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的成功提示了,当政府采取法律与政治手段的时候,不用直接瞄准具体的结果,最为重要的是承认劳动者的平等权利,赋予他们主张自己权益的救济渠道。这样,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必然会逐步提升,而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在富士康接连发生了员工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后,6月1日,富士康宣布全体员工加薪三成,最低阶作业员的起薪从原先的人民币900 元提升到人民币1200元。6月6日,富士康再度公布一项甚至令业界吃惊的员工加薪计划:自10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
　　同时,位于广东南海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也同意给员工加薪。这次涨薪是员工通过罢工方式争取而来的。由于对工资的不满,本田变速器厂的工人5月17日罢工,次日复工;但5月21日再度离厂并罢工,提出加薪等一系列要求。在各方协调下,6月4日,资方做出让步,由之前提出为工人调薪24%,提高至33%,员工也同意复工。
　　有媒体报道称,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工厂也已经开始为员工加薪。或许可以说,2010年6月份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而这个节点的到来,主要依赖农民工的努力。这一事件向人们提示了调整目前不合理的收入格局的一些可取路径。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布是高度失衡的。导致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失衡的收入分布结构已经造成整个社会心理焦虑,社会关系紧张。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05年提出要改变这种局面。然而,五年过去,收入结构失衡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趋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转变,而支持这一增长方式的种种法律、政策,则限制了劳动者分享其本应获得的财富的机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青壮年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尤其是到新兴的沿海工业区工作,其作为国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力与投资者、管理者进行谈判。同时,他们为劳动所在地贡献了财富,却不能享有任何福利,这意味着他们本应享有的一部分财富被剥夺了。
　　收入分布失衡局面没有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并没有出台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的这种态度得到经济学的支持。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应当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得到发挥。随着剩余劳动力资源枯竭,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减慢,劳动力的价格将会自然上涨。在此之前,政府不应人为地出台政策干预劳动力工资。也因此,当《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时候,经济学家普遍持反对态度。
　　应当承认,经济学的论断是部分成立的。劳动力流入速度减缓,肯定有助于劳动力价格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研究人口与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蔡教授最近就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已接近“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数据似乎也支持这一点: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5%,在2004~20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猛增了16%。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市场机制确实可以发挥提升劳动力价格的作用。
　　尽管如此,这一轮劳动力价格提升,未必全是价格远离发挥作用的结果。有研究表明,《劳动合同法》的生效,可能也对工资提升发挥了作用。这一法律承认了员工的诸多权利,也赋予了员工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渠道。最为重要的是,它唤醒了部分员工维护权益的意识。正是工人的权利意识,推动企业方面调整工资,也调整对待员工的态度和企业内部的规章。
　　总体来看,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固然依赖于市场机制,依赖于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过,除此之外的法律与政治机制同样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劳动合同法》的成功则提示,当政府采取法律与政治手段的时候,不用直接瞄准具体的结果,最为重要的是承认劳动者的平等权利,赋予他们主张自己权益的救济渠道。只要劳动者可以较为便利地行使这样的权利,他们与投资人、管理者谈判的地位将有所提升,劳资之间的关系就会逐渐恢复平衡。这样一来,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必然会逐步提升,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在此,最为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调整其对待劳、资双方的态度。传统上,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通常以高度警惕的心态对待劳工维护自身权利的努力,比如罢工。结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企业内部的劳资纠纷,反而升级成为劳工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这次本田零部件工厂罢工事件的地方政府则树立了一个保持中立的典范:地方政府没有把罢工宣布为群体性事件,而是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让劳资双方自行谈判。结果,劳资双方也确实谈判出了一个合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