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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烜（1855-1933），直隶盐山南隅人，光绪己丑科进士，曾长期担任中央司法部门的刑事审判官。作为晚清时期一位中层官员，他所写《唐烜日记》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其日常生活、工作的林林总总，笔墨或详或简，内容庞杂博览，包括仕宦、交游、家居、朋旧、风物等，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唐烜人生轨迹的具体写照，也能以点带面地成为反映那个时代当下社会的政风民情之生态缩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诸多内容里，有关于古书字画等收藏的记述不是他着墨的重点，但通过对支离、零散的记载进行细致整理归纳，亦可识见唐烜的个人情趣与人文情怀。其中，唐烜对于版本源流、书林掌故、审美风尚、价钿走势等与收藏关联的文物细节多有交代，用笔虽是随意之举，描摹也不拘长短，却能呈现晚清以来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消遣之乐和收藏市场的宏盛繁荣之象。无疑，这些流传至今，皆已成了轶事美谈，令后来者临渊羡鱼，感喟不已。
唐烜所生活的时代，正值国家遭难、社会动荡、家园罹祸之际，即使向来视为固若金汤的京兆之地也在劫难逃，譬如发生于世纪之交的庚子之乱就使京师惨遭蹂躏。兵荒马乱之时，人的性命尚且朝不保夕，自顾不暇，何曾有心顾及旧时奉若珍宝的古旧图书、文玩字画！于是明珠蒙尘，大量散落而出。对此，唐烜在日记中有过陈述：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前岁乱后秋冬之交，藏书故纸，充塞九衢，然往往残阙不完，令人怅懑，盖其时都城失陷，故家巨族仓卒出走，土匪饥民趁机爬抢，公然售卖，一时羽毛文绮珠翠犀玉，以至名人书画，累世宝藏之物，贫家拙宦生平所未尝寓目者，乃种种倾筐倒箧而出之，与泥沙粪土相错杂，其价之廉，不言而知。”
单就文化传承而言，逢此时艰局危，干戈扰攘，人心不古，名教扫地，文物沦落到弃之如敝履的境地，不啻为一场浩劫，让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不已。尽管有此厄运，但危难中亦孕育着新机。对于战后余生又肆力收藏之人而言，这恰如一次难得的物缘。捡漏得宝、囤积居奇也为常有之事，丝毫见怪不怪。只要有眼力、财力、精力以及魄力，便足可大展身手，徜徉于古物收藏的江湖里，从中既能得享品鉴观赏之趣，又可提升文化品位，丰富人文涵养，进而孕育出与古为新、道法自然的高远格调。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由于出身文化之家，唐烜自幼便浸润书香，颇具文人气质，嗜好风雅，对古籍旧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敬惜的情怀。客居京华期间，金石碑拓等古玩收藏热潮正方兴未艾，受此感染，工作之余，生活之外，则忙里偷闲，踏足于故纸堆、老物件的收藏之中。尽管唐烜不以藏扬名于后世，甚至可能在当时收藏圈内本就无甚出众，但并不妨碍他兴之所至，热衷有加，寸积铢累，长此以往，收获颇丰，足有可观之处。
翻检残存的《唐烜日记》可以看出，他在金石碑拓、古籍书画、玉石图章、钱币等领域均有涉猎。如在玉石图章方面：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有沧州孙姓客向在前门大街牌楼摆古玩玉器摊，近因被街道御史一概驱逐，尚未觅得借栖之所，遂卷包回里，因月前予见伊摊上摆列图章印首三方：一系乾黄，刻山水纽，一系黄寿山，天然纽，一系大黄质甚润泽，唯逊于冻耳。索价五金，予置之而去。今日渠至永泰昌告归，并将三石售于予，坐价三金，随即付之，值不甚昂也。”
当然，在长期的收藏活动中，他素对书画碑拓等纸品颇为上心，尤其精于藏书一道。前人有言：“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对于唐烜而言，确实如斯，读书和淘书一直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习惯伴至终老。目前，虽然有关于他藏书的详细书目和具体数量，由于史料阙疑，已很难稽考，但就实际情形来看，他聚书应甚具规模，且藏书质量上乘，不乏珍本、善本，其中元版、明版书都可得遇，且能廉价入手，甚至有时他对此还要挑三拣四，通过日常的购买活动略可窥见一斑，真是让如此机缘几乎不可再有的当今玩家望洋兴叹，艳羡不已。
“昨益文堂送来《严分宜奏疏》（乃严氏七世孙重梓者）及《罗一峰全集》（一峰集系明板原印）二种，略为浏览。”
“昨在正文斋，谭竺生由残书卷堆中检出《荀子》二册示予，系元板也，惜缺中六卷，且首册印工颇佳，下册则字迹多模糊矣，予携之归。”
“回寓，适卢文轩在客座相候，携来元印本《书经》、明印本《六一居士集》各一本。”
唐烜聚书的来源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亲身游历，遍访书肆摊位，二是由店鋪稗贩代理寻书，三是师友门人的馈赠或交换，四是他人的求助代售，五是抄录。虽然方式各异，却目的一致，只为坐拥群书，寓情图史，畅怀适趣。
他出行买书从不拘泥店面的大小、档次的高低、售卖者的贵贱，只在乎纸品的价格与质量是否合适。琳琅满目、古典文雅的店铺他逛，如经常去琉璃厂肆中的正文斋、文昌馆、荣宝斋等书铺，随地就位的散摊他也驻足细瞧，偶尔还能买到称心之书。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廿一日记：“又散步街上，遇有卖破书故纸者，抢的《六书通》一部、《新奇谐》正续十本，用九千买回。”“抢”字的用笔真实反映了他爱书成癖的心性及淘书时奇遇的意外之喜。毕竟官身不自由，更多时分则是委托古玩经营者上门带货来交易。其中，为他购书奔波的书商有卢文轩、李福卿、谭竺生、杨书估等几位常客，大都为琉璃厂肆中的“老人儿”和玩书领域的技术能手，各有挂靠的店铺，李福卿属于文昌馆，杨姓书估属于益文堂，谭竺生则属正文斋。天长日久，唐烜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慢慢变成良师益友。其间，唐烜不但书缘不断，收到不少上佳的藏书，如明刻监本《廿一史》、元代刻印黄鹤集千家注本《杜诗》等，而且版本鉴定功夫也大有长进，这些都得益于他与这些掮客的真诚相待。以“见之甚为痛快”的深州人卢文轩为例，唐烜在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八的日记中简明扼要地对此进行了记述：
“回寓，书贾卢文轩来。伊乃厂肆中旧人，颇能识宋明板本，庚子乱后伊在都闲居，有同乡友为予道其人，予延之来，嘱其代买旧书。缘当日兵燹流离，古册秘本往往于肩挑背负重遇之，寻常板印几于街头烂贱，伊觅得数种尚不恶，惜予囊底空空，不克如愿，至今思之，犹惋欷竟日。然予之鉴别亦于是年长进，盖得力于伊者，不可忘也。” 唐烜在京城生活居大不易。他家世清门，素无家赀，后虽任职京官，但官阶不高，差俸有限，同时，定居京都后，家口丁仆渐增，人事冗杂，应酬繁多，开销不菲，借贷亦常有之事，因此用来买书的资金实则是他紧衣缩食的结果。他的财产来源大致有：津贴饭银、印结局印结分红、实业股份返利、地方官员的炭敬常例、字画润资、文章捉刀之费、友朋的物资馈赠、生徒束脩等，其中最给力的则是他与妻子李氏共同筹划购买的南苑百亩良田的收入。对于这些，唐烜在日记中也多有零碎叙述：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早间族侄孙介轩来，付煤价八金，适严范孙编修贵州学政寄炭敬八金，随用还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二分钟后散值回寓，刘诞旉偕吕梦春来拜师，具贽敬十二金”。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九日“领津贴银五十两”。正是靠着这些杂七杂八的款项进账，除维系整个家庭正常资金周转之外，唐烜方能长年累月徜徉于淘书之乐中。
尽管有着稳定的资金进项，但终归家底尚薄，况且收藏是个无底洞，许多佳本善品的价格高昂，非寻常人家所能负担，因此手头并不宽裕的唐烜淘书逢上收购力所不逮时才有“惋欷竟日”之怅然嗟叹。当然，他也有面对心仪之书一掷千金的壮举，但豪情过后内心却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这毕竟是需要以整个家庭花销的捉襟见肘为代价。因此，为更好的满足兴趣，他精打细算，以藏养藏，走上了精品专题收藏的道路。
旧时，他喜工书作画且为时人所重，受艺术爱好的驱动，自迈入收藏的大门，就对墨迹灿然的钞本收藏情有独钟，搜求网罗不遗余力，许多名家抄校批定的珍品纷至留葊（唐烜别号）箧笥中。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李福卿带来《近思录补》朱未刊本四册，乃康熙进士黄叔敬手校之本，内容增减皆为黄氏丹黄涂乙者，笔意老道若行云流水，为黄氏晚年之手笔，唐烜“深喜之”，遂以十六金得之。尽管花费不少，但好书难得。物有所值之下，果断出手得此佳品，是他久经淘书沙场、深谙书缘门道的厚重回馈，就连书市大佬都称颂连连。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记：“今出示裴卿，裴卿故老书贩也，为之赏叹不置。”又譬如所得《官楚事略》《官浙事略》钞本，为乡贤沧州董柯亭主政湘中、监司浙江时听讼断狱的亲手记录，前有沧郡叶芸士廉访（官至山东按察使）题词五古一首，唐烜很是垂青，所下品评之语为“甚佳”。伴随唐烜对钞本收藏投入过多精力，厂肆书贩渐知底细，许多贩书者一旦觅得稍有薄利便转让予他，但也有一些人却奇货可居，故意狮口狂张漫天要价，期望一口吃个胖子，“知予爱购旧抄本，故随口居奇也”，唐烜遇此状况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放弃，报以无奈之哂。
在古玩行摸打爬滚混迹多年，唐烜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熟识各种版本流变，通晓书林轶闻掌故，知悉不良书商的龌龊内幕，也对书市行情与价格定位了然于胸。有刘阁（个）臣者，携其家藏手卷三本求售，一为明益府石拓《兰亭》，一为李伯时白描人物，一为怀素《自叙》墨迹，索价甚昂，唐煊讶然不解，毕竟在他看来这些物品都大有问题，“然皆赝物也”，实在上不得档次。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详述了品鉴依据：
“刘个臣求售三手卷，尚存予书房，重展怀素墨迹一观，见卷后跋语有宋宰相杜衍绝句数行，诗字俱劣甚，又苏颖滨跋亦不成书法，且与正册纸色墨色如一，图章印色均不足寓目，真不值一哂也。闻子平云，此卷在三十年前曾以五十千质之城西满西庄刘宅。渠亦见之，可见乡村学究鉴别者少，唯睹其款识即讶为宝物，而后世子孙遂为奇货可居也。”
乡野氓隶、荒村学究，由于粗通文墨，学养见识有限，得一二粗制烂仿字纸，以为书林尤物深藏宝之，期冀赖此暴富，当属愚笨可悲，但商家弄虚作假，干些骗人钱财的勾当则另当别论，着实奸诈可恶了。唐烜在日记中专门有所记：“书估来，留《故苑》一部，其《嘉隆两朝闻见纪》缺本几大半，本系明刻，纸已槽朽，重衬纸装订，去其目录而册尾及夹缝卷数悉脱烂，伪为全部售欺，盖厂估之作奸，使人不防也如此。”由此可知，彼时故纸市场鱼龙混杂，如若学术储备不丰硕，古玩常识不扎实，观察力不大胆细致，平日又识不多见不广，稍不留意，便会“着道”上当。好在唐烜品鉴能力超群，见识非凡，属于古玩行的老手，少有犯错中招。
日常里，精于目录校雠之学、博识洽闻的唐烜，凭借其优秀的品鉴能力不仅使他避免在现实交易中被打眼，还为后世了解当时的书林概况积累了史料素材。他以日记的形式述及了许多古书碑帖字画的传承周转，这些随意纵笔不拘绳墨的收藏记录对研究当时古物的流行趋势、淘者的收藏品味以及文人的审美情趣等都深有裨益。乡党兼友人王墨泉，家学深厚，其父王国均（号侣樵）乃是名重畿辅的金石大家。光绪二十四年，唐烜与王墨泉相晤于京师津南会馆，“谈许久，墨泉赠予汉《朱博碑》拓一纸，又携归《刁遵墓志》拓本二册，皆非初拓本也。” 唐烜在记述此事时，顺带追根溯源将《刁遵墓志》碑的来龙去脉揭示开来，虽他人亦有赘述，但各有侧重，对于研究《刁遵墓志》者而言，这段秘辛自有其珍贵处。他写道：“刁公为高城人（盐山古名），此碑出土约在乾隆之中叶，识者得之于乡农人家豚栅中，已缺一角，以两贯钱易之，时有刘纶先生者，以枣木板填其缺，系以跋语，字亦绝工，至咸同间木跋朽漫，唯碑文尚可辨识，沧州王侣樵先生（国均）又剔出背阴百余字，石归南皮张氏，光绪初年张文达公长子同苏购自其族人，藏于家，现尚存。谈魏碑者以此书为最。”书话品评，不一而足，换言之，《唐烜日记》所记，览尽世间百态，由是但凡此类似者，盖不乏其例。这些雅玩赏识过后的案头之记醇实凝练，透着真知灼见，读之风神生动、意度堂皇，自有一番横生逸趣。
在藏书的过程中，唐烜深知字纸的可贵性，因此他对古籍旧书等故纸爱护有加，想尽各种办法以保护使之免于破坏。他一般用书箱庋藏旧籍，同时为避免虫噬，他用樟木所作匣盒承揽。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记：“李福卿来，为代买书箱数支，又予所存王刻《史记》，未尝售出，嘱其作樟木书箧一具……”当然，唐烜藏书绝不是为了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也不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他倾注精力，不吝赀财，耗费心血于此，既是为做学问以实用之，也是托情于书纸，蕴藉心灵，滋养精神，消除烦忧。他买的许多藏书其实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都有用武之地。生活中，唐烜及家人会遭逢大病小疾，病痛之下多有折磨，有时医生延之不及，为此他专门购买了一些与此关联的医书以作参考。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记：“内子自月初患疮症，节前始平复，继患泄痢，久不愈，拟延医服药，因予连日匆迫未暇。购《达生篇》一册，查得胎前泄泻一方，服一帖而瘳，亦幸矣。”工作中，出于职业的需要，他专门拜托书商购买法律案件方面的书籍以强化业务。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记：“散值回寓，李书估来，携书数种，嘱其购《刑案汇览》一部、《碑传集》一部。”三日后即三月十八日书商就为他觅得：“李书估来，未遇，留《碑传集》一部，《刑案汇览》一匣。”陆游有诗云：“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更多时分，唐烜摩挲藏书，细细捧读，所为十分纯粹，就是为悦目赏心、慰藉情怀。尤其发妻李氏殁后，孤枕难眠，为消长夜，他以藏书为伴，纵情于文字。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记：“夜间独酌微醉。挑灯不寐，益触身世之感，潸然泪下。因取旧书数种凌杂翻阅，略解忧闷，遂解衣就枕。”青灯下，缥缃数帙，铺陈漫阅，不经意间心生安宁，平和尽在古卷书香中。
唐烜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深以民族文化的衰落而忧心。晚清以来，伴随西方入侵，山河破碎，西学甚嚣尘上，中学渐趋式微，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到毁弃和流失。流连于书肆厂甸的他对此有着比寻常人更为直观的感触和深刻体会。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汉学在日的复兴以及由此引起的日本人在华不遗余力大肆搜罗善本佳椠的文化现象。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记：“闻日本书贾来购中书甚多，夏间曾来一贾，近又续到者，其鉴别甚精，经史子集，无不收买，惟需精良者耳。”
初三日又记：“日本自前古以来，即有藏书之名，且板本精良，间有我华所无者，传闻尚有汉唐之物存于内府者，自明治变法，遂倾倒西人，汉学几于熄矣，近年乃重商旧学，故贩书者多获大利，而我华乃焚弃之不暇，此何故哉！”
中日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落差令唐烜笔端充满了困惑、纠结与愁绪。一方面对日本汉学重兴、人才精良暗生羡赏，另一方面则为传统文化在本土“焚弃不暇”的悲惨遭遇痛彻心扉，深感不解和迷茫。不解于泱泱中华文明竟何故沦落至此，迷茫于未来何往，何时也如日本般找到新的突破口，重塑文化自信。面对百年未变之大局，裹胁于时代下的个人无助，苦苦找寻出路却百思不得其解的唐烜只能继续埋头藏书之中，以便力所能及地为传统文化多保留一些薪火相传的信仰火种。
友人李濬之在《清画家诗史》中述提及唐烜时云：“性沈默，深自韬晦，人罕知之。”由于唐烜为人低调，不自表襮，尽管学问高博，但其诗文书画成就多隐而不彰，遑论更属癖好之举的藏书活动，“世鲜知者”。唐烜具体的藏书活动能标榜于众，幸有《唐烜日记》存世，通过爬罗剔抉，尚可状摹概貌。也许，他的藏书活动无法同时代相近的翁同龢、缪荃孙等藏书大家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仍不能低估其在有关晚清古董收藏之风学术研究中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毕竟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以藏书作为清雅风尚的中下层官员的书林实况。
唐烜所生活的时代，正值国家遭难、社会动荡、家园罹祸之际，即使向来视为固若金汤的京兆之地也在劫难逃，譬如发生于世纪之交的庚子之乱就使京师惨遭蹂躏。兵荒马乱之时，人的性命尚且朝不保夕，自顾不暇，何曾有心顾及旧时奉若珍宝的古旧图书、文玩字画！于是明珠蒙尘，大量散落而出。对此，唐烜在日记中有过陈述：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前岁乱后秋冬之交，藏书故纸，充塞九衢，然往往残阙不完，令人怅懑，盖其时都城失陷，故家巨族仓卒出走，土匪饥民趁机爬抢，公然售卖，一时羽毛文绮珠翠犀玉，以至名人书画，累世宝藏之物，贫家拙宦生平所未尝寓目者，乃种种倾筐倒箧而出之，与泥沙粪土相错杂，其价之廉，不言而知。”
单就文化传承而言，逢此时艰局危，干戈扰攘，人心不古，名教扫地，文物沦落到弃之如敝履的境地，不啻为一场浩劫，让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不已。尽管有此厄运，但危难中亦孕育着新机。对于战后余生又肆力收藏之人而言，这恰如一次难得的物缘。捡漏得宝、囤积居奇也为常有之事，丝毫见怪不怪。只要有眼力、财力、精力以及魄力，便足可大展身手，徜徉于古物收藏的江湖里，从中既能得享品鉴观赏之趣，又可提升文化品位，丰富人文涵养，进而孕育出与古为新、道法自然的高远格调。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由于出身文化之家，唐烜自幼便浸润书香，颇具文人气质，嗜好风雅，对古籍旧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敬惜的情怀。客居京华期间，金石碑拓等古玩收藏热潮正方兴未艾，受此感染，工作之余，生活之外，则忙里偷闲，踏足于故纸堆、老物件的收藏之中。尽管唐烜不以藏扬名于后世，甚至可能在当时收藏圈内本就无甚出众，但并不妨碍他兴之所至，热衷有加，寸积铢累，长此以往，收获颇丰，足有可观之处。
翻检残存的《唐烜日记》可以看出，他在金石碑拓、古籍书画、玉石图章、钱币等领域均有涉猎。如在玉石图章方面：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有沧州孙姓客向在前门大街牌楼摆古玩玉器摊，近因被街道御史一概驱逐，尚未觅得借栖之所，遂卷包回里，因月前予见伊摊上摆列图章印首三方：一系乾黄，刻山水纽，一系黄寿山，天然纽，一系大黄质甚润泽，唯逊于冻耳。索价五金，予置之而去。今日渠至永泰昌告归，并将三石售于予，坐价三金，随即付之，值不甚昂也。”
当然，在长期的收藏活动中，他素对书画碑拓等纸品颇为上心，尤其精于藏书一道。前人有言：“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对于唐烜而言，确实如斯，读书和淘书一直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习惯伴至终老。目前，虽然有关于他藏书的详细书目和具体数量，由于史料阙疑，已很难稽考，但就实际情形来看，他聚书应甚具规模，且藏书质量上乘，不乏珍本、善本，其中元版、明版书都可得遇，且能廉价入手，甚至有时他对此还要挑三拣四，通过日常的购买活动略可窥见一斑，真是让如此机缘几乎不可再有的当今玩家望洋兴叹，艳羡不已。
“昨益文堂送来《严分宜奏疏》（乃严氏七世孙重梓者）及《罗一峰全集》（一峰集系明板原印）二种，略为浏览。”
“昨在正文斋，谭竺生由残书卷堆中检出《荀子》二册示予，系元板也，惜缺中六卷，且首册印工颇佳，下册则字迹多模糊矣，予携之归。”
“回寓，适卢文轩在客座相候，携来元印本《书经》、明印本《六一居士集》各一本。”
唐烜聚书的来源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亲身游历，遍访书肆摊位，二是由店鋪稗贩代理寻书，三是师友门人的馈赠或交换，四是他人的求助代售，五是抄录。虽然方式各异，却目的一致，只为坐拥群书，寓情图史，畅怀适趣。
他出行买书从不拘泥店面的大小、档次的高低、售卖者的贵贱，只在乎纸品的价格与质量是否合适。琳琅满目、古典文雅的店铺他逛，如经常去琉璃厂肆中的正文斋、文昌馆、荣宝斋等书铺，随地就位的散摊他也驻足细瞧，偶尔还能买到称心之书。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廿一日记：“又散步街上，遇有卖破书故纸者，抢的《六书通》一部、《新奇谐》正续十本，用九千买回。”“抢”字的用笔真实反映了他爱书成癖的心性及淘书时奇遇的意外之喜。毕竟官身不自由，更多时分则是委托古玩经营者上门带货来交易。其中，为他购书奔波的书商有卢文轩、李福卿、谭竺生、杨书估等几位常客，大都为琉璃厂肆中的“老人儿”和玩书领域的技术能手，各有挂靠的店铺，李福卿属于文昌馆，杨姓书估属于益文堂，谭竺生则属正文斋。天长日久，唐烜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慢慢变成良师益友。其间，唐烜不但书缘不断，收到不少上佳的藏书，如明刻监本《廿一史》、元代刻印黄鹤集千家注本《杜诗》等，而且版本鉴定功夫也大有长进，这些都得益于他与这些掮客的真诚相待。以“见之甚为痛快”的深州人卢文轩为例，唐烜在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八的日记中简明扼要地对此进行了记述：
“回寓，书贾卢文轩来。伊乃厂肆中旧人，颇能识宋明板本，庚子乱后伊在都闲居，有同乡友为予道其人，予延之来，嘱其代买旧书。缘当日兵燹流离，古册秘本往往于肩挑背负重遇之，寻常板印几于街头烂贱，伊觅得数种尚不恶，惜予囊底空空，不克如愿，至今思之，犹惋欷竟日。然予之鉴别亦于是年长进，盖得力于伊者，不可忘也。” 唐烜在京城生活居大不易。他家世清门，素无家赀，后虽任职京官，但官阶不高，差俸有限，同时，定居京都后，家口丁仆渐增，人事冗杂，应酬繁多，开销不菲，借贷亦常有之事，因此用来买书的资金实则是他紧衣缩食的结果。他的财产来源大致有：津贴饭银、印结局印结分红、实业股份返利、地方官员的炭敬常例、字画润资、文章捉刀之费、友朋的物资馈赠、生徒束脩等，其中最给力的则是他与妻子李氏共同筹划购买的南苑百亩良田的收入。对于这些，唐烜在日记中也多有零碎叙述：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早间族侄孙介轩来，付煤价八金，适严范孙编修贵州学政寄炭敬八金，随用还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二分钟后散值回寓，刘诞旉偕吕梦春来拜师，具贽敬十二金”。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九日“领津贴银五十两”。正是靠着这些杂七杂八的款项进账，除维系整个家庭正常资金周转之外，唐烜方能长年累月徜徉于淘书之乐中。
尽管有着稳定的资金进项，但终归家底尚薄，况且收藏是个无底洞，许多佳本善品的价格高昂，非寻常人家所能负担，因此手头并不宽裕的唐烜淘书逢上收购力所不逮时才有“惋欷竟日”之怅然嗟叹。当然，他也有面对心仪之书一掷千金的壮举，但豪情过后内心却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这毕竟是需要以整个家庭花销的捉襟见肘为代价。因此，为更好的满足兴趣，他精打细算，以藏养藏，走上了精品专题收藏的道路。
旧时，他喜工书作画且为时人所重，受艺术爱好的驱动，自迈入收藏的大门，就对墨迹灿然的钞本收藏情有独钟，搜求网罗不遗余力，许多名家抄校批定的珍品纷至留葊（唐烜别号）箧笥中。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李福卿带来《近思录补》朱未刊本四册，乃康熙进士黄叔敬手校之本，内容增减皆为黄氏丹黄涂乙者，笔意老道若行云流水，为黄氏晚年之手笔，唐烜“深喜之”，遂以十六金得之。尽管花费不少，但好书难得。物有所值之下，果断出手得此佳品，是他久经淘书沙场、深谙书缘门道的厚重回馈，就连书市大佬都称颂连连。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记：“今出示裴卿，裴卿故老书贩也，为之赏叹不置。”又譬如所得《官楚事略》《官浙事略》钞本，为乡贤沧州董柯亭主政湘中、监司浙江时听讼断狱的亲手记录，前有沧郡叶芸士廉访（官至山东按察使）题词五古一首，唐烜很是垂青，所下品评之语为“甚佳”。伴随唐烜对钞本收藏投入过多精力，厂肆书贩渐知底细，许多贩书者一旦觅得稍有薄利便转让予他，但也有一些人却奇货可居，故意狮口狂张漫天要价，期望一口吃个胖子，“知予爱购旧抄本，故随口居奇也”，唐烜遇此状况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放弃，报以无奈之哂。
在古玩行摸打爬滚混迹多年，唐烜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熟识各种版本流变，通晓书林轶闻掌故，知悉不良书商的龌龊内幕，也对书市行情与价格定位了然于胸。有刘阁（个）臣者，携其家藏手卷三本求售，一为明益府石拓《兰亭》，一为李伯时白描人物，一为怀素《自叙》墨迹，索价甚昂，唐煊讶然不解，毕竟在他看来这些物品都大有问题，“然皆赝物也”，实在上不得档次。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详述了品鉴依据：
“刘个臣求售三手卷，尚存予书房，重展怀素墨迹一观，见卷后跋语有宋宰相杜衍绝句数行，诗字俱劣甚，又苏颖滨跋亦不成书法，且与正册纸色墨色如一，图章印色均不足寓目，真不值一哂也。闻子平云，此卷在三十年前曾以五十千质之城西满西庄刘宅。渠亦见之，可见乡村学究鉴别者少，唯睹其款识即讶为宝物，而后世子孙遂为奇货可居也。”
乡野氓隶、荒村学究，由于粗通文墨，学养见识有限，得一二粗制烂仿字纸，以为书林尤物深藏宝之，期冀赖此暴富，当属愚笨可悲，但商家弄虚作假，干些骗人钱财的勾当则另当别论，着实奸诈可恶了。唐烜在日记中专门有所记：“书估来，留《故苑》一部，其《嘉隆两朝闻见纪》缺本几大半，本系明刻，纸已槽朽，重衬纸装订，去其目录而册尾及夹缝卷数悉脱烂，伪为全部售欺，盖厂估之作奸，使人不防也如此。”由此可知，彼时故纸市场鱼龙混杂，如若学术储备不丰硕，古玩常识不扎实，观察力不大胆细致，平日又识不多见不广，稍不留意，便会“着道”上当。好在唐烜品鉴能力超群，见识非凡，属于古玩行的老手，少有犯错中招。
日常里，精于目录校雠之学、博识洽闻的唐烜，凭借其优秀的品鉴能力不仅使他避免在现实交易中被打眼，还为后世了解当时的书林概况积累了史料素材。他以日记的形式述及了许多古书碑帖字画的传承周转，这些随意纵笔不拘绳墨的收藏记录对研究当时古物的流行趋势、淘者的收藏品味以及文人的审美情趣等都深有裨益。乡党兼友人王墨泉，家学深厚，其父王国均（号侣樵）乃是名重畿辅的金石大家。光绪二十四年，唐烜与王墨泉相晤于京师津南会馆，“谈许久，墨泉赠予汉《朱博碑》拓一纸，又携归《刁遵墓志》拓本二册，皆非初拓本也。” 唐烜在记述此事时，顺带追根溯源将《刁遵墓志》碑的来龙去脉揭示开来，虽他人亦有赘述，但各有侧重，对于研究《刁遵墓志》者而言，这段秘辛自有其珍贵处。他写道：“刁公为高城人（盐山古名），此碑出土约在乾隆之中叶，识者得之于乡农人家豚栅中，已缺一角，以两贯钱易之，时有刘纶先生者，以枣木板填其缺，系以跋语，字亦绝工，至咸同间木跋朽漫，唯碑文尚可辨识，沧州王侣樵先生（国均）又剔出背阴百余字，石归南皮张氏，光绪初年张文达公长子同苏购自其族人，藏于家，现尚存。谈魏碑者以此书为最。”书话品评，不一而足，换言之，《唐烜日记》所记，览尽世间百态，由是但凡此类似者，盖不乏其例。这些雅玩赏识过后的案头之记醇实凝练，透着真知灼见，读之风神生动、意度堂皇，自有一番横生逸趣。
在藏书的过程中，唐烜深知字纸的可贵性，因此他对古籍旧书等故纸爱护有加，想尽各种办法以保护使之免于破坏。他一般用书箱庋藏旧籍，同时为避免虫噬，他用樟木所作匣盒承揽。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记：“李福卿来，为代买书箱数支，又予所存王刻《史记》，未尝售出，嘱其作樟木书箧一具……”当然，唐烜藏书绝不是为了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也不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他倾注精力，不吝赀财，耗费心血于此，既是为做学问以实用之，也是托情于书纸，蕴藉心灵，滋养精神，消除烦忧。他买的许多藏书其实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都有用武之地。生活中，唐烜及家人会遭逢大病小疾，病痛之下多有折磨，有时医生延之不及，为此他专门购买了一些与此关联的医书以作参考。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记：“内子自月初患疮症，节前始平复，继患泄痢，久不愈，拟延医服药，因予连日匆迫未暇。购《达生篇》一册，查得胎前泄泻一方，服一帖而瘳，亦幸矣。”工作中，出于职业的需要，他专门拜托书商购买法律案件方面的书籍以强化业务。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记：“散值回寓，李书估来，携书数种，嘱其购《刑案汇览》一部、《碑传集》一部。”三日后即三月十八日书商就为他觅得：“李书估来，未遇，留《碑传集》一部，《刑案汇览》一匣。”陆游有诗云：“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更多时分，唐烜摩挲藏书，细细捧读，所为十分纯粹，就是为悦目赏心、慰藉情怀。尤其发妻李氏殁后，孤枕难眠，为消长夜，他以藏书为伴，纵情于文字。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记：“夜间独酌微醉。挑灯不寐，益触身世之感，潸然泪下。因取旧书数种凌杂翻阅，略解忧闷，遂解衣就枕。”青灯下，缥缃数帙，铺陈漫阅，不经意间心生安宁，平和尽在古卷书香中。
唐烜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深以民族文化的衰落而忧心。晚清以来，伴随西方入侵，山河破碎，西学甚嚣尘上，中学渐趋式微，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到毁弃和流失。流连于书肆厂甸的他对此有着比寻常人更为直观的感触和深刻体会。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汉学在日的复兴以及由此引起的日本人在华不遗余力大肆搜罗善本佳椠的文化现象。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记：“闻日本书贾来购中书甚多，夏间曾来一贾，近又续到者，其鉴别甚精，经史子集，无不收买，惟需精良者耳。”
初三日又记：“日本自前古以来，即有藏书之名，且板本精良，间有我华所无者，传闻尚有汉唐之物存于内府者，自明治变法，遂倾倒西人，汉学几于熄矣，近年乃重商旧学，故贩书者多获大利，而我华乃焚弃之不暇，此何故哉！”
中日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落差令唐烜笔端充满了困惑、纠结与愁绪。一方面对日本汉学重兴、人才精良暗生羡赏，另一方面则为传统文化在本土“焚弃不暇”的悲惨遭遇痛彻心扉，深感不解和迷茫。不解于泱泱中华文明竟何故沦落至此，迷茫于未来何往，何时也如日本般找到新的突破口，重塑文化自信。面对百年未变之大局，裹胁于时代下的个人无助，苦苦找寻出路却百思不得其解的唐烜只能继续埋头藏书之中，以便力所能及地为传统文化多保留一些薪火相传的信仰火种。
友人李濬之在《清画家诗史》中述提及唐烜时云：“性沈默，深自韬晦，人罕知之。”由于唐烜为人低调，不自表襮，尽管学问高博，但其诗文书画成就多隐而不彰，遑论更属癖好之举的藏书活动，“世鲜知者”。唐烜具体的藏书活动能标榜于众，幸有《唐烜日记》存世，通过爬罗剔抉，尚可状摹概貌。也许，他的藏书活动无法同时代相近的翁同龢、缪荃孙等藏书大家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仍不能低估其在有关晚清古董收藏之风学术研究中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毕竟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以藏书作为清雅风尚的中下层官员的书林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