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林、赵晓光所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高岗传》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高岗的传记，其出版发行自然备受学界瞩目。作者在多年来有关高岗的史料收集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辛勤地搜讨网罗，为传主写出54万字的传记实属不易。但巨璧之瑕，在所难免。例如书中关于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时间的记载就存在着差错。
　　《高岗传》第十五章《1953年财经会议》及书后附录的《高岗年谱》中均写到：1953年8月初高岗赴苏联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并在8月11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决定》。①此处关于高岗是在1953年8月初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说法显然是作者从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的这篇文献——《关于阅处高岗起草的致苏联政府文件的批语（1953年9月27日）》及其注释中自行解读获取的。毛泽东的这则批语内容如下：
　　周总理：
　　此件是高岗同志根据他于今年去苏时和苏联当局的谈话起草的一个致苏联政府的文件，请你加以审查，以说帖方式，于你休假以前，交与库大使，请他转致苏联政府。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该批语文后的注释（2）指出：“此件”系指“高岗起草的致苏联政府的文件。主要内容是对1952年8月11日签订的《苏联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所规定的设计和设备交付期限，提出我方意见，请苏联政府予以考虑，以便我国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相当地增加轧钢能力”。②
　　由上述毛泽东的批语和文后注释可知：《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高岗传》中将“议定书”写作“决定”）是1952年8月11日签订而非1953年8月11日高岗在苏联代表中国政府签订；高岗1953年赴苏时只是就该《议定书》所规定的“设计和设备交付期限”与苏方又作商谈，提出了中方的最新意见，并在回国后起草了一个正式的致苏联政府的文件，毛泽东在审阅该文件时写下了给周恩来的前引批语。
　　由此可见，戴茂林、赵晓光所著《高岗传》中认定高岗是在1953年8月初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依据就是高岗曾于1953年8月11日在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这一事实，而这个“依据”如前所析显然是由于作者对相关文献的误读造成的。因此，《高岗传》将高岗1953年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时间认定为8月初实乃一大错误。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其一、1953年8月11日高岗是在北京。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后返回北京，首都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高岗与林伯渠、邓小平、郭沫若等一道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彭德怀。①而这之前，8月1日高岗曾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纪念会，② 7日出席全国财经会议并在会上发言，③ 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④由此可见，1953年8月高岗是在北京。因此，《高岗传》第十五章《1953年财经会议》中接着写到的——“也许纯属工作需要”，高岗没有听到8月11日周恩来在财经会议上作的结论和12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也属错误推论，因为作为此次全国财经会议三位主持人之一的高岗若是在北京的情况下肯定会出席8月11日和12日的会议。其二、贝利亚突遭逮捕是在1953年6月26日，7月10日苏联媒体已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因此中共中央急派高岗赴苏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时间绝不会迟至8月初。事实上，诸多史料均已表明，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时间应当是在6月底。
　　（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