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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颗炸弹在我外公院子里炸开时，我还蜷缩在母亲的肚子里安睡。
母亲的娘家距夫家才200米，婚后的她经常耽在娘家，没完没了地帮外婆做家务。外婆小时候缠脚缠残了，但这不妨碍她后来生了十个子女。外婆一天到晚待在床上，指挥着长女干这干那。
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时，外公指挥着全家十余口跑到东墙脚下。教书匠外公一辈子没挣下一寸土地和半间房子，当时他们租住在“进士第”的东厢房。外公认定花岗岩砌成的东墙可以阻挡横飞的弹片，所以率领全家在墙脚卧倒，并嘱咐张大嘴巴，以防鼓膜被轰炸声震穿。
躺着的外公仰视着东墙，发现它有点往里倾斜。万一它倒塌了，那他的家人岂不都要被压成肉饼？于是他猛地跳了起来，带着全家冲出大门绕到墙外。刚刚卧倒，炮弹就在进士第院子正中落下，东墙果然往里坍塌，那么多的石块把一园子的花木果蔬全埋葬了。
哭喊声惨叫声此起彼伏。耽在自己家里的父亲第一感觉是眼前太亮了，原来我们家也成了断壁残垣，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想起了岳父家，就发疯似的往东跑去。
进士第的院子正中，被炸了一个直径两米大的黑洞，深处翻出的泥浆喷溅到四面八方，重达数吨的一条台阶被炸飞了，留下了大大的豁口。大舅妈边跑边哭嚷：我的头被炸飞了！我没脑袋了！三舅见她满脸的污泥黑浆，说，大嫂，脑袋没了你怎么还能说话？
舅妈这才破涕为笑。外公清点人数，全家毫发无损。正庆幸着，却闻前屋嚎啕哭声，原来是炸起的台阶飞到了前面的屋顶落下，砸中了母亲叔家的八仙桌，藏在桌下的是我两位堂姨妈，一位被当场砸死，另一位被炮弹声震破了鼓膜，从此变成了聋子。
这次轰炸，另一颗炸弹落在两里外的桥头，炸死了两个正在赶路的青壮男人。
这个事件，我是从反反复复的恐怖和仇恨的口吻中听来的，并定格在我的脑子里。
那年月一些大城市沦陷，很多名人回到了原籍，温州迎来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们在相对宁静的永嘉县城创办了“济时中学”，外公投奔了当时的校长金嵘轩。鬼子往外公家投弹之后，外公举家连带刚刚出生的我迁徙到永嘉。学校租了一座大宅子给老师们安置家眷。
我九个月大就会满地乱跑，我从这位先生的屋子跑到那位教授的居室，我推开房东大米缸盖抓起一把把大米，送到那些爷爷伯伯屋里，让他们家“满地开花”。我最“出名”的“壮举”是爬上房东外廊上的大摇椅疯狂摇晃，居然能将摇椅摇翻到蛎灰道坦里底儿朝天，并准确无误地把自己扣在下面。听到我哭声的母亲和房东太太跑出来寻找我时，却是“空院不见人，但闻啼哭声”！后来所有的大人们用尽科学和不科学的办法，总归不能把摇椅摇到我那个境界。
我的外公和父亲都是音乐教师。我的胎教就是歌声。我牙牙学语时，听济时中学校园里的抗日歌声，看外公和父亲排练“二小放牛郎”，我能在门槛上一趴就是老半天。三四岁时，父亲弹着风琴，我则站在他身旁高歌。我几乎能把所有的抗日歌曲都唱遍了，虽然口齿不甚清楚，但是绝对不走调。
岁月流逝，我成人了、并远嫁到台州。从青年到壮年直至步入老年，每每回娘家，爸总对我说：我弹琴，你唱歌。哪怕我当时十分疲惫，哪怕我那天心境不好，只要父亲的琴声响起，我就和他一起高歌。我把唱歌当作最好的礼物，孝敬给父母。
八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塞北体验生活。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丢下手头的活儿，日夜兼程奔向了家乡医院。
父亲高龄九十有五，他夏日游泳，冬天洗冷水浴。每年例行的体检，医生总是心有不甘地指着他说，这一次非得在你身上找出几个毛病来不可！可是年复一年，他们总是一无所获。
父亲热爱生活，喜欢新鲜事物，八十四岁学会了电脑，还写作、出版了一本十八万字的《苦乐人生》。去年，他自费给村里买了投影仪和音箱，让乡下大妈也跳上了广场舞，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大家都说父亲是全国岁数最大的“广场舞大爷”。他爱在网上云游，也爱网购。当地报纸说他的退休工资一大半都送给了淘宝，还说马云应该请他去代言！
可是那天他被该死的海绵拖鞋绊了一跤，致使股骨头断裂。考虑年事已高，医生不敢给他置换股关节，只是开了个微创，往里面打了三枚钉子。数天后，大概是创口痒痒，睡梦中的他把茧子挠掉了，血液就从那个指甲大小的洞口无声涌出。凌晨四点，他对我妹妹说，我觉得身上湿了。妹妹揭开被子，眼前的殷红和濡湿程度差点让她昏倒，她一边喊叫医生，一边抓了一大把餐巾纸去堵那个漏洞。
事后医生说，老人平时吃了抗凝血的药，血黏度低了。
当我风尘仆仆地站到了父亲的病床旁时，他已经输过1000CC的血了，医生说还要陆续输2000CC。父亲看上去面色灰暗，双目紧闭，十分虚弱。
我喊了声爸！他无力地睁开了一只眼睛，嗯了一声。妹妹嘀咕说，医生说老爸恐怕熬不过去了。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不甘心，一百个、一千个不甘心，那么健康那么豁达的父亲，怎么能轻易撒手人寰呢？
于是我说，爸，我们唱歌吧，唱《黄水谣》！我强忍着哽咽开了口：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
父亲翕动着嘴唇，无声。他真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渐渐地，我听到了微弱的和音，且越来越清楚，当唱到“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时，父亲突然拼足了力气，唱出了“一片凄凉……”接着，他就能随着我，一路唱下去了。
妹妹说，你是仙人，你一来爸就好了一大半。我说，不，是音乐的神奇，是抗日的力量。
往后，我每回一次娘家，都和老爸高歌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太行山上》《毕业歌》《河边对唱》，还有后来的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等。毕竟是快到百寿的老人了，别的东西可能忘记，但年轻时满怀激情、千万次唱过表演过的抗日歌曲，都能倒背如流，烂熟于心。
昨天我又去看他了，我一进门就问他好些了吗？他朗朗大声地回答说，好，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唱《长城谣》吧！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果然，父亲的嗓门更加响亮了！
摘自《台州日报》
母亲的娘家距夫家才200米，婚后的她经常耽在娘家，没完没了地帮外婆做家务。外婆小时候缠脚缠残了，但这不妨碍她后来生了十个子女。外婆一天到晚待在床上，指挥着长女干这干那。
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时，外公指挥着全家十余口跑到东墙脚下。教书匠外公一辈子没挣下一寸土地和半间房子，当时他们租住在“进士第”的东厢房。外公认定花岗岩砌成的东墙可以阻挡横飞的弹片，所以率领全家在墙脚卧倒，并嘱咐张大嘴巴，以防鼓膜被轰炸声震穿。
躺着的外公仰视着东墙，发现它有点往里倾斜。万一它倒塌了，那他的家人岂不都要被压成肉饼？于是他猛地跳了起来，带着全家冲出大门绕到墙外。刚刚卧倒，炮弹就在进士第院子正中落下，东墙果然往里坍塌，那么多的石块把一园子的花木果蔬全埋葬了。
哭喊声惨叫声此起彼伏。耽在自己家里的父亲第一感觉是眼前太亮了，原来我们家也成了断壁残垣，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想起了岳父家，就发疯似的往东跑去。
进士第的院子正中，被炸了一个直径两米大的黑洞，深处翻出的泥浆喷溅到四面八方，重达数吨的一条台阶被炸飞了，留下了大大的豁口。大舅妈边跑边哭嚷：我的头被炸飞了！我没脑袋了！三舅见她满脸的污泥黑浆，说，大嫂，脑袋没了你怎么还能说话？
舅妈这才破涕为笑。外公清点人数，全家毫发无损。正庆幸着，却闻前屋嚎啕哭声，原来是炸起的台阶飞到了前面的屋顶落下，砸中了母亲叔家的八仙桌，藏在桌下的是我两位堂姨妈，一位被当场砸死，另一位被炮弹声震破了鼓膜，从此变成了聋子。
这次轰炸，另一颗炸弹落在两里外的桥头，炸死了两个正在赶路的青壮男人。
这个事件，我是从反反复复的恐怖和仇恨的口吻中听来的，并定格在我的脑子里。
那年月一些大城市沦陷，很多名人回到了原籍，温州迎来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们在相对宁静的永嘉县城创办了“济时中学”，外公投奔了当时的校长金嵘轩。鬼子往外公家投弹之后，外公举家连带刚刚出生的我迁徙到永嘉。学校租了一座大宅子给老师们安置家眷。
我九个月大就会满地乱跑，我从这位先生的屋子跑到那位教授的居室，我推开房东大米缸盖抓起一把把大米，送到那些爷爷伯伯屋里，让他们家“满地开花”。我最“出名”的“壮举”是爬上房东外廊上的大摇椅疯狂摇晃，居然能将摇椅摇翻到蛎灰道坦里底儿朝天，并准确无误地把自己扣在下面。听到我哭声的母亲和房东太太跑出来寻找我时，却是“空院不见人，但闻啼哭声”！后来所有的大人们用尽科学和不科学的办法，总归不能把摇椅摇到我那个境界。
我的外公和父亲都是音乐教师。我的胎教就是歌声。我牙牙学语时，听济时中学校园里的抗日歌声，看外公和父亲排练“二小放牛郎”，我能在门槛上一趴就是老半天。三四岁时，父亲弹着风琴，我则站在他身旁高歌。我几乎能把所有的抗日歌曲都唱遍了，虽然口齿不甚清楚，但是绝对不走调。
岁月流逝，我成人了、并远嫁到台州。从青年到壮年直至步入老年，每每回娘家，爸总对我说：我弹琴，你唱歌。哪怕我当时十分疲惫，哪怕我那天心境不好，只要父亲的琴声响起，我就和他一起高歌。我把唱歌当作最好的礼物，孝敬给父母。
八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塞北体验生活。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丢下手头的活儿，日夜兼程奔向了家乡医院。
父亲高龄九十有五，他夏日游泳，冬天洗冷水浴。每年例行的体检，医生总是心有不甘地指着他说，这一次非得在你身上找出几个毛病来不可！可是年复一年，他们总是一无所获。
父亲热爱生活，喜欢新鲜事物，八十四岁学会了电脑，还写作、出版了一本十八万字的《苦乐人生》。去年，他自费给村里买了投影仪和音箱，让乡下大妈也跳上了广场舞，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大家都说父亲是全国岁数最大的“广场舞大爷”。他爱在网上云游，也爱网购。当地报纸说他的退休工资一大半都送给了淘宝，还说马云应该请他去代言！
可是那天他被该死的海绵拖鞋绊了一跤，致使股骨头断裂。考虑年事已高，医生不敢给他置换股关节，只是开了个微创，往里面打了三枚钉子。数天后，大概是创口痒痒，睡梦中的他把茧子挠掉了，血液就从那个指甲大小的洞口无声涌出。凌晨四点，他对我妹妹说，我觉得身上湿了。妹妹揭开被子，眼前的殷红和濡湿程度差点让她昏倒，她一边喊叫医生，一边抓了一大把餐巾纸去堵那个漏洞。
事后医生说，老人平时吃了抗凝血的药，血黏度低了。
当我风尘仆仆地站到了父亲的病床旁时，他已经输过1000CC的血了，医生说还要陆续输2000CC。父亲看上去面色灰暗，双目紧闭，十分虚弱。
我喊了声爸！他无力地睁开了一只眼睛，嗯了一声。妹妹嘀咕说，医生说老爸恐怕熬不过去了。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不甘心，一百个、一千个不甘心，那么健康那么豁达的父亲，怎么能轻易撒手人寰呢？
于是我说，爸，我们唱歌吧，唱《黄水谣》！我强忍着哽咽开了口：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
父亲翕动着嘴唇，无声。他真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渐渐地，我听到了微弱的和音，且越来越清楚，当唱到“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时，父亲突然拼足了力气，唱出了“一片凄凉……”接着，他就能随着我，一路唱下去了。
妹妹说，你是仙人，你一来爸就好了一大半。我说，不，是音乐的神奇，是抗日的力量。
往后，我每回一次娘家，都和老爸高歌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太行山上》《毕业歌》《河边对唱》，还有后来的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等。毕竟是快到百寿的老人了，别的东西可能忘记，但年轻时满怀激情、千万次唱过表演过的抗日歌曲，都能倒背如流，烂熟于心。
昨天我又去看他了，我一进门就问他好些了吗？他朗朗大声地回答说，好，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唱《长城谣》吧！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果然，父亲的嗓门更加响亮了！
摘自《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