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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于2015年3月26日仙逝。当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医院把这位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辞世的消息公布于诗歌世界的那一刻，我刚好在遥远偏僻的居所整理完春节期间写给中国女诗人李小雨的悼念诗。我在诗中写道：“春天匆匆忙忙/还是没赶上你的离去/二月的风踉踉跄跄/从北京刮来，它的哭喊/谁也没有听到/世界和我们的心/在春天之前变得肃穆/肃穆成一座诗歌教堂……诗歌牧师告诉我们/你的最后一分钟很安详/安详地成了第一个迎接新春的人……”小雨和李瑛先生作为“父女诗人”，一直是中国诗坛的佳话，她的突然离去是中国诗歌界的损失。
其实小雨离春天已经很近了，但是春节还是成了她的“头七”祭奠。而特翁生命最终停止的日子，让所有属于诗歌的心不免一惊——25年前的3月26日，“向死而生，为生而死”的海子，带着“我在写作中倾注了我全部的生命和人格”（尼采语）的践约，把自己结束在春天的山海关，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因殉诗而被誉为“诗歌烈士”。
大自然和人类的春天，悲伤与诗歌在相同的季节，甚至是在“同一天里”被上苍收纳。感慨万千的人们，似乎看见了诗歌是怎样用她“春暖花开”的手抚摸正在上升的魂灵。
在特朗斯特罗姆那里，尽管“春天荒凉的存在”，中风后的老人依然能在斯德哥尔摩一座群岛上的蓝房子里，用他的左手流畅地弹出几支巴赫的曲子，还抱怨写给他左手的乐曲太少了。诚然，当代诗歌的边缘性，以及现代诗歌与普通人存在的距离使特朗斯特罗姆的春天有些“荒凉”，可他仍是个快乐的诗歌老人。
作为瑞典本土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太知道诺奖对于“家乡人”有多么的吝啬，更知道“那个奖”已经15年没有青睐于诗歌了。所以当他在2011年10月的某个傍晚，在两个孩子的拥绕中安坐于花园，那只因中风而瘫痪的右手便习惯性地按住胸口——他已经在几十年中以被“提名”的主办方国籍的身份，忐忑而麻木地一点一点接近着诺奖。19个小时后（瑞典时间10月6日13时）这个愿望终成现实。瑞典文学院宣布：特朗斯特罗姆“通过他精简的、透明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现实的新途径”。接到喜讯电话的是诗翁的太太，她表示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听音乐，感觉很好”。
究其特朗斯特罗姆的一生，他写诗不过二百余首，结集成书，也只是薄薄的12册。事实是他写诗极慢，处女诗集才不过《诗十七首》，即使在尚属创作旺盛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一年中的诗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现居北京的诗人、翻译家李笠记得，长诗《画廊》花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年的时间，而一首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第一次以手稿形式给李笠看，到反复修改后的发表，竟然历经七年。
李笠和特朗斯特罗姆见面，曾谈到当时一个著述丰盛的瑞典诗人兼小说家，李笠问对此人的看法，特朗斯特罗姆用一种类似禅宗大师对弟子的方法答道：“他去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这些事情虽难于理解，却也给浮夸盛行的诗界敲响了诗歌的警钟。
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的极度考究，表达了诗人与诗歌之间的彼此尊重。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语言谋杀诗意”，而他始终倾心于戒除一切陈词滥调。他的方式是更新意象，创造隐喻，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记得有一句“风吹来，玫瑰紧紧地抓住光”，还有“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这种瞬间的真境感触全美了诗歌的灵魂，复归了诗的典雅、亲切与灿烂。与特翁曾交往密切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说：“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德国工业区）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
也许很多中国读者对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并不了解，不过在中国的诗人圈里特翁却赫赫有名，北岛、李笠、于坚、王家新、陈东东、沈奇、赵野、蓝蓝等许多中国诗人曾受过他的影响，这与其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分不开。这位“像打磨钻石一样写诗的人”曾两次到访中国，第一次是1985年，这个距离瑞典7000公里，跨越七个时区的国家，一定是让他充满了好奇的，他去了北京、上海、西安，同很多青年诗人见了面。在多年后的2009年，一群中国诗人到他家里聚会，李笠搬来椅子把他家中一幅挂颠倒了的汉字书法挂正，王家新唱了“兰花花”，沈奇唱了“信天游”，蓝蓝唱了哈萨克名歌，然后，托马斯用他的左手为大家弹了钢琴。他用明澈的蓝眼睛和音乐同中国的诗人们对话。而1985年陪他上长城的北岛则同他保持了30年的友谊。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是：写得少，但要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正由于坚持这一信条，五十年他只写了两百余首诗。在获得诺奖后，他的作品《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马悦然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已因中风而坐上轮椅且口齿不清的他，趁着《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出版的契机再访中国。
从1985年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被北岛介绍到中国，对北岛这一代诗人都有重要影响。在北岛看来，特朗斯特罗姆大于诺贝尔文学奖：“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与其说是特朗斯特罗姆的骄傲，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北岛曾在《时间的玫瑰》中谈到：“托马斯拥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会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于坚2010年去过在波罗的海沿岸龙马岛上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家，那里离斯德哥尔摩并不远，但他一直住在小时候长大的房间里写作、读书，从来不热衷被人注意、出名这些事情。于坚对此深有感触：“中国诗人有被边缘化的焦虑。我认识的世界各地的诗人朋友都非常安静，连上网的人都不太多。”之于特翁的诗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于坚说：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据说特朗斯特罗姆的原文诗歌，都是用略显冰冷的瑞典语写成，对表达手段有着完美的控制，几乎没有任何虚饰的修辞，着眼在日常现实中创造奇迹。“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最著名的诗句，他的诗歌从不借助汹涌澎湃的抒情，反倒是那些隐喻之外“不在场”的语言，让他的句子充满了力量。特朗斯特罗姆很早就明白了简洁主义的价值，懂得了用词越少而诗歌越有表现力的道理。
特翁曾对中国的诗歌朋友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想到“我的一生”这几个字，他眼前就会出现一道光。细看，是一颗彗星。最亮的一端，头，是童年和成长时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他试图回忆，试图穿越那里。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很危险，感觉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它较长的部分，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而且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到了六十岁。”
属于瑞典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优秀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离去了，但是我们依稀听到了巴赫的有关美、有关人性光芒的乐曲正在天堂的春天里回响……
（金伟信，吉林省作协会员，在《作家》《山花》《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著有文集《沉默的星空》、散文评论集《平民天堂》等）
其实小雨离春天已经很近了，但是春节还是成了她的“头七”祭奠。而特翁生命最终停止的日子，让所有属于诗歌的心不免一惊——25年前的3月26日，“向死而生，为生而死”的海子，带着“我在写作中倾注了我全部的生命和人格”（尼采语）的践约，把自己结束在春天的山海关，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因殉诗而被誉为“诗歌烈士”。
大自然和人类的春天，悲伤与诗歌在相同的季节，甚至是在“同一天里”被上苍收纳。感慨万千的人们，似乎看见了诗歌是怎样用她“春暖花开”的手抚摸正在上升的魂灵。
在特朗斯特罗姆那里，尽管“春天荒凉的存在”，中风后的老人依然能在斯德哥尔摩一座群岛上的蓝房子里，用他的左手流畅地弹出几支巴赫的曲子，还抱怨写给他左手的乐曲太少了。诚然，当代诗歌的边缘性，以及现代诗歌与普通人存在的距离使特朗斯特罗姆的春天有些“荒凉”，可他仍是个快乐的诗歌老人。
作为瑞典本土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太知道诺奖对于“家乡人”有多么的吝啬，更知道“那个奖”已经15年没有青睐于诗歌了。所以当他在2011年10月的某个傍晚，在两个孩子的拥绕中安坐于花园，那只因中风而瘫痪的右手便习惯性地按住胸口——他已经在几十年中以被“提名”的主办方国籍的身份，忐忑而麻木地一点一点接近着诺奖。19个小时后（瑞典时间10月6日13时）这个愿望终成现实。瑞典文学院宣布：特朗斯特罗姆“通过他精简的、透明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现实的新途径”。接到喜讯电话的是诗翁的太太，她表示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听音乐，感觉很好”。
究其特朗斯特罗姆的一生，他写诗不过二百余首，结集成书，也只是薄薄的12册。事实是他写诗极慢，处女诗集才不过《诗十七首》，即使在尚属创作旺盛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一年中的诗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现居北京的诗人、翻译家李笠记得，长诗《画廊》花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年的时间，而一首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第一次以手稿形式给李笠看，到反复修改后的发表，竟然历经七年。
李笠和特朗斯特罗姆见面，曾谈到当时一个著述丰盛的瑞典诗人兼小说家，李笠问对此人的看法，特朗斯特罗姆用一种类似禅宗大师对弟子的方法答道：“他去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这些事情虽难于理解，却也给浮夸盛行的诗界敲响了诗歌的警钟。
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的极度考究，表达了诗人与诗歌之间的彼此尊重。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语言谋杀诗意”，而他始终倾心于戒除一切陈词滥调。他的方式是更新意象，创造隐喻，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记得有一句“风吹来，玫瑰紧紧地抓住光”，还有“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这种瞬间的真境感触全美了诗歌的灵魂，复归了诗的典雅、亲切与灿烂。与特翁曾交往密切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说：“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德国工业区）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
也许很多中国读者对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并不了解，不过在中国的诗人圈里特翁却赫赫有名，北岛、李笠、于坚、王家新、陈东东、沈奇、赵野、蓝蓝等许多中国诗人曾受过他的影响，这与其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分不开。这位“像打磨钻石一样写诗的人”曾两次到访中国，第一次是1985年，这个距离瑞典7000公里，跨越七个时区的国家，一定是让他充满了好奇的，他去了北京、上海、西安，同很多青年诗人见了面。在多年后的2009年，一群中国诗人到他家里聚会，李笠搬来椅子把他家中一幅挂颠倒了的汉字书法挂正，王家新唱了“兰花花”，沈奇唱了“信天游”，蓝蓝唱了哈萨克名歌，然后，托马斯用他的左手为大家弹了钢琴。他用明澈的蓝眼睛和音乐同中国的诗人们对话。而1985年陪他上长城的北岛则同他保持了30年的友谊。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是：写得少，但要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正由于坚持这一信条，五十年他只写了两百余首诗。在获得诺奖后，他的作品《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马悦然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已因中风而坐上轮椅且口齿不清的他，趁着《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出版的契机再访中国。
从1985年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被北岛介绍到中国，对北岛这一代诗人都有重要影响。在北岛看来，特朗斯特罗姆大于诺贝尔文学奖：“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与其说是特朗斯特罗姆的骄傲，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北岛曾在《时间的玫瑰》中谈到：“托马斯拥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会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于坚2010年去过在波罗的海沿岸龙马岛上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家，那里离斯德哥尔摩并不远，但他一直住在小时候长大的房间里写作、读书，从来不热衷被人注意、出名这些事情。于坚对此深有感触：“中国诗人有被边缘化的焦虑。我认识的世界各地的诗人朋友都非常安静，连上网的人都不太多。”之于特翁的诗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于坚说：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据说特朗斯特罗姆的原文诗歌，都是用略显冰冷的瑞典语写成，对表达手段有着完美的控制，几乎没有任何虚饰的修辞，着眼在日常现实中创造奇迹。“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最著名的诗句，他的诗歌从不借助汹涌澎湃的抒情，反倒是那些隐喻之外“不在场”的语言，让他的句子充满了力量。特朗斯特罗姆很早就明白了简洁主义的价值，懂得了用词越少而诗歌越有表现力的道理。
特翁曾对中国的诗歌朋友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想到“我的一生”这几个字，他眼前就会出现一道光。细看，是一颗彗星。最亮的一端，头，是童年和成长时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他试图回忆，试图穿越那里。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很危险，感觉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它较长的部分，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而且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到了六十岁。”
属于瑞典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优秀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离去了，但是我们依稀听到了巴赫的有关美、有关人性光芒的乐曲正在天堂的春天里回响……
（金伟信，吉林省作协会员，在《作家》《山花》《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著有文集《沉默的星空》、散文评论集《平民天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