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个国家大学的命运必然与其政府的命运相关，而在危机时刻在动荡的年代，这种相关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是以国外学者的独特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大学的命运。近代中国的大学总是基于中国文化元素吸收和融合西方大学精神。本文比较中英两国大学发展初期的改革之路，从而印证许美德教授在本书中的假设：中国的大学与政府关系是中国大学改革的中国文化元素。
　　关键词： 《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近代中国大学 政治意志
　　
　　许美德教授的《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赢得了教育界和学术界广泛的好评。重新解读这本著作可以帮助初学者从新的视角解读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脉络，对历史作新的思考。她以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解读1895—1995年这个动荡时代的中国大学。大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大学的命运必然与其政府的命运相关，但是在危机时刻、在动荡的年代，这种相关体现得更为明显。许美德教授强调她想要通过对中国大学这文化冲突的一百年为读者呈现出她眼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现代大学制度并非中国本土产物，它是融合了中国文化和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模型而形成的新型制度。
　　一
　　许美德在本书中试图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在面对国外文化影响时的反应，从而看清中国文化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判断中国大学的未来。我们透过许美德教授的论证总结出中国文化对大学影响就是政治与大学的相互作用。或者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更多的是政治影响大学。中国大学古已有之，但是中国传统的大学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那里“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同时，也没有一处是可以称得上是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１］。作者这样认为是从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来看中国自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这个标准是否合适呢？我们抛开大学的制度特点来看，从大学的功能看大学。最初的欧洲大学也只具有教学功能。教学也可以理解为化民成俗。那么中国古代的大学承担了相当重要的传承文化和教化民众的任务。许美德教授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鉴和赞赏的。她认为：“只有总体把握了某一具体国家或地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否收到外来控制，是否对外来实行扩张之后，才能很好地找准看问题的角度和做出论断的前提假设。然而围绕这些假设所做出的最为有趣且在科学上最能站得住脚的研究，不是推及大量的数据资料以求证实，而是以求证伪。”［２］这种方法在比较教育中尤其是现代学科分类细化比较教育作为一个独立专业学科呈现，学生必须清楚地知道比较研究不是材料的堆积更不是历史学，而是需要解释历史看清教育发展的规律。
　　许美德教授顺着时间轴从大学变革、地理分布、性别差异等几个维度描绘了一副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立体图。本文着眼于近代中国政府对大学改革大学的尝试。我们将中国大学模式看成是“中国民主主义者为其特定的目的采用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在对西方模式的发现和借鉴中起基础作用的中国传统的两极对立与综合的文化模式”。［３］
　　二
　　中国大学的变革呈现出几个特征：首先，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阵痛。第一次为清政府开始对传统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科举制。清政府建立的学堂不外乎是政治意志扭转落后教育形式的一次尝试。在中国，学校是为政府服务的。但是在动荡的年代，中央政府自顾不暇的时候，高等教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这就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发展。这一时期中国高校数量上发生了可观的变化，如出现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私立高等学院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南开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这一时期的北大更是众多学者的聚集地，是学术自由争鸣的第一场所。第三次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改革。很多高校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学者纷纷“建议中国应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考试范围包括多门基础性科目。同时，在大学里也应该设立首席教授制度和学生毕业考核制度，学生只有在通过了最后的毕业考试才能够予以毕业。才外再加上一整套严格的职称任免制度，就能够使大学的教学水平保持较高的水准”。［４］同时，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著名的高校内迁。高校内迁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大学、躲避战争，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希望通过高校内迁改变全国高校地理分布不均的状况，而西南联大创造的文化繁荣也成为众学者研究的对象。第五次的改革用许美德对社会主义区教育的结论是：“共产党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基本没有受到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５］通过总结发现，西方教育模式容易走入中国教育形式之中，但是中国大学并没有完全融合西方大学的精神。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许美德看来是“帝国主义性的，也会有文化冲突的倾向，一切都如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所可能有的那样”。［６］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中国文化与西方模式本质上的冲突。“大学作为一种体现自主和学生自由这样的西方传统的核心价值机构存在着。而且这种价值即使在独裁情况下的熟练也仍然被继承着。在中国方面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威传统，以及官僚权势对知识和学术的垄断处于一极，与之起平衡作用的另一极是疏远及其他非官方机构相关联的脆弱的自主和知识分子的自由”，［７］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对教育的独裁专制思想与西方大学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大学并不是依据大学的自由意志发展的，更没有所谓的竞争机制来让其优胜劣汰。中国的大学的优劣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之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在当时最具影响的因素就是政治力量。
　　三
　　我们通过对比英国高校的体制的产生方式，以及历代变革的主要动因，看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英国初期的大学晚于法国巴黎大学大概20年左右。“1167年亨利二世与法国闹翻了，他下令在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全部回国。这些学者回到英国后选中了牛津，于是在牛津成立了英国第一所大学”。［８］这便是牛津大学的雏形。剑桥大学的出现源于牛津学者误杀了一个居民，而引发了居民对大学学者的报复。为了躲避居民的杀害，学者纷纷逃离牛津，很多人躲避到了剑桥，便在当地落脚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剑桥大学。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便是牛津和剑桥大学。但是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对教育和经济发展长期不管不问。直到工业革命结束后，政府才采取措施，对基础教育进行适度干预。因此，自由放任虽然导致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滞后，但带动了教育思想的自由发展，以及民主氛围的产生。所以新型大学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自由民主的环境，这从182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不再开设神学课程中可见一斑。从英国大学改革的动因分析两国文化的差异。19世纪英国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学变革的几个动因为：政权与教权的较量；工业革命社会发展的需要；启蒙运动思潮的解放思想影响。17、18世纪英国的大学由于卷入政治和宗教的斗争中而无法脱身，大学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把牛津、剑桥称为“已经摧毁的体系和陈腐偏见的庇护所”。英国当时的大学非常萧条，学生减少，教师流失并且学科狭隘，大学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经济的发展，对使用技术需求的上升。在英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所有背景中，工业革命是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因素。工业革命带来产业革命，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技术需求。在人类的生产历史上，人们总是在寻求技术革命，以及降低成本。然而当时的英国高等教育并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当时牛津大学是以培养神职人员和文科教师为主，剑桥大学则以数学教学见长。社会要求大学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错综复杂既有自由主义，又有浪漫主义，更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种种社会要求下，英国高等教育走进了19世纪——一个改革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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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中、英国18—19世纪社会背景的分析，以及高校改革动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政府在高校发展改革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中国高校的兴盛大多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和重视，而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往往都是政府意志的实现。政府的意志表现在办学的体制、形式；课程设置、内容；高校规模、发展；高校男女比例。其他社会力量如英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社会思潮等因素的作用在此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中力量微弱。如果仅从本书中截取例证，从作者的视角进行解读的话，那么结论就是：中国近代高校改革是政治意志较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2］［3］［4］［5］［6］［7］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6，35，52，67，81，91，105.
　　［8］张泰金.英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