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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山西省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1924年参加革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可是生前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军职和官职。然而，王世英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厅第一排，与朱德、彭德怀同列。人们称他“党内海瑞”，很多研究党史的人，更是对他的经历充满好奇。
王世英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的重要成员，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他一生刚正不阿，曾在延安积极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并和康生、江青展开激烈斗争。1968年“文革”期间，王世英被康生和江青迫害致死，四人帮粉碎后，1979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命运总是造化弄人，与江青斗了大半辈子的王世英，其独子王敏清最终却鬼使神差地进了中南海，还当了江青的保健医生。王敏清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长。近日，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康生如疯狗般乱咬人
“父亲一生践行了8个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他用生命予以证明！即便在康生、江青最得志时，他还是敢于站出来唱反调，而不是阿谀奉承！”谈起父亲，84岁的王敏清声音颤抖，情绪激动。他曾对父亲在“文革”中生不如死的遭遇百般不解，多次刨根问底，父亲始终沉默。直到王世英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机会时，才把康生的劣迹，他同康生、江青的斗争讲给儿子听。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按党中央指示，他潜入阎锡山部队，从事秘密兵运活动。1933年，王世英被安排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潘汉年被迫撤离上海后，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代理负责人。1934年12月，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武装“红队”被敌特侦破，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王世英迅速重组“红队”，成功在被特务包围的剧场击毙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1935年，他与战友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及时转移了近500名滞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领导。
1938年，王世英结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区工作，携全家调回延安。然而，他却感觉到了党内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连父亲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给工作。他对此迷惑不解。父亲提出要见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王敏清说。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王世英看到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便写报告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同志进行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王敏清听父亲讲，“当时有两位同志余宗彦、周峻烈已经在高压下被逼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但父亲还敢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还在党校千人的干部大会上，指使人污蔑父亲是特务。”
“父亲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跟我母亲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父亲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辩驳。后来，毛主席叫父亲过去，父亲一进门，发现大家在打扑克牌。开始主席什么也没说，让父亲坐下打扑克。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说我也不提。后来还是主席先开了口，说‘世英，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父亲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务，10年以后再看！’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父亲把‘真金不怕火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励自己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越是诬陷、刁难，他越是干劲十足。”
1962年，王世英与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当时，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王世英得知后，立即去向康生说明情况，“王超北在抗战时期在我手下工作，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太伤同志的心了。”但是康生却毫不理睬。为了保护同志，王世英继续与康生斗争，并多次给中央组织部写材料。康生很生气，双方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王敏清听父亲说，康生就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在公共场合，康生每次都主动跟父亲打招呼；他还曾指着自己家里私藏的文物对父亲说，世英，你看哪件好就拿走，想拉拢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父亲说这家伙阴险，表面上见我笑呵呵的，其实对我恨之入骨。”
“文革”期间全家生不如死
与康生的斗争还在继续，另一人又闯进了王世英的视野：1938年，延安传出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王世英大感惊讶，他曾是上海特科的领导，对江青的底细太了解了。王敏清说：“江青从山东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在上海演戏，在上海的名声不是很好。父亲奇怪江青是怎么跑到延安来的？怎么能和毛主席结婚？这个女人太有手腕了！”
为保险起见，王世英跑到中央大礼堂去找江青，远远一看，就是上海那个！没错！王敏清说：“父亲发动中央党校的很多朋友和知道江青内情的人，联名上书毛主席。有些远在上海的同志，父亲还帮他们按手印，把自己的10个手指头，都按了个遍，联名上书，报告递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一看这么严重，报告给了康生。因为康生当时在社会调查部，负责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他说江青政治没有问题，就不了了之。”王世英没有料想，他揪住不放的这两个人，最终将自己逼于死地。特别是后来中国经历的10年“文革”浩劫，更是让他全家生不如死。
那是王敏清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造反派闯进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来，交代你的罪行！’后来就冲着父亲脸上啪啪地挥巴掌……还有所谓的‘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你睡，怎么难受就怎么折磨你。”1967年10月4日，专案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监委进行批斗，不让他回家，关在中监委的一间小房间里。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与此同时，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彻底，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气和自来水都停止了供给。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篇日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2月17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世英专案组”還硬逼着他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1968年3月23日，他还向关押他的两名军人喊：“康生有问题！”为此，江青大发雷霆，对王世英的迫害更加残酷。直到临终前，王世英在插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惨无人道的审讯。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 五进五出中南海
直到“文革”开始，王敏清才从守口如瓶的父亲口中得知了康生和江青的丑恶。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这些年在工作中的起起落落，也与其有直接关系。王敏清1929年出生，5岁起就跟着做地下工作的父母，过着惊险而动荡的生活。在延安读完中学后，17岁的王敏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最终选择了学医，1950年考入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医院，当时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他并不知道，卫生部正在物色进中南海做保健工作的医生。“我才去北京医院没多久，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想当官，北京医院还有图书馆，我想抓紧时间学习。另一方面，听说是去为毛主席服务，能见到主席，特别激动！党叫干啥就干啥！”虽然内心矛盾，王敏清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
1954年，王敏清进入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开始他只是机动保健医生，随领导人出访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除此之外，还负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王敏清结束了第一次进中南海的经历。但没过多久，1959年，他又被“特招”到江青身边做保健医生。那是王敏清最艰难的一段工作经历。“当时就知道江青不好伺候，但她和父亲的恩怨我完全不知道。江青怕声音、怕风、怕光，住的地方白天都拉着窗帘，我们在地毯上走都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让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她是越没事干越烦躁，总觉得周围有声音。”给江青体检更是让王敏清头痛，“体检中抽血这种基本工作，一般的护士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人却步。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大夫不愿意，护士长也有些犹豫，江青血管细，大家怕万一不能一针见血，又要被责骂。为了不为难大家，我亲自上手，结果一针见血，江青没吭声，大家才松了口气。”
王敏清并没有觉察到江青对自己的怀疑和仇视。只是觉得每次给江青用药、打针，她都问得特别仔细，为什么给我用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万一有问题了怎么办？非常地不信任。“但给其他领导，比如杨尚昆、邓小平等就不一样，说打针、吃药，问都不问，马上配合。”为江青服务半年后，王敏清被江青无理地赶了出来。1962年，王敏清第三次走进中南海，任邓小平的保健医生。两年后，毛主席批评负责高级干部保健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同时撤销了中南海保健组，王敏清等医护人员都回到了北京医院。
保健组撤销后，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治疗十分不便，又容易延误诊疗。于是，王敏清临危受命，1965年第四次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不久“文革”开始，邓小平、杨尚昆等人首先被打倒，父亲也被残酷批斗。王世英病重期间叫来儿子，说想见周总理，“父亲说好多事情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继续揭露康生的问题及他迫害父亲的阴谋。”王敏清说，不料这封信却辗转落到了康生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当了13年的反革命，被發配到宁夏荒无人烟的一个曾关犯人的地区劳动改造。但一直牢记父亲说的为人处世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怎么说我，不去想，否则别说13年，3天我都熬不过来，多少人受不了屈辱自杀。”王敏清说，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平反时，王敏清已成为一位两鬓挂白的中年人。中央出于信任，仍任命他为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我能胜任吗？王敏清也曾自问和犹豫过。但党员服从分配是天职，1983年初他第五次走进了中南海。
“现在想来，命运是如此弄人，全国有千万个医生、博士、专家，偏偏我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伴君如伴虎啊。第五次进中南海，我也同时向组织表态，请组织尽快物色更好的人，有了我马上下来，可是谁知道，这一干就干到离休，并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奖励。”
孙辈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
王敏清用父亲的8字箴言教育他的子女。让他欣慰的是，4个孩子都很争气。老大曾以全国英语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留美。老二王小选，曾任新西兰国会议员，是新西兰首位华裔男性议员。老三也学医，在澳大利亚当大夫。老小在澳大利亚高科技公司工作。王敏清说：“我想，父亲教会了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坚持真理，说真话，这也是我们能够立足社会，出人头地的秘诀。”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敏清，身体非常好，耳聪目明，动作敏捷。八九层的楼梯，他都能上下自如，10年的体检报告，各项指标几乎没有变化。他给国家领导人服务了大半辈子，退休后更想为老百姓的养生保健尽一份力。王敏清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各地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现在的社会可怕啊，假的东西太多，真假难辨，很多保健品夸大功效，蒙蔽百姓。”王敏清强调保健不能硬套公式，“你看我喝了半个世纪的小酒，没限量，时多时少，根据自己的情况；每顿饭要吃点肉，但不会多吃。切忌教条、迷信。养生就像买衣服，身高、年龄、职业和生活环境不同，穿的就不同，不能效仿。”
采访结束时，老人和记者分享了他快乐而轻松的晚年时光，“一些领导干部，一退休就情绪忧郁，过不去这个坎儿。我反而觉得轻松自在，像自由的小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要自己营造。”
王世英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的重要成员，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他一生刚正不阿，曾在延安积极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并和康生、江青展开激烈斗争。1968年“文革”期间，王世英被康生和江青迫害致死，四人帮粉碎后，1979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命运总是造化弄人，与江青斗了大半辈子的王世英，其独子王敏清最终却鬼使神差地进了中南海，还当了江青的保健医生。王敏清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长。近日，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康生如疯狗般乱咬人
“父亲一生践行了8个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他用生命予以证明！即便在康生、江青最得志时，他还是敢于站出来唱反调，而不是阿谀奉承！”谈起父亲，84岁的王敏清声音颤抖，情绪激动。他曾对父亲在“文革”中生不如死的遭遇百般不解，多次刨根问底，父亲始终沉默。直到王世英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机会时，才把康生的劣迹，他同康生、江青的斗争讲给儿子听。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按党中央指示，他潜入阎锡山部队，从事秘密兵运活动。1933年，王世英被安排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潘汉年被迫撤离上海后，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代理负责人。1934年12月，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武装“红队”被敌特侦破，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王世英迅速重组“红队”，成功在被特务包围的剧场击毙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1935年，他与战友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及时转移了近500名滞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领导。
1938年，王世英结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区工作，携全家调回延安。然而，他却感觉到了党内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连父亲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给工作。他对此迷惑不解。父亲提出要见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王敏清说。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王世英看到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便写报告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同志进行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王敏清听父亲讲，“当时有两位同志余宗彦、周峻烈已经在高压下被逼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但父亲还敢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还在党校千人的干部大会上，指使人污蔑父亲是特务。”
“父亲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跟我母亲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父亲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辩驳。后来，毛主席叫父亲过去，父亲一进门，发现大家在打扑克牌。开始主席什么也没说，让父亲坐下打扑克。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说我也不提。后来还是主席先开了口，说‘世英，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父亲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务，10年以后再看！’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父亲把‘真金不怕火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励自己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越是诬陷、刁难，他越是干劲十足。”
1962年，王世英与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当时，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王世英得知后，立即去向康生说明情况，“王超北在抗战时期在我手下工作，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太伤同志的心了。”但是康生却毫不理睬。为了保护同志，王世英继续与康生斗争，并多次给中央组织部写材料。康生很生气，双方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王敏清听父亲说，康生就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在公共场合，康生每次都主动跟父亲打招呼；他还曾指着自己家里私藏的文物对父亲说，世英，你看哪件好就拿走，想拉拢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父亲说这家伙阴险，表面上见我笑呵呵的，其实对我恨之入骨。”
“文革”期间全家生不如死
与康生的斗争还在继续，另一人又闯进了王世英的视野：1938年，延安传出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王世英大感惊讶，他曾是上海特科的领导，对江青的底细太了解了。王敏清说：“江青从山东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在上海演戏，在上海的名声不是很好。父亲奇怪江青是怎么跑到延安来的？怎么能和毛主席结婚？这个女人太有手腕了！”
为保险起见，王世英跑到中央大礼堂去找江青，远远一看，就是上海那个！没错！王敏清说：“父亲发动中央党校的很多朋友和知道江青内情的人，联名上书毛主席。有些远在上海的同志，父亲还帮他们按手印，把自己的10个手指头，都按了个遍，联名上书，报告递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一看这么严重，报告给了康生。因为康生当时在社会调查部，负责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他说江青政治没有问题，就不了了之。”王世英没有料想，他揪住不放的这两个人，最终将自己逼于死地。特别是后来中国经历的10年“文革”浩劫，更是让他全家生不如死。
那是王敏清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造反派闯进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来，交代你的罪行！’后来就冲着父亲脸上啪啪地挥巴掌……还有所谓的‘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你睡，怎么难受就怎么折磨你。”1967年10月4日，专案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监委进行批斗，不让他回家，关在中监委的一间小房间里。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与此同时，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彻底，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气和自来水都停止了供给。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篇日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2月17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世英专案组”還硬逼着他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1968年3月23日，他还向关押他的两名军人喊：“康生有问题！”为此，江青大发雷霆，对王世英的迫害更加残酷。直到临终前，王世英在插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惨无人道的审讯。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 五进五出中南海
直到“文革”开始，王敏清才从守口如瓶的父亲口中得知了康生和江青的丑恶。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这些年在工作中的起起落落，也与其有直接关系。王敏清1929年出生，5岁起就跟着做地下工作的父母，过着惊险而动荡的生活。在延安读完中学后，17岁的王敏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最终选择了学医，1950年考入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医院，当时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他并不知道，卫生部正在物色进中南海做保健工作的医生。“我才去北京医院没多久，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想当官，北京医院还有图书馆，我想抓紧时间学习。另一方面，听说是去为毛主席服务，能见到主席，特别激动！党叫干啥就干啥！”虽然内心矛盾，王敏清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
1954年，王敏清进入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开始他只是机动保健医生，随领导人出访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除此之外，还负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王敏清结束了第一次进中南海的经历。但没过多久，1959年，他又被“特招”到江青身边做保健医生。那是王敏清最艰难的一段工作经历。“当时就知道江青不好伺候，但她和父亲的恩怨我完全不知道。江青怕声音、怕风、怕光，住的地方白天都拉着窗帘，我们在地毯上走都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让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她是越没事干越烦躁，总觉得周围有声音。”给江青体检更是让王敏清头痛，“体检中抽血这种基本工作，一般的护士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人却步。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大夫不愿意，护士长也有些犹豫，江青血管细，大家怕万一不能一针见血，又要被责骂。为了不为难大家，我亲自上手，结果一针见血，江青没吭声，大家才松了口气。”
王敏清并没有觉察到江青对自己的怀疑和仇视。只是觉得每次给江青用药、打针，她都问得特别仔细，为什么给我用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万一有问题了怎么办？非常地不信任。“但给其他领导，比如杨尚昆、邓小平等就不一样，说打针、吃药，问都不问，马上配合。”为江青服务半年后，王敏清被江青无理地赶了出来。1962年，王敏清第三次走进中南海，任邓小平的保健医生。两年后，毛主席批评负责高级干部保健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同时撤销了中南海保健组，王敏清等医护人员都回到了北京医院。
保健组撤销后，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治疗十分不便，又容易延误诊疗。于是，王敏清临危受命，1965年第四次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不久“文革”开始，邓小平、杨尚昆等人首先被打倒，父亲也被残酷批斗。王世英病重期间叫来儿子，说想见周总理，“父亲说好多事情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继续揭露康生的问题及他迫害父亲的阴谋。”王敏清说，不料这封信却辗转落到了康生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当了13年的反革命，被發配到宁夏荒无人烟的一个曾关犯人的地区劳动改造。但一直牢记父亲说的为人处世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怎么说我，不去想，否则别说13年，3天我都熬不过来，多少人受不了屈辱自杀。”王敏清说，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平反时，王敏清已成为一位两鬓挂白的中年人。中央出于信任，仍任命他为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我能胜任吗？王敏清也曾自问和犹豫过。但党员服从分配是天职，1983年初他第五次走进了中南海。
“现在想来，命运是如此弄人，全国有千万个医生、博士、专家，偏偏我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伴君如伴虎啊。第五次进中南海，我也同时向组织表态，请组织尽快物色更好的人，有了我马上下来，可是谁知道，这一干就干到离休，并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奖励。”
孙辈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
王敏清用父亲的8字箴言教育他的子女。让他欣慰的是，4个孩子都很争气。老大曾以全国英语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留美。老二王小选，曾任新西兰国会议员，是新西兰首位华裔男性议员。老三也学医，在澳大利亚当大夫。老小在澳大利亚高科技公司工作。王敏清说：“我想，父亲教会了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坚持真理，说真话，这也是我们能够立足社会，出人头地的秘诀。”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敏清，身体非常好，耳聪目明，动作敏捷。八九层的楼梯，他都能上下自如，10年的体检报告，各项指标几乎没有变化。他给国家领导人服务了大半辈子，退休后更想为老百姓的养生保健尽一份力。王敏清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各地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现在的社会可怕啊，假的东西太多，真假难辨，很多保健品夸大功效，蒙蔽百姓。”王敏清强调保健不能硬套公式，“你看我喝了半个世纪的小酒，没限量，时多时少，根据自己的情况；每顿饭要吃点肉，但不会多吃。切忌教条、迷信。养生就像买衣服，身高、年龄、职业和生活环境不同，穿的就不同，不能效仿。”
采访结束时，老人和记者分享了他快乐而轻松的晚年时光，“一些领导干部，一退休就情绪忧郁，过不去这个坎儿。我反而觉得轻松自在，像自由的小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要自己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