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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过去被当作知识化身的教师,已不再是学生知识的唯一“源泉”,独生子女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竞争带来的就业压力,使学生群体和教育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教师的权威受到空前挑战,死守传统教育观念的教师感到手中的“利器”越来越不灵验,于是不住地抱怨:现在的孩子没法教了!所以,自觉转变固有观念、努力更新知识结构、积极面对时代造就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师德”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
——编者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拜物主义大潮风高浪急,击打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不由自主地为物欲所裹挟,变得追名逐利起来。自然,“象牙塔”里“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也无可幸免。今天,敢于拍着胸脯、掷地有声:“你有黄金千万两,我有桃李满天下”的“灵魂工程师”,不知还有几多?诚然,发达国家里,教师理应成为社会的中产阶层,因此,一味要求教师恪守清贫、“春蚕到死丝方尽”,本身就“不道德”。但是,教师作为关乎人生未来、直接面对灵魂的职业,就要求其道德操守必须时刻提到“神圣”的高度!目前“师道尊严”正面临一个整体的时代性的考验,它关涉的将不只是教师本人,弄不好很可能漫漶成为一代人的悲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来谈论有关“师德”的话题,无疑十分必要,它将促人警醒,从而自觉抵制物欲下的道德沦丧。
公平公正
套用常挂于领导嘴边的“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句法,我更想说的是:“再乱也不能乱教育”!因为,教育的公平是社会公正的标志,如果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公,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那将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悲哀!然而,这样的现实却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文化的整合等等,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这些对青少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均产生着恶劣的影响,可以说,在我们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精神价值失落的高昂代价。
虽然,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并非是教师个体所能掌控的社会大问题,必须要在现行制度上去寻找根源。但是,通过每位教师的自律,做到教学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应该是教师职业伦理的基本底线,也是教育发展的根基。试想,如果教师都将学生及其社会关系当作可期开发利用的资源,那还能做到公平公正吗?而面对可塑的灵魂,连起码的公平公正都不复存在,又何谈教育,更遑论“师德”了。
要做到公平公正,就需仰仗为人师者的道德良知,说白了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义”通“宜”,就是“适宜”“合理”,也就是公平公正之意,“利”是用“刀”割“禾”,收获便是“利”,简而言之,“义”就是公理,“利”就是私欲。如今的师者在“义利”面前,恐难以与夫子比肩,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见利忘义”,不“利欲熏心”,不受“不义之利”……
社会现实向教师提出了高于其他行业的道德要求,缘于其面对的是相对纯洁的人类未来,这就使教师的自觉自律行为显得无比高尚,这种激励至今仍然支撑着许多人的信念,使他们舍利取义、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然而,这种建立在个人道德理想上的教育行为,决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主流!教师个人的自律,只是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的前提,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是保证。而社会“义利”观的确立,必须有政府的正确引导,正如《荀况·大略》所讲:“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当前如此众多的高官犯罪,对于社会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滑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德才兼备
德与才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早在南宋时朱、陆“鹅湖之会”就已争论不休。朱熹注重“道问学”,认为多学知识,时间长了,学问多了,就会融会贯通,思想觉悟自然提高,正确的世界观也就得以确立。陆九渊强调“尊德性”,要求:发明本心,直接从世界观入手解决问题。朱、陆之争,说到底就是道德和学问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红”与“专”的问题。
“德才”“红专”问题根本上讲,就是“政治经济”问题。政治挂帅的年代,空喊口号即为“红”的典范,埋头钻研却为“白专”典型。而经济为中心的现在,“榜样模范”又往往为人所揶揄。但无论是毛泽东政治化倾向的教育思想,还是邓小平经济化倾向的教育思想,就“德”的教育范畴而言,均未摆脱“政教合一”模式,即思想道德问题政治化。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德”来涵盖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道德品质,致使政治、思想、道德界线模糊,于是政治口号便轻易替代了思想道德。而教师的“德”,点点滴滴体现在具体工作的方方面面,又岂是几次发言、谈话,或者几份汇报、表格所能反映出的?
教师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向导存在,他总是带着一批批人长途跋涉来到山脚,而后欣慰地远眺他们登上峰巅。作为向导,方向正确自然是第一位的,那么,作为教师,道德品质也理应第一重要。“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真正的学问”,这正是教育工作者与普通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所以,对于搞教育的人来说,做人是第一位的。诚如教育学家陶行知所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
当然,才能是各行各业的立命之本,理应要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俗话所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名师”才能“出高徒”,所以,“师才”自然是为人之师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只是,教育有别于其他行业,决定教育成败的往往不是教师学科知识不够,而在于其非学术性因素。
如今,我国科技高速发展,“德艺双修”理应成为每个教师的自觉追求,尤其是以职业教育为目的的学校,它不同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教育成果直接具有商品性,教师的职业素养,直接关涉到学生人格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努力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双师”型人才,不但是对职教工作者“才”的要求,同时也必然成为“德”的要求。
因材施教
师德决定了教师的教育行为,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即:因材施教。其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学生群体,二是针对学生个体。
对于学生群体,我们的教育体系历来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对学生的知识传授,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不过,师德的行为规范要求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是灌输而在于引导。然而,由于长期采用同一内容、同一方法、同一进度、同一要求来进行教学,无法对教师的因材施教形成激励机制,“三中心”的教学体系,使我们的教师强于灌输而疏于引导,于是,因材施教始终停留在教师自觉自愿上。
教师立于高大的讲台,面对秧田式排列的学生的课桌,如此情形便决定了上边深情讲下边专注听的教学形态,为了确保这种态势的完美实施,教师被赋予了两件“利器”: 考勤和考分,这更使得教师的“教”处于强势地位,迫于此,学生的“学”便自觉趋向于“惟书”“惟师”“惟上”,造成了是否有效的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处于教师的道德自律。
在当今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过去被当作知识化身的教师,已不再是学生知识的唯一源泉,独子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竞争带来的就业压力,使学生群体和教育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教师的权威受到空前挑战,死守传统教育观念的老师感到手中的“利器”越来越不灵验,于是不住地抱怨:现在的孩子没法教了!所以,自觉转变固有观念、努力更新知识结构、积极面对时代造就的独子群体,是“师德”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
针对学生个体的因材施教,是基于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其中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主要表现在智力水平、个性特征、思想状况、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方面。而以选拔、淘汰为目的的教育机制,使我们的老师不由自主地偏爱“尖子”,这实际上是对教师师德的严重误导!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予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因此,偏爱差生,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使其转化,无疑才是检验师德的重要标准。
(作者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邹韵文
——编者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拜物主义大潮风高浪急,击打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不由自主地为物欲所裹挟,变得追名逐利起来。自然,“象牙塔”里“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也无可幸免。今天,敢于拍着胸脯、掷地有声:“你有黄金千万两,我有桃李满天下”的“灵魂工程师”,不知还有几多?诚然,发达国家里,教师理应成为社会的中产阶层,因此,一味要求教师恪守清贫、“春蚕到死丝方尽”,本身就“不道德”。但是,教师作为关乎人生未来、直接面对灵魂的职业,就要求其道德操守必须时刻提到“神圣”的高度!目前“师道尊严”正面临一个整体的时代性的考验,它关涉的将不只是教师本人,弄不好很可能漫漶成为一代人的悲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来谈论有关“师德”的话题,无疑十分必要,它将促人警醒,从而自觉抵制物欲下的道德沦丧。
公平公正
套用常挂于领导嘴边的“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句法,我更想说的是:“再乱也不能乱教育”!因为,教育的公平是社会公正的标志,如果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公,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那将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悲哀!然而,这样的现实却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文化的整合等等,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这些对青少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均产生着恶劣的影响,可以说,在我们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精神价值失落的高昂代价。
虽然,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并非是教师个体所能掌控的社会大问题,必须要在现行制度上去寻找根源。但是,通过每位教师的自律,做到教学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应该是教师职业伦理的基本底线,也是教育发展的根基。试想,如果教师都将学生及其社会关系当作可期开发利用的资源,那还能做到公平公正吗?而面对可塑的灵魂,连起码的公平公正都不复存在,又何谈教育,更遑论“师德”了。
要做到公平公正,就需仰仗为人师者的道德良知,说白了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义”通“宜”,就是“适宜”“合理”,也就是公平公正之意,“利”是用“刀”割“禾”,收获便是“利”,简而言之,“义”就是公理,“利”就是私欲。如今的师者在“义利”面前,恐难以与夫子比肩,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见利忘义”,不“利欲熏心”,不受“不义之利”……
社会现实向教师提出了高于其他行业的道德要求,缘于其面对的是相对纯洁的人类未来,这就使教师的自觉自律行为显得无比高尚,这种激励至今仍然支撑着许多人的信念,使他们舍利取义、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然而,这种建立在个人道德理想上的教育行为,决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主流!教师个人的自律,只是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的前提,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是保证。而社会“义利”观的确立,必须有政府的正确引导,正如《荀况·大略》所讲:“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当前如此众多的高官犯罪,对于社会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滑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德才兼备
德与才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早在南宋时朱、陆“鹅湖之会”就已争论不休。朱熹注重“道问学”,认为多学知识,时间长了,学问多了,就会融会贯通,思想觉悟自然提高,正确的世界观也就得以确立。陆九渊强调“尊德性”,要求:发明本心,直接从世界观入手解决问题。朱、陆之争,说到底就是道德和学问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红”与“专”的问题。
“德才”“红专”问题根本上讲,就是“政治经济”问题。政治挂帅的年代,空喊口号即为“红”的典范,埋头钻研却为“白专”典型。而经济为中心的现在,“榜样模范”又往往为人所揶揄。但无论是毛泽东政治化倾向的教育思想,还是邓小平经济化倾向的教育思想,就“德”的教育范畴而言,均未摆脱“政教合一”模式,即思想道德问题政治化。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德”来涵盖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道德品质,致使政治、思想、道德界线模糊,于是政治口号便轻易替代了思想道德。而教师的“德”,点点滴滴体现在具体工作的方方面面,又岂是几次发言、谈话,或者几份汇报、表格所能反映出的?
教师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向导存在,他总是带着一批批人长途跋涉来到山脚,而后欣慰地远眺他们登上峰巅。作为向导,方向正确自然是第一位的,那么,作为教师,道德品质也理应第一重要。“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真正的学问”,这正是教育工作者与普通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所以,对于搞教育的人来说,做人是第一位的。诚如教育学家陶行知所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
当然,才能是各行各业的立命之本,理应要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俗话所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名师”才能“出高徒”,所以,“师才”自然是为人之师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只是,教育有别于其他行业,决定教育成败的往往不是教师学科知识不够,而在于其非学术性因素。
如今,我国科技高速发展,“德艺双修”理应成为每个教师的自觉追求,尤其是以职业教育为目的的学校,它不同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教育成果直接具有商品性,教师的职业素养,直接关涉到学生人格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努力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双师”型人才,不但是对职教工作者“才”的要求,同时也必然成为“德”的要求。
因材施教
师德决定了教师的教育行为,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即:因材施教。其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学生群体,二是针对学生个体。
对于学生群体,我们的教育体系历来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对学生的知识传授,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不过,师德的行为规范要求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是灌输而在于引导。然而,由于长期采用同一内容、同一方法、同一进度、同一要求来进行教学,无法对教师的因材施教形成激励机制,“三中心”的教学体系,使我们的教师强于灌输而疏于引导,于是,因材施教始终停留在教师自觉自愿上。
教师立于高大的讲台,面对秧田式排列的学生的课桌,如此情形便决定了上边深情讲下边专注听的教学形态,为了确保这种态势的完美实施,教师被赋予了两件“利器”: 考勤和考分,这更使得教师的“教”处于强势地位,迫于此,学生的“学”便自觉趋向于“惟书”“惟师”“惟上”,造成了是否有效的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处于教师的道德自律。
在当今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过去被当作知识化身的教师,已不再是学生知识的唯一源泉,独子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竞争带来的就业压力,使学生群体和教育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教师的权威受到空前挑战,死守传统教育观念的老师感到手中的“利器”越来越不灵验,于是不住地抱怨:现在的孩子没法教了!所以,自觉转变固有观念、努力更新知识结构、积极面对时代造就的独子群体,是“师德”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
针对学生个体的因材施教,是基于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其中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主要表现在智力水平、个性特征、思想状况、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方面。而以选拔、淘汰为目的的教育机制,使我们的老师不由自主地偏爱“尖子”,这实际上是对教师师德的严重误导!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予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因此,偏爱差生,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使其转化,无疑才是检验师德的重要标准。
(作者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