格外注重对于花园的营造。除了主体院落旁的这个花园，还有与小姐院相通的西花园。花园中除了假山、水池，还有秋千等娱乐机制。与主花园不同的是，这个小花园为深居闺阁的未婚女性提供了相对全面的生活和文化娱乐空间。
但相较于男性，女子的地位仍然低下。虽然陈家未婚女性有自己专有的住宅区域，但这个区域内的房舍仍然进行了符号化的操作。与其他建筑都不同，小姐院房屋都为卷棚顶，没有屋脊和脊兽。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它们本没有高低之分。但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里，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平滑的屋脊寓意着女人要平和、温柔、善良，相对低矮的房屋也是这些建筑的文化姿态。从总体形象上，小姐院的建筑都呈现出恭顺、谦卑、羞怯之态。 这是古代社会男尊女卑意识形态的空间语法，相府建筑也严格遵循。其实设定女性专属空间本身就是一种严格的空间规训。只是相府内的女性专属空间相对完善，除花园外，东厢房专供未婚女子读书习琴对弈。这是“大家闺秀”的标准生产空间。但因为门第高贵，这里又比那些标准空间更加高级一些。比如小姐们对弈抚琴的东厢房，有一幅翡翠玉石制成的《松鹤延年福寿图》，“苍松万古青永驻，云鹤千年寿无疆”的楹联出自乾隆皇帝的御笔。绣房的樟木屏风上浮雕着《百鸟朝凤图》，是仿故宫屏风制作的精品。同样让人惊艳的是樟木雕成的三层透花雕竹隔扇，与一般的浮雕不同，这个透花雕刻出了竹子立体的玲珑与清雅。据说除故宫有一紫檀木的，全国再无第三。这些贵重的摆设在一般的大家族中，都是见不到的；但对家中女儿的未来规划上，陈家与他们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嫁给官宦富贵人家。这大概是一个家族对自己的“大家闺秀”最大的期许。陈家的小姐的确都嫁给了富贵人家。但却并不一定都幸福。陈家可以给这些女儿们人生最贵重的装饰，却不能给她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其实不光那些奢侈品是一种装饰，她们所学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一种装饰。陈家的这些女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陈廷敬的孙女陈静渊。她是陈家最有才气的女子，诗词、书画皆达到了一定的造诣。现在的小姐院到西花园的过厅中，就悬挂着陈静渊的书画作品。绘画精美雅致，气韵生动；书法笔走龙蛇，气象万千；而书写的内容，也是她自己的诗词。虽然无法与诗词大家相比，但也颇为精到雅致。如：
《夜坐》
空庭寂寂晚风寒，
月色溶溶映画栏。
无数扶疏花之影，
小窗紅烛坐更残。
从陈静渊的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家族文学基因的传递并没有只限于男性。陈静渊的文学造诣也许比那些考取进士为官的男性族人还要高。但她并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甚至没有婚姻选择的自由。她在成年后即依父母之意嫁给一个之前并不认识的人，一年多之后就丧夫，后携幼子回到娘家。她曾向父亲提出改嫁，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陈氏家族对儒家礼教的遵循，达到了严苛的地步。家规与礼制相互渗透缠绕，无法分离。陈静渊回到娘家后，当然无法再在小姐院中居住，而是住到了陈家最大的花园——止园内的一座小楼上。之所以无法回到原来居住的小姐院中居住，除了建筑功能的划分之外，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中国传统礼制中的家族制度。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如费孝通所言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男性是家族的主宰，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即使同族骨肉，女性也是家族制度中的他者。出嫁之后，这种他者升格为外人。原来的家宅中本没有为出嫁女儿设置房舍，也就无法容纳，只能将她收留在花园中。陈氏家族是注重花园营造的，希望将自然融入到住宅之内，完成住宅居住与出游之间，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止园作为皇城相府中规模最大的花园，其规模与较大的江南园林不分上下，可以体现出造园者的这种意图。也许陈静渊的家人是希望她在这花园中获得精神上的疏通。虽然是一种放逐，但同时也是一种疗治。而陈静渊所居小楼属于南书院，是陈家对陈静渊命运的一种告知，她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教儿子好好读书，将来儿子得到功名之时，她的境况就会得到根本改变。这件事情经过多重意义的赋予，获得了最大的合理性，成为一种伦理上的一石三鸟。
花园作为文官家宅中自然的象征，却最终成为了压抑自然人性的地方。这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悖论，也说明了所谓的自然与道仍然只是儒家礼制规训内的象征符号，与真实的自然相去甚远。儒家礼制就如同那高高的围墙一样，将假山、湖泊与花草所象征的自然与道家精神围困其中。居住在这个花园之内的陈静渊并没有在自然的陶冶中获得平静与欢喜，而是变得日益多愁善感。她的诗虽然描写了许多优美的自然景物，但总是笼罩着一种深沉的伤感。这种伤感即是对这种围墙之内的自然符号性的洞悉，也是这种虚假自然的文化结局。
陈静渊所居小楼属于南书院建筑群。这里是陈家子弟学习儒家学说，科举仕进的地方，也是陈静渊在儒家体系中的出路所在。这出路当然寄托在陈静渊儿子的读书进仕上。南书院的确有这种氛围。它的建筑规模庞大，有二进院落，房舍都很高，多为二、三层。一进院落正厅叫清立堂，屋檐高大，斗拱参差，梁柱间雀替也超过一般规模，显得大气雍容，屋子前沿口的木镂雕图案有麒麟、云彩、书卷、画轴、金钱、花草等等，异常精致。堂前门上方有匾“至德惟修”。如今，清立堂内陈列着陈氏家族考中进士者的画像，还陈列着陈廷敬得中进士时的皇榜。二进院落内，是陈氏子弟主要的读书习文之处。正厅为三层，名为崇兴阁，一楼的门上方挂着一块匾“日知书屋”。陈廷敬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学习的。作为陈家荣耀的生产场所，它的房间数量颇多，供奉孔子画像、藏书、教室等等不同的用途，构造了儒家礼教复杂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被帝制皇权征用之后，尤其在科举制度中，更多只是一种入仕，维护礼教与帝王统治的工具。南书院里有一副楹联唯美地描述了这种教育的工具性：“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月杏花八月桂不只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明清两代，会试多在二月杏花盛开之时，考中就是上了“杏榜”；乡试又多在八月桂花盛开之时，考中就称为“折桂”。寒窗苦读只是为了考取功名，那最为动人的事物，不是自然景物，也不是学问本身，只是功名而已。聪明的陈静渊对这种教育的本质即使无法看透，也多少领会。它所提供的遥遥未期的出路，并不能给陈静渊以情感上的慰籍。而传承文化的书院，同时也成为一种人性的幽禁之所，正是儒家礼教两面性的最好象征。
陈静渊的父亲陈豫朋看到了她的凄苦，却不允许她改嫁他人的请求，只以“命中注定”来劝慰她，并为她居处之楼取名“悟因”。相信身为父亲的陈豫朋是真正为女儿难过的，但骨肉亲情与儒家礼教之间的斗争，还是后者胜利。他所题写的悟因楼即是在儒道方法之余，为女儿寻找的第三条道路——佛学。因果即是佛学教义中的重要理论话语。陈豫朋的“悟却前因，万虑皆消”，即是试图通过让女儿参透因果论，获得解脱。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经常借鉴的方法，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结构的一部分。但这个方法同样没有对陈静渊奏效。在人性与自由面前，这些所谓的文化调节机制并没有起到效果。陈静渊对父亲“悟却前因，万虑皆消”的回应，是自己的诗句：“悟却前因万虑消，今朝谁复计明朝。只怜欲遣愁无力，憔悴形容暗里凋。”最后，陈静渊还是在22岁抑郁而终。有一种说法是陈静渊无法改嫁意中人获得爱情自由之后，选择了更激烈的死亡方式：上吊自尽。 陈廷敬与陈静渊就像是传统儒家礼制的正反两面。陈廷敬因之获得了高官厚禄和英名流芳，陈静渊却又因之抑郁终死。陈廷敬建构起了中道庄这些礼制和文化的风景，陈静渊却又将这些风景解构。
事实上，建构这些风景的不仅仅是陈廷敬，而是整个陈氏家族。在斗筑居，更能体会到这种建构的久长和礼制的力量。
高高的城墙围起了名为斗筑居的内城。内城更为庞大，为明代官至御史的陈廷敬伯父陈昌言修建。这里的建筑修筑年代从明朝末年到清初，更全面地展现了一个家族的聚居空间。但内城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其城墙的高大与坚固，构筑起的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因为整个建筑群屹立于山坡之上，几乎构成了先天的防御优势。而在此基础之上，内城城墙依山势而修，墙头遍设垛口，重要部位筑堡楼，并在东北、东南角制高点建春秋阁和文昌阁，整体高度令人望而生畏，对外部世界和战乱时代说出严厉的拒绝之词。不仅如此，其城墙内还设下藏兵洞，计五层125间。 洞间或通、或不通，或三五间相连，不同层级之间有暗道相通，可直达城头。最高一层筑于城墙之内，并设炮眼对着城外，既可发射火器，又可观察敌情。内城修建于明崇祯年间，身为明代官员的陈昌言，有对于乱世来临的准确预感，也有防御农民起义军的切身经验，为整个家族宅院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这里不仅有对于家族财富的保护，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官员、士族与乱世民间的紧张关系。当既有政治秩序行将崩溃之际，既定秩序的维护者就与秩序规范的对象直接处在了刀兵相接的最前线。这被称为“流寇”的防范对象，其实就是失去或离开土地的农民。帝制时代把农民与土地的紧密捆绑，不仅有生产上的原因，还有确保政权安全的考虑。而陈家在对农民起义军抗拒的同时，还要保护仍然与土地紧密联接的当地农民。这与陈家的乡绅身份有着密切关系。
法制体系不健全的乡土社会中，乡绅在以礼制为主的乡村政治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地方旺族往往是乡村的治理者。这种身份和关系决定了陈家不可能只求独善其身。河山楼化解了官方背景的陈家高高在上的孤立局面，而完善了作为乡绅的陈家的权力机制。河山楼高达三十多米，但作为一个高楼，它比墙垣多了一层接纳的含义。这个呈长方形，达七层的高楼，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显示了它的防御性质。楼顶建有垛口和堞楼，便于瞭望敌情保卫城堡。为了有效防御，河山楼只有一个拱门可以进入，而这个门还有两道，为了防火，外门为石门，门后施以杠栓。河山楼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堡垒，就像是缩小版的斗筑居。只不过，它的空间不再是在平面上，而是在立体上纵向提升。据说，公元1632年，“流寇”不期而至。河山楼庇护了陈氏家族及附近村民八百余人。后来“流寇”又多次进犯，多达数千人次的村民进入河山楼避难。这一场景展现了乡土社会中乡绅与村民间温和的权力关系，构造出和谐的乡土权力景观。后来，城墙、藏兵洞与河山楼，一起共同构建了当时称为“斗筑居”的陈氏家宅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的建立，完善良了陈氏家宅作为官员和乡绅双重身份住宅的功能，述说了离乱时代家园功能的嬗变。
但經历时间变幻，在现代旅游业中，皇城相府的城墙含义也有了变化。它最大的价值已成为审美价值。巨大坚固的高墙逐渐成为时代的稀缺物，它本身就值得人们去欣赏玩味。而古宅管理者们又在墙下种植了爬山虎类藤蔓植物，在有些地方，爬得满墙都是，让曾经阻拦刀剑的墙壁成为更具景观意味的绿墙。而在秋深之时，绿色的叶子变红，如若一大片鲜艳的晚霞，绽放在青色的陈年的天空中。
但城墙的审美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它更大的价值也许是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这墙内的住宅。更精确地说，它们提供了一种俯视或平视屋顶的机会。那些鳞次栉比的瓦片，构成了古老却又最具层次感的波浪。许多庭院的结构也尽收眼底。这些视角原来是属于守卫者所有，但如今已成为普通游客的必经之途，仿佛经过俯瞰，便可以真正了解这些老房子的结构，就可以将那些平地上需要仰视的建筑“踩”在眼下。但俯瞰所能提供的认识功能就像对一本书的快速浏览一样。
真正要理解内城，还需要深入其中。除了防御设施，内城的主要建筑分三类，祠庙、民宅和官宦私邸。祠庙建筑有陈氏宗祠，民居有世德居、树德居和麒麟院，官宦私邸有容山公府和御史府等。在倾斜的山势之上，房屋的高低既是地理空间上的高低之别，也有着社会伦理上的高低之别。陈家宗祠就位于地势最高处，也处在内城建筑的中轴线上。中轴线是空间线，更是权力线，代表了宗祠在家族中的权力地位。宗祠分为前后两进，因为修建时间较早，建筑并不算最华丽，形制也并不算大。但还是有象征性的方法对宗祠的建筑规格进行抬升。这主要体现在宗祠大门的斗拱上。作为一种承重和增加出檐深度的建筑结构，它在中国建筑中早已实现了从实用性到装饰性的蜕变，但在这里它的装饰意义又得到了飞跃，成为一种规格的象征。斗拱层层叠叠，形成了一个密集而阔大的空间，将屋檐高高抬起。经过这些建筑学上的种种修饰，宗祠以较小的空间获得了较高的规格。
之所以宗祠拥有最高的规格，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家族血缘联系的纽带，是先祖的祭祀场所，家法家规的执行场所，更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的体现场所。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宗法制度的存在，地方绅士与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才促成了陈氏家族的鼎盛和皇城相府建筑群的规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制度下，皇权与绅权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权力，官员只是皇帝的雇佣人员，只是皇权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乡绅和官员才会并称为士大夫阶层，才会有官员告老还乡制度。陈廷敬中道庄的修建就是因为陈廷敬要在任官期满后归还家乡，回到家族之中。在这种制度下，虽然陈家历代为官之人众多，但陈氏家族并没有因为家族精英到中央或异地就职行为而溃散，而是不断延续着家族的辉煌，并留下了这个辉煌成就的容器——这个容纳盛放了家族文化的巨大建筑群。
陈氏家族在明代已有族人出任御史大夫这样的高官。在明清朝庭变换之后，陈家后代依然科举出仕，服务于清朝皇帝，并不能仅仅用政治贞洁与否来下判语。如果与文天祥等那些“死节”的臣子相较，陈家服务明清两代朝庭显然有不忠不节之嫌。但与那些“名”上的道德话语相较，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谱系及其运作，这是与名相分离的实。在专制集权统治之下，绅权需要不断与皇权进行合作，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力。这种合作方式主要就是家族让自己的成员担任皇权机构中的服务人员——官僚。通过家族成员担任官员，绅权确保了自己在地方的权力。黄仁宇曾经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为潜水艇夹肉面包，意为皇权与底层百姓是相脱离的。中央所派的官员到县一级为止，无法真正地将皇权通达至底层民众。地方治理主要是一种由绅士阶层通过礼制为主导来完成的自治。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改朝换代之事，而绅权相对来说，没有大的社会结构变动，能够存在更长时间。当改朝换代发生之后，皇权的组成者发生变换，权力本身却仍然存在。而绅权想要保证自己的权力，还须要与皇权合作，于是这种合作继续进行。科举制度的延续确保了皇权的权力机构组成方式的相对稳定，也就意味着这两种权力的合作方式相对的稳定。于是陈家在明清两朝都依然保持鼎盛就有了可能。在历史上，陈家的确不断涌现出科举人才，从而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不断延续。这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名实分离。而那不忠之名显然被这权力之实给遮蔽。 陈廷敬在康熙一朝担任重要职位数十年而得以善终，被康熙称为“完人”，我想除了自身品格、儒家文化的锻造，政治环境的相对清明之外，应该还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身后有一个家族。在抄家、连坐成为常见刑罚的皇权专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需要谨言慎行来为家族安危负责；从更长久的角度来说，他还需要为整个家族的荣耀与声誉负责。陈家的一门六翰林，很多都是在他之后，与他对家族的荫护不无关系。大学士弟门前的牌坊立自康熙年间。原来陈氏家族已有一个小牌坊，但已远远无法书写下陈家的功名。陈廷敬又立下这个大牌坊。一定程度上，牌坊就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与声誉的石质标本。这个大牌坊的树立，对陈廷敬来说，其意义也许比自家宅院的建造更大。一贯重视木器文明的传统中国，都在牌坊材质的选择上，倾向于石器，就是在于它能够更长久地保存。石质牌坊的出现，是对中国木器文明的有效补充，从总体上延长了中国建筑的寿命，更延长了陈家这样家族的文化寿命。
在陈氏宗祠中可以看到陈氏家族更久的历史，尤其是陈昌言修筑斗筑居之前的历史。陈家最初的发达并不像许多地方乡绅一样依靠土地，虽然这是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地方乡绅主要的生产资料。陈氏家族的居住地山西阳城山多而地少，限制了这一发展。但阳城冶铁业发达，在全国当时都占据一席之地。陈家就从经营铁器开始，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经营门类逐渐发展至药材、丝绸、编织、茶叶、航运、酿造、玉石、瓷器等，经营触角延伸到全国大部分省份和大中型城市，以及东南亚3个国家。所以陈氏家族的发达，也与商业有很大关系。斗筑居中不仅有官宅，而且有为数众多的民宅，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斗筑居这样奢华的建筑群落，需要有强大经济后盾支撑，不是仅仅出一个官员就能解决的。山西的大多晋商之走上商业之路，都与山西农业生产条件相对的贫瘠有一定关系。只是后来陈家与更多的晋商不同，在读书进仕之路上走得更远。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和官本位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对在仕途功名上取得的成就更加重视，以至于人们对陈氏家族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往往忽略，而造成一种名实上的分离。
所以这个皇城相府的建筑群，其意义远超那些牌坊。它们不仅提供了这个家族想要留传给后世的信息，也提供了他们不一定想要留传的。作为一个现代的参观者，能从中看到这种不想留传的，似乎才真正找到历史想要馈赠给我们的东西。但对更多的参观者来说，这些住宅不仅提供历史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古典居住生活模式。现代的参观者，往往在其中迷失。剔除了历史信息之后，这些大宅院成为东方式诗意栖居的范本。许多人以为自己的抵达就是对这种生活的经历，离开就是将它带走。但事实上，这些建筑一直都居住在历史里，从未离开。
责任编辑：丁小龙
这种名实之间的错位或分离不仅是现代旅游业所独有，在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名实分离就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古代乡土社会是一个变化极慢的社会，从春秋战国诞生了思想界百家争鸣后，就在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节奏上走了两千余年。思想的定于一尊，使后世只能在注释中谋求思想的变动和社会的适应。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注释的方式引起了名与实的错位与分离，也为后世思想发展提供了变通的途径。在表面的无违之下，社会思想随着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而当今社会之中，名实分离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皇城相府的名实分离并不算严重，更不能算离谱，只能算是一种话语修辞。这一方面体现在陈廷敬确实官至一品，相当于宰相，康熙皇帝也确实两次下榻这里。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筑本身的规模和奢华程度。抵达皇城相府的游人，的确会惊叹于它的庞大、奢华，即使知道此皇城非彼皇城，也不会觉得是被一种文字游戏所欺骗，甚至愿意将皇城当成一种比喻。在众多被称为“民间紫禁城”的山西大院中，皇城相府的官宅性质更加突出，而比其他大院有与紫禁城更多的相似之处。
要了解这些建筑群落，首先要了解的，是在其中居住的人。而这些人中首先要了解的是陈廷敬。康熙不仅在这个臣属的家中留宿，也留下了对陈廷敬的评价。皇城相府御书楼上的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就不仅仅是景物描写，也蕴含着对陈廷敬功绩和人格的褒扬。陈廷敬去世之后，康熙皇帝更称赞他为“宽大老成，几近完人。”
被皇帝称为几近完人，当然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以儒家价值体系来衡量，陈廷敬确乎做到了。他历任经筵讲官（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在任职期间，他曾经主持过钱币改革，吏治改革，整顿贪污，为国家举贤选能。在担任众多显要官职的同时，他还保持清廉，《清史稿》给他以“清勤”的评价。他个人著述也颇丰厚，有五十卷《午亭文编》收入《四库全书》，还有《午亭山人第二集》三卷等作品。当代作家王跃文曾这样评价过他：“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这个看似毫无弱点的官员，可谓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陈廷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典范的高度，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因素，康熙一朝政治环境的相对清明，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可以从他和他的家族聚居的这个建筑群落中寻找。而这个独特而古老的空间可以告诉我们的，比这些还要多。
要了解这些古老的建筑，首先需要遵从建筑本身规划好的进入方式、程序和观看的角度，其中仰望是运用最多的视角。视觉具有天生的政治性，朱大可主编的《文化批评》一书就认为目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而仰望所表达的就是崇拜与臣服。仰视是皇城相府许多建筑在修建之初就已经定下的观看方式，后来修建的建筑也不断对这种视觉政治进行呼应。如大门外御书楼上的午亭山村牌匾。这是康熙亲自手书的牌匾，是整个宅院地位的标志。陈廷敬的三子陈壮履为了突出这个牌匾而特地在原有大门外修建了御书楼，借由政治来塑造仰视，也用仰视来彰显权力。进入大门之后，直接相对的牌楼，同样需要仰望。不用看牌楼上的内容，仅仅是它的形制就让人产生崇高之感。牌坊为四柱三楼式，结构宏大，纹饰精美：定枋上是仿木构屋檐，正脊两端设吻兽，脊刹饰麒麟，从下枋到中枋、花枋都浮雕了二龍戏珠等各种图案。而更吸引人眼光的在这些精美的雕饰之外，是各枋间的牌匾和字牌，纵向达四五层，十余块字牌层层叠叠，镌刻着陈氏族人所取得的功名。牌坊作为封建社会一种表彰体制，本就是一种让人仰望的建筑。它的形式来源于棂星门，是门的一种变体，下方可供人通行，内容和形式变化主要集中在上方。形式美也主要为了突出内容，即匾额上的文字。大多牌坊的文字不多，陈家的这个牌坊文字却占据了上方大半面积。原本颇具形式美的牌坊成为一种文字的奇观，就像一种文化上的炫富。陈廷敬因为官居要职，祖上五世都获得了康熙皇帝追授的官职，都在上面一一列出。牌坊就像一种“名”的放大机制，而背后的实却不尽相同。事实上，陈氏家族的商业成就同样斐然，但重农抑商和官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让这些成就在牌坊上隐形。对一个家族来说，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名实分离。这种意识形态操作在诸多建筑文本上有所体现，就像外城建筑命名为中道庄，就是一个官宅对儒家中庸意识形态话语的热烈迎合。
在这种官宅的意义氛围中，相府中大多数宅院大门都需要仰望。因为大门不仅是功能性的，还是象征性的，门第一词至今仍然与门有着词源上的联系。在皇城相府中，最需仰望的当然是陈廷敬府邸的大门，门上高悬着大学士第的匾额。陈廷敬为官五十余年，担任过十余个官职，官衔最高的，就是翰林院大学士了，为正一品。这个品衔的高度也须要空间高度来体现。但进入这个高大堂皇的大门之后，二门并未出现，迎面是一个撇山影壁。影壁墙上雕刻着麒麟一样的古兽，象征着宅主的官员身份。二门就在影壁墙的旁边，也就是说，二门与大门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其后几进院落依然有中轴线，与二门相对应。这是与常规相违背的做法。事实上，中轴线在中国传统建筑里，不仅是美学线，也同样是权力线，更与皇家权力息息相关。朱大可在《江南园林的折叠时空》中写道：“毫无疑问，中轴线就是拉长的皇帝意志，划出皇权的逻辑起点。”他还写道“皇家建筑师们洞悉中轴线和权力的逻辑关系。”在康熙皇帝身边做了大半辈子臣子的陈廷敬同样懂得中轴线和权力的逻辑关系。有了对这中轴线的避让，即使其精美奢华程度可以和故宫中的建筑相比肩，在政治上，它也拥了豁免权。如果说帝制时代对皇帝姓名的避讳是一种言语避讳，那么，这就是一种空间避讳。我曾经见过与陈府精美奢华程度相媲美的山西大院，并没有避中轴线之讳，应该因为它们的主人是商人。只有对于陈廷敬这位重要官员来说，这种避讳才有意义。这应该是康熙皇帝两次来此，并住在陈廷敬府上而未对它的奢华有所异议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皇权体制下的臣子，对于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理解是必要的功课。陈廷敬就是依靠对建筑空间的巧妙处理，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权力。 这体现在二门后建筑的奢华之中。为官宅，大学士第也是前堂后院的结构。一进院落的正厅是陈廷敬办公及接待宾客之所，其上高悬点翰堂的匾额。这是康熙御笔所题，表彰陈廷敬多次担任国家科考主考官的功绩。除了点翰堂的匾额，还有许多匾额和对联一起构成了对陈廷敬功绩的颂扬之词。如朱大可所言：“题写最初是皇帝宣喻权力的方式，以后却受到士大夫的热烈效仿。题写也是存在的证明。”康熙皇帝通过题写宣喻了权力，陈廷敬又通过题写进一步宣喻了这种权力，以和皇帝的题写相呼应。因为这些匾额和对联的不断题写，一个京城之外的官宅获得了权力的存在感和证明。
点翰堂之后的院落为住宅区域。二进院落原为陈廷敬的书斋，但因为康熙皇帝曾在第三进院落中居住，所以这进院落中也包含了陈廷敬的寝居之所。因此，二进院落不仅建筑规格与前院不同，对联内容也有所改变，不再是坚硬的政治口吻，而变为颇具文人气质的诗性话语。如“晴雪寒梅皆诗画意，朔风冻雨皆松竹声”。 虽然仍有儒家道德的标榜，但已柔软得多，使用了文学的借代修辞。虽然这些对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题写套路，但还是与陈廷敬的个人文学修养有关。与帝制时代许多文人官员相似，陈廷敬在为官之余，一直保持着写诗的爱好。与有些文官不同的是，他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勤于笔耕，终身不辍，著有《午亭文编》《河上集》《参野诗选》《说岩诗集》《山礼指要》《午亭归去集》等多部诗文集。他曾将自己的《午亭文编》送呈康熙御览，被康熙夸为“拟诸姚房李杜”，所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学所能窥者”。皇帝的赞赏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臣子来说，也几乎是一个终极评价机制。事實上，陈廷敬的诗歌颇关注现实政治，也不遗余力对康熙功绩进行书写。他的《岁暮杂感二首》《平滇雅三首》《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凯歌二十首》《南巡歌十二章》等作有对康熙的平定三藩以及南巡、治河等的热情歌颂。但政治题材之外的诗作，更能彰显他的风格。如他的《诫子孙诗》：
岂因宝玉厌饥寒，
愁病如予那自宽。
憔悴不堪清镜照，
龙钟留与万人看。
囊如脱叶风前尽，
枕伴栖乌夜未安。
凭寄吾宗诸子姪，
清贫耐得始求官。
这首诗是他听闻弟弟在广东做官被弹劾，特地作来告诫子侄的，可以管窥出他的诗作深厚朴茂的风格。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这件事情上，皇帝的评价丧失了权威性。一定程度上，正是仕途的顺遂妨碍了他在诗歌这个非功利的事物上取得更大的进展。在官宦士族之家长大，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为官，限制了陈廷敬的视野，尤其使他对社会底层缺乏了解。虽然他较为推崇杜甫，却恰恰缺少杜甫的社会底层生活经验和遭受的磨难，导致一种形式与内容的错位。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也很重要。由于长期担任高官，加之教育和成长环境，使他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较为正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也是他能在官场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性格影响了感性的张扬，情感的宣泄也无法淋漓尽致。那些现实政治诗作都体现了意识形态正确，而没有深刻反思甚至反讽；《诫子孙诗》也充满了道德口吻。虽然这些诗歌无法体现陈诗全貌，但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官员身份不仅使他在思想上趋向保守，繁重的公务，也使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就像许多古代文官一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他们在公事操劳之余，提供了一种精神抚慰。就像这些富于诗意但略显平常的联句对于陈廷敬来说，已经足够营造一种“诗意栖居”。
不过这些联句只是符号化的诗意栖居。为了让这种栖居环境更加真实，陈家以巨大的空间来营造花园。中轴线院落的隔壁就是一个巨大的花园，湖水假山仿佛让自然山水呈现在建筑的丛林中。虽然花园中的假山池塘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山水，却比文字符号更加接近真实。而在这两者之间，花园与主宅建筑之间还有一个过道，每进院落都有拱门相通。作为连接花园与住宅之间的通道，走廊的墙壁与拱门上刻下了众多精美的砖雕。它们成为文字符号与物质符号之间的一种符号，虽然没有假山水池那样的物质符号真实，但却比文字符号更加形象、生动，富于美感。
雅克巴尔赞将西方文明归结为石器文明；而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建筑文明则被归纳为木器文明。木材的确是中国古典建筑中最主要的建筑材料。但在木与石之间，中国古典建筑还有一个缓冲地带，那就是砖。砖在中国古典建筑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的坚固沉实与木的轻盈精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建筑这枚硬币的两面。虽然没有石头那样坚硬与保存长久，但它还是以相对的硬度成为住宅墙壁的主要构成部分。相府住宅的承重系统和房屋正面都是木质结构，其余三面墙壁大都是青砖垒砌。在这些建筑中，它们主要担任了封闭、保暖等作用。但在住宅与花园的过渡部位，它们则呈现出柔软的一面。这柔软是相对于石质建筑材料而言的；它比石头更宜于刻刀的舞蹈。众多美妙的曲线在这个柔软的材质上诞生，而且比木材上的雕刻拥有更久的寿命。只是相较于木材的整体性雕刻，青砖更宜于浮雕。它改变了墙垣的单纯实用功能，使它对视觉的遮挡有了名正言顺的美学缘由。于是砖墙门楣之上，众多的砖雕营造出一个华美多姿的符号世界。这些符号拥有强烈的美感，各种现实中的花朵、植物、鸟兽与想象世界里的图案如凤鸟、抽象图纹等，把人带入一个美学空间。这些唯美的砖雕图案与前院砖雕上的麒麟等权力象征图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又相互呼应的浮雕体系。这些过渡符号有效地实现居住者精神世界由儒向道的切换，整个宅院办公、居住、审美、休闲等多种功能的一体化。
皇城相府的整个外城部分，格外注重对于花园的营造。除了主体院落旁的这个花园，还有与小姐院相通的西花园。花园中除了假山、水池，还有秋千等娱乐机制。与主花园不同的是，这个小花园为深居闺阁的未婚女性提供了相对全面的生活和文化娱乐空间。
但相较于男性，女子的地位仍然低下。虽然陈家未婚女性有自己专有的住宅区域，但这个区域内的房舍仍然进行了符号化的操作。与其他建筑都不同，小姐院房屋都为卷棚顶，没有屋脊和脊兽。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它们本没有高低之分。但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里，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平滑的屋脊寓意着女人要平和、温柔、善良，相对低矮的房屋也是这些建筑的文化姿态。从总体形象上，小姐院的建筑都呈现出恭顺、谦卑、羞怯之态。 这是古代社会男尊女卑意识形态的空间语法，相府建筑也严格遵循。其实设定女性专属空间本身就是一种严格的空间规训。只是相府内的女性专属空间相对完善，除花园外，东厢房专供未婚女子读书习琴对弈。这是“大家闺秀”的标准生产空间。但因为门第高贵，这里又比那些标准空间更加高级一些。比如小姐们对弈抚琴的东厢房，有一幅翡翠玉石制成的《松鹤延年福寿图》，“苍松万古青永驻，云鹤千年寿无疆”的楹联出自乾隆皇帝的御笔。绣房的樟木屏风上浮雕着《百鸟朝凤图》，是仿故宫屏风制作的精品。同样让人惊艳的是樟木雕成的三层透花雕竹隔扇，与一般的浮雕不同，这个透花雕刻出了竹子立体的玲珑与清雅。据说除故宫有一紫檀木的，全国再无第三。这些贵重的摆设在一般的大家族中，都是见不到的；但对家中女儿的未来规划上，陈家与他们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嫁给官宦富贵人家。这大概是一个家族对自己的“大家闺秀”最大的期许。陈家的小姐的确都嫁给了富贵人家。但却并不一定都幸福。陈家可以给这些女儿们人生最贵重的装饰，却不能给她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其实不光那些奢侈品是一种装饰，她们所学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一种装饰。陈家的这些女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陈廷敬的孙女陈静渊。她是陈家最有才气的女子，诗词、书画皆达到了一定的造诣。现在的小姐院到西花园的过厅中，就悬挂着陈静渊的书画作品。绘画精美雅致，气韵生动；书法笔走龙蛇，气象万千；而书写的内容，也是她自己的诗词。虽然无法与诗词大家相比，但也颇为精到雅致。如：
《夜坐》
空庭寂寂晚风寒，
月色溶溶映画栏。
无数扶疏花之影，
小窗紅烛坐更残。
从陈静渊的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家族文学基因的传递并没有只限于男性。陈静渊的文学造诣也许比那些考取进士为官的男性族人还要高。但她并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甚至没有婚姻选择的自由。她在成年后即依父母之意嫁给一个之前并不认识的人，一年多之后就丧夫，后携幼子回到娘家。她曾向父亲提出改嫁，但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陈氏家族对儒家礼教的遵循，达到了严苛的地步。家规与礼制相互渗透缠绕，无法分离。陈静渊回到娘家后，当然无法再在小姐院中居住，而是住到了陈家最大的花园——止园内的一座小楼上。之所以无法回到原来居住的小姐院中居住，除了建筑功能的划分之外，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中国传统礼制中的家族制度。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如费孝通所言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男性是家族的主宰，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即使同族骨肉，女性也是家族制度中的他者。出嫁之后，这种他者升格为外人。原来的家宅中本没有为出嫁女儿设置房舍，也就无法容纳，只能将她收留在花园中。陈氏家族是注重花园营造的，希望将自然融入到住宅之内，完成住宅居住与出游之间，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止园作为皇城相府中规模最大的花园，其规模与较大的江南园林不分上下，可以体现出造园者的这种意图。也许陈静渊的家人是希望她在这花园中获得精神上的疏通。虽然是一种放逐，但同时也是一种疗治。而陈静渊所居小楼属于南书院，是陈家对陈静渊命运的一种告知，她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教儿子好好读书，将来儿子得到功名之时，她的境况就会得到根本改变。这件事情经过多重意义的赋予，获得了最大的合理性，成为一种伦理上的一石三鸟。
花园作为文官家宅中自然的象征，却最终成为了压抑自然人性的地方。这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悖论，也说明了所谓的自然与道仍然只是儒家礼制规训内的象征符号，与真实的自然相去甚远。儒家礼制就如同那高高的围墙一样，将假山、湖泊与花草所象征的自然与道家精神围困其中。居住在这个花园之内的陈静渊并没有在自然的陶冶中获得平静与欢喜，而是变得日益多愁善感。她的诗虽然描写了许多优美的自然景物，但总是笼罩着一种深沉的伤感。这种伤感即是对这种围墙之内的自然符号性的洞悉，也是这种虚假自然的文化结局。
陈静渊所居小楼属于南书院建筑群。这里是陈家子弟学习儒家学说，科举仕进的地方，也是陈静渊在儒家体系中的出路所在。这出路当然寄托在陈静渊儿子的读书进仕上。南书院的确有这种氛围。它的建筑规模庞大，有二进院落，房舍都很高，多为二、三层。一进院落正厅叫清立堂，屋檐高大，斗拱参差，梁柱间雀替也超过一般规模，显得大气雍容，屋子前沿口的木镂雕图案有麒麟、云彩、书卷、画轴、金钱、花草等等，异常精致。堂前门上方有匾“至德惟修”。如今，清立堂内陈列着陈氏家族考中进士者的画像，还陈列着陈廷敬得中进士时的皇榜。二进院落内，是陈氏子弟主要的读书习文之处。正厅为三层，名为崇兴阁，一楼的门上方挂着一块匾“日知书屋”。陈廷敬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学习的。作为陈家荣耀的生产场所，它的房间数量颇多，供奉孔子画像、藏书、教室等等不同的用途，构造了儒家礼教复杂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被帝制皇权征用之后，尤其在科举制度中，更多只是一种入仕，维护礼教与帝王统治的工具。南书院里有一副楹联唯美地描述了这种教育的工具性：“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月杏花八月桂不只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明清两代，会试多在二月杏花盛开之时，考中就是上了“杏榜”；乡试又多在八月桂花盛开之时，考中就称为“折桂”。寒窗苦读只是为了考取功名，那最为动人的事物，不是自然景物，也不是学问本身，只是功名而已。聪明的陈静渊对这种教育的本质即使无法看透，也多少领会。它所提供的遥遥未期的出路，并不能给陈静渊以情感上的慰籍。而传承文化的书院，同时也成为一种人性的幽禁之所，正是儒家礼教两面性的最好象征。
陈静渊的父亲陈豫朋看到了她的凄苦，却不允许她改嫁他人的请求，只以“命中注定”来劝慰她，并为她居处之楼取名“悟因”。相信身为父亲的陈豫朋是真正为女儿难过的，但骨肉亲情与儒家礼教之间的斗争，还是后者胜利。他所题写的悟因楼即是在儒道方法之余，为女儿寻找的第三条道路——佛学。因果即是佛学教义中的重要理论话语。陈豫朋的“悟却前因，万虑皆消”，即是试图通过让女儿参透因果论，获得解脱。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经常借鉴的方法，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结构的一部分。但这个方法同样没有对陈静渊奏效。在人性与自由面前，这些所谓的文化调节机制并没有起到效果。陈静渊对父亲“悟却前因，万虑皆消”的回应，是自己的诗句：“悟却前因万虑消，今朝谁复计明朝。只怜欲遣愁无力，憔悴形容暗里凋。”最后，陈静渊还是在22岁抑郁而终。有一种说法是陈静渊无法改嫁意中人获得爱情自由之后，选择了更激烈的死亡方式：上吊自尽。 陈廷敬与陈静渊就像是传统儒家礼制的正反两面。陈廷敬因之获得了高官厚禄和英名流芳，陈静渊却又因之抑郁终死。陈廷敬建构起了中道庄这些礼制和文化的风景，陈静渊却又将这些风景解构。
事实上，建构这些风景的不仅仅是陈廷敬，而是整个陈氏家族。在斗筑居，更能体会到这种建构的久长和礼制的力量。
高高的城墙围起了名为斗筑居的内城。内城更为庞大，为明代官至御史的陈廷敬伯父陈昌言修建。这里的建筑修筑年代从明朝末年到清初，更全面地展现了一个家族的聚居空间。但内城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其城墙的高大与坚固，构筑起的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因为整个建筑群屹立于山坡之上，几乎构成了先天的防御优势。而在此基础之上，内城城墙依山势而修，墙头遍设垛口，重要部位筑堡楼，并在东北、东南角制高点建春秋阁和文昌阁，整体高度令人望而生畏，对外部世界和战乱时代说出严厉的拒绝之词。不仅如此，其城墙内还设下藏兵洞，计五层125间。 洞间或通、或不通，或三五间相连，不同层级之间有暗道相通，可直达城头。最高一层筑于城墙之内，并设炮眼对着城外，既可发射火器，又可观察敌情。内城修建于明崇祯年间，身为明代官员的陈昌言，有对于乱世来临的准确预感，也有防御农民起义军的切身经验，为整个家族宅院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这里不仅有对于家族财富的保护，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官员、士族与乱世民间的紧张关系。当既有政治秩序行将崩溃之际，既定秩序的维护者就与秩序规范的对象直接处在了刀兵相接的最前线。这被称为“流寇”的防范对象，其实就是失去或离开土地的农民。帝制时代把农民与土地的紧密捆绑，不仅有生产上的原因，还有确保政权安全的考虑。而陈家在对农民起义军抗拒的同时，还要保护仍然与土地紧密联接的当地农民。这与陈家的乡绅身份有着密切关系。
法制体系不健全的乡土社会中，乡绅在以礼制为主的乡村政治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地方旺族往往是乡村的治理者。这种身份和关系决定了陈家不可能只求独善其身。河山楼化解了官方背景的陈家高高在上的孤立局面，而完善了作为乡绅的陈家的权力机制。河山楼高达三十多米，但作为一个高楼，它比墙垣多了一层接纳的含义。这个呈长方形，达七层的高楼，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显示了它的防御性质。楼顶建有垛口和堞楼，便于瞭望敌情保卫城堡。为了有效防御，河山楼只有一个拱门可以进入，而这个门还有两道，为了防火，外门为石门，门后施以杠栓。河山楼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堡垒，就像是缩小版的斗筑居。只不过，它的空间不再是在平面上，而是在立体上纵向提升。据说，公元1632年，“流寇”不期而至。河山楼庇护了陈氏家族及附近村民八百余人。后来“流寇”又多次进犯，多达数千人次的村民进入河山楼避难。这一场景展现了乡土社会中乡绅与村民间温和的权力关系，构造出和谐的乡土权力景观。后来，城墙、藏兵洞与河山楼，一起共同构建了当时称为“斗筑居”的陈氏家宅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的建立，完善良了陈氏家宅作为官员和乡绅双重身份住宅的功能，述说了离乱时代家园功能的嬗变。
但經历时间变幻，在现代旅游业中，皇城相府的城墙含义也有了变化。它最大的价值已成为审美价值。巨大坚固的高墙逐渐成为时代的稀缺物，它本身就值得人们去欣赏玩味。而古宅管理者们又在墙下种植了爬山虎类藤蔓植物，在有些地方，爬得满墙都是，让曾经阻拦刀剑的墙壁成为更具景观意味的绿墙。而在秋深之时，绿色的叶子变红，如若一大片鲜艳的晚霞，绽放在青色的陈年的天空中。
但城墙的审美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它更大的价值也许是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这墙内的住宅。更精确地说，它们提供了一种俯视或平视屋顶的机会。那些鳞次栉比的瓦片，构成了古老却又最具层次感的波浪。许多庭院的结构也尽收眼底。这些视角原来是属于守卫者所有，但如今已成为普通游客的必经之途，仿佛经过俯瞰，便可以真正了解这些老房子的结构，就可以将那些平地上需要仰视的建筑“踩”在眼下。但俯瞰所能提供的认识功能就像对一本书的快速浏览一样。
真正要理解内城，还需要深入其中。除了防御设施，内城的主要建筑分三类，祠庙、民宅和官宦私邸。祠庙建筑有陈氏宗祠，民居有世德居、树德居和麒麟院，官宦私邸有容山公府和御史府等。在倾斜的山势之上，房屋的高低既是地理空间上的高低之别，也有着社会伦理上的高低之别。陈家宗祠就位于地势最高处，也处在内城建筑的中轴线上。中轴线是空间线，更是权力线，代表了宗祠在家族中的权力地位。宗祠分为前后两进，因为修建时间较早，建筑并不算最华丽，形制也并不算大。但还是有象征性的方法对宗祠的建筑规格进行抬升。这主要体现在宗祠大门的斗拱上。作为一种承重和增加出檐深度的建筑结构，它在中国建筑中早已实现了从实用性到装饰性的蜕变，但在这里它的装饰意义又得到了飞跃，成为一种规格的象征。斗拱层层叠叠，形成了一个密集而阔大的空间，将屋檐高高抬起。经过这些建筑学上的种种修饰，宗祠以较小的空间获得了较高的规格。
之所以宗祠拥有最高的规格，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家族血缘联系的纽带，是先祖的祭祀场所，家法家规的执行场所，更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的体现场所。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宗法制度的存在，地方绅士与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才促成了陈氏家族的鼎盛和皇城相府建筑群的规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制度下，皇权与绅权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权力，官员只是皇帝的雇佣人员，只是皇权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乡绅和官员才会并称为士大夫阶层，才会有官员告老还乡制度。陈廷敬中道庄的修建就是因为陈廷敬要在任官期满后归还家乡，回到家族之中。在这种制度下，虽然陈家历代为官之人众多，但陈氏家族并没有因为家族精英到中央或异地就职行为而溃散，而是不断延续着家族的辉煌，并留下了这个辉煌成就的容器——这个容纳盛放了家族文化的巨大建筑群。
陈氏家族在明代已有族人出任御史大夫这样的高官。在明清朝庭变换之后，陈家后代依然科举出仕，服务于清朝皇帝，并不能仅仅用政治贞洁与否来下判语。如果与文天祥等那些“死节”的臣子相较，陈家服务明清两代朝庭显然有不忠不节之嫌。但与那些“名”上的道德话语相较，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谱系及其运作，这是与名相分离的实。在专制集权统治之下，绅权需要不断与皇权进行合作，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力。这种合作方式主要就是家族让自己的成员担任皇权机构中的服务人员——官僚。通过家族成员担任官员，绅权确保了自己在地方的权力。黄仁宇曾经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为潜水艇夹肉面包，意为皇权与底层百姓是相脱离的。中央所派的官员到县一级为止，无法真正地将皇权通达至底层民众。地方治理主要是一种由绅士阶层通过礼制为主导来完成的自治。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改朝换代之事，而绅权相对来说，没有大的社会结构变动，能够存在更长时间。当改朝换代发生之后，皇权的组成者发生变换，权力本身却仍然存在。而绅权想要保证自己的权力，还须要与皇权合作，于是这种合作继续进行。科举制度的延续确保了皇权的权力机构组成方式的相对稳定，也就意味着这两种权力的合作方式相对的稳定。于是陈家在明清两朝都依然保持鼎盛就有了可能。在历史上，陈家的确不断涌现出科举人才，从而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不断延续。这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名实分离。而那不忠之名显然被这权力之实给遮蔽。 陈廷敬在康熙一朝担任重要职位数十年而得以善终，被康熙称为“完人”，我想除了自身品格、儒家文化的锻造，政治环境的相对清明之外，应该还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身后有一个家族。在抄家、连坐成为常见刑罚的皇权专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需要谨言慎行来为家族安危负责；从更长久的角度来说，他还需要为整个家族的荣耀与声誉负责。陈家的一门六翰林，很多都是在他之后，与他对家族的荫护不无关系。大学士弟门前的牌坊立自康熙年间。原来陈氏家族已有一个小牌坊，但已远远无法书写下陈家的功名。陈廷敬又立下这个大牌坊。一定程度上，牌坊就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与声誉的石质标本。这个大牌坊的树立，对陈廷敬来说，其意义也许比自家宅院的建造更大。一贯重视木器文明的传统中国，都在牌坊材质的选择上，倾向于石器，就是在于它能够更长久地保存。石质牌坊的出现，是对中国木器文明的有效补充，从总体上延长了中国建筑的寿命，更延长了陈家这样家族的文化寿命。
在陈氏宗祠中可以看到陈氏家族更久的历史，尤其是陈昌言修筑斗筑居之前的历史。陈家最初的发达并不像许多地方乡绅一样依靠土地，虽然这是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地方乡绅主要的生产资料。陈氏家族的居住地山西阳城山多而地少，限制了这一发展。但阳城冶铁业发达，在全国当时都占据一席之地。陈家就从经营铁器开始，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经营门类逐渐发展至药材、丝绸、编织、茶叶、航运、酿造、玉石、瓷器等，经营触角延伸到全国大部分省份和大中型城市，以及东南亚3个国家。所以陈氏家族的发达，也与商业有很大关系。斗筑居中不仅有官宅，而且有为数众多的民宅，它们同属于一个家族。斗筑居这样奢华的建筑群落，需要有强大经济后盾支撑，不是仅仅出一个官员就能解决的。山西的大多晋商之走上商业之路，都与山西农业生产条件相对的贫瘠有一定关系。只是后来陈家与更多的晋商不同，在读书进仕之路上走得更远。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和官本位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对在仕途功名上取得的成就更加重视，以至于人们对陈氏家族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往往忽略，而造成一种名实上的分离。
所以这个皇城相府的建筑群，其意义远超那些牌坊。它们不仅提供了这个家族想要留传给后世的信息，也提供了他们不一定想要留传的。作为一个现代的参观者，能从中看到这种不想留传的，似乎才真正找到历史想要馈赠给我们的东西。但对更多的参观者来说，这些住宅不仅提供历史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古典居住生活模式。现代的参观者，往往在其中迷失。剔除了历史信息之后，这些大宅院成为东方式诗意栖居的范本。许多人以为自己的抵达就是对这种生活的经历，离开就是将它带走。但事实上，这些建筑一直都居住在历史里，从未离开。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