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及其所产生的一切现象，都是来源于物质。
　　以概念来称谓事物而不超过事物的实际范围，只是概念的外延。以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规定概念所表示的事物，使该事物充足具备而不欠缺其本质属性，这时概念的内涵。概念的内涵不充足就是错误的概念；概念具备充足的内涵就是正确的概念。
　　所以，彼名称呼彼物并且符合于彼物，就是于彼物相应，则称为适用于 彼物的概念；以此名称呼此物并且符合于此物，就是与此物相应，则称为适用于此物的概念。这时因为充当事物的概念符合于事物，以与事物相符 合的概念来称呼事物，便称为正确的概念。
　　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案例一：
　　《论语•泰伯章》云：‘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作为一个士人，一个君子，必须要有宽广、坚忍的品质，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担，从而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而今的某些学者却不是奉行德高为范的准则，不拿起笔来抨击时弊，建言献策，恢弘正气，却卖直取忠、哗众取宠，专一利己，还大言不惭的谈什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实际上无非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表面道貌岸然，满腹男盗女娼。这是说‘士人’的称谓与‘士人’应该肩负起的责任不相符。
　　案例二：
　　韩非子云：“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能够上制昏君，下防邪乱，包含时局大治或大乱的历史经典，世道清平时足以使人明辨是非，官员无道时能指引百姓改组政府的条文，才称得上真正的法律。
　　专制社会的末期，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这是说法律的概念与其应有的功效大相径庭啊。
　　这也是一旦出事，大家都不愿意报官，而私下协商的原因。
　　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案例三：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元首，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元首看作是客，凡是元首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元首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元首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元首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元首，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元首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案例四：
　　药王孙思邈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及态度曾做过这样的阐述和要求：“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
　　这就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仅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恐怕要做一个有气度、有担当的人，也不悖此道吧！
　　而今的医者不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义务的救死扶伤倒还罢了，反而把病人当成了榨钱的工具，居然弄出直至病人死后却还开出天价药单的奇迹，这是说医者的称谓与它所应担负起的责任不相符啊！
　　防范原则：
　　身为元首，而想独操大权，亲自考察百官，治理天下，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元首用眼睛看，下面的公务员就修饰外表，使元首看不到真相；元首用耳朵听，下面的公务员就修饰言辞，使元首听不出其中的诡诈；元首用脑子想，下面的公务员就夸夸其谈，以使元首可以选择到他。开明的政论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有缺陷，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寻求合理的制度，严明赏罚。元首抓住了实行赏罚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上下不受侵犯。令阴险急躁的人不能施展他谄媚的口才，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下属出使千里之外，也不敢违反人民的意志而随便乱说。元首的亲戚近人，也不敢隐瞒好人好事，而为坏人坏事辩护；政府要员，直接聚集各人微薄的力量，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元首正确运用赏罚所得来的。
　　所以古今的开明制度无不注重名实，并传授下来。元首抛弃名实之论，贤与不肖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破解之道：
　　元首想要禁止奸邪，就要审察考核形是否与名相合，这也就是看官吏的言论是否同于他们所做的事。官吏陈述他的主张，元首根据他的言论交给他应做的事情，并提出相应的要求。功效相当就奖赏，反之就责罚。所以对说大话的官吏要进行处罚，不是因功效小，而是罚他的言论与功效不相符；对于言小而功效大的也要罚，不是不喜欢功效大，而是先进的政论认为功效跟言论不符的危害甚于大功，为此要罚。
　　从前，韩昭侯醉酒以后睡着了，典冠官看到元首冷了，就给他盖了件衣服，韩昭侯醒后很高兴，问侍奉的人：“给我盖衣服的是谁？”左右侍奉的人回答：“典冠。”因此，韩昭侯就同时处罚了典衣和典冠。他处罚典衣，是因为他疏忽了自己的职责；处罚典冠，是认为他超越了自己的职权。韩昭侯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超越职权的危害比挨冻还厉害。所以英明的元首统治官吏，使官吏不得超越职权去立功，陈述意见要适当。越权的就要处死，陈述意见不当就要受到惩罚，官吏各守其职，言行一致，那么官吏就不能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了。
　　元首有两种祸患：任用贤人，官吏就会依靠自己的才干来劫持他的元首，如果随意任用官吏，事情就会败坏的不可收拾。所以元首喜爱贤才，百官就会粉饰自己的行为去迎合元首，这样百官的真实本意就不会表露出来，如此一来，元首就无法来识别他的官吏了。
　　越王勾践喜爱勇士，就有很多人不怕死；楚灵王喜欢细腰，国内就有很多饥饿的人；齐桓公心性妒忌而喜好女色，竖刁就自行阉割去治理内宫，桓公爱好美味，易牙蒸了儿子的头献给桓公；燕王哙爱好贤才，想要让贤，子之表面上装做不接受王位。所以元首厌恶的，百官就迅速掩盖，元首爱好的，百官就假装有这方面的才能。元首有这方面的意愿了，百官就会借此表现他们的情态。所以子之是依靠了子哙的好贤来篡夺他的元首的啊，竖刁、易牙是顺从国君的欲望来侵害国君啊。结果，燕王哙因为战乱丧生，齐桓公死后尸体腐烂，蛆虫都爬到门外，还没有人安葬。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元首把自己的好恶露给了百官所造成的祸患啊。官吏的真意不一定就是爱戴元首，而是看重利益的缘故。假如元首不掩盖他的真意，不隐藏他自己的意图，不健全“官使一人，勿令通言”的制度，而让官吏有机会来侵害他，那么官吏成为子之、田常一类的人就不难了。
　　所以说：“元首不表现自己的憎恶，百官便没有什么可因循的，所以就只得显出他们的真情了。”百官露出本色，元首就不会受蒙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