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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历史并不是沿着一元直线发展，而是多元平行，各有其文化特点和动力。人类历史不可能像福山、黑格尔所想象的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宋明理学早就提出了中国理想的人间秩序，这是在唤起社会精英“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构建的以民为本的德治原则。德治原则会吸收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经历困境和不断创新，中国文化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春天。
关键词：西方中心论 一元历史观 天下为公 中国文化的人间秩序
作者谢幼田，四川大学特聘教授、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4）。
20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剧变。于是日本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下称福山）根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W. F. Hegel，1770-1831）的思想，试图探讨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提出人类历史将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他出版了几本书，探讨所谓历史的起源和终结，其中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年出版）一书为最有名。
他在反映其观点最集中的“代序”中承认：“我所谓走向终结的，指的并不是发生的事件，甚至也不是重大的事件，而是大写的‘历史’：即把全人類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历史。”他进一步承认：黑格尔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这两位思想家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发展……因此，这两位思想家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结就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自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nynbee，1889-1975），以及存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举世公认以后，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史已经很少有学者尊崇，只有集权统治者利用其普世的名义，把其统治装扮成为绝对必然的势头，声称代表了历史的方向，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物，但是福山却重新拾起这过时的理论，为自己陈旧的理论穿上所谓新外衣。
福山的理论依据是基于对于黑格尔的信仰，而不是基于一系列人类的学术成就，更谈不上对于世界重要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的了解。中国人自有其基本文化精神和历史发展观，中国士人心目中自有人间秩序，而这些人间秩序和基督教的终极世界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一百多年以来的西方先哲已经指出，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一元历史观，以及他们的所谓历史终结论，都不可能概括全人类的历史，福山心目中的人间秩序完全没有理由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价值之源。福山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热情，并且在此之上对于极权主义有限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难以成立的。以下主要从中国文化角度，也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指出福山的历史终极世界的局限。
一、再现西方中心论 [见英文版第16页，下同]
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商业在亚非等殖民地的扩张，进而累计了巨大的财富。这些成功在学术上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等领域，他们都以欧洲的是非为是非，而不承认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以为西方历史就是全人类的历史。这种现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有所改变。
20世纪有两个历史学家最引人注目，他们的学说被学术界广泛承认。一个是斯宾格勒。他不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而是看作许多独立单元，历史是没有中心的，当然也就没有西欧中心，就是被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看得神乎其神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并不比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文化更高级。西方文化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以基督教文化所具有的犹太精神的结合。斯宾格勒以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宿命的，都要经过发生、发展、衰落、灭亡，人类所有的文化从时间上说是平行的。虽然其他文化大都衰亡了，西方文化也逃不过这宿命的结局。他把文化的差别看作不同的文化灵魂。
另一个是汤因比，用五十年时间写出巨作《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他深入研究人类不同文化，进一步完善了斯宾格勒的民族文化平行发展论，并且修正了文化宿命论，认为经过人为努力，文化可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余英时说：“汤因比和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一样，对于所有文明都是尊重的，他认为西方文明虽在最近一两百年主宰了世界，但其内在限制已不可掩，绝不可能单独引导人类走出困境。”这不可掩饰的内在矛盾，主要是不同文化精神的对立，科学与神学的对立，个人和社会的对立，自由与约束的对立，这些是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思想家找到走出思想危机的出路。
德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古代不同文明有不同的贡献。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第一章就批评了黑格尔的独断的历史哲学：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从圣·奥古斯丁到黑格尔的一系列巨著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全世界历史的轴心。
雅斯贝尔斯提出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才是历史的轴心，全世界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他说道：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的可能性……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
他把这一时期称作人类的“轴心时代”，这一称谓被学术界广泛地接受。受到这几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学术界一般都接受了文化是不同的行为系统，核心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尤其作为无意识的社会心理，表现了相当的稳定性。因为这一理论跳出了西方中心论，使得一些有悠久传统的社会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研究。 福山对于20世纪史学界的人类文明平行发展论却一笔带过，认为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历史发展的障碍，还说：“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促进还是制约，都可成为普世价值的障碍，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工业化过程，正推动人类的同质化。”他站在西方扩张主义立场上视其他民族为障碍。他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基本价值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其所谓“推动”是指人类的其他文化都被消灭，而在西方文化为基础之上的“同质化”。
当西方文化趁工业革命以后的强大而把全世界都差不多征服的时候，全世界中若干有自己独立价值系统，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字的重要文化，并没有被“同质化”而消失，例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仍然存在。即使19世纪提出“脱亚入欧”的日本，仍然保持独立的民族性格。不过日本学习了军国主义的糟粕，而在二战中给亚洲带来了苦痛，自身也遭受巨大摧毁。可是福山还幻想武力征服不了的民族文化，在今后都要被“同质化”。他把这些人类不同文化都称作“民粹”主义，应当消除，一统而成为西方世界。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现。
福山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几乎在同时发表了其影响很大的著作《文明冲突论》，虽仍离不开西方霸道和二元冲突的旧论，但却从多元文化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冲突，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Remaking of World Order），虽然强调西方价值，却无所谓的“终结”。
二、陈旧的研究方法 [17]
福山的历史研究方法，出自他无视20世纪人类自然科学的巨大变化，仍然采用18世纪牛顿时代的世界观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他也忽视自成体系的其他文化独特的价值系统。正因为如此才有把人类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幻觉。
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文化对抗犹太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将人从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学的意识形态随之代替了宗教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的精神领域，神学的权威被事实的权威替代，科学的怀疑精神取代了盲目的信仰。哥白尼提出地球每天二十四小时围绕太阳旋转一周；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速度，使得科学的客观化获得认可；笛卡尔综合了代数几何学，以及培根的经验科学，进一步完善了蓬蓬勃勃的自然科学，归纳法和演绎法推动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集自然科学之大成，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整个宇宙就像一部运转的机器，可以通过数学推算以获知其一切因果规律。这规律是客观的，不受人为干预。
不仅如此，科学世界观开启了理性支配一切的文化启蒙运动。运用这一世界观来看社会生活，则排除了“神”一直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把持，以为发现了历史发展规律性，从而可以依据这规律建立一套理想社会和人类的永久和平，逻辑理性似乎成为了解世界的唯一方法。学术界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标志着牛顿科学世界观的完成，许多人企图用进化论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人类道德原则的基础。
20世纪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基于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提出的量子论。在认识方法上，因为事物的相对性、逻辑理性已经不能够认识所有的事物，相对论和量子论否定了大机器的宇宙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从根本上怀疑和反抗了“绝对”的世界观。牛顿时代人们认识的对象是物质的，把物质绝对化。但是相对论认为物质只是能量存在的形式，例如光既是物质，又是光波，逻辑理性已经无法解释。而且人们发现逻辑理性的认识方法的局限，因为任何逻辑推理必须要有前提，假设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主观认识，所以同一个研究对象可能存在平行的真理，真理本身是多元的，而不是绝对的；量子物理学家在研究微观世界时，其奠基人发现其认识对象与测量仪器总会发生相互作用，因此结果只可能是相对的，所以又叫测不准原理，这时候不可能运用逻辑理性，而必须借助于直觉。量子理论发现了微观世界是互补的，所以又叫作互补原理。量子物理学家还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提出阴阳互补构成了世界，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把太极图作为世界物理学会的会徽。
20世纪现代科学不仅影响到哲学界，也影响到历史学界。人们发现历史事件的中心是人，人受到经济环境、历史文化、现实宗教、各种战争、风俗习惯等等的影响，具有随意性。历史不存在一个自古至今的客观规律，历史家对于偶然发生的事件只能作选择记录。福山的著作出版在20世纪末，但他却好像是在真空当中写的。他既固执于西方中心论，无视牛顿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的过时，也无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科学的世所公认的成就，只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自由想象，在基督教的世界发展模式中讨论历史的所谓终结。他根本不了解其他文化，故意呆在笼子里，兴致勃勃地谈论人类历史的终结！
余英时说：“所谓多元文化观即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受到20世纪几个历史文化哲学家的影响，学术界一般都接受了文化是不同的行为系统，核心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尤其作为社会心理，表现了相当的稳定性。因为不同文化平行发展的這套理论跳出了西方中心论，使得一些有悠久传统的社会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欧洲文化并非其他文化的标准，而是与其他文化交相影响。
福山的著作中，把18世纪的牛顿的世界观拿出来解释历史，以西方的决定论和基督教一元历史观作为原则，构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按照西方的所谓逻辑发展，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外化加以上了新的外套。福山说：
要信赖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之根本机制的理解深度，是马克思和当代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无法比拟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亦非赋予其力量的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而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驱动力，即寻求承认的斗争。
要特别提出的是，福山受到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的影响，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武力扩张的影响，在谈论历史事件时，多次提倡用非常的战争手段去实现他的所谓历史的终结，这为西方强权政治提出了理论依据： 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同政权或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一场对话或竞赛。不同的社会在这场对话中相互“驳斥”，以期胜过对方或比对方存在得更长久——做到这一点有时是通过军事征服，有时是通过经济制裁的优越性，有时则是更大的内政凝聚力。
从政治学的角度，同意民主制度对于人类有其优越性，在约束强权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目前值得世界上许多民族学习，包括中华民族。但是这并不等于承认人类历史会终结在西方价值体系之上，成为所有民族的唯一出路。政治制度仅仅是价值系统的伸延产物。
福山在讨论自然科学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认为科学本身一定会导致自由民主。但他却承认20世纪前期的德国和后期的苏联，在自然科学上都占据前列，但并没有因此发展成为民主国家。福山指出：“20世纪的经验大大动摇了科学技术是进步之基础的主张，因为，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如果1930年代就有电视和实时全球通讯，那肯定会被……这样的纳粹宣传家非常有效地用来宣扬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所以他提出自然科学是否会导向民主是有条件的：“只有知道人类正走向何方，才有可能谈论历史进步。”好像他知道了人类的方向！
三、历史在进步吗？ [19]
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发布以后，西方的科学家几乎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信仰，以为自然界并不在上帝的控制之下，一直在进化过程之中。用之于社会，他们以为人类也处于永恒的进步之中，这成了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圣经》说人类一生都在赎罪，未来可以通过赎罪进入天堂，这是犹太精神的一部分。可是在科学革命排除了上帝的作用以后，基督教世界为之茫然。不过，在培根的经验科学中，人类的经验在不断地积累，这就包含了进步观。人生的意义可以着眼于未来，即正在发展进步的人类社会，可以创造未来，理想社会就在那里。
特别是19世纪出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为一切生物都由单细胞进化到多细胞，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由无机物进化到有机物。表现进化论的所谓“生物树”，生动地描绘了自然界的这一进化过程。生物界所呈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则深深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使得人们相信历史有方向和发展进步。本来，两百多年以来，对于历史是否进步争论不断，但是达尔文用科学来佐证，加之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阐发，使得社会各界都相信人类社会因为生存竞争而进步。他的学说构成了对于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挑战，深入到了欧洲人的人生观，也成为中国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之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之成为了必读文献，其中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著作（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体现了自然界物竞天择的现象。
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暴露出一些根本的缺陷。例如现在许多天主教的传教者恰恰悬挂达尔文的生物树，他们告诉刚刚接触天主教的年轻人，各个生物物种之间，并没有进化的过渡生物，没有所谓进化的过程，反而更加证明了上帝造物。并且，进化论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淘汰，即如果不进化，就会被淘汰，就无法生存，现今地球上存在的各个物种是生存竞争的结果。
达尔文进化观及于一切社会现象，成了牛顿科学革命世界观的完成。任何思想家在那时候提出的理想国，都必须依赖进化观的支撑，即必须通过进化才能够达到理想社会。有的研究者指出：“达尔文主义之补充牛顿的大机器宇宙观，在赋予社会一种科学的机械的解释。此种社会的科学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尚深深影响其他三种学术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科学的史学和现代化心理学。”在决定论和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人类是没有自由的，甚至人的作用也是被决定了的。
当代哲学史家戴孚高（Bernard Delfgaauw）说过：“自然科学是全然决定论的（Deterministic），主张在事物间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因果关系，所以自然界的任何情况都能够从它的前导的情况中测定出来。由于相信这种科学方法也能应用到一切实在界，结果使得决定论的态度从对待无生物过渡到对待有生物，最后过渡到对待人类。这时期所做的大胆尝试，就是把人当作被决定的存有，把自由当作幻想。……紧接着，这种决定论与唯物论的世界观点似乎在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确定地位。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把一个原先已存在的进化或演化（Evolution））观念有力地凸显出来。”
福山说：“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展开，就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机制。”他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能令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也能推动在不同文化间创建统一的社会机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起自欧洲，世界统一了吗？人们的社会历史观进步了吗？
“现代自然科学逐渐征服自然，由此被認为产生了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变化。”征服自然的思想已经使得地球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仅仅从这一点就知道，自然科学也同时带来了地球生态的大破坏，而不是进步。进步观只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信仰。
四、历史终结了吗？ [20]
福山继承基督教的终结观，扩大及全人类，认为人类会终结在西方文化之上，终结在尼采满意之上。1992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随着苏联和东欧崩溃而结束，亨廷顿出版了著作《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西方即将面临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接着与儒家文明的冲突。
“历史终结”的概念不是出于古希腊，而是与犹太精神有关。基督教的观念认为，上帝创造的是宇宙、人类、万物，上帝要拯救的包括了所有的人种。当永远在赎罪的人类得救时，历史也就终止了。这是西方文化典型的历史始终说。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说则出自基督教的教义。 福山特别推崇法國籍俄裔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阐释者”。科耶夫这样解释历史的终结：“通过观察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反思自耶拿战役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黑格尔把这场战役看作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对的。在这场战役中而且通过这场战役，人类的先锋事实上达到了极限点和目的地，即人类历史演进的终结点。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在法国实现的普遍革命力量在空间上的拓展。”自由平等原则被拿破仑带到欧洲各地，“法国革命后出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是基督教的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平等理想在此世的实现。……确切地说，这构成一种承认，即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因此人可以让上帝来到尘世，住在现代国家的议会大楼、总统府邸和官僚机构中”。福山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完全统治的世界。
这是西方武力征服世界的极盛时期的狂言。问题在于，他的终极世界是人民所满意而无所追求吗？本来，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全世界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和参考价值。可是，黑格尔时代是西方强权武力征服世界的时代，是与武力相伴的西方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根据科耶夫的理论，世界终结说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欲望、激情，另一方面是理性。他认为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立的英美自由民主国家，是出于算计的理性，即从霍布斯、洛克的人的自由主张，而不是出于人们内心的欲望和激情。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应当出于人们内心的激情。这二者是矛盾的，但是只有这理性与激情结合，才可以达到社会的稳定，才有历史的终结出现。
福山对于“终结”的概念做出解释：“这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达到了高度的物质丰富和政治稳定。因为这些国家是不再有基本“矛盾”的社会；它们自足自立，不再有进一步为之奋斗的伟大政治目标，从而能够专心于经济活动。……于是，欧洲共同体也就成了历史终结在制度上的适当体现。”但即使西部欧洲“终结”了，东部的东正教文化所传播和影响的地区，如何一同终结呢？世界上其他文化怎么办呢？福山无视世界上现存的、两千多年以来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平行发展的不同文化，提出了全世界“同质化”的概念。
历史的终结的关键在于其时代之人“是否真正满意”。人类显然存在自然智力、教育、劳动分工等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心理，就有多少不同的满意度。福山所满足的人是尼采式的“超人”。尼采（Nietzsche，1844-1900）认为自由民主代表的是奴隶的胜利；在贵族社会以外，不可能有真正卓越的人，这样的人要比平常人更坚定、有远见、更残酷。社会“没有信仰，没有迷信”，艺术、哲学也终结，尼采认为那个社会没有“牧人”，只有“羊群”，人人都是平等的。谁如果有别的感受，就得自愿进入疯人院。尼采就被送进了。
哲学家罗素认为西方文化永远是在欲望和约束中间摇摆，福山的终极世界则是在激情（欲望）和理性（约束）统一时才能够实现，可是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结构。矛盾中的尼采不仅对于上帝怀疑，对于理性怀疑，对于人的生存价值都怀疑。尼采早期受到叔本华影响，叔本华通过怀疑理性，而怀疑人生和道德。尼采后来只好张扬“权力意志”，但不得解脱，以为人和物的对立会永远循环。尼采又怀疑上帝的原罪说，认为只有超越自身、超越弱者并且充分表现自己，敢于面对人类的痛苦，做一个伟大的人。可是他超越得了吗？福山的终结世界里面以尼采为中心，是西方的出路吗？福山这本书出现的本身，是西方思想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危机无法解决时的幻想。
五、中国文化的人间秩序 [21]
（一）儒家价值系统的建构 [21]
不同文化有其各自的历史轨迹，文化的存废由其内部结构和内容决定的。经过几千年激荡磨合而仅存的世界各重要文化，有其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轨迹。五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既有相当繁荣富强的汉唐宋，也不乏大动乱。然而社会动乱之后，又归于平静，休养生息过后，总会出现新的繁荣，中国历史绵延久长。无论战争或者暴政的摧残，或者自然灾害降临，以及外来文化以暴力或者和平方式的冲击，中国社会却依然故我，悠久畅茂。这其中的奥秘是中国人对于“亲亲”关系的扩大和满足。宋代，中国文化吸取佛、道入儒，把亲情文化扩大及全宇宙，再由不息追求“以不忍人之心”待所有人，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推及人间社会。可以说，经过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周易·系辞》言天道与人道之关系，但孟子根本不提及，他关心的是人的生命的意义；汉代阴阳五行之天道，走入了宗教神秘主义之途；经过了一千多年波澜起伏的历史，理学奠基者周敦颐（1017-1073）从《周易·系辞》得到启示，重新思考人生与宇宙关系，著《太极图说》曰：“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综合宇宙论和人生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宇宙人间基本秩序。和他一起奠定理学基础的张载，根据孟子之形而上学构建了人间基本秩序。
孔子很少谈论天道，只是以微言大义示之；孟子言性善，尽心知性知天，以心的内向方式，构建了儒学的形而上体系。汉代完成了较好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却没有以此进一步与儒学之源联结起来并且构建文化理想秩序，只是把儒家与阴阳家混淆起来，在神秘的谶纬神学中游荡；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是汉代的继续，行之有效，在形而上的精神层次，主要是佛学和道教盛行，佛道并不能构建和支持现实的制度层次；直到宋代，出了理学群体，把三代“天人合一”的理想亲情化，吸收佛道的智慧，把人间秩序平等化、具体化，把士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制度化，为中华民族的持续久远地发展指明了方向。近代西方成功地以民主制度约束了最高的权力，而宋代的中国也以增大宰相权力，通过科举选择人才，并且在御史监督方面加强来约束最高权力的实践。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作为稳定的价值系统，始终无意识存在于中国士人精英和庶民的心中。这种价值系统散发出相应的政治制度、伦理秩序。黄宗羲《明儒学案》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盈天下者皆心也”，心性天理合一的价值系统，支配了中国人的行为系统。理学家提出了理一分殊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生活得安逸，以至于周围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民族，哪怕曾经在沙场上与之流血斗争过的，都纷纷自愿学习汉语言文字和整套生活方式，这就是自古就有的不同民族融合的现象。中国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的后面，是中华民族以仁义礼智四端为基础的开发包容的价值系统，周边的许多民族认同这价值系统并且加以采纳，叫作“同化”。同化是不同社会心理之间无意识地通融和无声息地化解差异，这不是武力强制征服所能够完成的。宋元明清是同化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欧洲总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差别而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斗争不断，西方文化基本上是古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及宗教风俗对立。欧洲没有“亲亲融会剂”，没有融合的现象。 （二）中国的“道统”与“治统” [22]
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问学周敦颐，周敦颐则要他们思考，“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居住在贫穷简陋的地方，吃粗食喝白水，可是仍然不改其乐。周敦颐道：
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这所谓的“见其大而忘其小”的“大”，就是儒家精英文化的超越精神。“亲亲”是儒家，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由“亲亲”才有无意识的社会心理，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老百姓在一般情况“亲其亲”（《孟子·离娄上》）即可；但是士人“不独亲其亲”（《礼记·礼运》），还要推己及人，通过慎独，通过人生一辈子的锤炼（尽心），通过孟子的养气，体验“诚”，与天道一致，这就是“孔颜乐处”的境界，这就能够做到在特殊情况下“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做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程颐到了十八岁，游览太学，见老师胡瑗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程颐以为圣人是可以学习的，可以通过学习“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要“明诸心”，“求诸己”。这要“明”的，所要“求”的，都是每一个个体的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宇宙世界，其本质是仁义礼智四端，其境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士人则必须逐渐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大学》开篇就是“明明德”，是明自己固有之德，把自己的善性付诸行动。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天下万物所具备的“诚”的性质，我自己都有，即具备仁义礼智四端，所以我做合乎仁的事情，推己及人，呈现自己的善心，就与天的本质的诚相一致，是极其快乐的。这是周敦颐在《通书》之中，从《周易》所感悟的“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
士人在主观方面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这就是被理学家所理解的“存天理”，就是他们所谓的道统。这一学术承传在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表述是：“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以上所谓的“中”，就是“天理”，即儒家的价值系统，这价值系统显示出来就是三代的道统和治统的合一。《宋史·道学一》介绍道统：“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至二程朱熹出，儒家精英文化之道统完成了承传。
从秦汉之大一统至唐，在形而下的国家制度层次运行，得益于民间文化的亲亲作为基础的稳定存在，政治制度有荀子的以民为本的学说作为内核。但是这时期的精英文化却流连于佛道，可谓偏了方向。到宋明理学才吸收佛道之精华，加强了儒家的精英文化。理学最重要的意义是：一为民间亲亲的无意识社会心理找到了提高地方路径；二为以民为本的政治制度找到了源头。这源头就是心性天合一为理。可是，因为心性天理都不是耳目之知所能够了解，并不是逻辑实证可以简单推导出来，所以也有走弯路的时候。
张载（1020-1077）之所以能够自先秦以来成为重构儒学的奠基人物，就因为他曾经长年潜心佛道，再回到儒家，而贯通了中国思想，使得“理”包含了中国人至宋明时期的最重要的智慧，即为现实的治统找到了根源。也许，“理一分殊”的杰出理论受到了華严宗“月映万川”的影响，这正其是高明处。后来的陆象山（1139-1193）和王阳明（1472-1529）对于“心”成体系深远地阐发。
道统是根本，还衍生治统，就是在儒家的政治哲学指导下的治理历史：其一，以理想的“三代”为模板，尧舜禹都是道统与治统兼有的君王，统治者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后来的统治者做得参差不齐，其最好的汉高祖、唐太宗，理学家评价他们也不过“离盗贼不远”。因为作为精英，他们不知道或者少知道“理”，缺乏内在的价值系统支撑他们实践。其二，这涉及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统治者只要没有具备“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就做不到“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仁义礼智四端就不可能真正通过士人、仕人及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不可能按照儒家的政治哲学加以规范，所以都是非法的。儒家的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则在于，人间秩序只是“理”散发出来的，不明理，内心不爱民，就不是德治，就不合法。执政者没有“不忍人之心”，就不可能产生“不忍人之政”，就不合法。
（三）中国理想的人间秩序 [24]
对于中国来说，最理想的社会是道德高度发达的社会。《礼记·礼运》的描述曾经广为人知，在南京中山陵前的大牌坊有孙中山题写的“天下为公”，现在欧洲、美国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城，都有这几个字作为中国人的基本大同理想而书写在牌坊上面。这就是道统所显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人间秩序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礼运》）这前几句话就是儒家基本价值系统的显现：
1.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先秦广为流行，认为天下乃一家，所谓孔子周游列国，是周游周天子的天下。国家的概念出现在战国末期，例如楚国。
2.“为公”，是从人际社会到宇宙万物的基本原则，郑玄解释：“公，犹共也。”即最广大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政治上规定的部分人，例如现代的“人民”。《易传》所体现的宇宙观，以为天地覆盖万物，风雨雷电相交映，大地生长动植物，人们能够从事稼穑果腹，修筑房屋安顿。但是天地都无私无言，就是一种“大公心”，值得人们效法。而人心性本善，所以人生哲学到宇宙哲学是一致的。 3.“选贤与能”，是执政者的公心支配下的行为。选贤而不是“选亲”，选有能力者，而不是选举有关系的无能者。孔孟讲“亲亲”为仁，又讲了“仁者爱人”，就更有普遍性。
4.儒家的五种最基本的关系，四样都在家庭之中，唯一非血缘关系朋友，即以“信”处之。信用才能够造成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修睦”。如果全体社会不讲信用而斗争下去，社会就不和睦，就违反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
5.“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语，有助于纠正偏执地理解“亲亲原则”。翻译成现代语，就是不要只是爱亲人，不要只是爱自己的儿子，郑玄注释是“孝慈之道广矣”，“广”就必须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老、幼以及孤寡老人和残废者。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和胸怀啊！
儒家正是从爱亲人出发，构成了中国人基本文化价值系统，所以《中庸》和《韩诗外传》都说，整个道德体系“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爱亲的第一步，“独亲其亲”就与“为公”的大原则相悖。所以第二步就是恕道，就是孟子发展出的义。孟子认为凡是人就有仁义礼智四端，将“性善”说完善发展，认为天道，即宇宙万物之道就是“诚”，人只要去思考，去实践，就是尽心，就知天了。宋明理学家提出理一分殊，以为“大公”的理，就是所有人的行为之基本根据，万物都在“天理”的支配之下，天理散为万事万物。任何人，特别是担当大任者，必须向内去唤醒体悟自己固有的仁义之心。有了这一步，才谈得上安天下。不然，就和禽兽差别不大。
6.《礼记·礼运》以上话语紧接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具体描述：“男有分（郑玄注释‘分犹职’，就是有职业），女有归（郑玄注释‘皆得良’，就是嫁良好家庭）……”儒家由亲亲开始，扩大至于天地宇宙的理论。
这理想的人间秩序的原则由张载的《西铭》展示出来，他在九百多年前就提出全社会的兄弟一样的平等关系，张载因此被程颐并列于孟子。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里的乾坤宇宙和社会里面的同胞、万物，都和自己是“亲情关系”。文章紧接的君臣关系也家庭化，社会之中的弱势群体也应当以“长其长”“幼其幼”对待，残疾鳏寡孤独者都必须得到应该有的亲人一样的关心。把一种内在的爱亲的情感，看不见地联络宇宙人间为一体。先秦的《大学》，早就提出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竺道生（355-434）有“一阐提人皆可成佛”，而不是以社会中之财富和地位为贵贱。《西铭》则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亲情及于全宇宙，包括所有人和物，以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人间秩序。
而且长期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浸透儒家精神的范仲淹式的理想士人群体，这些人“以先天之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时时修身养性，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些理想人间秩序。余英时论述道：
张载、二程和朱熹看来都真诚地相信，乾坤与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关系相当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即朱熹《西铭解》所说的“乾者，万物之所资以始”，“坤者，万物之所以资以生”。“仁体”，则指维系这一关系的精神实体；它流行不息，因而使整个宇宙（特别是人间）常保持着一种“理一分殊”的动态平衡。……“仁体”的亲和力凝合成人间秩序，但这一亲合力如果没有更高的宇宙根源，则终究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也不配称作“仁体”了。这是《西铭》必始于“乾称父，坤称母”的根本理据。
不仅要把天地精神充实于己，还要实施于外，才能够造就出尧舜禹三代的理想世界。人间秩序是理想而遥远的，但是又是所有现实世界中的士人所永不停歇追求的。
中国文化没有以神学为中心而展开一个变化多端的知识性的体系，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是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展开一个向内的，包含力行实践的内圣外王的人间秩序。一个民族，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其最重要的凝聚点，必须对于生命的意义要有共同的理解，要有共同的基本行为准则，即要有共同的人间秩序的追求。
六、結语 [27]
福山把黑格尔的追求作为他的文化理想，就不得不回到已过时的“西方中心论”，回到他所反对的苏联官方提倡的“一元历史观”。福山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正是斯大林主义所依傍的牛顿的机械决定论。他试图构建出一幅西方极乐世界图，以为人类及人类社会将要在其上满足而终结。
谁来表现满足？福山竟然找到了尼采。尼采否定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欧洲所有文化及其现存价值，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建立他的“权力意志”的体系。这就必须用他所提出的所谓“超人”来超越一切。尼采哲学从根本上关注的是痛苦与文化的联系。他为了肯定人生而不主张消除痛苦，因为消除痛苦是善的行为，这又是他从来反对的。而尼采最早和最晚的哲学思想中，都赞美人在喝酒以后的朦胧的精神状态。所以“超人”和醉酒状态的人的满足，是他对于人生思考的答案。莫非要全人类生活在醉汉的理想之中？福山企图让全世界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让全世界都终结在尼采的理想之上，这只能够是一种非理性的妄想，毫无科学性，也是被现实的激情掩蔽了学养所致。包括中国的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轨迹不会因为几个西方学者的鼓吹而改变自己的道路。
中国文化固有自己的惯性，但是中国文化目前也有自己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基本土壤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中的家庭，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逐步被摧毁，没有“恒产”的农民就没有“恒心”（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如今的城镇化会也不断影响传统文化着落点的“家庭”。另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精英文化的状态欠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文化开始重建，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已经大有起色。中国传统的精英有一大主要特色是，普遍存在经世济民、入世安天下的人生态度。所以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困难时期，中国的精英们首先会唤起自己的良知，以个人为单位在文化方面找出一条道路，以使中华文化总是出现柳暗花明的局面。在这历史过程中，“仁义礼智之心”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地出现，才会化作“不忍人之政”出现。这内在的文化创造修补历史过程，正在不声不响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明天。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
关键词：西方中心论 一元历史观 天下为公 中国文化的人间秩序
作者谢幼田，四川大学特聘教授、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4）。
20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剧变。于是日本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下称福山）根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W. F. Hegel，1770-1831）的思想，试图探讨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提出人类历史将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他出版了几本书，探讨所谓历史的起源和终结，其中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年出版）一书为最有名。
他在反映其观点最集中的“代序”中承认：“我所谓走向终结的，指的并不是发生的事件，甚至也不是重大的事件，而是大写的‘历史’：即把全人類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历史。”他进一步承认：黑格尔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这两位思想家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发展……因此，这两位思想家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结就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自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nynbee，1889-1975），以及存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举世公认以后，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史已经很少有学者尊崇，只有集权统治者利用其普世的名义，把其统治装扮成为绝对必然的势头，声称代表了历史的方向，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物，但是福山却重新拾起这过时的理论，为自己陈旧的理论穿上所谓新外衣。
福山的理论依据是基于对于黑格尔的信仰，而不是基于一系列人类的学术成就，更谈不上对于世界重要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的了解。中国人自有其基本文化精神和历史发展观，中国士人心目中自有人间秩序，而这些人间秩序和基督教的终极世界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一百多年以来的西方先哲已经指出，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一元历史观，以及他们的所谓历史终结论，都不可能概括全人类的历史，福山心目中的人间秩序完全没有理由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价值之源。福山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热情，并且在此之上对于极权主义有限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难以成立的。以下主要从中国文化角度，也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指出福山的历史终极世界的局限。
一、再现西方中心论 [见英文版第16页，下同]
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商业在亚非等殖民地的扩张，进而累计了巨大的财富。这些成功在学术上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等领域，他们都以欧洲的是非为是非，而不承认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以为西方历史就是全人类的历史。这种现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有所改变。
20世纪有两个历史学家最引人注目，他们的学说被学术界广泛承认。一个是斯宾格勒。他不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而是看作许多独立单元，历史是没有中心的，当然也就没有西欧中心，就是被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看得神乎其神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并不比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文化更高级。西方文化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以基督教文化所具有的犹太精神的结合。斯宾格勒以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宿命的，都要经过发生、发展、衰落、灭亡，人类所有的文化从时间上说是平行的。虽然其他文化大都衰亡了，西方文化也逃不过这宿命的结局。他把文化的差别看作不同的文化灵魂。
另一个是汤因比，用五十年时间写出巨作《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他深入研究人类不同文化，进一步完善了斯宾格勒的民族文化平行发展论，并且修正了文化宿命论，认为经过人为努力，文化可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余英时说：“汤因比和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一样，对于所有文明都是尊重的，他认为西方文明虽在最近一两百年主宰了世界，但其内在限制已不可掩，绝不可能单独引导人类走出困境。”这不可掩饰的内在矛盾，主要是不同文化精神的对立，科学与神学的对立，个人和社会的对立，自由与约束的对立，这些是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思想家找到走出思想危机的出路。
德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古代不同文明有不同的贡献。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第一章就批评了黑格尔的独断的历史哲学：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从圣·奥古斯丁到黑格尔的一系列巨著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全世界历史的轴心。
雅斯贝尔斯提出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才是历史的轴心，全世界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他说道：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的可能性……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
他把这一时期称作人类的“轴心时代”，这一称谓被学术界广泛地接受。受到这几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学术界一般都接受了文化是不同的行为系统，核心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尤其作为无意识的社会心理，表现了相当的稳定性。因为这一理论跳出了西方中心论，使得一些有悠久传统的社会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研究。 福山对于20世纪史学界的人类文明平行发展论却一笔带过，认为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历史发展的障碍，还说：“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促进还是制约，都可成为普世价值的障碍，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工业化过程，正推动人类的同质化。”他站在西方扩张主义立场上视其他民族为障碍。他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基本价值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其所谓“推动”是指人类的其他文化都被消灭，而在西方文化为基础之上的“同质化”。
当西方文化趁工业革命以后的强大而把全世界都差不多征服的时候，全世界中若干有自己独立价值系统，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字的重要文化，并没有被“同质化”而消失，例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仍然存在。即使19世纪提出“脱亚入欧”的日本，仍然保持独立的民族性格。不过日本学习了军国主义的糟粕，而在二战中给亚洲带来了苦痛，自身也遭受巨大摧毁。可是福山还幻想武力征服不了的民族文化，在今后都要被“同质化”。他把这些人类不同文化都称作“民粹”主义，应当消除，一统而成为西方世界。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现。
福山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几乎在同时发表了其影响很大的著作《文明冲突论》，虽仍离不开西方霸道和二元冲突的旧论，但却从多元文化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冲突，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Remaking of World Order），虽然强调西方价值，却无所谓的“终结”。
二、陈旧的研究方法 [17]
福山的历史研究方法，出自他无视20世纪人类自然科学的巨大变化，仍然采用18世纪牛顿时代的世界观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他也忽视自成体系的其他文化独特的价值系统。正因为如此才有把人类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幻觉。
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文化对抗犹太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将人从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学的意识形态随之代替了宗教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的精神领域，神学的权威被事实的权威替代，科学的怀疑精神取代了盲目的信仰。哥白尼提出地球每天二十四小时围绕太阳旋转一周；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速度，使得科学的客观化获得认可；笛卡尔综合了代数几何学，以及培根的经验科学，进一步完善了蓬蓬勃勃的自然科学，归纳法和演绎法推动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集自然科学之大成，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整个宇宙就像一部运转的机器，可以通过数学推算以获知其一切因果规律。这规律是客观的，不受人为干预。
不仅如此，科学世界观开启了理性支配一切的文化启蒙运动。运用这一世界观来看社会生活，则排除了“神”一直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把持，以为发现了历史发展规律性，从而可以依据这规律建立一套理想社会和人类的永久和平，逻辑理性似乎成为了解世界的唯一方法。学术界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标志着牛顿科学世界观的完成，许多人企图用进化论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人类道德原则的基础。
20世纪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基于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提出的量子论。在认识方法上，因为事物的相对性、逻辑理性已经不能够认识所有的事物，相对论和量子论否定了大机器的宇宙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从根本上怀疑和反抗了“绝对”的世界观。牛顿时代人们认识的对象是物质的，把物质绝对化。但是相对论认为物质只是能量存在的形式，例如光既是物质，又是光波，逻辑理性已经无法解释。而且人们发现逻辑理性的认识方法的局限，因为任何逻辑推理必须要有前提，假设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主观认识，所以同一个研究对象可能存在平行的真理，真理本身是多元的，而不是绝对的；量子物理学家在研究微观世界时，其奠基人发现其认识对象与测量仪器总会发生相互作用，因此结果只可能是相对的，所以又叫测不准原理，这时候不可能运用逻辑理性，而必须借助于直觉。量子理论发现了微观世界是互补的，所以又叫作互补原理。量子物理学家还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提出阴阳互补构成了世界，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把太极图作为世界物理学会的会徽。
20世纪现代科学不仅影响到哲学界，也影响到历史学界。人们发现历史事件的中心是人，人受到经济环境、历史文化、现实宗教、各种战争、风俗习惯等等的影响，具有随意性。历史不存在一个自古至今的客观规律，历史家对于偶然发生的事件只能作选择记录。福山的著作出版在20世纪末，但他却好像是在真空当中写的。他既固执于西方中心论，无视牛顿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的过时，也无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科学的世所公认的成就，只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自由想象，在基督教的世界发展模式中讨论历史的所谓终结。他根本不了解其他文化，故意呆在笼子里，兴致勃勃地谈论人类历史的终结！
余英时说：“所谓多元文化观即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受到20世纪几个历史文化哲学家的影响，学术界一般都接受了文化是不同的行为系统，核心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尤其作为社会心理，表现了相当的稳定性。因为不同文化平行发展的這套理论跳出了西方中心论，使得一些有悠久传统的社会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欧洲文化并非其他文化的标准，而是与其他文化交相影响。
福山的著作中，把18世纪的牛顿的世界观拿出来解释历史，以西方的决定论和基督教一元历史观作为原则，构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按照西方的所谓逻辑发展，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外化加以上了新的外套。福山说：
要信赖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之根本机制的理解深度，是马克思和当代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无法比拟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亦非赋予其力量的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而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驱动力，即寻求承认的斗争。
要特别提出的是，福山受到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的影响，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武力扩张的影响，在谈论历史事件时，多次提倡用非常的战争手段去实现他的所谓历史的终结，这为西方强权政治提出了理论依据： 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同政权或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一场对话或竞赛。不同的社会在这场对话中相互“驳斥”，以期胜过对方或比对方存在得更长久——做到这一点有时是通过军事征服，有时是通过经济制裁的优越性，有时则是更大的内政凝聚力。
从政治学的角度，同意民主制度对于人类有其优越性，在约束强权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目前值得世界上许多民族学习，包括中华民族。但是这并不等于承认人类历史会终结在西方价值体系之上，成为所有民族的唯一出路。政治制度仅仅是价值系统的伸延产物。
福山在讨论自然科学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认为科学本身一定会导致自由民主。但他却承认20世纪前期的德国和后期的苏联，在自然科学上都占据前列，但并没有因此发展成为民主国家。福山指出：“20世纪的经验大大动摇了科学技术是进步之基础的主张，因为，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如果1930年代就有电视和实时全球通讯，那肯定会被……这样的纳粹宣传家非常有效地用来宣扬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所以他提出自然科学是否会导向民主是有条件的：“只有知道人类正走向何方，才有可能谈论历史进步。”好像他知道了人类的方向！
三、历史在进步吗？ [19]
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发布以后，西方的科学家几乎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信仰，以为自然界并不在上帝的控制之下，一直在进化过程之中。用之于社会，他们以为人类也处于永恒的进步之中，这成了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圣经》说人类一生都在赎罪，未来可以通过赎罪进入天堂，这是犹太精神的一部分。可是在科学革命排除了上帝的作用以后，基督教世界为之茫然。不过，在培根的经验科学中，人类的经验在不断地积累，这就包含了进步观。人生的意义可以着眼于未来，即正在发展进步的人类社会，可以创造未来，理想社会就在那里。
特别是19世纪出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为一切生物都由单细胞进化到多细胞，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由无机物进化到有机物。表现进化论的所谓“生物树”，生动地描绘了自然界的这一进化过程。生物界所呈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则深深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使得人们相信历史有方向和发展进步。本来，两百多年以来，对于历史是否进步争论不断，但是达尔文用科学来佐证，加之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阐发，使得社会各界都相信人类社会因为生存竞争而进步。他的学说构成了对于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挑战，深入到了欧洲人的人生观，也成为中国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之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之成为了必读文献，其中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著作（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体现了自然界物竞天择的现象。
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暴露出一些根本的缺陷。例如现在许多天主教的传教者恰恰悬挂达尔文的生物树，他们告诉刚刚接触天主教的年轻人，各个生物物种之间，并没有进化的过渡生物，没有所谓进化的过程，反而更加证明了上帝造物。并且，进化论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淘汰，即如果不进化，就会被淘汰，就无法生存，现今地球上存在的各个物种是生存竞争的结果。
达尔文进化观及于一切社会现象，成了牛顿科学革命世界观的完成。任何思想家在那时候提出的理想国，都必须依赖进化观的支撑，即必须通过进化才能够达到理想社会。有的研究者指出：“达尔文主义之补充牛顿的大机器宇宙观，在赋予社会一种科学的机械的解释。此种社会的科学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尚深深影响其他三种学术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科学的史学和现代化心理学。”在决定论和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人类是没有自由的，甚至人的作用也是被决定了的。
当代哲学史家戴孚高（Bernard Delfgaauw）说过：“自然科学是全然决定论的（Deterministic），主张在事物间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因果关系，所以自然界的任何情况都能够从它的前导的情况中测定出来。由于相信这种科学方法也能应用到一切实在界，结果使得决定论的态度从对待无生物过渡到对待有生物，最后过渡到对待人类。这时期所做的大胆尝试，就是把人当作被决定的存有，把自由当作幻想。……紧接着，这种决定论与唯物论的世界观点似乎在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确定地位。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把一个原先已存在的进化或演化（Evolution））观念有力地凸显出来。”
福山说：“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展开，就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机制。”他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能令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也能推动在不同文化间创建统一的社会机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起自欧洲，世界统一了吗？人们的社会历史观进步了吗？
“现代自然科学逐渐征服自然，由此被認为产生了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变化。”征服自然的思想已经使得地球被破坏得千疮百孔，仅仅从这一点就知道，自然科学也同时带来了地球生态的大破坏，而不是进步。进步观只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信仰。
四、历史终结了吗？ [20]
福山继承基督教的终结观，扩大及全人类，认为人类会终结在西方文化之上，终结在尼采满意之上。1992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随着苏联和东欧崩溃而结束，亨廷顿出版了著作《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西方即将面临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接着与儒家文明的冲突。
“历史终结”的概念不是出于古希腊，而是与犹太精神有关。基督教的观念认为，上帝创造的是宇宙、人类、万物，上帝要拯救的包括了所有的人种。当永远在赎罪的人类得救时，历史也就终止了。这是西方文化典型的历史始终说。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说则出自基督教的教义。 福山特别推崇法國籍俄裔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阐释者”。科耶夫这样解释历史的终结：“通过观察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反思自耶拿战役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黑格尔把这场战役看作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对的。在这场战役中而且通过这场战役，人类的先锋事实上达到了极限点和目的地，即人类历史演进的终结点。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在法国实现的普遍革命力量在空间上的拓展。”自由平等原则被拿破仑带到欧洲各地，“法国革命后出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是基督教的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平等理想在此世的实现。……确切地说，这构成一种承认，即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因此人可以让上帝来到尘世，住在现代国家的议会大楼、总统府邸和官僚机构中”。福山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完全统治的世界。
这是西方武力征服世界的极盛时期的狂言。问题在于，他的终极世界是人民所满意而无所追求吗？本来，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全世界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和参考价值。可是，黑格尔时代是西方强权武力征服世界的时代，是与武力相伴的西方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根据科耶夫的理论，世界终结说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欲望、激情，另一方面是理性。他认为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立的英美自由民主国家，是出于算计的理性，即从霍布斯、洛克的人的自由主张，而不是出于人们内心的欲望和激情。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应当出于人们内心的激情。这二者是矛盾的，但是只有这理性与激情结合，才可以达到社会的稳定，才有历史的终结出现。
福山对于“终结”的概念做出解释：“这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达到了高度的物质丰富和政治稳定。因为这些国家是不再有基本“矛盾”的社会；它们自足自立，不再有进一步为之奋斗的伟大政治目标，从而能够专心于经济活动。……于是，欧洲共同体也就成了历史终结在制度上的适当体现。”但即使西部欧洲“终结”了，东部的东正教文化所传播和影响的地区，如何一同终结呢？世界上其他文化怎么办呢？福山无视世界上现存的、两千多年以来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平行发展的不同文化，提出了全世界“同质化”的概念。
历史的终结的关键在于其时代之人“是否真正满意”。人类显然存在自然智力、教育、劳动分工等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心理，就有多少不同的满意度。福山所满足的人是尼采式的“超人”。尼采（Nietzsche，1844-1900）认为自由民主代表的是奴隶的胜利；在贵族社会以外，不可能有真正卓越的人，这样的人要比平常人更坚定、有远见、更残酷。社会“没有信仰，没有迷信”，艺术、哲学也终结，尼采认为那个社会没有“牧人”，只有“羊群”，人人都是平等的。谁如果有别的感受，就得自愿进入疯人院。尼采就被送进了。
哲学家罗素认为西方文化永远是在欲望和约束中间摇摆，福山的终极世界则是在激情（欲望）和理性（约束）统一时才能够实现，可是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结构。矛盾中的尼采不仅对于上帝怀疑，对于理性怀疑，对于人的生存价值都怀疑。尼采早期受到叔本华影响，叔本华通过怀疑理性，而怀疑人生和道德。尼采后来只好张扬“权力意志”，但不得解脱，以为人和物的对立会永远循环。尼采又怀疑上帝的原罪说，认为只有超越自身、超越弱者并且充分表现自己，敢于面对人类的痛苦，做一个伟大的人。可是他超越得了吗？福山的终结世界里面以尼采为中心，是西方的出路吗？福山这本书出现的本身，是西方思想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危机无法解决时的幻想。
五、中国文化的人间秩序 [21]
（一）儒家价值系统的建构 [21]
不同文化有其各自的历史轨迹，文化的存废由其内部结构和内容决定的。经过几千年激荡磨合而仅存的世界各重要文化，有其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轨迹。五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既有相当繁荣富强的汉唐宋，也不乏大动乱。然而社会动乱之后，又归于平静，休养生息过后，总会出现新的繁荣，中国历史绵延久长。无论战争或者暴政的摧残，或者自然灾害降临，以及外来文化以暴力或者和平方式的冲击，中国社会却依然故我，悠久畅茂。这其中的奥秘是中国人对于“亲亲”关系的扩大和满足。宋代，中国文化吸取佛、道入儒，把亲情文化扩大及全宇宙，再由不息追求“以不忍人之心”待所有人，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推及人间社会。可以说，经过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周易·系辞》言天道与人道之关系，但孟子根本不提及，他关心的是人的生命的意义；汉代阴阳五行之天道，走入了宗教神秘主义之途；经过了一千多年波澜起伏的历史，理学奠基者周敦颐（1017-1073）从《周易·系辞》得到启示，重新思考人生与宇宙关系，著《太极图说》曰：“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综合宇宙论和人生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宇宙人间基本秩序。和他一起奠定理学基础的张载，根据孟子之形而上学构建了人间基本秩序。
孔子很少谈论天道，只是以微言大义示之；孟子言性善，尽心知性知天，以心的内向方式，构建了儒学的形而上体系。汉代完成了较好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却没有以此进一步与儒学之源联结起来并且构建文化理想秩序，只是把儒家与阴阳家混淆起来，在神秘的谶纬神学中游荡；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是汉代的继续，行之有效，在形而上的精神层次，主要是佛学和道教盛行，佛道并不能构建和支持现实的制度层次；直到宋代，出了理学群体，把三代“天人合一”的理想亲情化，吸收佛道的智慧，把人间秩序平等化、具体化，把士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制度化，为中华民族的持续久远地发展指明了方向。近代西方成功地以民主制度约束了最高的权力，而宋代的中国也以增大宰相权力，通过科举选择人才，并且在御史监督方面加强来约束最高权力的实践。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作为稳定的价值系统，始终无意识存在于中国士人精英和庶民的心中。这种价值系统散发出相应的政治制度、伦理秩序。黄宗羲《明儒学案》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盈天下者皆心也”，心性天理合一的价值系统，支配了中国人的行为系统。理学家提出了理一分殊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生活得安逸，以至于周围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民族，哪怕曾经在沙场上与之流血斗争过的，都纷纷自愿学习汉语言文字和整套生活方式，这就是自古就有的不同民族融合的现象。中国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的后面，是中华民族以仁义礼智四端为基础的开发包容的价值系统，周边的许多民族认同这价值系统并且加以采纳，叫作“同化”。同化是不同社会心理之间无意识地通融和无声息地化解差异，这不是武力强制征服所能够完成的。宋元明清是同化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欧洲总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差别而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斗争不断，西方文化基本上是古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及宗教风俗对立。欧洲没有“亲亲融会剂”，没有融合的现象。 （二）中国的“道统”与“治统” [22]
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问学周敦颐，周敦颐则要他们思考，“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居住在贫穷简陋的地方，吃粗食喝白水，可是仍然不改其乐。周敦颐道：
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这所谓的“见其大而忘其小”的“大”，就是儒家精英文化的超越精神。“亲亲”是儒家，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由“亲亲”才有无意识的社会心理，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老百姓在一般情况“亲其亲”（《孟子·离娄上》）即可；但是士人“不独亲其亲”（《礼记·礼运》），还要推己及人，通过慎独，通过人生一辈子的锤炼（尽心），通过孟子的养气，体验“诚”，与天道一致，这就是“孔颜乐处”的境界，这就能够做到在特殊情况下“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做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程颐到了十八岁，游览太学，见老师胡瑗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程颐以为圣人是可以学习的，可以通过学习“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要“明诸心”，“求诸己”。这要“明”的，所要“求”的，都是每一个个体的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宇宙世界，其本质是仁义礼智四端，其境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士人则必须逐渐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大学》开篇就是“明明德”，是明自己固有之德，把自己的善性付诸行动。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天下万物所具备的“诚”的性质，我自己都有，即具备仁义礼智四端，所以我做合乎仁的事情，推己及人，呈现自己的善心，就与天的本质的诚相一致，是极其快乐的。这是周敦颐在《通书》之中，从《周易》所感悟的“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
士人在主观方面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这就是被理学家所理解的“存天理”，就是他们所谓的道统。这一学术承传在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表述是：“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以上所谓的“中”，就是“天理”，即儒家的价值系统，这价值系统显示出来就是三代的道统和治统的合一。《宋史·道学一》介绍道统：“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至二程朱熹出，儒家精英文化之道统完成了承传。
从秦汉之大一统至唐，在形而下的国家制度层次运行，得益于民间文化的亲亲作为基础的稳定存在，政治制度有荀子的以民为本的学说作为内核。但是这时期的精英文化却流连于佛道，可谓偏了方向。到宋明理学才吸收佛道之精华，加强了儒家的精英文化。理学最重要的意义是：一为民间亲亲的无意识社会心理找到了提高地方路径；二为以民为本的政治制度找到了源头。这源头就是心性天合一为理。可是，因为心性天理都不是耳目之知所能够了解，并不是逻辑实证可以简单推导出来，所以也有走弯路的时候。
张载（1020-1077）之所以能够自先秦以来成为重构儒学的奠基人物，就因为他曾经长年潜心佛道，再回到儒家，而贯通了中国思想，使得“理”包含了中国人至宋明时期的最重要的智慧，即为现实的治统找到了根源。也许，“理一分殊”的杰出理论受到了華严宗“月映万川”的影响，这正其是高明处。后来的陆象山（1139-1193）和王阳明（1472-1529）对于“心”成体系深远地阐发。
道统是根本，还衍生治统，就是在儒家的政治哲学指导下的治理历史：其一，以理想的“三代”为模板，尧舜禹都是道统与治统兼有的君王，统治者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后来的统治者做得参差不齐，其最好的汉高祖、唐太宗，理学家评价他们也不过“离盗贼不远”。因为作为精英，他们不知道或者少知道“理”，缺乏内在的价值系统支撑他们实践。其二，这涉及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统治者只要没有具备“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就做不到“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仁义礼智四端就不可能真正通过士人、仕人及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不可能按照儒家的政治哲学加以规范，所以都是非法的。儒家的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则在于，人间秩序只是“理”散发出来的，不明理，内心不爱民，就不是德治，就不合法。执政者没有“不忍人之心”，就不可能产生“不忍人之政”，就不合法。
（三）中国理想的人间秩序 [24]
对于中国来说，最理想的社会是道德高度发达的社会。《礼记·礼运》的描述曾经广为人知，在南京中山陵前的大牌坊有孙中山题写的“天下为公”，现在欧洲、美国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城，都有这几个字作为中国人的基本大同理想而书写在牌坊上面。这就是道统所显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人间秩序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礼运》）这前几句话就是儒家基本价值系统的显现：
1.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先秦广为流行，认为天下乃一家，所谓孔子周游列国，是周游周天子的天下。国家的概念出现在战国末期，例如楚国。
2.“为公”，是从人际社会到宇宙万物的基本原则，郑玄解释：“公，犹共也。”即最广大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政治上规定的部分人，例如现代的“人民”。《易传》所体现的宇宙观，以为天地覆盖万物，风雨雷电相交映，大地生长动植物，人们能够从事稼穑果腹，修筑房屋安顿。但是天地都无私无言，就是一种“大公心”，值得人们效法。而人心性本善，所以人生哲学到宇宙哲学是一致的。 3.“选贤与能”，是执政者的公心支配下的行为。选贤而不是“选亲”，选有能力者，而不是选举有关系的无能者。孔孟讲“亲亲”为仁，又讲了“仁者爱人”，就更有普遍性。
4.儒家的五种最基本的关系，四样都在家庭之中，唯一非血缘关系朋友，即以“信”处之。信用才能够造成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修睦”。如果全体社会不讲信用而斗争下去，社会就不和睦，就违反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
5.“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语，有助于纠正偏执地理解“亲亲原则”。翻译成现代语，就是不要只是爱亲人，不要只是爱自己的儿子，郑玄注释是“孝慈之道广矣”，“广”就必须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老、幼以及孤寡老人和残废者。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和胸怀啊！
儒家正是从爱亲人出发，构成了中国人基本文化价值系统，所以《中庸》和《韩诗外传》都说，整个道德体系“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爱亲的第一步，“独亲其亲”就与“为公”的大原则相悖。所以第二步就是恕道，就是孟子发展出的义。孟子认为凡是人就有仁义礼智四端，将“性善”说完善发展，认为天道，即宇宙万物之道就是“诚”，人只要去思考，去实践，就是尽心，就知天了。宋明理学家提出理一分殊，以为“大公”的理，就是所有人的行为之基本根据，万物都在“天理”的支配之下，天理散为万事万物。任何人，特别是担当大任者，必须向内去唤醒体悟自己固有的仁义之心。有了这一步，才谈得上安天下。不然，就和禽兽差别不大。
6.《礼记·礼运》以上话语紧接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具体描述：“男有分（郑玄注释‘分犹职’，就是有职业），女有归（郑玄注释‘皆得良’，就是嫁良好家庭）……”儒家由亲亲开始，扩大至于天地宇宙的理论。
这理想的人间秩序的原则由张载的《西铭》展示出来，他在九百多年前就提出全社会的兄弟一样的平等关系，张载因此被程颐并列于孟子。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里的乾坤宇宙和社会里面的同胞、万物，都和自己是“亲情关系”。文章紧接的君臣关系也家庭化，社会之中的弱势群体也应当以“长其长”“幼其幼”对待，残疾鳏寡孤独者都必须得到应该有的亲人一样的关心。把一种内在的爱亲的情感，看不见地联络宇宙人间为一体。先秦的《大学》，早就提出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竺道生（355-434）有“一阐提人皆可成佛”，而不是以社会中之财富和地位为贵贱。《西铭》则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亲情及于全宇宙，包括所有人和物，以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人间秩序。
而且长期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浸透儒家精神的范仲淹式的理想士人群体，这些人“以先天之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时时修身养性，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些理想人间秩序。余英时论述道：
张载、二程和朱熹看来都真诚地相信，乾坤与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关系相当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即朱熹《西铭解》所说的“乾者，万物之所资以始”，“坤者，万物之所以资以生”。“仁体”，则指维系这一关系的精神实体；它流行不息，因而使整个宇宙（特别是人间）常保持着一种“理一分殊”的动态平衡。……“仁体”的亲和力凝合成人间秩序，但这一亲合力如果没有更高的宇宙根源，则终究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也不配称作“仁体”了。这是《西铭》必始于“乾称父，坤称母”的根本理据。
不仅要把天地精神充实于己，还要实施于外，才能够造就出尧舜禹三代的理想世界。人间秩序是理想而遥远的，但是又是所有现实世界中的士人所永不停歇追求的。
中国文化没有以神学为中心而展开一个变化多端的知识性的体系，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是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展开一个向内的，包含力行实践的内圣外王的人间秩序。一个民族，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其最重要的凝聚点，必须对于生命的意义要有共同的理解，要有共同的基本行为准则，即要有共同的人间秩序的追求。
六、結语 [27]
福山把黑格尔的追求作为他的文化理想，就不得不回到已过时的“西方中心论”，回到他所反对的苏联官方提倡的“一元历史观”。福山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正是斯大林主义所依傍的牛顿的机械决定论。他试图构建出一幅西方极乐世界图，以为人类及人类社会将要在其上满足而终结。
谁来表现满足？福山竟然找到了尼采。尼采否定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欧洲所有文化及其现存价值，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建立他的“权力意志”的体系。这就必须用他所提出的所谓“超人”来超越一切。尼采哲学从根本上关注的是痛苦与文化的联系。他为了肯定人生而不主张消除痛苦，因为消除痛苦是善的行为，这又是他从来反对的。而尼采最早和最晚的哲学思想中，都赞美人在喝酒以后的朦胧的精神状态。所以“超人”和醉酒状态的人的满足，是他对于人生思考的答案。莫非要全人类生活在醉汉的理想之中？福山企图让全世界终结在基督教文化之上，让全世界都终结在尼采的理想之上，这只能够是一种非理性的妄想，毫无科学性，也是被现实的激情掩蔽了学养所致。包括中国的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轨迹不会因为几个西方学者的鼓吹而改变自己的道路。
中国文化固有自己的惯性，但是中国文化目前也有自己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基本土壤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中的家庭，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逐步被摧毁，没有“恒产”的农民就没有“恒心”（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如今的城镇化会也不断影响传统文化着落点的“家庭”。另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精英文化的状态欠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文化开始重建，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已经大有起色。中国传统的精英有一大主要特色是，普遍存在经世济民、入世安天下的人生态度。所以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困难时期，中国的精英们首先会唤起自己的良知，以个人为单位在文化方面找出一条道路，以使中华文化总是出现柳暗花明的局面。在这历史过程中，“仁义礼智之心”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地出现，才会化作“不忍人之政”出现。这内在的文化创造修补历史过程，正在不声不响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明天。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