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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些高校对教学和科研规定一项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强逼教师去完成，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只能带来不公、浮躁、简单化操作等学术灾难。“高指标”源于行政化。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
【关键词】高校；最低要求；高指标；不公；浮躁；行政化
在高校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非常重要，现在很多高校施行的量化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同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必须予以完善。发展学术不能靠“高指标”硬压。
一、何为“高指标”？
高校在扩招后，生员倍增，相应地教师的工作量也大涨。多数高校都实行对教师的量化考核或评价，有的高校量化指标恰当（比如教授每周5节课的工作量，超过者为超课时，每年发表1篇文章），这不能叫学术高指标。有的高校制定一些对教师考核的过高指标，在聘期之内（一般不超过4年），上课由学生或其他方面打分衡量，科研则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说教授须主持完成一项省级课题，每年须发表2篇文章至少有1篇核心期刊，或写1本不下10万字的获奖的书），打分进入“黑名单”或论文课题没有做够或做的最少，那就对不起，然后收回你的待遇，一年之后停发你的工资，或者不再聘任。评优或授予荣誉也是规定一些“高指标”（课时数量课题级别、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刊物级别、获奖数量与级别、投票量）来决定。或者聘期结束后，以前你所有的成果都“归零”了，现在就说聘期这几年，谁搞的项目多谁上，谁少谁被淘汰，你们去“混战”吧！至于成果和项目怎么计算比较，当然由我说了算。
量化考核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勤快聪慧的人，人的本性中总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懒惰享乐等，数个篇数，请学生监督，给点任务，也在情理之中。但把复杂的学术评价进行简单化操作，弄出一般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往往导致事非所愿的结果。
“高指标”何为高？首先高是对低来说的，我们以前主张：高校教师上岗宜实行“最低要求”的办法：最低要求包括完成国家规定的最低工作量，教学不出重大责任事故，能讲明白话，听明白理，作为非高级职称教师，这已经尽了本份；更高一点的要求，高级职称人员，在学校提供了校刊版面的前提下（不能提供版面就算数博客文章或报销版面费），一般来说，每年在公开刊物上有文章发表并具有创造性或实用性或启发性，不能抄袭剽窃。[1]相对于这个最低要求，有些人定的指标确实高了，比如说要求高级职称的教师每周上十几节课，学生打分在前1/3；一年写数篇稿，还要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或聘期内要有著作课题获奖。其次是就数量和质量来说的，不负责任胡吹，“产量”是可以很高的；写东西重要的是里头有东西，只求量不求质，就是虚高。每周上十几节课甚至几十节课，一年再去写几篇文章或完成一项课题，就相当吃力。硬去搞“高指标”，课上不好，学问也做不好。
定指标有道理，定“高指标”就有问题。
二、“高指标”带来了浮躁
1958年“大跃进”，上上下下都很激动，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抢在苏联人前边实现共产主义”，于是放高产“卫星”，一亩地粮食产量由百到千上万数万数十万乃至更多，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上大炼钢铁，产量指标一涨再涨，以便“超英赶美”。那时候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这场全民“大合唱”，用自己的“理性”助推和创造了一些“奇迹”！可是，对实践的检验不仅要看动机，更要看效果。“大跃进”效果究竟如何，历史已作出了回答。
而现在有人又想“跃进”。我们一些高校的长官制定的“高指标”量化评价规矩，将做学问变成一个比快、比量的竞赛，一个个要“超常规发展”，按照这种粗陋的“游戏规则”，科研就要追求数量，胡扯乱拉那怕毫无用处只要发表了就是“好汉”，领导雄心勃勃要的是政绩，教师无病呻吟要的是名利， 急功近利的结果是“学术大跃进”的冲动造就了学术泡沫、学术垃圾，脱离客观规律的“豪言壮语”“豪情壮志”很容易滑入“唯意志论”的泥潭。“大跃进”年代有的省提出每个县要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2]，现在层出不穷的剽窃抄袭事件和一些大学教师年产几十篇的论文高产记录，无不让人想象不良的评价体系是不是在“逼良为娼”：逼人夸夸其谈说废话、逼人弄虚造假、逼人做“夹生饭”。职称过研以及校内的“高指标”助推报刊的高版面费，有的学校教师1学期讲课费还顶不上1篇核心期刊要收的版面费，对那些不报销版面费或无什么大的獎励的学校的老师来说，生存压力相当大，有些刊物异化为“收费站”、“榨油机”“提款机” （错不在刊物，催逼式评价方法造就庞大的发论文需求），要过高版面费发财（当然比花钱也不能发好，收费能发稿在中国有进步意义）、季刊变成月刊、月刊变成半月刊旬刊或搞一刊多版、出增刊，字号越来越小，刊物越来越厚；重量不重质的催逼推把某些人变成了剽窃抄袭的“骗子”、“小偷”，个别人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搭便车”（还有为了评上职称或完成任务自己不写用别人稿发表买别人稿发表或合作共事你写稿我花钱以两人名义发表），公开剽窃；论文代写、论文发表中介公司也出现了，还有人搞非法出版物或冒用别人刊名刊号敛钱。为了千方百计完成“高指标”而去说废话、文章“注水”和胡乱抄袭，过高版面费把科研搞的如此地赔钱不值劳而无功、各种“改革”弄的教师身心俱疲，受到困扰的高校教师又怎能安心求道，这又怎么能够建成创新型国家呢？而这一切过错的背后无不在那个不合理的评价制度在作怪！
三、“高指标”带来了不公
（一）应当具有最起码的可比性
高校主要有2种人：教育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的岗位量身定做不同的衡量标准，又互相比较，真正以此来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操作起来决非想象！比如说，对教师衡量可用授课打的分数和所完成的科研项目来决定他的“绩效”，那学校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乃至校长本人又怎么样用“量化评价”衡量他们的抽象工作呢？
比如，扩招了，人多了，就上合班大课，有的公共课150多人，没有扩音设备，教师从系部找到行政科室，结果什么问题都不解决，教师只好扯着嗓子喊，嗓子喊哑了，学生也不满意，质量没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责任？最后也只有教师没落好，追究不到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有的学校行政人员人浮于事、迟来早退，签名、打卡机也解决不了问题，教师迟到几分钟就是责任事故，而有的学校人事处弄丢教师毕业证、教务处安排课程撞车、学生出事，甚至弄虚作假，也没见被谁追究。“职员”们没有什么硬指标去衡量，活的很滋润；唯有老师头上压了一大堆硬任务，疲于奔命，这公平吗？教育职员之于教员，你不能“量化”我，我能“量化”你，“量化”你还由我操作。
（二）学生是顾客吗？
笔者的一位朋友说：“论商战，顾客是上帝；论教学，学生是上帝。一个教师教的究竟如何，就应该由学生说了算。”语言铿锵有力，实则大谬不然。中国的事怪得很，谁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比教师更懂教育的行家（这可能与人虽不会都有教学经历却都有上学经历有关）, 而教师不过是一些只配给学生耍嘴皮子讲课的教书匠。可是你想想，学生只是顾客吗？他们可是成长着的人啊！你对事的定位都不对，何论其他！再说他们是该领域的专家吗？别说研究型课程，就是一般的课程老师讲错了，他们几人能听出来？不懂的给懂行的当“裁判”，这不是颠倒吗？如果说只是让学生从形式上评价，那不是搞娱乐看热闹吗？
在商战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上帝”被愚弄的情况，说高校，教学就那么简单吗？，你如此轻率地让学生去当“上帝”，能不出差错吗？“文革”时期学生斗老师，斗归斗，学生毕竟承认老师在知识上是自己的“反动学术权威”，你现在让学生给老师当“裁判员”，好像一群孩子真的能决定老师的饭碗，好像学生在教学上真的有多大权力，你这是抬举他们吗？他们这权力究竟来自何处？学生自治是国外大学的做法，学生或校友代表还能参加学校理事会，对校长去留都是有投票权的；中国大学 “文革”时“大民主”是斗老师、批“师道尊严”，现在“发扬民主”就是给教师当“裁判”？这倒是民主“排气阀”作用的妙用！（有人借此等随意性很强的“证据”甚至能收到借力打力的可能）弄得教师上不敢得罪领导，下不敢招惹学生，表面上受的是上下夹攻，实际上作用力只来自一处。
回想起来我们的教书经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我们都自己有了疑惑，比如说，我们曾经认为：学生应当对教学有发言权，他们并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但我们认为：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应着重于劳动态度方面，如老师是否迟到、早退、旷课、体罚侮辱学生、态度恶劣、有问不答等等。学生与老师在一起，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再清楚不过。劳动态度是衡量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教师本事再大，不爱岗敬业，教学效果也不会太理想！[1]但实际运行起来往往复杂，有的教师迟到、早退、旷课，学生居然给了很高的分数，向学生打听，有个学生说：“一学期下来，有那么多老师上课，谁搞得清谁是谁，拿别的同学打分的表格一抄就交了。”另一位同学说：“xx讲的还可以，早下课我们还早吃饭呢！xx不来上课，我们也落得个轻松自在”。
我们曾经认为：学生对老师劳动技能的评价应是粗线条的。对教师的劳动技能与劳动贡献，学生不宜当裁判，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同行专家，学生可以评价老师行还是不行，但不宜用他们的结论判定老师教学质量的好坏。老师讲明白、学生听明白是教学的基本要求（视课程和受教育者不同而不同），讲课就是要让人听懂，讲了半天学生不知所云，别说教学效果，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教学任务就没有完成。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但无论何种层次的教学活动，都要教懂学会，能够讲明白教师当然要做得到，能否听明白学生当然会感受到。学生评价老师宜粗不宜细、愈细愈荒谬。给学生分发的评价表，学生可以谈感受，划分老师讲的课是“能够听清楚”，还是“不能够听清楚”2种。教师能讲清、学生能听清就算可以；连续几个学期多数学生都认定某位老师“讲不清”，就应该“帮教”了。[1]可是与教数学的老师谈起，他说学生理解力差，听不懂的学生有的是，无论你怎么费劲讲，有的学生他就是弄不明白。按他们考的真实成绩，没几个及格的！可见，对讲清楚听明白也应因科目以及学生水平不同而不同。
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要相信学生而不是迷信学生，要尊重学生表达的意愿而不是简单地让这些年少知识也不丰情绪容易波动的孩子们给老师当裁判，把事弄颠倒，以致有的学校老师上课竟然对学生说：“你们给我打分打的高一点，将来考试我让你们分数考的高一点”。弄得斯文扫地。[1]都去讨好学生，谁还敢认真负责？现实生活中，有个系主任没给学生上课却有学生打的分、有个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照本宣科反而学生打分最高、甚至遇到有些学生还给老师打4分、打0分的事，让人嘘吁不已。有的高校中层领导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设计1种程序，最高分、最低分超限时通不过，让学生在计算机上给老师打分。我们认为这样做不过是把满分打成了高分、把零分打成了低分，并没有解决感情用事的问题。
如果搞成了要重用谁谁的分数就高，那就成了“玩魔术”。
四、“高指标”带来了简单化操作
（一）不要一味去数多少个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数量也许就没有质量，要防止一些人职称一旦评到手就一篇稿也不写昏庸度日的情况出现。但是，若以发表文章多少论英雄，那同样有失偏颇。这就如同在一个决定人们生死命运的军事会议上，不是看谁真懂行、谁有奇谋妙计、谁能提供新的确切消息，就赞同谁；而是看谁话多（滔滔不绝）、声高（高谈阔论且慷慨激昂）、好听（抑扬顿挫说到人的心坎上），谁就是英雄，这无异于拿众人的性命开玩笑！话多不一定真知，声高不一定有理。比高低不能简化为比级别比数量而不去比是否有理及理之真假深浅。被称为“中国紧凑型玉米之父”的李登海，当他选育的玉米种子已经创造出世界最高单产纪录的时候，竟然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他到某所著名的农业大学去看望同行，回来后感叹：“他们完了，不把功夫用在地里，光知道写论文。育出一个种子，竟能发出20多篇论文！”而这时李登海已经选育出了20多个种子。[3]其实他不深知中国有的高校的“国情”和“校情”，中国的学者不写论文很可能遭淘汰或无功效！而有的人因为写的稿多被学校一年奖给多少万比工资还多的多。质量并不等于单纯的数量。写比不写好，多比少好，这是在质量保证下才能成立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篇数字数去衡量。因此，外在评价，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按有的高校那样把成果以独著合著、排名先后、类型为基础分再乘以获奖及引用情况（这也是片面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内在评价，200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讲的很清楚：“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以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推荐和评选工作为例，它是按如下程序进行的。首先由上述三项奖的委员会征求候选人名单，该名单是由各方面的推荐人提供的。有提名权者包括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成员、瑞典科学院院士、卡罗林医学院教授、各学科以前的获奖者、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大学教授、各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世界的著名学者。这六个方面人士中的前四个方面人士具有永久的提名权，而后两个方面的人士只有一年一度的临时提名权。以后则是发出邀请书、回收、评审、决定、颁奖了。[4]古人说“文以载道”,据此我们可以说著文为求道、无道枉为文，文质如何，由懂道之人析文之有道无道及道之深浅，方为通则。
（二）不宜只看刊物级别
评价要就成果论成果，不要人为地论级别。不同的院校按不同的标准把报刊分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又按不同版本认可不同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想当然地认为文章发表在国家级报刊上就比发表在省级报刊上好、发表在省级报刊上就比发表在市级报刊上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比发表在非核心期刊上好。对报刊级别的认定又是众说纷纭、各取所需、随意多变。我们当然明白不同的报刊在影响力等方面有差别，但发稿刊物级别高并不等于你的那个成果质量就高，以发表文章级别高低判定文章水平类似于“衣帽论人”，难能真正反映著者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价值。同一篇稿，不愿花钱在自己学报上发，想少花点钱在省级机构所办刊物上发，多花点钱發在一些高级别刊物上，是不是同一篇稿就有3种不同的质量呢？或者2个人都有1篇质量差不多的稿件，不怎么愿意花钱的发在“级别”低的刊物上，愿意花钱的发在“级别”高的刊物上，那是不是2人水平就应由花钱多少和刊物的“级别”来考量呢？可不要忘了，有些刊物是按字数多少收取版面费的。一次与同事说：“假如你在国家级报纸上发了篇文章，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既没有理论性现实针对性，又没有可操作性，别说引用下载，就连读报也没几个人多看几眼，难道就比在咱专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强？”有的本科院校在核心期刊里再划出个级别，发在非规定的核心期刊上评职称时不算；有的专科院校某些人在非核心期刊里还要分个好坏。有位系主任在迎接考核总结部门工作时说：“我们部门今年有人发表在《xx界》、《xx纵横》这样重要的刊物上！”至于这2个刊物究竟为什么重要，发表在上的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没人说也没人想。
（三）引用下载获奖只是影响力的一个表面特征
启发性可以用被引用被采用等方面的情况来衡量，但也不应当绝对化。论引用，文件、领导、名人的话被引的多；为了名利，会出现同学同事朋友互相应用、循环应用、一人特定多次应用一人；论采用，有时我照你说的偷偷做了，但不说是用了你的方案而说我也是这么想就这么做，你怎么办？看来，一切以“蛙鸣”声响大小为准来说事有失偏颇。达尔文周游世界多年研究生命，写《物种起源》阐述进化论本是件大事，可发表他成果的学会总结一年工作时却说这一年没什么可说的，当事人也未曾料到其重要意义。影响世界的《共产党宣言》也未得上什么大奖。可见科学研究是个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事。可见，对作出一定贡献达到一定层次的学者不去强逼不去“归零”而是由其自由探讨才能避免短平快的浮躁症，才有利于他们潜心探索世界奥秘。研究真学问须下苦功夫，“文章数量+发稿刊物级别”那种“数蛋”式的评价，使得学者无法静心调查实验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都是文化人，都会坐在电脑前码字，都会 “运作”，都会倒贴稿费发表，至于有无真实的内容则无心深究，所谓的成果不过是逐利的“敲门砖”，这哪里是做学问？这年头人的功利心这么强，头脑稍灵活一点儿的都会用电脑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拼凑嫁接然后交差，“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可相沿成风这只会造成资源浪费和信息庞杂污染，在喧嚣声中淹没真知良知，造就不是为思考和解决个人功利外的实际问题而研究的“真的假学者”或“假的真学者”。
五、“高指标”源于行政化
有人说，下“高指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提出好多年了，上上下下恨不得高校马上打个翻身仗，好让中华龙腾飞于世界，可是你瞧瞧现状，在科技文化上这么多年连个诺贝尔奖也没能得上一次，这怎不使人揪心！
问题是，治病先诊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果说计划经济是“官工”“官商”“官农”，那么计划学术就是“官学”。高校行政化的祸害人人皆知，除了几个敢为天下先的人，谁实质性地去改革它了？而是相反，有人接二连三打出的“组合拳”都是冲着教师来“改革”的？这究竟为何？把有些国企和高校搞僵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集中的权力，不是普通公民，改革的年代不能只改革别人，更不能张三生病，李四吃药！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应当改革行政他偏去改革教师，别人搞终身教授我们有些人却要把教师弄成合同工甚至临时工，自己抱着“铁饭碗”不放却闹出一些高压力任务加在教师头上，完不成就说你不行、要下岗。“高指标”假如出于公心造就“学术繁荣”，就是长官意志；假如在有些人手里变成制人手段，就是私心作祟,一般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加上“灵活”制定解释运用的“政策”，是用“馊招儿”掌握人。表面上看是官学思维，深层隐含着高校权力架构的扭曲和扩张。一些教学科研方面的文件是学校某些行政处室按照学校领导意图制定出来的，甚至是一些不从事教学科研的外行人弄出来的，一般的教师根本就说不上话，即便制定政策者全都是出于公心，也有“长官结构”按照“长官程序”产生“长官意志”之嫌。
有的高校长官意志定出一般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明显违背精神生产的规律，不大可能出精品，这对一些人本是心知肚明的，之所以还这样做，可能是想让自己像唐僧一样掌握了让孙猴子畏惧的“紧箍咒”，时不时念一下、变一下，完成了我脸上有光，完不成是你无能。
用“高指标”去压人，只注重量的扩张，不注重质的提高，收获的是泡沫。评价方法的不当说明正常激励的失效，没有什么好招儿了，只好下死命令强逼，那是在用军事和行政手段搞教研，也是计划经济习惯的遗留，迷信权力掌控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把事弄糟了也不肯放手。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解决问题先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究竟是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服务还是让生产力为上层建筑服务？如果说承认上层建筑应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那就应当学术为魂，以教学为中心，让行政围着教研转而不是相反。真正坚持生产力标准而不是上层建筑标准，就要贯彻执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党的十六大报告）
解决问题还要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套民主的内部治理结构（或内部管理体制）才真正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世界大学实行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成果丰硕，已成通例；有人说中国不能照搬外国的体制和模式，说不照搬永远是有道理的，但大学学术民主管理民主一般的原则精神我们得认可吧！假如没有自由探讨信息的顺畅流动怎能做到学术求真？不能用“国情”“国学”把这点“普适精神”也反掉吧！嘴上说说不照搬，却有人不管校内外环境的差别，乐于从外边弄回来各种具体的举措来尝试。说到底，大学也是舶来品，也是搬来的，只不过是我们按自己的意图加以重塑而已，过去的中国只有太学、国子监、书院以及各种师徒相传的习艺所。中国抗战期间，炮火连天的岁月西南联大有民主治校的味道，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竟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证明中国高校并没什么“特殊性”可以例外。“钱学森之问”问的是模式，国家教育规划已明确提出了“去行政化”的说法，可见中国已经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也要适应世界潮流，我们应当探索一条公办院校既搞党委制又有民主管理体制的路子。可有人不这样想，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所以要自搞一套，自视为“特色”，反对“普适”的精神，事实证明这一套不行，出于某种考虑，又不愿从根本上改变，或只改变方法不改变结构，还想借“丰硕成果”以证明自己这一套“正确”“优越”，从工具性做事角度出发，只好在功利心的驱使下硬向教师要“学术成果”，这其实是只要“赛先生”不要“德先生”、只要“赛先生”的成果不要“赛先生”的精神，应了人们一句话“河上有桥你不走，偏要下河摸石头”。高校领导改不动体制，也不在规定之内尽力开发民主祥和的教研空间，用权“搞事业”最简便容易，那就只好去将教师的军。可是，研究最忌浮夸，在功利心驱使下去“跨越式发展”和“赶超”，逼教师去用“手段”来完成“高指标”，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相悖，那是会走偏的。“高指标”的量化体系，变成了对教师的强逼，如果真的逼出了学术大飞跃也就罢了，我们看到的相反，它逼出了教师的高压力亚健康乃至英年早逝，逼出了高版面费，逼穷了一些教师（无重奖的院校），逼出了学术垃圾学术泡沫，逼出了一个论文产业，败坏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
在改革的过程中，奖励先进、鞭策落后的激励机制必须坚持，能上能下的原则必须遵循，但简单化片面化的做法有害无益。评价上的不当说明同行专家评价、市场与社会实践评价、讨论与争鸣辨析等基本规则还未受到应有的尊重，长官意志和随意性还时常发作。同行专家评价、学术争鸣等是学术评价的基本常识，想实行马上就可以做到，个别人之所以该做不做违背常理，不是难行，不是对科技发展有利，一是简单易行，二是容易操控拿住人我说谁行谁才行，三是权力自利。对学术问题的评价，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广泛领域，这不是开一个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就能搞惦的，领导人又要把牢评价权，于是就搞简单的量化。定数量、划级别、搞投票打分，手下的“有关部门”一统计结果就出来了，对教学科研只要不评内容，不需要多高文化的人就能干，多简单！报上去就是政绩，至于这些东西有多少“含金量”，是不是有意义，则疏于考虑。可是，不评内容只评外在的形式那是正常的评价吗？评内容由谁来评？懂行的人还是不懂行的人、道行深的人还是道行浅的人？朱清时还说教授治校呢！看看吧，这又不是财权人事权，本该是学者的学术评价权“官”都要绝对支配尚不放过，可以想到权力有多硬！外国人彼得.劳伦斯评价不当的量化评价是“管理人员正在窃取科学家的权力”[5]，中国人借助一句文革式语言叫“职员”实现了对“教员”彻底的“全面专政”。还有人退一步说什么教授治学，在现有格局下，教授能治学吗？教授和助教、讲师副教授一样是被量化评价的规矩所治的打工者。借助于编辑的眼力和刊物的级别篇数等来评定学术水平高低，说明了现代社会精神生产精深复杂、权力评价已无能为力而又不肯向学者放权的事实。有人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说高校不是有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并运行规则吗？里头不都是专家教授吗？其实明白人不用细说，这些机构究竟起多少作用暂且不论，你看看有多少高校类似的机构里都是校长院长主任的集合，它们不过是权力通吃的一种表现，这还不清楚吗？实行同行专家评价意味着学术权力增强，专家地位上升，行政权力弱化，有人不甘心。平等探讨是在讲理，不能讲地位高低和级别大小；行政化意味着我说你听的服从，那就得讲地位高低和级别大小，学术的平等原则与权力的服从原则是相矛盾的。行政化对官有利，学术化对官不利，在现有格局下，我宁肯搞简单量化的评价方法，也不搞实际上非行政化的真正合乎情理的学术评价方法，也就是说，不当的评价方式背后是行政化在作怪。官本位结构不变，“学术营地”定性不显，权力去“计划学术”，追求光鲜的“数字GDP”，学术高指标就像“分配生产任务”一样，强逼“车间操作的工人”（教师）无奈接受，变成折腾教师，希望出天才，希望成果大跃进，结果却未必乐观，因为理是平心静气悟出来的，是百家争鸣激发出来的，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粗制滥造拼凑出来的，系列的校长抄袭案频现说明高校内权力掌控者、政策制定者、资源极大拥有者在“高指标”面前也是不胜任的（尽管他们人脉广路子多、容易申请到课题、完成项目有人当帮手、因从事行政工作可以少定业务指标等）。
量化评价方法，不能说就没有一点合理性，但“高指标”式的量化评价体系从根本上它是荒谬的，权力硬要给真理探讨当裁判，这样去领导教学科研就如同在恶搞，对世人后人恐怕将会成为笑谈，一个中学生都可以看出它的不近人情不合事理，难道我们高智商的学官在制造这一套游戏规则是就真的看不出来？本在同校内，相煎何太急！只因权力要计划学术管住教师。有人说，怎么样评价老师那是学校的事，上头不便过问。实际上正是高校的行政化（官本位结构）才导致了此类现象，你再让高校自己去探索，在宏观大局制约和学校既有权力主导下，碍于各种条条框框（有些把学校运行的细节都法制化了），它也不会由“官本位”“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学本位”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永远是扬汤止沸，不出这问题，也生他问题。
教学和科研的“高指标”引发了教学和科研的“大跃进”，是真正的学术进步吗？不是！单纯求量“繁榮”的不是真正的学术而是学术泡沫。这一套自由伸缩的动作不论是学来的还是自创的，均属无益，应予抛弃。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对终身教授免考，对教师授课规定最低课时也要限定最高课时，变胡乱打分为重在资格准入；对科研则重在衡量质量，要防止投机取巧，不是奖励数量而是限制数量：1年内1篇即可，3篇内有奖，4篇以上白写。编教材习题集辅导材料或搞已发文章论文集不能算入科研，但编教材者创立了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并被数十所高校认可采用则可享受最高待遇；公开出版的著作不低于10万字，每万字算1篇公开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5到6年为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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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清.论文数量等同科研能力是无知还是虚妄[OL].新华报业网.2009-09-30. [4]李玉山.人类社会演化发展运动论[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1(1版).源于李期特《诺贝尔奖金的创始人——诺贝尔传》改革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348-366页。
[5][美]林塞.沃特斯.王小莹翻译.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败[M].商务印书馆,2011,4(1).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教育现代化内涵及主要特征研究”（课题号：0010079）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李文顺（1963—），男，河北武安人，法学硕士，教授，研究方向：高校治理合理化。
【关键词】高校；最低要求；高指标；不公；浮躁；行政化
在高校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非常重要，现在很多高校施行的量化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同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必须予以完善。发展学术不能靠“高指标”硬压。
一、何为“高指标”？
高校在扩招后，生员倍增，相应地教师的工作量也大涨。多数高校都实行对教师的量化考核或评价，有的高校量化指标恰当（比如教授每周5节课的工作量，超过者为超课时，每年发表1篇文章），这不能叫学术高指标。有的高校制定一些对教师考核的过高指标，在聘期之内（一般不超过4年），上课由学生或其他方面打分衡量，科研则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说教授须主持完成一项省级课题，每年须发表2篇文章至少有1篇核心期刊，或写1本不下10万字的获奖的书），打分进入“黑名单”或论文课题没有做够或做的最少，那就对不起，然后收回你的待遇，一年之后停发你的工资，或者不再聘任。评优或授予荣誉也是规定一些“高指标”（课时数量课题级别、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刊物级别、获奖数量与级别、投票量）来决定。或者聘期结束后，以前你所有的成果都“归零”了，现在就说聘期这几年，谁搞的项目多谁上，谁少谁被淘汰，你们去“混战”吧！至于成果和项目怎么计算比较，当然由我说了算。
量化考核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勤快聪慧的人，人的本性中总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懒惰享乐等，数个篇数，请学生监督，给点任务，也在情理之中。但把复杂的学术评价进行简单化操作，弄出一般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往往导致事非所愿的结果。
“高指标”何为高？首先高是对低来说的，我们以前主张：高校教师上岗宜实行“最低要求”的办法：最低要求包括完成国家规定的最低工作量，教学不出重大责任事故，能讲明白话，听明白理，作为非高级职称教师，这已经尽了本份；更高一点的要求，高级职称人员，在学校提供了校刊版面的前提下（不能提供版面就算数博客文章或报销版面费），一般来说，每年在公开刊物上有文章发表并具有创造性或实用性或启发性，不能抄袭剽窃。[1]相对于这个最低要求，有些人定的指标确实高了，比如说要求高级职称的教师每周上十几节课，学生打分在前1/3；一年写数篇稿，还要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或聘期内要有著作课题获奖。其次是就数量和质量来说的，不负责任胡吹，“产量”是可以很高的；写东西重要的是里头有东西，只求量不求质，就是虚高。每周上十几节课甚至几十节课，一年再去写几篇文章或完成一项课题，就相当吃力。硬去搞“高指标”，课上不好，学问也做不好。
定指标有道理，定“高指标”就有问题。
二、“高指标”带来了浮躁
1958年“大跃进”，上上下下都很激动，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抢在苏联人前边实现共产主义”，于是放高产“卫星”，一亩地粮食产量由百到千上万数万数十万乃至更多，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上大炼钢铁，产量指标一涨再涨，以便“超英赶美”。那时候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这场全民“大合唱”，用自己的“理性”助推和创造了一些“奇迹”！可是，对实践的检验不仅要看动机，更要看效果。“大跃进”效果究竟如何，历史已作出了回答。
而现在有人又想“跃进”。我们一些高校的长官制定的“高指标”量化评价规矩，将做学问变成一个比快、比量的竞赛，一个个要“超常规发展”，按照这种粗陋的“游戏规则”，科研就要追求数量，胡扯乱拉那怕毫无用处只要发表了就是“好汉”，领导雄心勃勃要的是政绩，教师无病呻吟要的是名利， 急功近利的结果是“学术大跃进”的冲动造就了学术泡沫、学术垃圾，脱离客观规律的“豪言壮语”“豪情壮志”很容易滑入“唯意志论”的泥潭。“大跃进”年代有的省提出每个县要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2]，现在层出不穷的剽窃抄袭事件和一些大学教师年产几十篇的论文高产记录，无不让人想象不良的评价体系是不是在“逼良为娼”：逼人夸夸其谈说废话、逼人弄虚造假、逼人做“夹生饭”。职称过研以及校内的“高指标”助推报刊的高版面费，有的学校教师1学期讲课费还顶不上1篇核心期刊要收的版面费，对那些不报销版面费或无什么大的獎励的学校的老师来说，生存压力相当大，有些刊物异化为“收费站”、“榨油机”“提款机” （错不在刊物，催逼式评价方法造就庞大的发论文需求），要过高版面费发财（当然比花钱也不能发好，收费能发稿在中国有进步意义）、季刊变成月刊、月刊变成半月刊旬刊或搞一刊多版、出增刊，字号越来越小，刊物越来越厚；重量不重质的催逼推把某些人变成了剽窃抄袭的“骗子”、“小偷”，个别人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搭便车”（还有为了评上职称或完成任务自己不写用别人稿发表买别人稿发表或合作共事你写稿我花钱以两人名义发表），公开剽窃；论文代写、论文发表中介公司也出现了，还有人搞非法出版物或冒用别人刊名刊号敛钱。为了千方百计完成“高指标”而去说废话、文章“注水”和胡乱抄袭，过高版面费把科研搞的如此地赔钱不值劳而无功、各种“改革”弄的教师身心俱疲，受到困扰的高校教师又怎能安心求道，这又怎么能够建成创新型国家呢？而这一切过错的背后无不在那个不合理的评价制度在作怪！
三、“高指标”带来了不公
（一）应当具有最起码的可比性
高校主要有2种人：教育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的岗位量身定做不同的衡量标准，又互相比较，真正以此来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操作起来决非想象！比如说，对教师衡量可用授课打的分数和所完成的科研项目来决定他的“绩效”，那学校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乃至校长本人又怎么样用“量化评价”衡量他们的抽象工作呢？
比如，扩招了，人多了，就上合班大课，有的公共课150多人，没有扩音设备，教师从系部找到行政科室，结果什么问题都不解决，教师只好扯着嗓子喊，嗓子喊哑了，学生也不满意，质量没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责任？最后也只有教师没落好，追究不到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有的学校行政人员人浮于事、迟来早退，签名、打卡机也解决不了问题，教师迟到几分钟就是责任事故，而有的学校人事处弄丢教师毕业证、教务处安排课程撞车、学生出事，甚至弄虚作假，也没见被谁追究。“职员”们没有什么硬指标去衡量，活的很滋润；唯有老师头上压了一大堆硬任务，疲于奔命，这公平吗？教育职员之于教员，你不能“量化”我，我能“量化”你，“量化”你还由我操作。
（二）学生是顾客吗？
笔者的一位朋友说：“论商战，顾客是上帝；论教学，学生是上帝。一个教师教的究竟如何，就应该由学生说了算。”语言铿锵有力，实则大谬不然。中国的事怪得很，谁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比教师更懂教育的行家（这可能与人虽不会都有教学经历却都有上学经历有关）, 而教师不过是一些只配给学生耍嘴皮子讲课的教书匠。可是你想想，学生只是顾客吗？他们可是成长着的人啊！你对事的定位都不对，何论其他！再说他们是该领域的专家吗？别说研究型课程，就是一般的课程老师讲错了，他们几人能听出来？不懂的给懂行的当“裁判”，这不是颠倒吗？如果说只是让学生从形式上评价，那不是搞娱乐看热闹吗？
在商战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上帝”被愚弄的情况，说高校，教学就那么简单吗？，你如此轻率地让学生去当“上帝”，能不出差错吗？“文革”时期学生斗老师，斗归斗，学生毕竟承认老师在知识上是自己的“反动学术权威”，你现在让学生给老师当“裁判员”，好像一群孩子真的能决定老师的饭碗，好像学生在教学上真的有多大权力，你这是抬举他们吗？他们这权力究竟来自何处？学生自治是国外大学的做法，学生或校友代表还能参加学校理事会，对校长去留都是有投票权的；中国大学 “文革”时“大民主”是斗老师、批“师道尊严”，现在“发扬民主”就是给教师当“裁判”？这倒是民主“排气阀”作用的妙用！（有人借此等随意性很强的“证据”甚至能收到借力打力的可能）弄得教师上不敢得罪领导，下不敢招惹学生，表面上受的是上下夹攻，实际上作用力只来自一处。
回想起来我们的教书经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我们都自己有了疑惑，比如说，我们曾经认为：学生应当对教学有发言权，他们并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但我们认为：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应着重于劳动态度方面，如老师是否迟到、早退、旷课、体罚侮辱学生、态度恶劣、有问不答等等。学生与老师在一起，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再清楚不过。劳动态度是衡量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教师本事再大，不爱岗敬业，教学效果也不会太理想！[1]但实际运行起来往往复杂，有的教师迟到、早退、旷课，学生居然给了很高的分数，向学生打听，有个学生说：“一学期下来，有那么多老师上课，谁搞得清谁是谁，拿别的同学打分的表格一抄就交了。”另一位同学说：“xx讲的还可以，早下课我们还早吃饭呢！xx不来上课，我们也落得个轻松自在”。
我们曾经认为：学生对老师劳动技能的评价应是粗线条的。对教师的劳动技能与劳动贡献，学生不宜当裁判，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同行专家，学生可以评价老师行还是不行，但不宜用他们的结论判定老师教学质量的好坏。老师讲明白、学生听明白是教学的基本要求（视课程和受教育者不同而不同），讲课就是要让人听懂，讲了半天学生不知所云，别说教学效果，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教学任务就没有完成。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但无论何种层次的教学活动，都要教懂学会，能够讲明白教师当然要做得到，能否听明白学生当然会感受到。学生评价老师宜粗不宜细、愈细愈荒谬。给学生分发的评价表，学生可以谈感受，划分老师讲的课是“能够听清楚”，还是“不能够听清楚”2种。教师能讲清、学生能听清就算可以；连续几个学期多数学生都认定某位老师“讲不清”，就应该“帮教”了。[1]可是与教数学的老师谈起，他说学生理解力差，听不懂的学生有的是，无论你怎么费劲讲，有的学生他就是弄不明白。按他们考的真实成绩，没几个及格的！可见，对讲清楚听明白也应因科目以及学生水平不同而不同。
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要相信学生而不是迷信学生，要尊重学生表达的意愿而不是简单地让这些年少知识也不丰情绪容易波动的孩子们给老师当裁判，把事弄颠倒，以致有的学校老师上课竟然对学生说：“你们给我打分打的高一点，将来考试我让你们分数考的高一点”。弄得斯文扫地。[1]都去讨好学生，谁还敢认真负责？现实生活中，有个系主任没给学生上课却有学生打的分、有个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照本宣科反而学生打分最高、甚至遇到有些学生还给老师打4分、打0分的事，让人嘘吁不已。有的高校中层领导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设计1种程序，最高分、最低分超限时通不过，让学生在计算机上给老师打分。我们认为这样做不过是把满分打成了高分、把零分打成了低分，并没有解决感情用事的问题。
如果搞成了要重用谁谁的分数就高，那就成了“玩魔术”。
四、“高指标”带来了简单化操作
（一）不要一味去数多少个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数量也许就没有质量，要防止一些人职称一旦评到手就一篇稿也不写昏庸度日的情况出现。但是，若以发表文章多少论英雄，那同样有失偏颇。这就如同在一个决定人们生死命运的军事会议上，不是看谁真懂行、谁有奇谋妙计、谁能提供新的确切消息，就赞同谁；而是看谁话多（滔滔不绝）、声高（高谈阔论且慷慨激昂）、好听（抑扬顿挫说到人的心坎上），谁就是英雄，这无异于拿众人的性命开玩笑！话多不一定真知，声高不一定有理。比高低不能简化为比级别比数量而不去比是否有理及理之真假深浅。被称为“中国紧凑型玉米之父”的李登海，当他选育的玉米种子已经创造出世界最高单产纪录的时候，竟然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他到某所著名的农业大学去看望同行，回来后感叹：“他们完了，不把功夫用在地里，光知道写论文。育出一个种子，竟能发出20多篇论文！”而这时李登海已经选育出了20多个种子。[3]其实他不深知中国有的高校的“国情”和“校情”，中国的学者不写论文很可能遭淘汰或无功效！而有的人因为写的稿多被学校一年奖给多少万比工资还多的多。质量并不等于单纯的数量。写比不写好，多比少好，这是在质量保证下才能成立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篇数字数去衡量。因此，外在评价，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按有的高校那样把成果以独著合著、排名先后、类型为基础分再乘以获奖及引用情况（这也是片面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内在评价，200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讲的很清楚：“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以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推荐和评选工作为例，它是按如下程序进行的。首先由上述三项奖的委员会征求候选人名单，该名单是由各方面的推荐人提供的。有提名权者包括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成员、瑞典科学院院士、卡罗林医学院教授、各学科以前的获奖者、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大学教授、各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世界的著名学者。这六个方面人士中的前四个方面人士具有永久的提名权，而后两个方面的人士只有一年一度的临时提名权。以后则是发出邀请书、回收、评审、决定、颁奖了。[4]古人说“文以载道”,据此我们可以说著文为求道、无道枉为文，文质如何，由懂道之人析文之有道无道及道之深浅，方为通则。
（二）不宜只看刊物级别
评价要就成果论成果，不要人为地论级别。不同的院校按不同的标准把报刊分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又按不同版本认可不同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想当然地认为文章发表在国家级报刊上就比发表在省级报刊上好、发表在省级报刊上就比发表在市级报刊上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比发表在非核心期刊上好。对报刊级别的认定又是众说纷纭、各取所需、随意多变。我们当然明白不同的报刊在影响力等方面有差别，但发稿刊物级别高并不等于你的那个成果质量就高，以发表文章级别高低判定文章水平类似于“衣帽论人”，难能真正反映著者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价值。同一篇稿，不愿花钱在自己学报上发，想少花点钱在省级机构所办刊物上发，多花点钱發在一些高级别刊物上，是不是同一篇稿就有3种不同的质量呢？或者2个人都有1篇质量差不多的稿件，不怎么愿意花钱的发在“级别”低的刊物上，愿意花钱的发在“级别”高的刊物上，那是不是2人水平就应由花钱多少和刊物的“级别”来考量呢？可不要忘了，有些刊物是按字数多少收取版面费的。一次与同事说：“假如你在国家级报纸上发了篇文章，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既没有理论性现实针对性，又没有可操作性，别说引用下载，就连读报也没几个人多看几眼，难道就比在咱专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强？”有的本科院校在核心期刊里再划出个级别，发在非规定的核心期刊上评职称时不算；有的专科院校某些人在非核心期刊里还要分个好坏。有位系主任在迎接考核总结部门工作时说：“我们部门今年有人发表在《xx界》、《xx纵横》这样重要的刊物上！”至于这2个刊物究竟为什么重要，发表在上的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没人说也没人想。
（三）引用下载获奖只是影响力的一个表面特征
启发性可以用被引用被采用等方面的情况来衡量，但也不应当绝对化。论引用，文件、领导、名人的话被引的多；为了名利，会出现同学同事朋友互相应用、循环应用、一人特定多次应用一人；论采用，有时我照你说的偷偷做了，但不说是用了你的方案而说我也是这么想就这么做，你怎么办？看来，一切以“蛙鸣”声响大小为准来说事有失偏颇。达尔文周游世界多年研究生命，写《物种起源》阐述进化论本是件大事，可发表他成果的学会总结一年工作时却说这一年没什么可说的，当事人也未曾料到其重要意义。影响世界的《共产党宣言》也未得上什么大奖。可见科学研究是个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事。可见，对作出一定贡献达到一定层次的学者不去强逼不去“归零”而是由其自由探讨才能避免短平快的浮躁症，才有利于他们潜心探索世界奥秘。研究真学问须下苦功夫，“文章数量+发稿刊物级别”那种“数蛋”式的评价，使得学者无法静心调查实验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都是文化人，都会坐在电脑前码字，都会 “运作”，都会倒贴稿费发表，至于有无真实的内容则无心深究，所谓的成果不过是逐利的“敲门砖”，这哪里是做学问？这年头人的功利心这么强，头脑稍灵活一点儿的都会用电脑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拼凑嫁接然后交差，“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可相沿成风这只会造成资源浪费和信息庞杂污染，在喧嚣声中淹没真知良知，造就不是为思考和解决个人功利外的实际问题而研究的“真的假学者”或“假的真学者”。
五、“高指标”源于行政化
有人说，下“高指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提出好多年了，上上下下恨不得高校马上打个翻身仗，好让中华龙腾飞于世界，可是你瞧瞧现状，在科技文化上这么多年连个诺贝尔奖也没能得上一次，这怎不使人揪心！
问题是，治病先诊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果说计划经济是“官工”“官商”“官农”，那么计划学术就是“官学”。高校行政化的祸害人人皆知，除了几个敢为天下先的人，谁实质性地去改革它了？而是相反，有人接二连三打出的“组合拳”都是冲着教师来“改革”的？这究竟为何？把有些国企和高校搞僵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集中的权力，不是普通公民，改革的年代不能只改革别人，更不能张三生病，李四吃药！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应当改革行政他偏去改革教师，别人搞终身教授我们有些人却要把教师弄成合同工甚至临时工，自己抱着“铁饭碗”不放却闹出一些高压力任务加在教师头上，完不成就说你不行、要下岗。“高指标”假如出于公心造就“学术繁荣”，就是长官意志；假如在有些人手里变成制人手段，就是私心作祟,一般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加上“灵活”制定解释运用的“政策”，是用“馊招儿”掌握人。表面上看是官学思维，深层隐含着高校权力架构的扭曲和扩张。一些教学科研方面的文件是学校某些行政处室按照学校领导意图制定出来的，甚至是一些不从事教学科研的外行人弄出来的，一般的教师根本就说不上话，即便制定政策者全都是出于公心，也有“长官结构”按照“长官程序”产生“长官意志”之嫌。
有的高校长官意志定出一般人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明显违背精神生产的规律，不大可能出精品，这对一些人本是心知肚明的，之所以还这样做，可能是想让自己像唐僧一样掌握了让孙猴子畏惧的“紧箍咒”，时不时念一下、变一下，完成了我脸上有光，完不成是你无能。
用“高指标”去压人，只注重量的扩张，不注重质的提高，收获的是泡沫。评价方法的不当说明正常激励的失效，没有什么好招儿了，只好下死命令强逼，那是在用军事和行政手段搞教研，也是计划经济习惯的遗留，迷信权力掌控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把事弄糟了也不肯放手。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解决问题先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究竟是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服务还是让生产力为上层建筑服务？如果说承认上层建筑应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那就应当学术为魂，以教学为中心，让行政围着教研转而不是相反。真正坚持生产力标准而不是上层建筑标准，就要贯彻执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党的十六大报告）
解决问题还要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套民主的内部治理结构（或内部管理体制）才真正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世界大学实行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成果丰硕，已成通例；有人说中国不能照搬外国的体制和模式，说不照搬永远是有道理的，但大学学术民主管理民主一般的原则精神我们得认可吧！假如没有自由探讨信息的顺畅流动怎能做到学术求真？不能用“国情”“国学”把这点“普适精神”也反掉吧！嘴上说说不照搬，却有人不管校内外环境的差别，乐于从外边弄回来各种具体的举措来尝试。说到底，大学也是舶来品，也是搬来的，只不过是我们按自己的意图加以重塑而已，过去的中国只有太学、国子监、书院以及各种师徒相传的习艺所。中国抗战期间，炮火连天的岁月西南联大有民主治校的味道，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竟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证明中国高校并没什么“特殊性”可以例外。“钱学森之问”问的是模式，国家教育规划已明确提出了“去行政化”的说法，可见中国已经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也要适应世界潮流，我们应当探索一条公办院校既搞党委制又有民主管理体制的路子。可有人不这样想，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所以要自搞一套，自视为“特色”，反对“普适”的精神，事实证明这一套不行，出于某种考虑，又不愿从根本上改变，或只改变方法不改变结构，还想借“丰硕成果”以证明自己这一套“正确”“优越”，从工具性做事角度出发，只好在功利心的驱使下硬向教师要“学术成果”，这其实是只要“赛先生”不要“德先生”、只要“赛先生”的成果不要“赛先生”的精神，应了人们一句话“河上有桥你不走，偏要下河摸石头”。高校领导改不动体制，也不在规定之内尽力开发民主祥和的教研空间，用权“搞事业”最简便容易，那就只好去将教师的军。可是，研究最忌浮夸，在功利心驱使下去“跨越式发展”和“赶超”，逼教师去用“手段”来完成“高指标”，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相悖，那是会走偏的。“高指标”的量化体系，变成了对教师的强逼，如果真的逼出了学术大飞跃也就罢了，我们看到的相反，它逼出了教师的高压力亚健康乃至英年早逝，逼出了高版面费，逼穷了一些教师（无重奖的院校），逼出了学术垃圾学术泡沫，逼出了一个论文产业，败坏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
在改革的过程中，奖励先进、鞭策落后的激励机制必须坚持，能上能下的原则必须遵循，但简单化片面化的做法有害无益。评价上的不当说明同行专家评价、市场与社会实践评价、讨论与争鸣辨析等基本规则还未受到应有的尊重，长官意志和随意性还时常发作。同行专家评价、学术争鸣等是学术评价的基本常识，想实行马上就可以做到，个别人之所以该做不做违背常理，不是难行，不是对科技发展有利，一是简单易行，二是容易操控拿住人我说谁行谁才行，三是权力自利。对学术问题的评价，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广泛领域，这不是开一个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就能搞惦的，领导人又要把牢评价权，于是就搞简单的量化。定数量、划级别、搞投票打分，手下的“有关部门”一统计结果就出来了，对教学科研只要不评内容，不需要多高文化的人就能干，多简单！报上去就是政绩，至于这些东西有多少“含金量”，是不是有意义，则疏于考虑。可是，不评内容只评外在的形式那是正常的评价吗？评内容由谁来评？懂行的人还是不懂行的人、道行深的人还是道行浅的人？朱清时还说教授治校呢！看看吧，这又不是财权人事权，本该是学者的学术评价权“官”都要绝对支配尚不放过，可以想到权力有多硬！外国人彼得.劳伦斯评价不当的量化评价是“管理人员正在窃取科学家的权力”[5]，中国人借助一句文革式语言叫“职员”实现了对“教员”彻底的“全面专政”。还有人退一步说什么教授治学，在现有格局下，教授能治学吗？教授和助教、讲师副教授一样是被量化评价的规矩所治的打工者。借助于编辑的眼力和刊物的级别篇数等来评定学术水平高低，说明了现代社会精神生产精深复杂、权力评价已无能为力而又不肯向学者放权的事实。有人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说高校不是有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并运行规则吗？里头不都是专家教授吗？其实明白人不用细说，这些机构究竟起多少作用暂且不论，你看看有多少高校类似的机构里都是校长院长主任的集合，它们不过是权力通吃的一种表现，这还不清楚吗？实行同行专家评价意味着学术权力增强，专家地位上升，行政权力弱化，有人不甘心。平等探讨是在讲理，不能讲地位高低和级别大小；行政化意味着我说你听的服从，那就得讲地位高低和级别大小，学术的平等原则与权力的服从原则是相矛盾的。行政化对官有利，学术化对官不利，在现有格局下，我宁肯搞简单量化的评价方法，也不搞实际上非行政化的真正合乎情理的学术评价方法，也就是说，不当的评价方式背后是行政化在作怪。官本位结构不变，“学术营地”定性不显，权力去“计划学术”，追求光鲜的“数字GDP”，学术高指标就像“分配生产任务”一样，强逼“车间操作的工人”（教师）无奈接受，变成折腾教师，希望出天才，希望成果大跃进，结果却未必乐观，因为理是平心静气悟出来的，是百家争鸣激发出来的，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粗制滥造拼凑出来的，系列的校长抄袭案频现说明高校内权力掌控者、政策制定者、资源极大拥有者在“高指标”面前也是不胜任的（尽管他们人脉广路子多、容易申请到课题、完成项目有人当帮手、因从事行政工作可以少定业务指标等）。
量化评价方法，不能说就没有一点合理性，但“高指标”式的量化评价体系从根本上它是荒谬的，权力硬要给真理探讨当裁判，这样去领导教学科研就如同在恶搞，对世人后人恐怕将会成为笑谈，一个中学生都可以看出它的不近人情不合事理，难道我们高智商的学官在制造这一套游戏规则是就真的看不出来？本在同校内，相煎何太急！只因权力要计划学术管住教师。有人说，怎么样评价老师那是学校的事，上头不便过问。实际上正是高校的行政化（官本位结构）才导致了此类现象，你再让高校自己去探索，在宏观大局制约和学校既有权力主导下，碍于各种条条框框（有些把学校运行的细节都法制化了），它也不会由“官本位”“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学本位”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永远是扬汤止沸，不出这问题，也生他问题。
教学和科研的“高指标”引发了教学和科研的“大跃进”，是真正的学术进步吗？不是！单纯求量“繁榮”的不是真正的学术而是学术泡沫。这一套自由伸缩的动作不论是学来的还是自创的，均属无益，应予抛弃。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对终身教授免考，对教师授课规定最低课时也要限定最高课时，变胡乱打分为重在资格准入；对科研则重在衡量质量，要防止投机取巧，不是奖励数量而是限制数量：1年内1篇即可，3篇内有奖，4篇以上白写。编教材习题集辅导材料或搞已发文章论文集不能算入科研，但编教材者创立了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并被数十所高校认可采用则可享受最高待遇；公开出版的著作不低于10万字，每万字算1篇公开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5到6年为期。
参考文献
[1]李和顺,李文顺,申贵河.高校教师上岗宜实行最低要求的办法[J].时代经贸,2009,2(中旬刊).
[2]刘建明.天理民心[M].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0(1版).
[3]王清.论文数量等同科研能力是无知还是虚妄[OL].新华报业网.2009-09-30. [4]李玉山.人类社会演化发展运动论[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1(1版).源于李期特《诺贝尔奖金的创始人——诺贝尔传》改革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348-366页。
[5][美]林塞.沃特斯.王小莹翻译.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败[M].商务印书馆,2011,4(1).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教育现代化内涵及主要特征研究”（课题号：0010079）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李文顺（1963—），男，河北武安人，法学硕士，教授，研究方向：高校治理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